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自学考试，就像那首歌唱的那样：“等咱有了钱，喝豆浆吃油条......豆浆买两碗，喝一碗，倒一碗！”去华东师大同时报名参加了中文、日语二个专业的考试，结果1988年考完中文专科，日语专业却拿到“日语基础”等三四门课“单科合格证明书”就放弃了，原因是我已经成了一名日语翻译。1989年取得中文学士学位，到1993年，我的学士论文指导老师朱希祥先生，还让我写了篇《天道酬勤话写作》，刊登在了当年的《中文自学指导》第四期上。

    说实在的，我连小学都没上完，然后就进了名牌中学复旦附中，接着就进了复旦大学。进名牌中学不是因为成绩优秀，而是遇到了“就近入学”，进复旦大学也不是读书，也是1972年，被分配去校办工厂当了名电工。那年我十七岁，而我的读书自学始于十三四岁。席慕蓉说：“人的生命成长到十几岁的时候，不管你是十二三岁也好，十四五岁也好，那个时候是你所有的身体上的器官对美最敏锐的时候。”得益于十三四岁的名家还有不少，比如日本作家佐藤春夫，他在《父亲、母亲和我》一文中说：“从十三四五岁起，我的性格来了个突变。对文学产生很高的热情，也是在这个时候。”

    初中还是不喜欢上学读书，十天半月地逃课是家常便饭，我喜欢的是躲在家里自学。首先是修完了文言文，然后就被《庄子》的一句话“至乐活身”吸引，读起了《庄子》。后来听一位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说他的“人生至乐”：“当大家都自命清高的时候，我一个人跑去赚钱了；当大家觉得人人都可以发财的时候，我一个人跑去读书了。”“至乐活身”，首先是因为有趣，古人说“学海无涯苦作舟”，有趣，享受还来不及，哪里还顾得上苦不苦？按照蒙田的说法就是：“哲学如果不与乐趣结合，就是空的，无用的。”读书自学也一样。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过，当时的自学读书，会对我比较顺利地通过自学考试做了必要的准备。

      学士论文写的是《红楼梦》大观园的园林文化。原因是家里长期困扰于住房困难，所以之前的十余年中，特别对建筑感兴趣，自学过建筑专业的《西方建筑史》以及计成的《园冶》，陈从周的《说园》等，潜意识里是要用以画饼充饥。一直到参加自学考试，我家“三代一室”五口人，只住一间20平米的简易公房。为了不妨碍家人休息，自己在南窗外距离篱笆不足2米的空间内，搭了个佛龛大小的窝棚，这就是我的“书房”了，进入其中唯一的途径是手搭窗框一跃而入。后来我向心仪的姑娘问路：“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能否抄近路进入你的心灵？”其灵感就来自于此。

    1972年的复旦大学通往“大灶食堂”的主干道上，每天午饭时，就出现了我们这帮身穿油腻工作服，边走边敲打搪瓷饭碗的“小青工”。路上偶尔会遇到几个非洲“留学生”，我对他们不感兴趣，但对一位截面积大于我二倍的欧洲人女教师发生了兴趣。在校内广泛传播着她的一件趣事：有一天，她去附近农贸市场买童子鸡，可是中国话“童子鸡”不会说，就对卖鸡的说：“我要一只没有结过婚的鸡。”卖鸡的乐了，回答说：“我的鸡都是独身主义者，我保证，随便你挑哪只都没结过婚！”

    我突发奇想，也许蹭她的课会很有趣。转念一想既然是蹭课，何不去蹭严北溟教授的课？不是刚读完他的《列子译注》吗？还有校长苏步青之子苏德昌的日语课，不是刚自学完《广播日语》吗？从此就开始了我的八年蹭课生涯，反正校办工厂的烟囱里，一共也没冒过几次烟。“书房”里冬有风雪夏有蚊子，所以下了班就泡在图书馆里，晚九点闭馆后才继续在“书房”读书到午夜以后。等到参加自学考试，校办工厂已经停办，下了班只好骑自行车去利用工人文化宫图书馆，或者市图书馆。两处都会遇到不少同样参加自学考试的男女老少，彼此相识后都会坐固定的位子，而且一坐起码就要三五年。交流中谈到几门课都是自己不感兴趣的，有人总结说：“没事，只要把教科书翻到厚出三分一以上，差不多就可以通过考试了。”此话让我几乎要逃离考场。因为一直信奉陶渊明的“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记得有位哲人说过：“读书是爱好自由的人自由地为自由而作努力。”做事，不能被事做了去，自学考试也一样，“得到了你迷失了自我”是得不偿失的。

     然而又不甘心半途而废，毕竟已经“学业”过半。于是各种野书，和自学考试前一样照读，不感兴趣的课也照样去考，就在这种矛盾的心态中，终于完成了全部课程的考试。考完后居然又不可思议地抱怨起了怎么没有硕士、博士的自学考试！

原载《自学考试报》1472期2022年3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