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锦成客栈的小车，把住客带进了平遥古城，风化得已经坑坑洼洼的砖墙就不时在眼前掠过。那高约十二米的城墙看上去并不觉得很高，长达六千四百米长的城墙上，有垛口三千和小敌楼七十二座，据说分别象征了孔子的弟子和贤人之数。经历了历史的变迁，这座看上去有点灰头土脑的扩建与明朝的古城，似乎仍然保存完好。

      仍然是条凳、大炕的云锦成客栈，是目前平遥最好的客店，出了门左拐不远处，就是最著名的日升昌票号。“典肆，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明人谢肇淛《五杂俎》说：“新安奢而山右俭也。”晋商的兴起与山西人的节俭传统是分不开的，他们在经商积累财富中得到的好处，让百姓们形成了“有儿开商店，强过做知县”的经商风气。《明史》载，洪武九年，平遥主簿成乐任满考核为“能协办商税”，朱元璋却说：“税有定额，若以协办为能，是剥削下民，失吏职也，州考非是。”这想必会给平遥官府留下深刻映像。

    东张西望地看了几处票号和镖局，登上古城的制高点市楼望去，是一片片瓦屋顶的排列。平遥的朋友告诉我：从前平遥票号都是“用乡不用亲”的，各地分号的伙计都是平遥人，票号的规矩很严格，他们在外地工作却是不许娶外地老婆的，必须娶平遥的女子，而且不能带家眷，也不许吃花酒，他们挣了钱就只能在家乡建房子，把家安在这里。这是一个地域性的约束，大家都住在一个地方，就让大家不得不注意自己的行为了，一旦违背了诚信的原则犯了事，就很难再在这个圈子生存了，这也保证了晋商不重约据，“万两银子一句话”的风格。票号里还有“三爷不进”的原则，就是舅爷、姑爷、少爷不得进票号，这种“不用亲”的办法，多少解决了最普遍最难消除的走后门问题，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集体利益的公正性。

　  “晋商票号颇多，亦善经营。”民国时的铢庵在《晋商票庄》中说：“其执事种种固执不通之处不胜枚举，每因是而为世所诟病，然其所以能历百年而不败者，亦未始非固执不通四字之效也。”票号的学徒去外地分号干活，最初要十年才能回家，所以家里已娶的妻子，“少年夫妇，多有不相识者。嗣后虽较初次减少，然犹以五年为度，且归家者不得直抵其家，比依例先至号东之家，开其衣包，令号东检视后听命而归。”票号生活既有点像军营，又有点像出家的僧人，却也通过他们的共同致富，全员分红的公开公正、“不懈怠号事”，保证了被称作“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的票号繁荣。

     夕阳西下的时候，信步来到了蔚泰厚，晋商的商名都是三个字，有的在三字后面加个“记”字，晋商建筑也把砖瓦结构发展到了极致。自从道光三年，雷履泰创办了第一家票号日升昌获利以后，蔚泰厚布庄的执事毛风翙立即跟进，与雷履泰一起成了票号的领头羊。他们利用白莲教、太平天国、八国联军的动乱，用借贷、汇兑的方法发了财。朋友说：其实在他们既有诚信的一面，又有官商勾结的一面，否则哪有经手政府数额巨大的财政汇兑的机会？哪有官款给他们无息周转？所谓的“双赢”损害的必定是更多人的利益。看来朋友是有点偏激的，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凡是教都有点邪；凡是官都有点贪；凡是商都有点奸。”

     不过，商魂在于机会，随着印局、帐局的产生，明清典当业逐步蜕变为下层服务的金融机构。而从事远距离贸易，异地款项汇兑的晋商票号衰败，却也正是随着大清国运的没落而没落的，西方有限责任的大规模组织进来了，企业纷纷倒闭，规模不足的票号难以规避风险，也难以与银行竞争。现代银行进入中国的时候，慈禧太后提出了要晋商成立国家银行“大清户部银行”，以蔚泰厚大掌柜毛鸿翰为首的决策者们，遇到了一个“小国大王”，认不清新形势的顽固症结，不愿意接受李宏龄等人变身联合重组的建议。终于辛亥革命了，清政府存在票号里的钱要取出用于镇压，失血的票号23家倒了19家，在清政府倒台后，1914年又以日升昌的倒闭为标志，结束了晋商百年的兴盛。

                                         原载香港《文汇报》2009年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