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门杂咏》中有竹枝词道：“新开厂甸值新春，玩好图书百货陈。裘马翩翩贵公子，往来都是读书人。”新年里到了北京，禁不住去琉璃厂逛了逛。只不过现在各地书店里书都很多，下载网络图书也方便，自己又不是「裘马翩翩贵公子」，宋版旧刻与古董珍玩，对我来说是毫无裨益的无聊之物，要看，远不如去博物馆。之所以想到要来这里，倒有几分宗教信徒般爱朝圣的意味。

　琉璃厂得名，是因为元代定都北京，开始在这里设窑烧制皇宫用的琉璃瓦，清人的《宸垣识略》记载：清初仍然在此“设满汉监督董其事，烧造五色琉璃瓦。”而书肆的集中则始于明朝，《天咫偶闻》记载，那时一直延续下来的，仍然有“二酉堂”等老店。乾隆时窑上取土，发现了辽陇西公李内贞墓，从他的墓志上知道，这里原来为燕下乡海王村。故旧时有些人将这里雅称之为“海王”。

  　清初顺治年间，在京城实行“满汉分城居住”。而琉璃厂处在外城的西部，附近正是当时多数汉族官员居住的地方，后来全国各地的会馆也都建在附近，官员、赶考的举子也常聚集于此逛书市，终于形成了这个著名的“京都雅游之所”；乾隆三十八年，《四库全书》开馆修纂，当时参与编纂的人员也多居住在这一带。为了考证典故、详列书目，他们常常往返琉璃厂访书购书，切磋学问，进一步次让学人士子对琉璃厂心驰神往，趋之若鹜，促成了琉璃厂空前的繁荣。与此同时，古玩店也空前兴隆起来，最著名的当然是前身为“松竹斋”，光绪年间取“以文会友，荣名为宝”之意，而更了名的“荣宝斋”。文人墨客常相聚于此，清末民初时，于右任、张大千、吴昌硕、齐白石等人，都是这里的常客。

　“势家歇马评珍玩，冷客摊前向故书”，收藏者另当别论，读书人与达官贵人来琉璃厂的目的自然不同，官员聚会，常常可以被认为是结党营私，喝酒赋诗，弄得不好会有文字狱的麻烦，关心时事，则更危险。于是他们找到了这种高雅而安全的消遣，因为他与现实关系不大，又可以显示自己有钱、有闲。就是到了穷愁潦倒的时候，把古玩送到店里，声称玩腻了，换点钱周转一下，也不失体面。

　  不过有些古董店却终日是静悄悄的，但正所谓“半年不开张，开张吃半年。”完全用不着为他们担心。民国时的赵汝珍的《古玩指南》揭示了明清时，这些古玩店的奥妙，那就是他们与官场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分析说：“如果年俸不及百两之官吏，十年之后拥有千两以上之房产地业，明晃晃摆在街上，非为御史所必参，亦为社会之所不容。而古玩无定价，千元之物可以以一元得之。”明明巨款贿赂，通过古玩的形式，就可以做到不留痕迹；而且官员一旦到别处任职，房产地业也远不如古玩那样便于携带、管理，于是古玩就成了官场上的代用货币。与之相反，拿不值一元的破烂送到古玩店，要价万元，也没有留下犯法的把柄，双方装不懂就行了。权、钱、文化三者缠斗，古玩商则在应酬中摸透了双方的要价，所以发展到“完全由古玩商代办，其价值之多少，物品之如何本人概不知晓，不过年终开一笔总账付款而已。全国重要官吏，无不以购买古玩，接纳古玩商为晋身保禄之阶。”于是，在这里演绎出了权钱交易的疯狂。

　  要走门路就都想到了古玩店，科举考试、谋官职都可以代理。赵汝珍揭秘说：“古玩商代办一切，需费均由古玩商垫付，只于将来得缺后，由古玩商派一账房本息照收，否者即得缺亦无力到任。”同时，古玩铺又有了银行的功用，外地进京的官员，干脆将钱财都存在了古玩商铺里拿利息，这比频繁进出钱庄隐蔽多了。而古玩铺有巧妙地夹杂于书肆之中，又多了一层掩人耳目的掩护，于是琉璃厂就愈变得繁荣起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古玩商的信誉就成了至关重要的因素，他们的办法是，在相互间的透明的前提下合作经营，一旦有信用不佳的记录，就无法在此立足。所以他们绝不欺骗，也不假充内行，靠的是过硬的本领。哪家店有什么东西，卖了多少钱都心中有数，也可以互为代理，加价也不会超出规定，买家可以放心地按价付账。

  　这种经营模式，大概是在民国时，才开始式微，而各地在京设立驻京办公处，使它受到了最彻底的打击。从有关资料中可以知道：甘肃督军驻京办公处设于1922年，由曾任督署总参议的董士恩任处长，另设代表三人；张作霖的驻京办公处处长是刘恩鸿等等。原来古玩商的很多功能，直接转移到了地方长官的亲信们手里。

　   如今的琉璃厂仍然保存了许多著名老店，如槐荫山房、古艺斋、瑞成斋等等，中国书店则是中国最大的古旧书店，在这里泡上半天，不觉又买了三、五部书。

                                         原载香港《文汇报》2012年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