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偷生未有期

文革十年，在李良辉的记忆中，一直是黑色的。

小刀厂的命运就像孩子脸，说变就变，有时上级“给”点任务，就日夜苦干，否则就停工停产。那时的产品出口计划已被取消，小刀生产停滞。在计划经济的支配下，任何个人的行为都是微不足道的。

李良辉和厂里的那些技术骨干，象困在池塘里的蛟龙，有劲使不上，只有干着急。

１９７１年，市面上裁缝业比较吃香，李良辉见妻子拉车太辛苦，建议她去学裁缝。

妻子晓得丈夫是关心自己，却为找不到买一台缝纫机的钱发愁。说：“哪来的钱买缝纫机，我还是拉车吧！”

没想到第二天，李良辉却变戏法似的，把１２０元钱拍到妻子的掌心上，说：“拿去！”

妻子一惊：“你哪来的这么多钱？”

随即，眼睛便搜索开了，他什么事都瞒不过她。很快，她发现他手腕上的那块上海表不见了，于是，她明白了。

“你不该把表卖了”。妻子埋怨说。她知道，这是几年来省吃俭用攒下的钱，在几个月前催促他多次，他才勉强买回来的。因为上班要按时，别的工人都买了表。怎么能把表卖掉呢？

“反正也没经常上班，厂里上下班都敲大钟，没碍事的。”李良辉解释说。

就用这笔钱，李良辉还得托上在农机公司上班的妹夫，通过“走后门”的关系，买回一台“华南牌”缝纫机。

然而，由于城里一窝蜂的从事裁缝业，加上卢荣娟是新手，一般顾客不愿光顾，局面打不开。几个月后，卢荣娟征求李良辉的意见，只好将那台缝纫机卖掉了。

通过熟人的关系，卢荣娟花了６０多元钱，以“水利价”买回了一辆新的双轮手推车，继续干自己的“老本行”。

妻子在生下次子两年后，也就是１９６９年，再次做了母亲，第三胎还是个男孩，李良辉给幼子取名叫李松得（惯称李德）。

这是１９７２年夏天，妻子又怀了第四胎了，身子已很粗，行动明显有点不便，好像说不定什么会突然分娩似的，但她仍然如往一样，不把这个当一回事。

这时，天已经黑了很久，李良辉和三个孩子在家等她回来吃晚饭，一直不见人，不免有点焦急，坐不下去了，便赶紧出门寻找。

刚拐出街口，朦朦胧胧中，李良辉远远便看见几个人吆喝着拉着他家那辆双轮车，奔跑着赶回来，去不见妻子的影子，正在惊疑间，车子近了，躺在车上的，竟是自己的妻子。只见她双目紧闲，已昏迷过去。一个刚出生的婴儿，红赤赤的连着脐带，和血淋淋的母亲躺在一边，连一块盖布也没有。车上渗下的血水，将走过的街道留下一路血红！

原来，妻子想利用夜晚，没人检查，多拉一车水泥，因为这算是“地下运输”，若被人家抓住，就要游街的。但没想到，在下坡时，一脚踩空，摔倒了，车子倒在一边。她感到一阵剧痛，就在这时，孩子出生了，她当即昏蹶过去……

有路人认出了卢荣娟，便赶紧把她连同婴儿一起拉了回来。

上天可怜这个苦命女人，她和她的孩子都保住了。其实，这何尝不是一位具有旺盛生存和生活能力的中国妇女，凭着自己百折不挠的生命力，和死神抗争的胜利！

这是一个早产的嬴弱女婴，李良辉给这个女儿取名时，颇费一番心思，叫李培要，意思是加倍的重要，以让她记住，活着的重要意义。

李良辉捧着这个早早到来的肉蛋儿，看着沉沉睡在一边的妻子，那极少流泪的双眼，一时模糊了。他在心底里痛苦地对自己叫着：我这算什么男人！我有什么用！我的手艺何时才能养活一家人！

“这都什么时候了，我们家还在为三餐苦捱着，我甚至还得依靠一个没有粮食户口的老婆，来维持全家人的口粮，我感到很惭愧，很无奈。但我当时只是想小刀厂能正常开工，能多领几个工资，就好了；至于现在可以自己开工厂，发家致富，把做刀的事业做到眼下这么大，这是怎么也不敢想象的。”李良辉后来对笔者说。

在回想那艰苦的童年岁月时，今日已成为十八子厨业公司总经理的李积回，说最令自己刻骨铭心的，同样是两件有关“吃”的往事——

那是１９７５年夏天，家里每天吃两顿稀粥，到中午时我们总是饿得发慌。有天，乡下亲戚拿来一篮新鲜的木薯，我们便急着煮来吃。没想到，刚吃下一会儿，我和弟弟德仔便口吐白沫，晕倒了过去。这新鲜木薯有毒，一般要煮好几次，退几次水，才敢吃的。我们饿馋了，一下子顾不了那么多，背着父母吃了个饱，没想到就出了事。我当时８岁，德仔６岁，还不太懂事。这下子，可把父母吓坏了。母亲抱着我和弟弟呼天抢地痛哭，父亲则跑到巷口去求人救命，这时有人告诉他，只有用鸡汤泡一种药材吃才解得了。父亲急得什么也顾不上，慌乱中捉了一个鸡，掐死后用热水泡过，倒出一碗“鸡毛汤”来泡药材，他连鸡毛都来不及拔了。为此大家过后还笑话他。他自己也承认，因为救子心切，什么都顾不上多想了。他说：要是孩子们因吃那几碗木薯，送了性命，那我们大人也不知道怎么活了……待到我醒过来后，知道父母为抢救我们惊吓一场，心里也很不安，要不是因为自己嘴太馋，就没事了。但是，说到底，都是吃不饱，饿急了，才惹出这样的祸。

还有一件事，也是与“吃”有关的。那是１９７６年，我四叔作为知青在农村插队，家里有时便给他捎出一点好吃的东西。有一次，祖父把一碟小鱼煎好，挂在屋梁上的一只竹篮子里，准备隔天让人捎去给四叔。当时，家里多是吃母亲从菜市捡回来的菜叶，母亲把捡回的菜叶，好的留给我们吃，坏的留给猪吃。不是逢年过节，从来都没吃过鱼肉。顶多一个月里买回一块５角钱的肥肉，泡在咸鱼汁里，当作香油，用筷子蘸一下送粥，谁也不准偷着把肉吃了。虽说是靠着海边，但很难得吃上鱼。我哥哥李有维知道煎好的鱼就挂在梁上，馋得不行，背着大人偷了来吃。后来，父亲发现篮子里的鱼少了一半，逐个逐个“审”我们，大家都不敢承认。最终，知道这事是哥哥干的后，父亲大发脾气，狠狠地揍了他一顿……

因为日子过得艰难，加上四个孩子一直没有城市居民户口，他们的读书，也被耽搁了。就拿幼子李松得来说，１９７８年时，已经９岁多了，才迟迟读上一年级。还由于父母在为生活日夜奔波，忙不过来管孩子的学业，致使李德读完初小，就辍学了，早早挑起分担父母生活的担子。

说起这一点，李良辉夫妇至今仍感到十分内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