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人家叫我“乞儿仔”

                                                            穷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

                                                            富贵不能快意，非贤也。

                                                                                            ——栾布

    李冠玉３岁那年，一场来势汹猛的流行疟疾，一夜之间把榕树下村卷入无比恐怖的死亡之乡，前后不到一个月，１００多人的村子，先后抬出２０多具尸体上山，有两户人家甚至无人存活。终日惶惶之下，父母急急带领李冠玉兄弟们，逃到五六里外的上角西村躲避。

    从此，李冠玉一家便在上角西村寄居下来。

    村人把他们看作“外来户”，李冠玉一家在人家的地盘里是没地位的。村里大族是谭姓，李姓只有几户人家。乡村中普通存在姓氏宗族歧视，小姓人家自然少不了受大姓欺负。父亲连求带乞，觅得一块水塘边角地，搭了间茅草棚，便算是一个新家了。

    随后２０多年，以至李冠玉结婚，李冠玉一家在上角西村只有这巴掌般大的“祖屋”，上角西村小姓的李冠玉一家，只有这一被村人“施舍”的财产，尽管父亲后来把草棚拆了改建过两次，但占地仍然只有１２平方米。

    这１２平方米小屋，全家５口人也只能放一张床。做饭在床头前，用三块石头垒出一个灶，就当作厨房了。平日养猪狗鸡，每到夜晚，也得把这些禽畜圈进屋里。也就是说，一家人睡觉做饭连同猪狗鸡全都挤在一间屋子里。以至成人后的李冠玉，仍然和父母睡在一个地方，只是不同一张床罢了。李冠玉说：我１３岁前，一直是和父母睡一张床的，后来就织一块竹笪，当作我的活动床，晚上铺在猪鸡的旁边睡觉，早上再收起来，一直熬到我结婚时为止。

    笔者在采访李董期间，曾让他带我去走访他的老家上角西村。在村子的西南面，一口干涸的小池塘旁边，李冠玉的脚步停了下来，他指着那边一间破旧的泥砖瓦房，平静地说：“那就是我家”。

  顺着李冠玉手指的方面，笔者看到的是开着两个大门的一直排房子，没有左右厢房，也没有厨房，甚至没有一般房子飘出的滴水屋檐。房子是用泥坯垒起来外加瓦面盖顶，十分简陋。因为多年来没人居住和风雨侵蚀的缘故，右侧那间已塌了半个屋顶和一大角外墙。似乎随时都会倾倒下来，显然是一座危房了。

  这时，又听到李冠玉在一旁强调说：“只是右边这间房子才是我的，左边的这间是别人的”。也就是说，那一座已崩塌的房间，（后修复，留作纪念）才是李冠玉的家。尽管笔者之前已听他说过这１２平方米祖屋的故事，但今日亲眼所见，仍然比想象中的要“寒碜”得多，让人的神经受到很大震撼。要知道，李冠玉３岁后在此居住，乃至结婚生子，直到１９７７年第二个孩子出生，才另建一座一厅一房新瓦房，算起来，在这１２平方米陋室里，李冠玉一住就是２５年。

  看看，这或许称得上８０年代前中国农民生活现状的一个缩影。假若没有后来的改革开放，李冠玉们的居住状况，还要窘迫到何种地步？！

  “你很难想象吧？”李董显然发觉笔者的惊愕表情，接着说，“这１０多平方米小屋，是我一家人２０多年睡觉、做饭、养猪养鸡都在一起的地方。其实家里一直没什么东西摆放，所谓清贫如洗，家徒四壁就是。说来你难以相信，那时家里穷得连碗也只是一人一只，连那把用了多年的粥壳（饭勺），也是我从海边捡回的一只螺壳，装上柄当勺子使用的……”李冠玉反复强调：虽然我是个“解放牌”，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国家的每一场运动，每一次改革，我都亲身经历，但你知道，我们民族虽然解放了，自立了，但在改革开放之前，还真的是“一穷二白”，一个国家如此，而我作为平民百姓，也难以逃脱这种命运罢了。

  笔者在《惠阳县志》第二十七篇的《扶贫》一节中看到这样的记述：“建国初期，惠阳人民生活仍十分困难。１９４９—１９５２年，政府组织广大贫苦农民开荒种田，渡过饥荒，并发放生产农贷、免利贷、社会救济粮、救济粟粉等。对城镇失业、半失业的工人和贫苦农民，政府连续发放临时救济，对生活无依靠的孤老残幼实行长期供给，经常安排城镇有劳动能力的无业居民临时参加市政建设，实行以工代赈，或介绍到惠州、博罗等地的企事业单位和驻军单位临时就业，以减少国家的救济开支。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政府在农村组织了３２９个生产渡荒委员会，发动农民进行创业生产，组织了打猎、捕鱼、砍柴和合作烧炭等集体生产”。

  县志的很多笔墨，都用在救济赈灾“渡荒”方面。那些年月，这儿农村抗击自然灾害能力还很差，惠阳又是广东最多台风影响的地区，据惠阳县志载：影响广东的台风约占全国的６０％，而影响惠阳的台风约占广东的５０％，几乎每年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风灾、水灾、旱灾、虫灾影响，农业生产时常歉收，群众生活一直依靠政府“救济”解决。

  因为家里兄弟姐妹多，父母难以支撑，自小就懂事的李冠玉，很早就学会讨生活，帮把家庭。在李冠玉的记忆中，６岁起，他就充当一个“小乞丐”的角色，每年春头年尾，青黄不接时，就要到外面讨饭度荒。

其实并非每个家庭都是如此遭遇。李冠玉也多次提及：主要是我父亲缺少家庭责任，人不够吃苦勤恳，对子女关心太少，所以，在我成长中便历尽艰辛，比别人多吃苦。当然，还包括外部很多因素。但在今日来说，这都成了我人生中的一笔精神财富，我想要是没有前面这段艰难曲折，兴许我会是别的样子呢。

在今日李家豪华的别墅里，我们一边品尝着功夫茶，一边静静地倾听着李冠玉略带几分苦涩的忆述，　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那是合作化时期，我们村子很穷，我家又是全村最穷的一户，靠吃救济也吃不饱，每到早春二三月，家里经常要断炊。我就提个篮子，到别的村子要饭，因为本村人大家碍于面子，人家送给你一次就不好意思要第二次，你总不能老在人家门口晃荡呀，那样人家会讨厌你。所以，要到别的村子去，或到霞涌海边的渔民家里去，甚至涉半腰深的水，到渔船边向人家要。所以那时人家叫我做“乞儿仔”。

 最幸运的，是能遇上人家婚嫁摆酒，这样总会讨到好些残羹剩菜回来。后来，我还发现了一个比较好的“门路”，那就是在附近一个驻军的营房边，捡拾部队食堂垃圾桶里的剩饭剩菜。但你知道，部队讲究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传统，在食物方面是不允许浪费的，所以每天剩下的东西总是很少。有时是一些烂菜头烂萝卜，有时有一块半块的馒头，尽管这样，我已经很高兴很满足了，拿回家里，全家人都会欢喜一场的，母亲也夸我懂事会帮手。我每隔一两天，就偷偷摸摸进入那里面，总担心被人发现。可不，这样的日子过不了多久就没了。因为部队是边防驻军，那儿是军事重地，是不允许地方群众进入的。有次当我收起剩饭准备离开时，正好被一位解放军战士发觉了，他把我领进一间有很多领导坐在一起的屋子，细心询问我的情况，当了解清楚我只是一个来“找吃的”孩子时，他们很宽容，也很同情，塞给我四五个馒头，还送了一小袋三四斤的面粉，说是拿回去给家人吃，又叮嘱我日后不能再来了，这儿是军事禁地，是不允许外人进入的。

  让我最痛苦最伤心的一次，就是在霞涌一户渔民家遭受的欺负。那家人有几个儿子，都是下海捕鱼的，吃的是国家每月定期供应的渔业粮。那天是中秋节，渔船都回港了，他们家人早早就煮好晚饭，摆上月饼芋头，在门前风风光光地吃。我便上前问人家要一碗，没想那家人的媳妇见我衣服又烂又脏，捂着鼻子说：臭死了，臭死了，快走开。接着，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气愤愤地冲了出来，把我三几下拖到街上，随之吆喝一声，只见他家的大狗汪汪地向我扑来，我躲闪不及，左手臂上被咬了一口，顿时鲜血直流。我忍着痛，拼命逃走，但他家的狗还跟着后面追。我也不知走了多久，走到什么地方了，看看四下没人，便坐下来放声大哭……那一幕情景，后来很多电影也有见过，但那都是旧社会的事，是穷人孩子在地主恶霸面前受欺负，而我，当时是一个新中国的儿童啊，我们是同一个阶级的兄弟姐妹啊，用这种手段对待一个穷家孩子，说得过去吗？我那时气愤至极，握住拳头暗暗发誓：日后长大了，我也要下渔船，也要挣到国家供应的粮食，也要吃大鱼大肉……

  说到这儿，李冠玉却突然爽朗地笑了起来，他显然也为自己孩提时的“志气”感动了——

  那是当时一个七八岁孩子自我安慰的想法。不过我确实很小就立下决心：做人要勤奋，要学好一两门手艺，争取日后有出息。老实说，我后来没读多少书，文化低，就是因为我自小就认定光识几个字比不上学手艺有用，所以我日后真的学会了厨艺、学会了杀猪、学会了做家具、学会了建筑等技术，我就想靠真本事来改变自己一家的生活。

  其实，就是小孩子，也都是要面子的，有哪个孩子愿意到别人家面前伸手要饭？要是家里日子过得下去，像我这么有志气的人，肯定打死也不干。但当时没多想，也从不跟父母耍脾气，是自己觉得要这样做的。那段困难时期，感受最深的只有一个念头：填饱肚子就行，饿不死就行，也就是“活着”吧，你看多可怜。至于那时有什么奢望、目标，比如穿新衣服啦、读书啦、日后做同志啦等等，连想都不敢去想。可能我这样表白，对于一个在社会主义国家成长过来的人来说，未免有点消极，但说真话，当时的生活情形就是这样。

  还有两次死过翻生的事，我至死都记得。８岁那年冬天，我妈说是阳历１９５７年２月初，一个最寒冷的日子。前年我还特地查了县志上的气象记录，得知那年２月１１日平均气温只有２．８℃，最低气温０．９℃。那些天，树叶都冻皱了，海边的鱼冻死了，家里没吃的，我便跟着村里一些大的孩子到海边拾冻死鱼。那天，我饿着肚子，身上只穿了一件单衣，打赤脚，对了，我一年四季都是打赤脚的，直到１７岁那年，才穿上一双布鞋，是一个退伍军人穿烂了的，右脚拇指露在外头的旧军鞋。那天是我们乡下人说的“赶狗都不出门”的大冷天啊。我咬住牙关踩进刺骨的海水里，只捡了１０多条小鱼，就挺不住了，只好爬上岸，但没走多远就趴倒了，昏死在海堤边，不省人事。好在同村的一位大叔认出是我，急忙背起我闯进一户人家里，给我灌了一碗姜水，又生火为我取暖，才让我缓过气来。那个大叔后来对我父亲说，这孩子冻得全身紫黑了，撬了半天牙齿都撬不开，灌了姜水后好久才呼出热气，要是晚了点就没命了。

  还有一次，也是差点被冻死的。那年是１０岁吧，快过春节了，家里每到年关就缺粮，邻乡有一大片收成过的番薯地，我知道那儿有些残余在地里的薯块可以“翻拾”，就是用锄头把泥土再翻过来，找出埋藏在地里的零碎薯片，我们乡下叫“翻番薯”。那个地方叫立霞，离家有１０多里路，从早到晚，我只是吃了几块薯片充饥，到天黑看不清东西了才回来。没想到，这时气温突然下降，寒风呼啸，尘土滚滚，我穿的衣服很少，干了一天活又累又饿，这样还没走一半路，就冻得走不动了，牙齿咬得格格响，双腿无力，就跪倒在山路旁。这时天已经黑下来了，在家的母亲发觉变天了，我还没回来，十分焦急，赶来寻找，在半路发现我，连忙把我背了回来，连锄头和番薯也不要了。那晚要不是母亲及时找到，我一定冻死在路上了……

  李冠玉回忆至此，便陡然停顿下来，双眼有点湿润。显然，童年的这些为了“找吃的”而差点送掉性命的经历，让他刻骨铭心，不堪回首。他沉下脸，执起一边的茶杯，轻轻地啜了一口，然后长长地舒了口气：“说起来，在我们这个亚热带南方海边地方，有谁相信还会有几次差点被冻死的？皆因那时太穷，一没粮食，二没衣穿，真正是缺衣少吃。再有，同样是我们这样一个有山有海的好地方，当年只靠吃救济甚至逃荒当乞丐，而今却丰衣足食，国富民强，那又因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就因为一个政策不同，体制不同，便发生了翻天覆地地的变化。所以，我们要拥护党的好政策，感谢国家的改革开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