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我的爷爷和姥爷，因为他们经历了中国的苦难，中国的激情，中国的喜悦，中国的迷茫，他们是中国最普通最普通的人，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但是在他们身上确实具备了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中国人所应该具备的东西，如果不具备这些再普通不过的精神，称不上是中国人。

先说说我爷爷。爷爷是大学毕业，他上的是当时日本参与教育的大学，他懂日语，但从我懂事直到他去世，从没听到过他说一句日语。家里人知道他懂日语，还是1980年国家盲目进口机器设备“大跃进”那个时期，我叔叔所在的工厂进了一套日本设备，由于设备说明全是日文，当时工厂没人能操作这种设备，所以暂时闲置。爷爷知道这件事后，就让叔叔把所有资料拿回家，把它翻译成汉文交给了叔叔，通过这件事，我才知道原来爷爷懂日语。

爷爷大学毕业以后在学校里教书，结果很快被开除了。因为作为教师，在日本占领区，他不宣传“大东南亚共荣圈”。后来他参加了著名的“高蠡暴动”，然后转战到山区，因为条件艰苦，然而爷爷是天生的一个文弱秀才，结果大病一场，他的同事用担架把他抬回了家。紧接着“高蠡暴动”这批人要转移到延安，走之前，他们来找爷爷，当时见到的是爷爷的母亲，由于爷爷是家里的独子，爷爷的母亲起了恻隐之心，就没把这件事告诉给藏身养病的爷爷，结果就与他的战友失之交臂，没能去延安，也就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到他去世都没有入党。解放以后，多少次让他入党他都不入，他一直这样说：“人家钻山沟，抛头颅洒热血的时候，我藏了起来，现在解放了，人家好过了，我出来要加入人家，这样做，我心里有愧。”爷爷脱离组织后，为了生计又去任教，结果很快又被开除了，因为他的言论同情共产党。

全国一解放，爷爷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他的同学和学生，恢复教学，所以爷爷的工作一直在教育局。文化大革命时期，爷爷受到很大冲击，原因是他的成分不好，信念不坚定，然而最大罪过就是出卖党的地下工作者，这也是爷爷内心世界挥之不去的一个阴影，他自责了一辈子。原因是这样的，当时他的大学同学，有的是国民党特务，有的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这一点爷爷并不知情。有一次他的一个同学就问起爷爷：“谁谁谁，见到过没有？现在在哪？”爷爷就如实的说了，他见到过，而且是在什么地方见到过。这个问他的同学是国民党特务，爷爷不知道，那个被问的是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爷爷也不知道，爷爷只知是同学之情。结果没多久，那位地下工作者被捕了，这件事的发展对于爷爷本人来说，幸运的就是那个地下工作者叛变了，否则人民，和他自己都无法原谅这件事。文化大革命时期，爷爷一直被下放，家里没有收入，爸爸和叔叔们有勤工俭学的，有投奔亲朋好友的，奶奶被监督劳动，当时那个家，说是妻离子散也不为过。过了一段时间，爷爷所有的历史问题都查清了，就恢复了工作。当时给爷爷补工资，爷爷曾拒绝过，他的理由就是：我什么本职工作都没干（下放了），凭什么拿工资；二、人家给我定的罪，无论怎么“冤枉”，它确实是存在的，所以我就得付出代价，当时在爷爷的内心世界里，一点个人恩怨都没有。

我长大以后，也曾经加入到崇尚潮流的大潮中，我当时认为爷爷老了，从没见过现在这种世面，没过过这种时尚的日子。我也穿的西装革履的，在炫耀中规劝爷爷：“你也穿得时髦一些。”当时爷爷非常生气，他对我说：“你别给你爷爷炫耀这些，你爷爷我年轻的时候跟你现在一样，什么都穿过，什么都见过，爷爷年轻时穿过的西服领带，现在还在箱子里放着呢。爷爷年轻时，舞厅、酒吧也都去过，这些东西没有救了这个国家，当时国破了，救这个国家的不是我们这些西服革履的人，而是你姥姥你姥爷那些穿破棉袄子的人救的！”说到这儿，我得说说我姥爷、姥姥。

我姥爷在当时拥有一个几台缝纫机的服装加工作坊，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小乡镇企业家，我姥姥是个家属。日本人打开芦沟桥，中华大地开始全民抗日。我姥爷经常给共产党的抗日组织加工服装，没有收过加工费。姥爷没文化，也没有那么多所谓的伸明大义，但姥爷经常这样说，人家命都不要了，我还要钱，那我还是人吗？后来在接触中，姥爷也明白了，反侵略战争是每一个中国人必须要做的一件大事，所以姥爷随同他的机器还有底下的一些雇工，一同参加了抗日部队，成为了八路军被服厂的一名排长（是贺龙的部队），就这样姥爷去了延安。姥爷走后，姥姥并没有责怪姥爷的“离家出走”，姥姥一直认为自己的丈夫是一个干大事的男人，在这种引以自豪的心情下，她当上了当地的妇救会主任。她的主要任务就是传递情报，协助抗日组织行动。姥姥这一生挺传奇，曾经三次大难不死，其中两次都是一个人救的她，这个人是个伪军中队长，其实就是个汉奸。写这两次获救出自于汉奸，只是尊重事实，没有别的用意，更不要误解是什么所谓的人性。姥姥对这个救她两次于生死的汉奸，评价是这样的：这小子不争气，贪图享受，劝了他无数次，就是不听，最后让共产党给毙了，他坏事做绝，那是他自己把路走绝了。这个汉奸之所以救姥姥，是有缘故的。他家是姥姥的邻居，他家特别穷，那时他还小，姥爷经常给他家免费补个衣服，给个布头什么的，出于感激，救了姥姥两次。

一次是姥姥她们在村里正秘密开会，这时日本人来了，把整个村子包围了。那次事让她一辈子都难忘，每次姥姥都会含着泪说，他是这一辈子见过的最勇敢的人。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日本人包围这个村庄时，把姥姥她们的岗哨给摸了，日本人让被俘的这个战士在人群中辩认地下抗日分子，这个战士不认，日本人把他绑在树上，然后拿刺刀从他头顶上慢慢往下钉，这位战士到死都没吐出一个字。日本人只好把怀疑的人都带走，回去一一甄别。押送姥姥她们的正好是那个伪军中队长，在压送途中，路过一片玉米地，那个中队长让姥姥躲在玉米地赶紧跑，姥姥由此躲过一劫；第二次是姥姥去县城送信，结果姥姥要去送信的联络站已经被缴获了，日本人正布下陷阱等着接头的人去，也就是等着我姥姥自投罗网。姥姥一进城，就碰到那个伪军中队长了，当时姥姥还想糊弄他，但他知道姥姥是干什么的，也知道姥姥来县城的目的，他就直接对姥姥说：“赶紧回去，什么也别干，你只能被抓。”由此姥姥又躲过一劫。渐渐地，姥姥地下工作者这一身份，也就暴露了，她已经上了日本人的抗日分子黑名单。最终，姥姥还是被日本人抓住了。被捕后，姥姥没向日本人投降，表现的非常顽强，日本人恼羞成怒，把姥姥五花大绑押到郊外，还领了一群狼狗，准备让这群狼狗把姥姥吃掉。路上，碰到一位职位很高骑着马的日本翻译官，他叫住了日本兵，然后又去了日本岗楼，出来以后，他亲自给姥姥松了绑，让她走。姥姥当时也确实吓晕了，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局，解放后才知道，这个救她的翻译官，是中共一名高级地下工作者，后来这位地下工作者还是被日本人杀害了。在姥姥所在县的县志里有记载，是著名的烈士。姥姥这一生都念念不忘他，不完全是救命的缘故，是姥姥当时在极度恐惧中，感受到了一个同根人的关爱。姥姥每次说起他，总会这样说，那个人眉清目秀，当时就可以看出来他不是个坏人。经历过这几次大难不死，我曾经问过姥姥：“被日本人抓住后，面对死亡，大义凛然，是什么支配你做到的？”姥姥说，她无法忘记日本人拿刺刀慢慢钉死她战友的那一幕，她要是投降了，就觉得她那个战友是白牺牲了；再一个就是，我不想让日本人认为中国人贪生怕死，所以我不能表现出屈服于他们。作为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经历了三次生死劫，并没有被吓倒，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这就是当时的中国人，这就是当时中国人战胜日本人最根本的力量。

现在有些人在抗日问题上说三道四，那是没有良知的，你能面对象我姥姥这样的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吗？你能面对那个被日本人拿刺刀钉死的以及为抗日而牺牲的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吗？

由于姥姥身份的暴露，在当地已没法待下去了，姥姥只好带上我的母亲，独自走路去延安寻找姥爷。一路风餐露宿，艰苦可想而知。最艰难的是：她们在山西的山沟里遇到了狼，当时荒无人烟，姥姥脑子里只有一个小时候得到的概念，“碰到狼，千万不要回头”。姥姥就抱着妈妈头也不回的往前走，其实姥姥心里是在听天由命。不知道为什么，那狼最终走开了。也许这狼是中国狼的缘故，也知道姥姥是抗日分子，也许姥姥身上确实有大难不死的东西。

姥姥姥爷一直跟着部队争战到了西北边陲，全国解放了。姥爷当时是营级干部，是军管会经济部门的。姥爷先后干了很多工作，因为姥爷确实没文化，仅会写自己的名字，所以工作一直都不怎么胜任，姥爷也为此耍过老革命的脾气，最后，姥爷还是选择了更适合他的工作——警卫（那时的警卫区别于现在看大门的）这是个责任心非常高的工作，有时需要配枪的。与姥姥一起并肩作战的战友们都牺牲了，所以姥姥的那段个人历史没人证明，姥姥是在延安重新入的党，找到姥爷后，姥姥就跟着姥爷做了随军家属。解放后，姥姥一直是作为家属工给予生活补贴的。后来姥爷退休，他们回到了自己原籍，由于姥爷当时的家早已成了当地的副食品公司，加上姥姥、姥爷的户口也不在原籍，只好寄宿在姥姥的一个亲戚家，直到去世也没有一套属于他们自己的房子。.这是一个有良知的普通的中国人。对于那段岁月姥爷常说：我是八路，我们最终胜利了，我们为什么能胜利？因为日本人来咱们家祸害咱们，整个中国人不答应，所以他们败了；因为国民党他们打仗只保护他们达官贵人，八路打仗保护老百姓，八路来了老百姓有什么出什么，国民党来了老百姓有什么藏什么，所以他们败了；还有就是我们有毛主席。姥姥常提到的是：日本人不是人，他们像狼一样凶残；国民党坏，只知道欺负老百姓；毛主席是老百姓的主心骨。

对姥爷、姥姥评价最高的应该是我爷爷，一次姥爷、姥姥来到爷爷家做客，我有个搞艺术的叔叔，笑话姥爷、姥姥没文化，说话没水平。爷爷当时非常生气，对叔叔说道：“人家没文化，人家懂的少，没有那么多豪言壮语，可是人家知道日本人来了，二话不说提着脑袋跟日本人干；我有文化，我懂的多，我有很多豪言壮语，日本人来了我却做了亡国奴，人家是英雄，你还有什么可在人家面前炫耀的。

爷爷家里一直摆放着毛泽东和鲁迅的瓷像，尽管后来很多人家已经不再摆了，爷爷还是依然如故。爷爷说他这辈子最敬佩的两个人就是：毛泽东和鲁迅。因为他们有骨气，他们嫉恶如仇，他们为中国人站起来而奋斗。爷爷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常说：“我都活到91岁了，比起大多数人，早就够本了。我没有福气和毛主席同生日，看看我有没有福气和毛主席同祭日”。不知是爷爷执着，还是天意，爷爷的生命停在了2009年9月9日那一天。这就是一位中国最普通的知识分子，经历了中国的苦难、澎湃、喜悦、迷惑、覆辙的岁月，在愤怒、追求、自责、激动、失望、执着中度过的一生。

我写爷爷、姥爷、姥姥他们的事，是真实叙述，没有文学加工，也没想到给自己添彩。他们其实都是很平凡的人，是那个中国人多灾多难的年代，造就了他们的不平凡。这是一个民族，面对危机，所必须具备的最基础的精神，否则，等待这个民族的就是无止境的灾难，所以这种精神永远不能丢，这是一个民族站起来的脊梁。那个时期，中国经历了封建帝王的压迫、军阀的涂炭、日本人的侵略、官僚资本集团的欺诈，倍受的凌辱和压迫促使中国人民，也是第一次产生强大的凝聚力，有了一个强烈的共同意识——国家崛起，让沉睡中的中国人觉醒。以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名符其实的人民的革命，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人民觉醒的革命，它区别于中国历史上反反复复的政权更迭。但是毕竟中国人几千年的小农意识的束缚，不是轻易能够改变的，所以这一次觉醒是中国人付出了惨痛代价才换来的。有流传说，毛泽东会见日本首相时曾说过，中国的崛起还得感谢你们，是你们的侵略让中国人觉醒，这句话让一些人遐想连篇、大作文章。其实毛泽东是以哲学的思维，一分为二的看待问题。人的创造性是在压力下激发出来的，要一分为二的看待中国那场灾难，那就是，坏的方面我们受了很大的苦，好的方面我们因此而觉醒。当时中国人要祖国强大的热情空前高涨，不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就是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争论，但在争论之前必须有前提，你要反对，你必须凭自己的良心，确定自己是否是为了祖国的利益而奋斗的真爱国者，还是为了私利、混水摸鱼的伪爱国者，如果你是伪爱国者，你就没有资格争论！

你去看一看49年以前，鲁迅笔下的中国人是什么样，你去收集一些世界各国对中国人的评价是什么样，你再去看看四九年以后的中国人又是什么样。中国人在四九年的时候，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非常准确的形容了当时的中国人。中国作为一个农业文明古国，她是最晚接受工业文明的，四九年以前，中国有什么工业基础？有些人把那些殖民主义资本和官僚资本在中国大地了建立的星星点点的畸形的工业，吹上了天，有什么可吹的！你那点畸形工业，和当时的广大人民群众有什么关系？他们依然吃着自己种的粮食，穿着自己织的布，推着自己的木轮车。你的自大，源自你眼睛里根本就没有人民，你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以你的进步为进步！人民在你眼睛里就是被愚弄的贱民，所以你才会把那些星星点点的畸形资本所造就的用来欺压老百姓的畸形工业吹上了天！四九年以后，中国人凭着那股强国的热情，无私奋斗，很快建立起较完整的工业基础体系和现代农业基础体系，这是一个国家要进入工业文明的基础，然而这个基础是在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是中国人民一榔头一榔头砸出来的、一铁锨一铁锨挖出来的、一筐土一筐土堆起来的。当时的中国在发展经济上不是创造了世界奇迹，那是一个“神话”！在这样快速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失调，在加上一些客观原因，出现了三年自然灾害。还是那些人，又抓住不放，添油加醋、无中生有，吹得是昏天地暗。就在那些人怨天尤人的时候，你们去过大庆吗？你们去过克拉玛依吗？你们去过核工业基地吗？那个时候你们在干什么？再看看人家在干什么？人家在没过大腿的沼泽地里，硬是用肩膀抗出来一个大庆；人家在鸟都不飞的地方，在地下挖个坑当房子，一个人一天只给一盆水，窝头靠自己的体温热着吃，就这样，人家用双手挖出来一个克拉玛依；人家在荒山野坡上像羊一样风餐露宿、砸石头、和泥巴、烧砖，就用双手垛出来一个核工业基地——735、731、734。人家豁着命的干，你却为少吃了一个馒头而耿耿于怀，你不觉得卑微吗？这些建设者们，后来大多数都没有长寿，因为他们是为自己祖国的强盛在奉献，他们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你懂吗？四九年前，中国人倍受外来欺侮，四九年后，中国人扬眉吐气。抗美援朝，中国人战胜了当时被公认为最强的军事力量，又是那些人跳出来，说三道四、东凑西编、诋毁事实，但事实就是事实，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更不以你的雌黄而改变！中国人靠的是那股强大的精神，用自己的身体拼出来的事实，在世界上展现了中国人的精神。你要诋毁，你没有资格，因为你不是中国人！

中国人凭着那股精神，让自己的祖国走向繁荣强盛，当中国工业文明初具规模的时候，那些人又冒出来了，面对积累了巨大财富的中国，他们着急了，主义也多了，其实所有的主义归根到底，就是他们要急于过上好日子，他们要做人上人，他们要以自我为中心，他们要以自己的进步为进步标准。广大人民群众讲精神，他们讲人性；广大人民群众讲奉献，他们讲待遇；广大人民群众讲奋发图强，他们讲花前月下；广大人民群众讲革命，他们讲复辟；广大人民群众讲兄弟姐妹，他们讲官僚联盟。如果当时没有他们的出现，根本不需要“三反五反”，根本不需要文化大革命，浪费建设祖国的大好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