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管理革命之一：十二字方略

                                                                  企业最薄弱的环节是经营管理，最需要提高的能力是创新。

—— 罗 苏

    已是午夜时分。几个南庄藉港客，正饮完夜茶返来，走到人和路中段一座厂房前，突然被射灯下一行硕大的红字灼热了眼睛，大家不由得停下脚步，轻轻念出了声音：

   “技术兴厂，管理治厂，质量保厂”。

    随之，港客们便议论开来——

   “嘿，讲技术，讲管理，讲质量，我们乡下工厂，有料到！”

   “使出三大招式，兴厂、治厂、保厂，高明高明！”

    “说明改革开放，乡下人也跟上潮流了。”

     “……”

     让这几个香港客惊诧、议论的，正是兴发厂最早亮出的办厂方略。这是罗苏走马上任后，蕴酿了半个多月，为兴发的经营管理找到的理论依据。新厂房建好后，罗苏叫人用铁皮红漆写下这12个大字，高高悬挂在厂门口的正壁上，为了让员工四时警醒，一向节俭的罗苏，还破例慷慨地在这幅长联上装上一行密密的灯泡，每到夜晚，灯光下的12个大字更是红得耀眼，甚至让路人也当作一个“风景”来看。其实直到今日，兴发公司都很少做广告，而当时所做的“广告”，却是办厂的“十二字方略”，从这点我们也可看出罗苏管理工厂意识的特殊之处。所以，可以理解，眼下的情景也让这几个香港人觉得新奇，而打动他们的，肯定是这12个字包涵的内容，也就是像他们说的，用三大招式来办厂。祖国改革开放时间不久，被港客称之为“乡下”的地方，竟然也有人强调“技术”、“管理”了，这一定是个不寻常的工厂吧？

    待到他们好奇地走近厂门口，在迷朦的夜色下看到这家工厂的名字后，他们中的那个有心人梁先生，日后往返粤港两地时，一直十分留意故乡这家工厂的情况。在兴发厂新开发铝合金玻璃幕墙生产的当年，这位在李嘉诚旗下某公司任职的爱国同胞，用实际行动支持家乡工业的发展，该公司在国内兴建的厂房和写字楼，再不用进口铝材，全部选用了兴发牌产品，以至后来在香港兴建的80层长江实业大厦等所需铝型材，还是执着于用兴发这个牌子。足见一个工厂和其管理者的经营理念，对其产品品牌和社会品牌有着多么重要的影响力！

    同一时间内，在办厂方略12个大字光芒笼罩下的兴发厂区，在香港人看上去一派寂静的厂房内，三班轮换运作的工人们，从挤压、氧化到模具车间，正在忙碌地工作，有部分工人还在加班，因为投产三个月来，订单数额已达到明年初的产量了。虽然罗苏之前办厂一般不主张工人加班，但眼下产品供不应求，一时人手跟不上，着急呀，也只好破例了。

   同一时间内，厂区一号楼小会议室，正在召开管理及技术人员会议。明亮的灯光，照着一个个兴奋的面容。端坐在正中的罗苏，头顶上的墙边，贴着一行醒目的红底白字，同样是刚才香港人看到的那十二字办厂方略。罗苏规定，每个周末，这样的会议至少要召开一次。他说：我们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要把好政治方向，要走合法经营的道路，同时，也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管理经验和生产技术，我们要放开手脚，大胆干，就像邓小平同志所教导的：摸着石头过河。捉到老鼠，才是好猫。

   这样的会议，每周在兴发进行得很灵活，可以是学政治，学技术，也可以是学管理，或者谈心，或者介绍工作情况，有时是一个主题，有时是多个主题，反正与管理、技术、政治有关的内容，都放在这个“学习周末”之列。正因为有这“十二字方略”，这个乡镇企业，才在罗苏的带领下，逃过了我国众多企业难以逃脱的劫难，在集体企业平均寿命不到5年的宿命之下，兴发厂紧紧地握住自己命运之剑，一直长袖善舞，杀出一条血路，而且越战越勇，越战越强。显然；这也是其成功的一道法则。

   同时让人们想起，1990年罗苏应邀到香港城市理工大学所作的那场演讲。当时罗苏没带秘书，也没备有现成的讲稿，只是粗略写了个题目，列了四五道题纲，捏着一张纸片就登上讲台。他演讲的题目叫《学习资本主义科学管理，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罗苏用自己亲身管理乡镇企业多年的实践经验和体会，以大胆、独到的企业家心声，论述了政治与管理、政治与技术、管理与技术三者之间的关系，出语惊人，一时引起在座专家教授以及莘莘学子的兴趣。会后，多位教授兴犹未尽，还对这位“珠三角老农”作了专题访问。翌日，港岛多家新闻媒体，纷纷作了带有偏激与欣赏态度的报道，称：

   “珠三角农民企业家，胆识惊人，崇尚资本主义科学管理……”

   “其实，科学管理这个东西，是没有国界、阶级、主义属性的”，罗苏一再向自己的管理和技术人员强调，“我们办企业，要取胜别人，就得规范一套有别于他人的管理章法，也必须建立起属于自己特有的科学技术途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别人的周末是休息，我们的周末是学习”。现任销售部副部长刘石明对我说，“正因为罗总从开厂至今一直强调我们要善于学习，要讲政治、讲管理、讲技术，所以才有兴发的今天。要知道，一个人和一个企业，必须有一个好的主导思想，同时又必须掌握一套好的管理和技术，才能不断进步，不断超越自己，超越同行。我在兴发20年，对这点感受是特别深刻的。”  

   1959年出生的罗石明，初中毕业后，1977年接父亲的班，进了南庄公社的农具厂； 1979年起，进入电器家具厂，开始了跟随罗苏创业的生涯，直到后来撤了电器家具厂并入新办的兴发铝材厂，他几乎在每个车间的主要岗位都待过，对每个岗位、每项管理、每样技术，都有了深刻的认识。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兴发员工在企业内部成长的缩影。

   用罗苏的话来解释：一个厂的管理、技术和政治，三者关键的首先还在于管理，若没一个好的管理，技术与政治就象无根之树，很快就枯死的。管理好了，技术和政治也就搞活了，生产也就发展了。我看香港人的工厂，就是从管理上下功夫的。虽然，我们这是公有制集体厂，但好的管理形式一样可以照搬过来，为我所用。所以我决定彻底改变过去的做法，引入新方法、新观念，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子。

   不错，罗苏之前曾随同县政府有关领导，参观了多家香港和中外合资企业，他更多注意的是那些企业在管理上的做法，他甚至表明：我是一个老党员，但我不排除自己欣赏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在企业经营管理上的先进做法。他也主张拿来主义，不过要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所以，罗苏在接过创立兴发的担子后，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要引入一种全新的管理机制，大胆改变中国公有制企业的管理模式，找出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新路。

    于是，在制定兴发头一个五年发展计划蓝图前夕，在镇领导参加的兴发厂筹委会会议上，罗苏就抛出了这“十二字方略”，当时，有人还以为罗苏是提口号、图形式，没想，这“十二字方略”日后果真成为兴发兴厂发家的“真经”，成为兴发得以健康存活下来的“法宝”。  

   “下面时间，让我来通报一下，这周各车间工人出勤和奖罚情况！”罗苏突然提高了噪音，让在座熬了一天的管理人员马上打醒精神，静静地谛听着——

   “挤压车间，迟到3人，共12分钟，早退2人，共52分钟；模具车间，工作时段打瞌睡的1人，次数是2，不按摆放位置乱放工具的3人……”

   罗苏读完，挤压车间主任连忙做了“检讨式”的说明：“我们车间迟到的是3个后生工人，时间是这个星期一，因为前一个深夜看欧洲足球杯比赛，睡过了头，迟到了，每人4分钟；早退的其实是1人，湖南籍的，他姐夫从东莞过来，给他送点家乡特产，让他出厂去拿，快下班了，随后没回来；另一个有低血糖，星期四那天加了班，可能熬累了，头晕，干不了活，我们只好劝他提前下班，这两天还没恢复好，请工休假。总的来说，比上周的情况有了好转，而比前两个月，就有很大进步了。但我们会继续努力，更加自觉遵守厂里的规章制度，争当先进车间。”

   模具车间主任的解释显得有点无奈：模具车间有个30多岁工人，每日午餐后，就爱犯困，他家住罗南村挨着厂，原在电器家具厂工作时，饭后总爱在家睡上一觉才上下午班，但现在午饭和休息只一个小时，来不及回家，所以每天上下午班时总爱打瞌睡，头一个月，这个习惯老改不了，不过近两周起，已经好多了，这周只犯了2次……

    听着各个车间主任的汇报，罗苏自顾一个劲吧嗒地抽烟，显然，他对各个车间主任的“解释”没有满意，只见他长长地吐了一口烟雾，用一副斩钉截铁的语气大声说：“没有任何理由！犯了规矩，照罚！”

 说实话，像这样特殊的“个案”，要是在原先的电器家具厂，则是司空见惯的。这些都是当地洗脚上田的农民，整体素质还不高，过去在老厂上班时，迟到早退，作风懒散惯了，现在一下子强制性改变，也真有点难为他们。眼下大多数是从电器家具厂过来的工人，知道新厂有新规，管理上非常严格，尽管开头一个月，百分之八十的员工有不同程度的“违规”受罚，但他们确实很努力了，在接下来的第三个月起，这类现象已越来越少。看着管理人员和员工从不习惯到习惯，从一派怨烦声到渐渐不出声，罗苏也打心眼里高兴，不过他始终不肯手软退让罢了。

   按规定：上班迟到早退一分钟，罚款5元；干活打瞌睡，每次罚款40元，并且即日兑现；旷工一天，扣一个月奖金，值班时偷懒睡觉，扣两个月奖金，规定当月兑现等等，以上诸如此类违章5次以上者，劝退或开除出厂。除经济处罚外，厂里还要将受罚者的名字，被处罚的原因，每周公布，被称之为“通报全厂”。

罗苏的心是够狠的，手腕是够硬的。兴发厂的工人们，在前期培训的头一天，就人手一份《南庄兴发铝型材厂员工手册》，手册二万多字，从工厂概况、岗位职责到各项规章制度，条条框框作了十分详尽的说明和规定，而且要求每个员工上岗前必须首先通过《员工手册》百题考试（形式就像驾驶员培训时文化考核一样），然后才是岗位技术操作考试。让那些过去习惯随大流、懒惰懈怠的员工“怨声载道”，有四五个员工竟然熬不过这一关，自动打退堂鼓，进厂培训不到三天，就落慌而逃。

   待到正式上班的第一天，员工们进出工厂大门，就得先到一侧挂起的一个小铁箱前“报到”。那是一台上下班记时打卡机，每个工人上下班都得打卡，年月日、时分秒，白纸黑字，一一打印在卡上。这玩意儿在1985年南海县乡镇企业中，大家公认兴发厂是第一家使用的。最早也就是在1984年前，个别香港或台资企业才发现可以用这台小仪器来对付工人。现在，罗苏竟然要用这个资本家才使用的东西来对付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人阶级，是不是思想路线有问题？但也只能暗中骂几句了事。其实公道点说，打卡并没有错，这只是为上下班时间提供一个正确数据而已。  

   没想到，若是从这儿提供到犯规的证据，就是“通报全厂”的依据，也就是要犯规者“放血”（罚款）的依据。要知道，迟到一分钟，罚款5元，绝不好玩。在兴发开厂的第一年，一个普通工人的月工资，才30多块钱，若迟到一分钟，等于白干了一星期，再打一个瞌睡，不足半分钟吧，则是自断了一个多月的薪酬！

   “这种做法，如此严厉，工人们能受得了么？”镇政府有关领导开头也有点担心。

“受不了也得受！我们的经营管理，首先是要从经营人、管理人做起，没有一支过硬的队伍，就永远打不了胜仗！”罗苏对自己的做法深信不疑。这么多年的办厂经验，在第一线上的摸爬滚打，罗苏自有刻骨的体会。作为乡镇企业，生产和管理人员几乎青一色来自本乡本土，专业管理和技术知识还十分薄弱，尤其是“文革”留下的自由散漫的后遗症，更成了办厂的致命伤。若是昔日手工作坊式的工厂，懒惰一点还情有可原，但现在使用的是现代化流水作业，工艺流程一环紧扣一环，没有现代化的管理，没有现代人思想意识和作风跟上，是万万行不通的！

   “周末例会”翌日，兴发厂大院右侧的公告牌上，贴上一张新的《员工违规通报》。工人们下班经过时，都小停一下脚步，掠上一眼，不过大家明显发现，上面的“中枪”者名单，已比上个星期少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