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死火厂”救星

做企业家就像汽车驾驶员一样，速度在手上，生命在脚下。

要开好企业这辆车，遇到康庄大道要加油，遇到

道路曲折要减速，遇到道路危险要刹车。

—— 罗 苏

    1958年，年轻的共和国陷入激情狂燥的非理性年代。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一人为刚”，驾起“赶英超美”的“大跃进”战车，祭出“人山人海”战术，指望一夜间在国际经济竞技中胜出。

    年轻的罗苏与同时代的青年人一样，以冲天的革命干劲和热情，积极投身运动，加入生产队的青年突击队，奋战在兴修水利、筑围堤、搞农田基建、培植高产稻等重活累活第一线上。由于他工作积极肯干，事事处处带头争先，很快就被任命为突击队排长。

   这时，我国上年钢铁生产只有535万吨，毛泽东认为“人定胜天”，要求年内达到1070万吨的目标，于是，发出全民大炼钢铁的号召。罗苏和村里的精壮劳力，一起被赶到村子后的高墩上做土高炉，全村人把家中所有能找得到的铁器，包括刀具铁锅都拿去炼钢铁。罗苏也把家里仅有的一只断了耳的铁锅拿了出来，投进熔炉。他要以身作则，用实际行动支持运动。虽然这带有特定时代的盲从性，但足见罗苏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

   1960年春节过后，上级领导认为罗苏珠算盘打得好，在突击队里表现也不俗，就把他调到南庄吉利酒厂，负责管理财务，当出纳员。不久后，又发觉他很有经营管理能力，就提拔他当厂长。

   这是一个只有9名工人的队办小厂，主要酿造广东人常饮的那种30~40度米酒。南庄人向来有很强的商品意识，指望能通过一些“副业”来扩大经济门路，但周围同类厂太多，产品价格低，加上这时粮食趋向紧张，成本高，酒厂的业务已难以为继。这对于22岁的新厂长罗苏来说，无疑是一次“革命”的考验。但善于动脑子又舍得出力气的罗苏，很快就找到让酒厂起死回生的“正穴”：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米酒质量。

   罗苏首先是从调整燃料入手。一般酒厂都以烧煤为主，但罗苏却让大家改烧谷糠、蔗渣、花生壳等珠江三角洲随处可找到的燃料，光这项就可降低成本的80%。夏末，一场洪水把当地供销社的蜂窝煤仓库淹了，产品变成一堆烂泥，被当成废品处理。罗苏闻讯，连忙带领工人，将这屋子“烂泥”运回酒厂，这么一来，半年的燃料费就全省下来了……罗苏再请来一位有名的酿酒老师傅，精工细作，酿出来的吉利米酒甜美甘醇，很快就打开了市场。罗苏回忆说：那时一斤米酒出厂价是0.53元，另售价0.68元，收一斤粮票，税60%，还是有得赚的。这样，吉利酒厂不仅救活了，而且不到一年就在当地小有名气。

   这时，酒厂里一位叫何爱的女工，悄悄地爱上了这位年轻且有魄力的厂长。何爱家住相邻的永丰村，兄弟姐妹4人，家里生活也很困难，她没机会上学，很小就出来做工帮补家计了。她比罗苏进厂还早。新厂长上任后，她很快就被这个有头脑、人品好的年轻人迷住了。罗苏也了解姑娘勤劳贤惠，也打心眼里喜欢对方。很快，这对互相倾慕、自由恋爱的年轻人便走到了一起。

   这是我国物质极度匮乏的1961年，什么东西都得凭票供应，可以想象，罗苏的婚事办得十分简朴或说是寒酸。罗苏至今仍然记得：说是办“喜宴”，其实只是公家发给20斤粮票，20斤鱼票，在家里摆了两三席招待亲友，去集体饭堂打饭，那是双蒸饭，加上一坛吉利米酒，便完事。此外，只给女方买了5斤硬梆梆的“猪耳饼”，再加上30元人民币，就算是聘礼了。

   婚后第一年，吉利酒厂便停办了，原因是上级认为酿米酒浪费粮食。但领导们已认准这位年轻人“能干事”。于是便把他调到溶洲开办一家粮食加工厂，任命他当厂长。领导嘱咐：这是个“便民”加工厂，直接为本地群众服务。因为这儿村民碾米得挑到四、五公里的石湾镇，领导们决定通过自己办厂来解决这个问题。同时，还提了两个要求：一是自己养活自己；二是要赚钱。

    接过任务，罗苏却把妻子打发回村里务农，自己带上8个工人，仿照石湾碾米厂的样式，很快就撑起了溶洲粮食加工厂。

   罗苏很会动脑筋经营，他从方便群众，又方便自己的角度出发，创出一种新的收取加工费的方式：比如有些社员没钱交加工费，罗苏就让对方交上碾出来的米糠代替，大大便利了群众，又可以通过统一出售批量米糠多挣点利润。就这样，一个小小的粮食加工厂，每年竞然可以获利二三千元，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须知，厂长罗苏的月薪，仅仅是26元！

    1962年起，随着大女儿的出生，孩子几近两年一个接踵而来，在婚后10年里，罗苏夫妇养育了一男四女5个孩子。罗苏回忆说：自从有了孩子，生活就开始紧张起来，到第三个孩子出生后，光凭我个人那点工资，家里的日子就总是捉襟见肘。我每月才二、三十元，妻子光是照顾孩子都忙不过来，没挣得了工分，成了生产队里的超支大户。在我最困难时，曾开口向兄弟朋友借10元钱，但也没有一个人能借给我。记得家里有次只剩下7毛钱，正好公社组织我们去新会参观，我连过石湾渡船的2分钱都掏不出。好在人家也好心，没计较我，但我后来一想到欠下人家的2分钱，心里就很不好受。

   为了摆脱困境，厂长罗苏在后面的岁月里，一直充分利用自己的空余时间，凭着灵活的商品经济意识，以利已利人的行动，实行“生活自救”。他曾担任过多个厂长，手上有权力，也有财力，但他却从没向公家伸过手，更不会多吃多占。以至今天当地人谈起昔日的罗厂长，都会翘起拇指夸奖：“阿苏呀，公道！正直！”

   罗苏向笔者这样忆述自己往日的情形：

    我家的生活，从1962年到1984年，一直都很艰苦。我除了要在厂里负责经营管理，保障每管一个厂都赚钱，都红火之外，还得兼顾这个小家的大事细务。家里有自留地，只有妻子一个人忙，孩子们只会吃不会干。我每天忙完厂里的事，就下田做农活，还养猪、养蚕等。1972年，我将自留地全部种上黑蔗和冬瓜。待秋冬季节，黑蔗收成了，就自己砍蔗，利用星期六晚，装上一艇七八百斤黑蔗，连夜划四五十里水路，赶在第二天早上靠泊西南镇码头卖蔗，市道好时能卖到二十元左右。后来厂里配给我一辆自行车，我还趁空闲时间搭上一捆黑蔗，到石湾、澜石、佛山路口摆卖；我还卖过鱼、卖过猪肉、卖过沙葛等，只图能弄几个钱帮补家用。有一段时期，养三鸟被说成资本主义尾巴，不能超标养猪养鸡了，我又是个厂长，得带头割资本主义尾巴，就不敢在空余时间搞副业了。家里一屋孩子等着开饭，常常要借米借钱维持。我当时一直想不通，我有力气能解救自己啊，怎么养两只鸡就是社会主义，养三只鸡就是资本主义了呢？

   最担心的是孩子生病，往往一病就是三几个，我们这儿没正规医院，得送到七八公里远的佛山去看病。我骑自行车的技艺就是那时“炼”出来的，最多时一车坐5个人呢，怎么坐得下？哈哈，我妻子身前一个，背上一个，自行车前杠小椅上再放一个，耍杂技似的，一家子挈妇将雏，像走难民一样。我当时就想，这样的日子要熬到何时？我们明明有精力做事挣钱，却被那么多“明文规定”缚住手脚，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宁愿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我不明白，要是资本主义的苗能救活人，难道也非要割掉不可吗？当然，这在改革开放后，我们什么都明白了，我甚至在1990年被邀在香港城市理工大学讲学时，就围绕这么一个题目讲述，那就是《学习资本主义的科学管理方法，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显然，中国阶级斗争扩大化和长期的计划经济制度，严重抑制了罗苏们的微观活力和主动性，尽管凭着珠三角农民优良的商品经济观念和独特的天时地利，罗苏在千方百计、千辛万苦地试图以自己的天赋和努力去改造现实，但在春天的故事还未来临之际，罗苏们的挣扎和奋斗，仍然难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好在上级领导一直看重罗苏的个人能力。这个22岁开始当厂长，4年内连续将两个厂办得红红火火的小伙子，被大家公认为“能人”，“有办法，有头脑”，是个“奇才”。所以，在溶洲粮食加工厂局面打开之后，领导们又想到让他去开辟另一个战场——那就是去挽救奄奄一息的南庄酱油厂。

   这是1964年。我们知道，珠江三角洲各地一直有着浓厚的商品经济和从事小工业的传统意识，当时的南庄公社致力开办集体企业，以图发展集体经济，这成了历任公社领导沿袭的工作方式。然而，毕竟受到特定时代和社会诸多因素的制约、束缚，集体企业的生存发展前景堪虞，总是步履维艰，难以为继，南庄公社的多个集体小厂，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亏损的。南庄酱油厂由于产品品种单一，没什么特色，加上周边有著名老店广州致美斋和佛山、九江等多个老牌子占据着市场，一个体小厂要分一杯羹谈何容易？罗苏心里自然明白：这是领导对他的信任，也是在给他压担子。他是个舍得“花力气”的人，他把父亲的教导时刻记在心间。他没有借口推搪，第二天，就到南庄酱油厂上班去了。

    一个星期后，这位26岁的新厂长，把自己参观过广州一家老厂的心得，结合本厂的实际，首先和技术人员开了一个小会，明确提出：开发广式生抽，先打开广东市场，然后覆盖全国！

这是一个好的定位，一改以往“跟风”随大流没特色的产品路线，以本土为根据地，创自己的特色。但这个建议开始并不被人们看好，有人甚至嘲笑说：还想覆盖全国呢，能打开佛山市场就烧高香了！

   很快，南庄酱油厂的鲜虾型生抽、香菇型生抽脱颖而出，成了广式酱油的一匹黑马，在广东各地风行起来，产品供不应求。这个只有9名员工的小厂，第一年赢利达5万元，成了全公社集体厂矿中的明星单位，被指定为各厂参观学习的榜样。

    次年，罗苏又调整产品开发战略，根据东北、西北、江南各地人们口味的差异，开发出特甜型、中甜型、微甜型等多个品种，以适销对路的产品，打入各地市场，年内就畅销到10多个省市，年产量从500多吨飙升到1500多吨。

   罗苏的点子很多，但有一点是他在每个厂都得拿出来的“杀手锏”，那就是降低生产成本。这也是每个从事企业生产的人都在坚持的，但却不是每个人都能抓好的。罗苏就总有办法。

    生产老抽的原料之一是糖，那时，糖供应还很紧缺，价钱也贵，罗苏便到西南太平糖厂去看看，试图找到便宜一点的原料。没想，却让他找出了一个大商机：每年这家糖厂开榨之后，总会积下一大池满满的“桔水”，还得出钱请人清理掉。其实，这桔水正是制老抽的上好原料。于是，罗苏找到糖厂的领导，表示可免费为其清理，糖厂方面觉得对大家有利，便一口应承了。从此，每年的糖配料便基本解决了。随后，罗苏又打听到广西某葡萄糖厂在生产中分解出大量“桔水”，于是如法索取。这样，酱油厂的生产成本便降到了最低限度，从而在与各新老对手中迅速胜出！

   南庄酱油厂，在罗苏接手的7年中，“玩”出了一个神奇，至今仍为当地人津津乐道。但颇有点滑稽意味的是：在该厂正红火之际，罗苏被调去解救另一家厂之后，不到一年，酱油厂生产就陡然滑落，以至两年后就关门大吉了。你道是不是取决于“能人”的关系？

   1971年，南庄机制砖厂开发新产品，公社领导又想到“能人”罗苏，对其寄予厚望地说：大家都看重你的能力，现在酱油厂上去了，那你再去帮一把砖厂吧！

就去帮一把砖厂。不过只是被安排做厂长的副手。这是个管生产的位子，罗苏费了一年的力气，配合厂长，又把个机制砖厂拉出了“泥淖”。

    似乎罗苏是个救苦救难的观世音，每当有“难”的厂过不下去了，领导们第一个想到的救星便是罗苏。可不，在南庄机制砖厂走上正轨后，公社领导又给罗苏新的任务：我们要新办一间陶瓷厂，考虑还是你合适，由你去筹建吧！

    就又去筹建新厂，这已经是12年来第5次充当“救星”，连续担任5个不同经营领域的负责人角色了。罗苏没有任何怨言，也不去讨价还价，孤身一人踩着那辆破旧的永久牌自行车，走马上任南庄陶瓷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