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文惊魂小记

———受伤害的经历

有人说往事如烟，随着时间的流逝，往事就会淡漠。但是她不这样，往事如锋利的刀，在她心灵深处铭刻。那就是她年轻时写日记受同事伤害的痛苦难言的经历：

她1961年高考，自然灾害，高校招生也减少。当时贯彻阶级路线，唯成分论很盛行。她出身在一个地主兼小工商业者的家庭，她的政审材料上当然地被盖上“不宜录取”四个醒目的字。一贯认真学习，成绩始终优异的她，一直期盼像哥哥、姐姐那样步入大学的她，却与大学无缘。

这是建国以来，大学第一次减少招生，周总理有指示：凡未被录取的高中毕业生，由政府安排工作。她得到一份工作，一个初中教员的工作。这所学校位于偏僻的山区，不通火车，也没有汽车。

学校曾是勤工俭学的先进校，有数头牛、几十头羊要老师轮流放牧。她也不例外。尽管她不知道是叫羊走在前，还是让牛走在前。

十八岁的她难耐孤独，她挥笔写下她的日记，抒发落榜的悲伤与思家之情。她写日记是一种宣泄，写出来好似与朋友聊天，心中的苦闷就无影无踪了。当时全校十六个老师，只有她一人是女的。她没有同伴可言语。

天真的她没有防范心里，她认为日记的内容没什么不健康的。她将日记放在办公桌上。

她的同志刘振声，将她的日记摘抄，交给校长。

在工会生活会上，校长说有的同志写日记，有怨气对现实不满。她有些怕了。她怕像她身边的同志，在政治运动中被打成右倾或者右派，她偷偷地将日记焚毁。

从此不再写作了！因惊魂而彻底搁笔！

事隔五年后，“文化大革命”。她已经离开初中，调到城里一所小学。

一天，傍晚，她的学生，也就是原来初中曾伴她住宿的学生刘素珍，来到她家。告诉她，中学老师集中在城里一中斗“走资派”。刘振声“炮轰”校长的大字报，提及校长保护地主孝子贤孙她，说她写“反动”日记，并已将日记交给宣传部陈一禄。（陈一禄的老家在学校附近，每逢从县城回老家，总要到这所中学看看。）陈一禄没有处理“反动”日记。陈一禄也被“炮轰”了。

正处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恐怖日子里，人们都战战兢兢生活，听到“反动”日记之说，她恐慌极了。她想：日记焚毁了，证据没了，这不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吗？

她想找他分辨，但不行，那会引火烧身的。她选择沉默。

从此她提心吊胆，整日忐忑不安。她看到一个个老师被“揪”出来，戴上高帽游街，挨斗，挨打。生怕自己也被揪出来，她害怕极了。

她时常想：没有伤害他的地方？他为什么背地里下毒手？是嫉妒吧，她教三年级语文，他教二年级语文，这是领导分配的,为什么嫉恨她呢。他中师毕业，档案中存有右倾言论的结论，自己被人整过，难道想用此表白自己进步？文革初期，他以贫下中农的身份自居，起来造反。夺了学校的政权，登上“革委会”主任的宝座。但是，这种坏人，好景不长。到了“文革”后期，他又被 “打倒”了，遣送回家了。

“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虽然她是被“蛇”暗算，没有人看见她的伤疤，但是她心灵的创伤，持续将近数十年，数十年多么漫长的岁月！她没有写一篇日记，没有写一篇文章。不是她不爱写，不是她没有写作的能力，也不是她没有写作的机会。她一直从事语文教学，每两周要指导要批改一次作文，但是她就是没有动笔，那支笔一直搁置，只因她心中的余悸。她小心谨慎地说话，小心谨慎地做事，一切小心谨慎，生存中时时防范着，防范着，很累，很累，很累！

后来，直到搞活开放，砸碎精神枷锁，她的思想才解放 ，才开始她迟到的舞文弄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