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最辉煌的时期无过于“康乾盛世”。但康熙以程朱理学禁锢思想，更没有唐太宗那样开放的胸怀，也为清朝的最终衰亡埋下了祸根。因此，他仍然属于苏格拉底说的那种，“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在别的他们并不聪明的事情上也是自以为是最聪明的人。”人总难免有错，理学家又往往说一套做一套，于是，熊赐履因为“票拟错误”，为了推卸责任把责任推给别人，品德自然恶劣；李光地母亲死后，更是“贪位而忘亲”，其他如汤斌、张伯行、魏象枢等人，不是挟仇怀恨，就是或倾危欺君，或“务虚名而事干渎”，对这些假理学名臣，康熙无情地揭露其丑行，但并未严厉追究，他的目的在于降服和利用。

      然而，李光地在《榕村语录》说：“皇上近来大信朱子”的时候，康熙十八（1679）年十月十六日，侍读学士崔蔚林呈上讲章《大学格物诚意辨 》，却对朱熹提出了不同意见！于是展开了一场辩论。王懋竑的《白田堂存稿》说康熙问崔蔚林：“朱子之格物，王阳明之格物，二者孰是？”回答是：“朱子不是，王阳明亦不是。”康熙作色道：“然则汝说转是耶？”《康熙起居注》记载是，崔蔚林的回答说二人“原与臣意不和。”然后康熙问：“朱子所解《四书》如何？”回答是：“大概皆是，不合者唯有数段。”但不管怎么说，这场辩论，崔蔚林勇敢地提出了不同看法，而且康熙也没佔上风，不然就不会“上颔之”，最后说：“性理深微，俟再细看”了。十天后，康熙开始不容答辩地反击崔蔚林，说他“所言太易”，“所见与守仁亦相近”。康熙要用程朱理学维护其政权的正统合法性，自然容不得王守仁阳明学的知行合一，心外无物的致良知，满人有满人的良知，汉人有汉人的良知，三藩之乱这时不是还没有结束吗？康熙也绝没有天下一家，兼收并蓄的胸怀。而儒学经过程朱的改造，进一步对皇权统治作了合理性的理论总结，更适于统治的需要。所以康熙说：“孔孟之后有稗斯文者。”朱熹之功最为弘巨，因此下令将其从孔庙东庑“先贤”升到大成殿“十哲”之列。康熙九年（1670年），还下令给二程嫡裔程宗昌、程延祀恢复荫袭明末中断的五经博士之职。

     南宋后期以来，特别是明末统治力的衰微，思想控制也已有弱化，加之西方传教士带来的新思想，使思想界异常活跃，士人多“犯滥于百家”，而“康乾盛世”虽然统一了天下，经济也在战乱后得到恢复，但“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落后文化统治先进文化也最容易走极端路线。康熙一面说：“朕于蒙古、满洲、汉军、汉人视同一体”，一面又告诫身边满臣：“汉人好寻仇雠。或本人不得报复，其门生故旧展转相报，历数十年而不已。昔年山东、直隶、江南人俱以报复为事，朕尤记忆。”还说：“我满洲姓人，应遵满洲之道。以己之迂效法汉人，复为汉人所笑骂，自食其果。”而统治者的心胸的狭隘，阻断了社会发展的自然进程。因此，崔蔚林能够坚持自己的不同理解，是难能可贵的。

    随着思想控制的加强，不仅一度废止的八股文考试也恢复了，崔蔚林也开始受到报复。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大学士李爵说崔蔚林“为人老成。”康熙回答：“朕观其为人不甚优，伊以道学自居，然所谓道学未必是实，闻其居乡又不甚好。”二年后，又说：“但观其节慨及所作文章，亦属平常，无大胜人处。”以至于“本无知识，文义荒谬，岸然自负为儒者，究其意解不出庸夫之见，真可鄙也 。”接着又说：“崔蔚林乃直隶极恶之人，在地方好生事端，干预词讼，近闻以草场土地，纵其家人肆行控告。又动辄以道学自居，焉有道学之人而妄行兴讼者乎？此皆虚名耳。又诋先贤所释经传为差言伪，自撰讲章，甚属谬戾，彼之引疾，乃是託词。此等人不行惩治，则汉官孰知畏惧？”在指责崔蔚林的不实之词的背后，透露的，仍然完全是他的文化不自信。

                                        原载香港《文汇报》2016年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