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上海的国泰电影院，看到它的英文名为Cathey。有人告诉我：那是受了俄罗斯等一些国家，把中国叫做“其塔伊”的影响。那是因为他们最先接触的是中国北方的契丹人，所以从“契丹”而来。中亚、西亚和东欧许多国家，都以“契丹”（Kitan or Khitan）的音译来称中国。例如俄语和乌克兰语称中国为Китай，乌兹别克语称中国为Xitoy，挪威语、丹麦语和瑞典语均称中国为Kina，而中世纪的英文称中国为Cathay，这些字与《马可波罗游记》中的Catai“契丹”不无关系。北方为Catai（契丹），南方则为Mangi（或Manzi，蛮子）。

而契丹人建立大辽帝国（Kitan）以及西辽帝国（Kara Khitay），分别与偏安于南方的北宋、南宋对峙。契丹后裔耶律大石率众西迁，建立西辽，定都于虎思斡鲁朵（今吉尔吉斯的托克马克），契丹人甚至曾西渡到多瑙河一带，影响所及，中世纪的欧洲就以契丹之名来称呼中国。

   AURORA这个古希腊语中的黎明女神之名，也常被用来称呼中国，并且把它译成“震旦”，那是因为中国代表了东方。震旦就是支那，两者都来自佛经翻译。虽然《翻译名义集》说“东方属震，是日出之方，故云震旦。”而《楼炭经》说：“礩河以东，名为震旦。以日初出，耀于东隅，故得名也。”但它只是梵名Ci^na–stha^na的音译而已，也译作真旦、真丹、振旦、至那等等。其中“斯坦（stha^na）”，则意译为住处、城邦等。《大唐西域记》就有一段记载：“王曰：‘大唐国在何方？经途所宣，去斯远近？’对曰：‘当此东北数万余里，印度所谓摩诃至那国是也。’”

     专家指出：Ci^na之名在《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等印度古籍就出现了。《释迦方志》引用了后汉献帝建安十年，入竺之秦州刺史成光子的话：“成光子云：‘中天竺国东至振旦国五万八千里。’”那么振旦最迟在东汉以前就已经广为印度人熟悉了。实际上更早，从三星堆文物来看，至少在殷商时代，中西就有相当规模的交往了。母系氏族的东方女神AURORA和西王母，也许并不纯粹属于神话。

    “支那”和葡萄牙语、荷兰语、德语、英语中的China以及法语中的Chine等皆起源于梵语Ci^na–stha^na之说，也已为学界公认。古代希腊、罗马等国对我国的称呼，除了有缯绢之义转化来的Serice（塞里斯）外，还有与支那同源的Sin、Thin、Sinai、Thinai。春秋时秦穆公归并了许多西北部游牧民族，并把翟（狄）人部落赶到漠北，秦始皇时代，又迫使匈奴西迁。他们就逐步渗入中亚、西亚和欧洲的同时也使西方人知道了秦，并以为那就是中国了。这种说法还有争议，但那是西方人知道有秦国是肯定会的。丝绸到西汉才出现在欧洲的记载中，也肯定比出现在西亚要晚一些。

     日本僧侣空海曾于804年随遣唐使赴唐学习佛经，因此可以推断他书中的“支那”，是从汉译经典里学来的。以后一些佛教界人士为显示博学、虔诚也开始用起了“支那”一词称呼中国。反清人士则以“支那”来与“大清”唱对台戏，可是1915年，留日学生彭文祖在《盲人瞎马之新名词》一书中首先提议抵制用“支那”称呼中国。郁达夫的《沉沦》中也提到：“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支那人’，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们骂人的‘贱贼’还更难听。”

1915年日本提出了对华二十一条，引起反日情绪高涨，中国人提出了要日本对“支那”呼称反省的声音。到1930年5月，国民政府还照会日本：倘若日方公文使用“支那”之类的文字，中国外交部可断然拒绝接受。同年10月，日本浜口雄幸内閣决议，正式将“支那”改称“中华民国”。次年1月，临时代总理兼外相币原，国会发表演说，要禁用“支那”，代之以“中华民国”、“民国”、“日华”，但遭到外交官松冈洋右的非难，币原就不再坚持，答辩中又出现了“支那”。1932年満洲国建国，日本外务省因存在适应既存的条约的问题，敦促禁止使用“支那国”、“支那”，但実际的官方公文书并不彻底，军部和日本社会还是广泛使用“支那”。

以拉面为例，有人说是水戸光圀(1628～1701年)发明的，他招待明朝亡命日本的朱舜水(1600～82年)，用了藕粉做的面和火腿汤的汤面，称为“水戸藩拉面”，这显然不对。1884年，函馆外国人居留地的“养和轩”推出了“南京面”，才是日本“拉面”的前身。明初首是都南京，与日本有频繁贸易，所以舶来品都加“南京”二字。1644年明朝灭亡，整出日本江戸时代初期，因为不再是汉人政权，江戸幕府公文中就不用的“唐”了。明治维新以后，“唐国”、“汉土”字样锐减，一般都称“清国”、“支那”。明治初期日本出兵台湾出兵(1874年)，中日关系恶化，官方新闻中有二成用“支那”，日本民间使用则基本固化。清朝开国后也开始用“中国”。但1898年“戊戌変法”后，为了表示是近代国家而非満族王朝，自称“中国”成为一种风潮。但民国建立后，日本的官方文件中，正式国名仍称“支那共和国”，略称“支那”为多。到了1910～20年代，“南京面”，就变成了“支那面”。1932年满洲国建国，日本外务省因为存在适应既存的条约的問題，敦促禁止使用“支那国”、“支那”，但实际的官方公文件并不彻底不用，军部和日本社会还是广泛使用“支那”。

山东出身的王文彩，原本在西伯利亚尼古拉耶夫斯克经营饭店。1920年经桦太逃到札幌，1922年经留学生介绍，去北海道大学正門前的“竹家”，与老板大久昌治夫妇合作，以线一样细的肉丝做的肉丝面最大为畅卖。根据竹家的说法，日本人说的“拉面”，不是拉长的意思，而是“好啦”的“啦面”，这就是日本“拉面”的由来。而“竹家”改变店名却还是“支那料理竹家”。

明治维新时，山鹿素行等人觉得国名之争，可以为他们的政治主张服务，认为与中国相对的就是夷人，所以特意写了一本《中朝实录》来争这个“中朝”、“中国”之名，因为“天子居中”，别国当然不是“中国”。 接着福泽谕吉等人提出了脱亚入欧的主张。甲午战争中清政府失败后，长久以来一直把中国尊为上国的日本人，在震惊之余大为陶醉。从此，中国在日本被“支那”取代。1913年又根据驻华公使的提议商定：日本政府今后均以“支那”呼称中国，对此引起了很多中国人的愤怒。1919年留日学生在国内出版的《东游挥汗录》中，除了以毒攻毒地继续使用“倭人”一词以外，还因为有人要与传说中的英语china为瓷器相对应，说：Japan源于漆器，而且日本想脱亚入欧，就用它的音译，称之为：“假扮”。到日本战败后，应中国代表团的要求，盟国最高司令部经过调查，确认日本人用“支那”称谓含有蔑意，故于1946年告诫日本外务省不要再使用“支那”称呼中国，才算在日本的公文、刊物上也不许使用了。

                                        原载香港《文汇报》2009年1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