清嘉庆初年，有贼在夜色的掩护下潜入了已故山东博山县令武亿的家中。年前过世的武亿不仅当过县令，更是著名的金石学家，而这个贼竟是他的侄子。多年前，他就惦记上武亿珍藏的一个箱子，他判断里面一定藏着特别值钱的宝物。熟门熟路的他轻易得手了，然而箱子特别重，慌急中将箱子扛出武亿家一阵狂奔，累得实在走不动了才来到一条河边。打开层层包裹物一看，居然是一块石头！这不是白忙活了吗？大失所望的他一气之下将石头抛入河中后无奈而归。

    武亿，字虚谷，“生长九尺，腰腹甚伟”，收藏汉碑的黄小松，“尝得汉石画像似之，因拓寄焉”，但当年也为扛这块石头吃过苦头，其实那是块晋关中侯刘韬的墓志。晋朝禁止立碑，存世的墓志也极其罕见，当年他一得到同县农家挖井挖出墓志的消息，就赶去将它买下。他的朋友江藩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中说，挖出墓志的所在地是“偃师杏园庄，离武亿家四十余里，墓志长二尺有余，重几百斤。”这显然是夸大之词，墓志的拓片今天仍能看到，长二尺、宽一尺的石头也不至于重到几百斤。出土地是否杏园庄也有不同说法，所以况周颐在《眉庐丛话》的“石重数十斤，行二十余里”这说法比较可信。但即使武亿身材高大，孔武有力，也架不住路远，扛一块数十斤的石头走这么多路，回到家也差不多累得趴下了。

    清朝的思想受控制，学者们遁入金石考据一途。但这也有弥补选择性记录历史细节不足的学术魅力。武亿也不例外，以致于他游历所至，如嵩山、泰山等处遇有石刻，必定要扪苔剔藓尽心摸拓，遇到无法取得拓本的，也一定会抄录下来。如今得到如此珍贵的墓志，自然倍加珍惜。又因为当时的风气，前来求观和摸拓的人也不少，于是他悄悄依样仿制了一块赝品，把真品严实地包裹后藏进柜子。

   武亿考中进士后当了博山县令，“尝至济南谒大府，大府无心诘之曰，闻君兄弟行居二，虚谷疑以，<水浒传>中事谑之，拂衣而起曰：知县巳无兄，欲径出，大府亟婉言谢之。”当官之道就看如何面对上级和下层百姓了。如果不是尸位素餐，欺上瞒下两头通吃的有之，搜刮下层讨好上司以图更大好之。武亿学术上的成就，足以证明其存在价值，无须土豪般炫耀，也无须奸商般贪得无厌。行贿是建立在多数人受损基础上的双赢，在他这里是行不通的。博山产制土玻璃的白土，民间烧制一些玻璃钗珥瓶盎灯球之类小工艺品出售。按照他朋友江藩的说法，当时烧制大概还须调入糯米汁。乾隆中叶有山东巡抚取以上贡，结果在武亿的努力下，和其他一些弊政都被取消了。治标容易，治本的教化就不是谁都能做的事了，他必须具有坚实的学理，不计个人得失真诚为民的风范。武亿做到了，他甚至使全县僧尼在听他劝喻后，“虽不解其说然感其诚，皆蓄发还俗！”这固然是因为当时佛学衰微有关，但更重要是他的真诚赢得了人们信任。

     “虚谷欲学不动心法，因时诣菜市口观杀人。冬月大决亦必早诣焉，观者数百人，亦有蹙额陨涕者，虚谷独色不变。”终于，他遇到更严峻的考验。明朝的东西厂、锦衣卫特务机专司侦探、缉捕和刑讯的番役，清朝继续沿用。之前发生的寿张王伦之乱被扑灭后本已无事，但想捞钱就得生事，政权靠武力，文化靠思想，赚大钱就得有机会。有人告王伦未死，于是权贵和珅派手下番役曹君锡、杜城德去山东“缉捕”。二人乘机招纳了十余个无赖帮手在民间凌虐咨肆起来，横行十一个州县，所到之处官府也不敢得罪他们。最后他们到了博山，三天后，武亿竟然主动率领衙役到旅馆收捕他们！杜成德等仗势持械拒捕，武亿亲自动手把他们绑到县衙。杜成德仍然不服，武亿将他们杖打了一顿才质问，差牌上不是明写番役二名，这11人是怎么来的？而且牌文明言所到地方要到有关部门报到协办，你们到了三日而不来谒见，就是不奉法。

     此事不免闹大了，上司山东巡抚吉庆也很紧张，府佐刘大经也在吉庆面前说坏话，吉庆只得上报弹劾武亿。和珅马上看出其中的微妙，因为根据当时规定，番役只能在京师活动，是不得到地方上去的。而所谓规定往往是没事时大家视而不见，有了事就不好说了。于是和珅要求吉庆不提番役的事，重写文书而罢免了武亿。

     武亿从此无意为官，去讲学和研究学问了。他死后，家人在他身上找到一颗“打番役汉”的印章，不畏权势为民除害，敢于打番役是他一生的骄傲。

                                         原载香港《文汇报》2016年6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