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语有几个笑话，其中一个说：某不懂日語的留学生第一次去日本人家里访问，与女主人笔谈时，女主人先指着桌上的茶写道：“御茶”，他立即打量了一下这个家，没发现与皇族有什么联系的东西。接下去女主人指着丈夫的同事写道：“同僚” ;于是，他觉得她脑子有问题，因为那人他也认识，她丈夫也不过是个环卫工人，接着她指着丈夫道是：“主人”；最后指着女儿道是：“娘!”于是他赶紧借故告辞了。这让人觉得：早期的日本人在拼命吸收中国文化时，是很粗糙浅薄的。昨天还看到2008年《读者》第五期上有文章说，搞不清为什么日语中称小偷为“泥棒”？其实这都是因为他们用汉字注音演变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比如海参，日语用的汉字就有“海鼠”、“生子”等等，而“泥棒”原先是写作“泥坊”的，颜上涂泥，就是抹黑的意思，“泥仕合”就是互揭丑事。“泥坊”是没有羞耻心的人，因发音相同就变成了“泥棒”，也称“狐鼠泥”，或者干脆一个“泥”字，“火事场泥”，就是趁火打劫的小偷。

    还有一个笑话是：一个不懂中文的日本人到了中国的电影院，见墙上写着“请勿喧哗！”于是他赶紧走了，因为“喧哗”在日语中是吵架、打架的意思，这种是非之地当然是不宜久留的。接着她到医院去，想制治一治牙病，可是怎么也找不到“齿科”，最后终于看到了一个“牙科”，“牙”在日本用于动物，他硬着头皮进去和医生开始了笔谈，医生在纸上写道：“把嘴张开”，而这个“嘴”字日语中也用于动物！人是用“口”的。最后他交了个中国朋友说：告诉他说自己是属野猪的，笔谈着告别的时候，他写道：“请常给我来‘手纸’”让不知道日语中“手纸”是信的中国朋友大惊道：“哎……？日本连手纸也没有吗！”两人在餐厅谈得高兴，又叫了啤酒，服务员问他要几瓶？他做了个手势，意思是要两瓶，却看到服务员搬来了8瓶！原来日本人用手指表示数字时也和中国人不同，中国人的8是日本的2，6、7、8、9则伸开一个手掌，用另一个手的一个一个手指放在掌心上表示6，放两个就是7；而中国的9在日本是扒手的意思，指伸出一个小指，则和日语中说“爱人”一样，是表示情人的意思。

    如果是一个懂中国古文的人学起日语来，无论是语法还是组词都会占很多便宜，如果还懂佛学，那就更占便宜了。比如日语中的动词后置，常用词如“马鹿”来自指鹿为马；称比自己资格老的人为“先辈”，源于唐朝自科举考试的人称先于自己及第者；“挨拶”来自禅宗的问答；日语字母“假名”则来自佛教“一切之名虚假不实”的理论。日语就像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处处可以看到的中国文化和佛教的痕迹一样，比如建于日本江户初期有名的“枯山水”庭院。就马上可以看出它与中国的禅宗有着密闭可分的关系。使用的一些苔藓、沙、砾石等静止、不变的元素，在修行者眼里它们就是海洋、山脉、岛屿、瀑布，一沙一世界。仅留下岩石、耙制的沙砾和自发生长与荫蔽处的一块块苔地等形成的这种园林，可以说就是一个“公案”、一个“话头”，面对着它们，自然有一种和达摩面壁相通的意趣。

     中国地名进了日语中的也有不少，除了“北京烤鸭”、“上海蟹（大闸蟹）”“天津甘栗”以外，还有“汕头手帕（绣花抽丝手帕）”，最多的则是南京物。有笑话说：许多“南京人”来到“南京町”，卖了“南京豆（花生）”、“南京锭（小锁）”，留下“南京虫（臭虫）”，种了一棵“南京黄栌（乌桕树）”回南京去了。

    日语中“南京虫”又指称一类现在已经成为古董的女式手表，一些上了年纪的日本人应该还有人记得。日本钟表业有不少行话，称它为南京虫，虽有其形状与臭虫有点相似的说法，但应该更是指舶来品之意。很长一段时间中，日本人有将从中国输入的物品冠以南京二字，于是就容易扩展到了所有舶来品，不管是来自中国还是欧洲。

   臭虫据说也是随其他商品输入日本的，所以有钟表业的行内人士还透露说，因为舶来品关税特别高，所以有些人将它们分解成零件，混入其他物品中走私入关后再组装出售，赚取了高额利润，这种走私与臭虫输入日本的隐秘性有相似之处，只不过一个是故意，一个是无意的。指称女式手表的南京虫与南京无关，但因“南京物”曾经的辉煌而被人记得，这就是影响力。物质与文化的影响力又是相辅相成的，其最关键之处，就是看能不能拿出好东西来。商品必须要有好产品，而好商品的背后如果没有好的学术、思想等文化软实力的支撑，也势必难以持久，商品竞争的最终，毕竟还是思想文化的比拼。

    日本的权威性辞书《广辞苑》解释说，从中国乃至东南亚方面渡来之物，珍奇、小巧的可爱之物，都曾被冠以南京，另外，南京还是南瓜的别称，那应该是南京瓜之略。中华街分布于世界各处，只有日本称南京町，以致去到日本的中国人，一度被他们称作南京人，这也与南京是明朝的首都有关。起初能够去日本经商的，都是财大气粗的中国大商人，其商品也都是精致奇巧之物，深受日本社会的宝爱。

    1661年至1672年的日本宽文时代，从中国传去了提线木偶，被他们称为南京操，之后的江户时代在日本流行一时，南瓜也是十六世纪经中国而传入日本的。元明之际的海上贸易繁盛，南京周边的沈万三、张士诚等人都曾参与其中，还有亦商亦盗的倭寇横行，使经济发达的南京周边地区物品大量流入日本，这是“南京”在日本暴得大名的原因。。

    因为黄道婆的纺织技术使松江府的布衣被天下，输入日本的黄褐色条纹布，因厚实而触感柔和大受欢迎，称南京木棉。斗鸡称南京军鸡、斑鸠为南京鸠、小白鼠为南京鼠。从中国和东南亚输入日本的大米称南京米、绢经棉纬织成的缎子称南京繻子......明代南京附近私铸的劣质铜钱南京钱，传入日本并流行起来，起到了极坏的影响，以致成了劣币的通称。连他们在1864年自己铸的天保当百钱铜钱，也呼作了南京钱，简称京钱。明末清初烧制的粗瓷器为南京烧......可以看出，因为拿出来的已经不都是令人叹羡的好东西，随着商品质量的日渐趋于低劣，这场南京物的贸易，终于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没落。

   这期间，一些中国的时尚也成了日本社会模仿的对象，比如日本单口相声“落语”，著名落语家三游亭元乐在《读论语之论语说》中明确阐述说，中国早在汉代就有类似现在的单口相声的表演方式，江户时代的段子大多来自一本从中国传入的名为《笑府》。《明治大正落语集成》中的传统的“落语”段子中，就不乏《笑府》《笑赞》等书中作品的影子，其艺人也有柳敬亭等人说书的招式。

   日语中还是有许多匪夷所思的地方，比如称槲树为“柏”；胡萝卜为“人参”；芸为艺之类。曾经读过司马辽太郎的《马头墙和樋》，文中说：中国没有“樋”这种建筑构件，我就一直心存怀疑，因为从日本辞书的解释中知道：“樋”不过就是屋檐上也有“承溜”，这和马头墙一样，在徽派建筑上是常见的东西。早在宋朝俞琰的《席上腐谈》就说过：“古之承溜，以木为之，用行水，即今之承落也。”《前汉书.宣帝纪》也有：“金芝产于函德殿铜池中。”注曰：“铜池,承溜也，以铜为之。”孟郊以檐溜为“天绅”，所谓“檐溜掷天绅”。这次去了京都清水寺，终于见到了日本人称作“樋”的实物，才发现它有些地方没用落水管，而只用几根铁链子，直接从檐头把水引向地面，这在中国有些农村的旧屋上也是有的，只不过用的是棕绳罢了。而“樋”虽然在中文中则被认为是树名，但我以为：不能排除曾经被用来称作木制承溜的可能性。

      拍了几张日本“樋”的照片，离开据传是唐僧在日的第一个弟子创建的清水寺时。我见到寺门前有个托钵僧人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深深的斗笠遮住了大半个脸，既不像泰国僧人那样挨门化缘，也不见有人往他的钵中布施，我想那只是一种修行的形式，毕竟和日语中的汉字一样，与中国是存在不少差别的。

　                       　          原载香港《文汇报》 2008年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