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藤野先生》中写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这是明的移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从日暮里到鲁迅求学过的新宿弘文书院旧址也没有几站路，下了车，很快就找到了位于新宿区西五轩町二十号的旧址。在这所1902年嘉纳治五郎为清国留学生而创立了这所学校里，鲁迅是第一期毕业生。毕业典礼上嘉纳治五郎分析了中国国民性，认为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与“国民”脱节的“奴隶根性”一说，对鲁迅的影响不可忽视。接着又去了神田一带，陈独秀第四次到日本，就住神田区猿乐町二丁目番地的清寿馆，他曾和章士钊、苏曼殊住于一室。鲁迅在文中还提到“门房裡有几本书卖，有时还值得去一转。”的中国留学生会馆，也在神田区骏河一铃木钉18番地。而本乡西片町十番地吕字七号则是鲁迅兄弟与同乡许寿裳等五人合租的“伍舍”旧址，那是一座附有小庭园的体面屋舍。据说：该屋原系文豪夏目漱石一度租住过的地方。这就是鲁迅、周作人兄弟身后唯一在东京存留下来的遗址了。它夹在新的楼舍之间，且在另一幢屋子之后，所以不易寻找。在这一带徘徊，很容易回想起近代中国人通过日本，开始把目光投向世界时的情形，“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等等众生相也似乎呼之欲出。弘文书院旧址也是要看看的，其创始人嘉纳治五郎，在鲁迅他们的毕业典礼上对中国人国民性的发言：“看不到奴隶根性的改善，置国家为最优先的地位，在爱国教育的美名下，掩盖政权的负资产，教育国民盲从，没有公理教育......”

     日中友好会馆的“后乐寮”，与中国留学生会馆不同，它的前身是建于1937年的旧“满洲国”日本留学生寮，门前一对由日本人雕製的日本石狮子“狛犬”石座上隐约有几个字，拿纸拓下来一看，却是：“昭和十三年四月竣工，满洲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寄赠”几个字。直到1953年作为“满洲国”在此设立的善邻学生会馆，作为留日学生辅导协会的残余材产继续运营，直到1984年，善邻学生会馆建筑被拆除，建起了现在的日中友好会馆，由中日双方共同经营管理。带领我们参观的蒋老师说，日本人特地选择卖豆腐的张景惠做“满洲国”总理，以便利用他的无知和听话控制满洲。卖豆腐不过是他小时候跟着父亲做的营生，长大了他先是投靠了张作霖，曾任奉军副司令、军政部总长等职。“满洲国”首任总理郑孝婿被日本人免职后由张景惠接任，他一干就是十多年，可谓“满洲国”政坛的不倒翁了。本庄繁和土肥原在致日本天皇的电报中说他：“在满洲有一定声望，但毫无学问，又无大志远谋，手下尽阿谀之辈，全无人材之所言。臣等为我帝国一贯政策速达目的计，必使此等人物为图利用可也。”他的唯一资本就是听话。

    紧贴著后乐寮的，是明遗臣朱舜水参与建造的小石川后乐园。抗清复明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朱舜水，被水户的德川光圀从长崎聘来为国师，日本学者、达贵如山鹿素行等人也纷纷登门求教，或执弟子礼，或听其讲学。梁启超曾经评价说：“舜水以极光明俊伟的人格，极平实渊博的学问，极诚挚和蔼的感情，给日本全国人以莫大感化。德川二百年，日本整个变成儒教的国民，最大的功劳实在舜水，后来德川光圀编撰《大日本史》、专标‘尊王一统’之义。五十年前，大政奉还，废藩置县，成明治维新大业，光圀这部书功劳最多，而光圀之学受自舜水。所以舜水不特是德川朝的恩人，也对日本维新致强有很大的影响。”梁启超还说：“中国儒学化为日本社会道德基础，也可以说由舜水造其端。”以《大日本史》为中心发展起来的水户学，深受朱舜水的影响。不仅如此，梁启超在《中国近代三百年学术史》中还说：当年中国留学生读到他的著作时，“震惊有如触电，激起了对舜水的崇仰，在思想上对辛亥革命的促成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走进后乐园的德仁堂，可以看到德川光圀崇仰的伯夷叔齐像，而円月桥、西湖堤，则完全出自朱舜水的设计，也表现了他难以忘怀故国的情思。直到他为自己做棺材的时候，还不忘有朝一日清虏败亡，能够归葬故国。日本一向把来日本的移民称为“归化人”，但朱舜水不接受，他称日本必谓“贵国”，在《上长崎奉行书》中，他还强调：自古君灭国亡以后，大臣出奔他国，“太上郊迎，宾之师之，其次廪饩臣之。”如果不能为宾为师，他宁愿另去别处，“当不烦阁下之廪饩也。”正如孟子所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这大概也是东京大学农学院内，他曾经居住过的地方，至今立有“朱舜水先生终焉之地”的石碑，来纪念他的原因之一吧。

                                        原载香港《文汇报》2013年8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