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曾坐飞机去广西，写了首《飞行小赞》：“看尽柳州山，看遍桂林山水，天上不须半日，地上五千里。古人辛苦学神仙，要守百千日戒；看我不修不炼，也凌云无碍。”陶行知对学生说，这种诗是“害了贫血症的文艺。”它脱离了现实，应该“把一些活的血输进去。”他还仿照原诗写了《另一种看法》：“流尽工农汗，还流泪不息；天上不须半日，地上千万滴。辛辛苦苦造飞机，无法上天嬉；让你看山看水，这事太稀奇。”他还接受了学生的建议，将最后一句改为“还是吹牛皮。陶行知到美国宣传抗日，集会上讲到上海一名叫胡阿毛的司机被强迫为日军运军火，他毅然将装满军火和押送日军士兵的卡车开进了黄浦江。说到这里，他又针对驻美大使胡适调侃道：“恭喜胡家出好汉，不是胡适是阿毛。”1937年他又看到胡适《秋柳》诗，“但见萧萧万叶摧，尚余垂柳拂人来。西风莫笑长条弱，待向西风舞一回。”又为秋柳抱不平，说：“这是先生自写照，诬我献舞亦奇哉，君不见我鞭但一指，任尔东风西风都滚开。”胡、陶两人是安徽老乡，又同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友，都受到过该校哲学家约翰·杜威的熏陶，但因为生活环境和经历的不同，产生过一些隔膜和歧见是难免的。陶行知在美国读书，转入哥伦比亚大学之前，和孙中山之子孙科同住一个宿舍，后来他还说过这样的话：胡适，靠外国人吃饭；孙科，靠老子吃饭。但这些都不足以说明胡陶两人的水火不相容，他们在很多问题上还是相互支持的，私交也不错。1930年胡适离开上海北上前夕，陶知行在上海租界一家徽菜馆为胡适饯行，徐志摩夫妇作陪，吃的是徽菜“一品锅”，临别，两人还以：“这样的世界，知己朋友应该以同怀视之！”相互共勉，并决心“一定要为继往开来，震古铄今的经典文化教育不付诸阙如而努力。”

     陶行知原名陶文俊，出于对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的推崇，更名为陶知行；胡适原名胡嗣穈，学名洪騂，因为对达尔文适者生存理论的推崇而改为胡适之。由于胡适发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批评国民党为“反动派”，遭到了国民党文人的群起而攻之，安徽老乡杭州西湖汪庄别业的主人汪惕予设宴为胡适排遣，请了蔡元培、蒋梦麟、陶行知、徐志摩、梁实秋、叶公超等陪同。席间又议及困扰过很多人的“行与知”关系。这本来就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农民和地主究竟谁养活了谁的问题。如果一定要说行是知之始，那么，婴儿一生出来就知道要吃奶了，行和实践之前也非盲目，已经经过了知的检验，所以不同知的人，就会选择不同的行，对其后果也没有“唯物”与“唯心”的评判。不过当时大家还是站在了“行是知之始”一边，胡适对陶行知说：你的思想观念也早已叛逆了阳明之说，你“知行”这个名字是否可以掉过头来，称呼“行知”了呢？而他自己提倡写白话文，与之乎者也似乎也有些尴尬，于是胡适之改成了胡适，陶知行又改成了陶行知。

     1937年胡适和陶行知在美国相见，陶行知10月给胡适的信中说：“这次在华盛顿相见，很为高兴，只因时间不足，不能畅谈，最是遗憾。”可见胡适和陶行知都在同心努力为国出力。据黄艾仁教授对胡适与陶行知交往情况分析，胡适和陶行知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一直能配合默契，有深厚交谊，都有一番教育救国的雄心壮志，并一起倡导“工读互助团”，一起草拟合译《中华教育改进社简章》，一起筹办“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一起进行“平民学校实地试验”。胡适起草《我们的政治主张》宣言，想邀几个“好人”加入，陶行知也首先赞成，他也明确肯定胡适“整理国故”的观点。在教育问题上，两人着眼点不同，胡适专注要在中国创办一流大学，重点在于提高；陶行知则主张从当时中国社会现实出发，推行乡村普及教育。但他们终极关注的目标，都是为国富民强振兴中国，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原载香港《文汇报》2016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