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作品表达了他对中国道德和文化财富的见解。他创造了从童年时代就认识的湘西，用浪漫的和理想主义的笔调再塑造它。塑造了一个少年中国形象，而不是古老的中国形象。沈从文让他的读者用新的眼光来看待祖国的“传统”遗产，把他们自己看成是很有潜力的年轻一代，甚至看成是他也渴望从陈规陋习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在他们的先辈的热情中，看到富于朝气蓬勃的创造性活力。从正确的立场看，沈从文家乡的边区居民和部落人民能够引来典型的青春和活力，引来超越西方文化和中国旧知识阶级的僭越的文明力量。而且，全中国也都能做到这一点。”
这是美国汉学家金介甫在《沈从文传》里的精彩概括，他的精彩不仅道出了一个普通传记作家对传主的尊重和热情，更主要的是，他以同样的尊重和热情阐释了沈从文的生活世界，包括沈从文的苦难与挫折、才华与意气、希望与疲惫。
由于兴趣所在，我对传记始终保持着很高的阅读热情，这份阅读热情也正是让我对人文艺术一直还保有很大的兴致的原因，我总是感觉，伟大的人首先应该有伟大的人生，这种伟大并不是所谓的“事业”有多“宏伟”，那太俗，而是他们的生活世界有趣好玩儿，是经常让我在下半夜的阅读中开怀大笑的那种，哑然失笑也不错，会心而笑我不敢说，因为我读到的很多传记的传主在我眼中太伟大，我不好意思轻易会他们的心。在我的印象中，对于一般的传记来说，对传主的生活世界保持一份热情很容易做到，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失却了那份热情，恐怕文字就会生涩，虽然我们也经常在很多传记中见到那种硬作狂欢的表情，就像许多张臃肿的面孔上那些言不由衷的笑容。但保有一份真正的“尊重”是不容易的。因为真正的“尊重”，不单是尊重笔下的传主，这种尊重很容易做到，特别是在时下的风气中，太容易了，不就是恭维呗，说好话呗，满脸堆笑“妙”笔生“花”硬作狂欢呗，我说的真正的“尊重”更主要的是尊重自己，尊重自己的感觉和智慧，更尊重自己的名誉和力量，不但写值得写的人，而且写得值得看；不但写得值得看，而且要写得很多人认为值得看，这不容易。
金介甫做到了吗？我不敢说百分百，但他的文字首先没有硬作狂欢的表情；其次没有把沈从文写得多么太夸张做作；还有一点很重要，他没有把沈从文看做是湘西的“象征”，这一点我认为最好，在我看来一个优秀的传记作家，他首先面对的作家的精神世界，其次才是生活世界；他面对的应该是读者整体的反应，其次才是文化追忆。最后，更重要，金介甫多少是从一个海外学者的眼光来看待沈从文的世界与文学的，所以有很多地方很可爱，写得与国内传记作家非常不同，这一点与史景迁的《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塞尔登的《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费正清的《伟大的中国革命》，包括李欧梵的《上海摩登》都有些共同的东西，在这些海外学者眼中，中国以及中国的作家没有意识形态的困境，也不存在政治的沉疴所导致的精神变异，当然他们没法理解，在中国，包括作家在内，体面的生活是很难的一件事，更没有对中国特色的虚伪与狡诈、陷阱与羁绊感同深受，但正因为不理解，所以他们的看法很纯粹，他们笔下的人事也很纯粹，这一点也让金介甫的《沈从文传》具有了与众不同的“纯粹”。
金介甫对沈从文没有强作狂欢的表情，他的作品表现了对沈从文已经他自己充分的尊重，这是金介甫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在说这个感觉之前，我讲一件事情，前几年，散文作家胡兰成的煽情传记《今生今世》非常惹火（中国大陆出的是删节版，香港版的《今生今世》上下两册，内容不那么煽情，因为不完全包括胡兰成和几个红颜知己的故事，还包括了胡兰成类似沈从文的困境与挣扎，所以更有价值，当然大陆阅读界就这个水平，每人都欢迎“学术狗仔队”），文中记载胡兰成在某地落难时与某某曾共事，当时某健在，有人问他，胡兰成是什么样的人？某说没那回事，不认识胡兰成。为什么这样呢？大家恐怕心知肚明。我为什么说这个？是说到了沈从文。现在沈从文仍然很热，几乎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一个绕不开的思想个案，但我们不要忘了，几乎从四十年代开始，沈从文就失去了进入官方文学史的资格，当时官方如何以及为什么查禁沈从文的作品，我认为现在也该研究一下。即使是到了八十年代以往仍然是这样，金介甫说当时是因为丁玲复出后身居高位，所以不敢刊印沈从文的作品，我想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长期以来，中国文学研究已经长成了一副敏感的鼻子，这个鼻子会随着政治大气候与文化大气候的变化随时伤风，随时感冒又随时正常，这是沈从文、张爱玲，包括周作人、胡适等人悲哀。政治空气的调节、学术传统的断裂、知识生产的脱节、学术体制的规约与学术品格的畸形早已经让这些优秀的现代学人失去了被合理、合法（合法性）、一贯、正常阐释的资格。20世纪中国现代学术阐释究竟有没有“客观”、“理性”？这是个问题。从历史来看，我们的学术阐释能力在某些方面在退化也在强化，我们的学术鉴赏能力则绝对在退化，退化的原因部分是因为混乱，是因为话语的拥挤，是因为思想在缺乏主流的同时更没有多元，或许永远不存在什么“思想的多元化”吧？因为思想的多元化到最后只能意味着没有思想。其实，在我看来，目前我们对鲁迅、巴金、茅盾、曹禺、沈从文、张爱玲、周作人、胡适等人的现代文学精神与人文意义的阐释就是如此，汗牛充栋的文字板块已经没有了“定位”的考量，因为不知道该把这个“位”定在“哪儿”，也不知该不该订这个“位”，或者由谁来定？这是虚幻的思想多元化惹得祸。
这个困境我想我以后会继续关注，那么说回来，对沈从文这样的作家我们怎么看呢，显然“定位”是难的，中国现代学术的坐标本来是不稳定的，沈从文就是让这个坐标不稳定的元素之一，因为他执拗，执拗还不算，他还有才华，有才华还不说，他还有思想，最主要的他还长寿了。我们总该面对他，那么，面对他有那么多人为的故意的虚伪的难题，那怎么办呢？在我看来，学术阐释与思想理解的困难是文化传统与更复杂因素所导致的思想对话的真空，那么，这种思想真空就别再填充那些思想肥料与学术唾液了，那就说点儿“真话”吧。就想巴金，我们在九十年代的《随想录》中看到了他的意义，也看到了他对沈从文说的“真话”，那就是，他说沈从文是个优秀的人，但当年在批判他的时候我很懦弱，我也跟着那些墙头草一起批判过他，因为在那种声势浩大的批判会上我“害怕”！
金介甫则说了另一番“真话”，正是因为说了“真话”，他是真正尊重了沈从文，也是尊重了他自己，所以他的《沈从文传》也没有在文字上强作狂欢硬作高潮状儿。这是什么样的文字呢？这种文字又有什么样的思想意义呢？我的印象是在崇敬中展现客观、在扎实中展现通透、在平实中展现热情、在复杂中展现一贯、在学理中展现趣味。比如，他说，他在他的哈佛大学博士论文《沈从文笔下的中国》将沈从文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可以和鲁迅并列的作家，他说，这种论断要么删去，要么改写，否则他的《沈从文传》就无法在中国出版。看来，金介甫对中国现代学术格局与现实还是很了解的；比如，他说在谈到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与乡土文学精神潜源的时候，说“汉人由于长期奉行繁文缛节的礼教，墨守将死的文学经典，已经一蹶不振，相形之下，部落民族由于恪守古风，却一直保持着他们的活力。”这一点我认为见识非常深刻；他说，沈从文心目中的苗民思路奔放，对世界有着直截了当的美的鉴赏力，他们对生活的激情在各种节日里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因为他们的身上有“神性”，我认为这说得非常好，正是我们现在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精神要说的话。他分析沈从文的抒情诗：
钓鱼的人，
钓子悬着他的饵，
也悬着他的心。
这是我们忽略沈从文的地方。他写沈从文的家族关系、湘西的文化地理历史沿革、苗民的历史与现实生活、湘西军阀势力及其历史面貌与场景，这些盘根错节诘屈聱牙的关系，他能够爬梳得既扎实又绵密，既全面又系统。就文献而言，金介甫的确是研究沈从文的重要一站。他写沈从文的顽劣，如逃学、赌博、抓蟋蟀、斗蛐蛐这些生活细节简洁而有趣，特别是他写到沈从文少年时期就玩“斗鸡”，这真是不同寻常的游戏，而金介甫的笔法也不同寻常，“打败的公鸡垂着血染的头眯眼打盹，未上阵的鸡养精蓄锐想打架，忍耐不住的则拖长喉咙叫。”这哪是“斗鸡”啊，分明是现在的“斗人”嘛；他写苗民地区的血腥杀戮有板有眼，我甚至认为这些地方他处理得不够好，给我有些这样的感觉：对那些血腥的杀戮和草菅的人命，他的细节描写太突出，反而会掩盖那种杀戮的残虐，这也是他的另一种“暴力美学”吧，但有一点我清楚，这里面有一个史学家的“客观”和“理性”，我认为这也是金作为一个海外作家所不同的地方。这种不同体现在传记中最明显的表现是对传主采取了“平视”的态度，这正是我认为的金介甫既尊重沈从文又尊重自己的地方。做到这一点不容易，尤其是当代传记作家更不容易，“平视”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才智和气魄。金介甫能做到这一点，我认为各种的缘由非常值得我们猜度，我们可以找出各种理由，但所有的猜度归结为一种才更加顺理成章，那就是他是基于强烈的兴趣和尊重去“走进”沈从文，而不是去“接近”他，走进了内心世界，理解了精神世界，当然不需要硬作狂欢的表情。
《沈从文传》不虚伪不做作不夸张。虚伪的传记总带有一种低三下气的恭维，做作的传记总透出恶意奉承的俗气，夸张的传记则掩饰不住张牙舞爪的主观。对于沈从文这样的作家，虚伪的做作的夸张的文字比比皆是了，多到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去阅读了。金介甫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就研究沈从文，在沈从文在中国学界默默无闻甚至遭受贬黜的时刻，金介甫保持了一如既往的热忱与一贯的评价姿态，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沈从文的幸运，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感叹：“需要有一本沈从文传，客观地介绍他的生平，他的生活和思想，评价他的作品，现在有了一本沈从文传了，他的作者却是一个美国人，这件事本身也是离奇的。”对沈从文而言，离奇的传记充满了吊诡，这让我想起了著名的《狄公案》作者高罗佩是个荷兰人，有读者曾经问他，你为什么要写一个中国人的故事，他说，“没什么，因为狄仁杰是奇特的人，我很喜欢他，就是这样。”我想，这就够了，如果是真的喜欢就够了。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对沈从文、张爱玲这样的作家三缄其口，当时过境迁之后，人们突然发现了他的“伟大”，更吊诡的是，那些最先发现他的“伟大”之人恐怕正是当年对之污蔑重伤最甚之徒，在一个没有学术理性的时代，那些伟大的人那些伟大的思想就像蝼蚁的生命，它的脆弱正预示了某种思想公共空间的贫乏。由于金介甫独特的身份，所以他能够躲避这种贫乏的思想公共空间所造成的思想的虚伪的污染，所以他能可爱地书写他的人物。这也正让金介甫的叙事笔法增加了一些可爱，不渲染不夸张不努力地调整自己的态度，他几乎完全地把沈从文的所有纳入了一种冷静平实几乎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叙述中，在他的笔下，沈从文的才智与才情自然舒展，困苦与磨难不露声色，脆弱与孤寂无声无息，能够将大起大落的人生、大悲大喜的情感、大才大智的人物处理得如涓涓细流，沈从文在他的笔下变得轻了，轻松了，畅快了，历史的重负解脱了。
谁都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沈从文的一生是个传奇，也是个奇迹！他那么受后代的读者欢迎是个传奇，他能活下来能活得还算不赖是个奇迹。没听说吗，弱者不得好死，强者不得好活，在金介甫的笔下，我们看不出沈从文是个强者还是弱者，虽然事实像沈从文这样的现代作家，境况让你不得不懦弱，但他的懦弱有义气，有理想，这就教人上进。金介甫的叙事笔法不温不火，但写出了这份义气和理想，所以，他让人看着感觉沈从文的命运在一种轻的气息中仍然燃烧着生命的热情。这也是金介甫的叙事的生命力。
像所有的传记一样，《沈从文传》也要面对沈从文的生活世界、精神成长与文学成就，沈从文也因为他独特的生活世界与文学世界为中国现代文学呈现了乡土叙事的奇观，沈从文因此也成湘西、凤凰文化景观的一个符号。在《沈从文传》的结尾中，金介甫说，“湘西旧社会的面貌与声音、恐惧和希望，总算在沈的乡土文学作品中保存了下来。别的地区却很少有这种福气。”而且，我们在《沈从文传》中读到的最后的文字也是最好的文字是“未来的湘西可能寄望于开放旅游业。”金介甫在三十多年前的话正在应验，我有很多湘西的朋友，很好的朋友，从多年的交往中，我感觉他们是深深地爱着他们的家乡，在我的认识中，那一方水土养育的是热情蓬勃的人，很可爱，我认识的一个湘西籍的现代文学硕士研究生，按他们家乡的观念，他最有出息的行业是毕业后去当警察。他们为他们的家乡自豪，当然也经常提起家乡的沈从文，这份长久的自豪使沈从文成了湘西特别是凤凰的“象征”，文学研究世界中的沈从文也是如此。金介甫说，沈从文是湘西的福气，我感觉这种说法更有味道。这种“福气”恰恰是因为沈从文的生活世界、精神世界与文学世界与湘西人文地理发展的“精神同源性”，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湘西的人文地理缔造了沈从文的性格与个性，才情与禀赋，而不单单是沈从文展现了湘西世界，也正是因为此，金介甫的《沈从文传》花大量的笔墨展现湘西地理人文发展的历程，将旧湘西的军阀格局与统治、苗民生活习性与惯例、部落民族发展的血泪与挫折与沈从文的精神成长内在地联系起来，并试图从中找出沈从文文学世界的历史根源。从文学传记的叙事范式来看，金介甫的这种立论的方式有明显的人类学、文化学和社会性痕迹，很容易让人想起“种族、时代、环境”的研究范式，但又有明显的不同，金介甫不仅将这种研究范式运用于沈从文的乡土文学的历史根源，而且更多地用于呈现沈从文的文化性格与文化心理，在这个意义上，沈从文的成长本身也有了文学性与历史性。正是由于这种扎实的“精神同源性”的考证，《沈从文传》已经区别于通常的传记文学，而有了学术史的意义，它融人文地理研究、人类学考察、区域文化特征考辨、文化成因研究、文学性研究与文化追忆等内容一体，在这种宏观又不适仔细的视角中，沈从文从湘西走来，最终又回归了湘西文化传统，这也正是沈从文研究的一个大的开拓。
世事的乖张让沈从文这一代学人命运多劫，他们经历了一个多难的时代，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精彩的时代，他们经受了生活的困境，但在某种程度上也经受了生活的洗礼。文学在他们那个时代，同样也是精彩的，是经过了生活的洗礼的，所以不像这个时代那么浮躁，而他们本人也是如此。无论是从一个时间长度以外看，还是从一个空间跨度以远来审视，轻松地评价不容易。从一个时间的长度以外看，那种真正轻松的评价无法回避政治与历史、道德与伦理、情感与个性的复杂纠缠，从一个空间的跨度以远来审视，则无法做到入情（国情）入理（人际）的分析，很难理解我们的“世事洞明与人情练达”。就那个时代的文学与事态而言，时间长度与空间跨度虽然划界难以完全清晰，交叉在所难免，但不同的侧重往往有不同的效果。金介甫从一个海外学者的视角来看沈从文，在某种程度上有空间跨度对时间长度的优势，正是因为他是一个海外学者，所以他的评价可以相对较为轻松地绕开政治、道德与伦理，而更注重于情感、个性与心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作品中他的语言是轻松的，对诸多人事的看法也有超然的姿态，中国的世纪变迁与风物人情在他的笔下客观得有些冷漠。其实，在很多海外学者的笔下，中国文学的命运与变迁更多地是一种历史的造化，他们看到的有时也只是五彩斑斓的历史映像，在美丽的华彩背后，究竟有多少鲜亮的生命承受着巨大的误会，想必只有走过那个时代的人才体会得真，所以无论是金介甫从一个空间跨度来看，还是现在的我们从一个时间长度来审视，历史的斑驳的颜色有时仍然很动人。可贵的是尽管《沈从文传》能够尽可能“轻”地对待沈从文，但这份“轻”的姿态因为金介甫深厚与独特的学养并没有流于浮泛，或许是多年的研究心得让他可以驾重就轻，或许是那份真正的喜欢与热情让他可以抛开私心杂念，或许是历史家的视野与方法让他多了厚重与扎实，或许是他跟沈从文的缘分让他可以更真切地走进沈从文的精神世界，那份看似轻松的叙事与评价相对成功地化解了历史重负，历史的重负与精神的凝重融入了丝丝入扣的轻松叙事之中，我们的阅读因而也变得畅快了。要做到这些不容易，单是文中六百多条详尽的注释就可以窥见作者的辛劳，还有那些错综复杂的历史沿革，想要厘清其中的脉络不用想也是费尽周折的，而它却是金介甫而立之年的作品，这更让人刮目相看。
但是，这部传记也有不足，我个人的看法是金介甫对作为一个历史个体的沈从文认识得比较到位，但对沈从文的文学阐释得就比较单一；他极力刻画了沈从文的精神成长过程，试图凸显沈从文文学的“地方主义”特征，立意是好的，但在我看来，纯粹的“地方主义”是很难成立的，特别是中国现代的历史断裂，那种“地方主义”最终只能消融在总体性的文化语境之中；另外，金介甫试图在沈从文那里提炼一个“少年中国”的形象，这也有些牵强。至于文中一些细节的提法，也有若干不妥，相信读者各自都会有发现。
最后，所有的阅读者都应该对作品的翻译者符家钦先生致以敬意，翻译的文笔流畅不说，特别是译出了海外学者的文风，那是一种没有匠气的文风，他的辛苦工作也保证了这部作品的可读性。
（金介甫《沈从文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