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人口、工业、交通运输过度集中造成了种种弊病，同时也给生活在城市的人们带来了烦恼和不便，有人将其形象地称之为“城市病”。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1年北京市暂住人口比2010年减少了60万人。据了解，这是北京市有分区县数据以来，暂住人口出现的首次下降。2012年9月，北京市政府和中国社科院签署协议，共建首都经贸大学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为“病重”的北京“会诊”。破解特大城市的“病”，良方到底在哪里？

　　留下或离开都是人性的选择

　　近日，一篇名为《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北京》的帖子在网络上盛传，文章称，北京是一个神奇的城市，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人才”（从只有小学学历的到海归博士后），拥有经济、文化、医疗等众多优势的北京，也在教育、医疗、住房、交通等方面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走到哪都是人，除了花钱方便哪都不方便。”一位来自保定的母亲在看望了自己的女儿租住的单间卧室后，“这就是你说的‘特别好’啊，2000块一个月，哪如咱家一套房。”

　　“我纠结了四年，还是留在了北京，可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家，我没有大的梦想，是为了他，他说北京机会多。”王芳来自甘肃，毕业之后一头扎向了北京，原来的男朋友现在已经成了老公。“除了北京，我能去哪？”小亮来自黑龙江，今年6月份从清华大学博士毕业，而他的签名里也无奈地写着“我是在追逐梦想中挣扎向上的85后屌丝！”女朋友先他毕业做了公务员，一年前，他们在清华附近花了170万买了一个60多平方米的二手小两居，从此背上了90万元的房贷。

　　因为爱情，因为梦想，或者麻木……留在北京的人们，用鲜活的身影，忙碌在这座特大城市。

　　在被“北漂族”称为字字血泪的《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北京》的文章里，作者坦言，“在北京生活的人多数都并不幸福，或者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幸福了，至少不如在其他大城市生活幸福。”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对人口的集聚作用越发明显，人口的快速集聚也成为促进城市发展的动因。堵车、房价贵、上学难、就医难等社会问题开始越来越突出。

　　北京市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北京市暂住人口825.8万人，比2010年减少了60万人。据了解，这是北京市有分区县数据以来，暂住人口出现的首次下降。

　　然而，“60万”的数据是基于对持有暂住证的人口进行的统计。2011年，北京的常住人口达到2018.6万人，成为名副其实的特大城市。

　　在北京，“十一五”规划确定2008年常住人口总量要控制在1625万人，但截至2009年底，实际常住人口总数就已达到1972万人。

　　不仅仅北京，上海市2009年的常住人口达1921.32万人，广州市常住人口也已经超过1400万，估计用不了多久中国就会涌现数个200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环境污染也让人头疼。在深圳，多条河流已经被严重污染，即便地处珠江三角洲，该城市仍是我国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城市之一，2009年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已经下降到20年前的1/18。城市生活垃圾以每年约10%的速度增长，但大多数垃圾只能简易填埋，北京、广州等地一度出现“垃圾围城”现象。

　　“城市病”的对立面是宜居性

　　研究资料表示，城市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是一个运动的矛盾统一综合体。有专家指出，出现“城市病”是正常的，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只要不“病入膏肓”导致城市“偏瘫”就可以治理，只是特大城市的“城市病”更严重一些，治理的需求更迫切一些。“城市病”的对立面是城市的宜居性。每个人都希望，城市既是繁华现代的，又是宜居舒适的。

　　根据首都经贸大学特大城市经济发展研究院研究数据显示，2010年与2009年北京城市承载力指标中，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的指标从0.2491上升至2.0408，职工平均货币工资指数从2.3338上升至2.7489，而常住人口密度却由1.8331上升到2.3951。公共资源的增加明显低于人口的增长量和居民收入的增加，这使得城市的承载力面临巨大挑战。《特大城市辐射力研究报告》指出，人口是一个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根本推动力，人口管理的好坏直接影响一个城市对外的辐射力。良好的人口管理制度可以有效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为优质高效的人力资源搭建好的平台，让科技人才不仅参与城市建设，更可以帮助周边地区的发展。

　　目前全国已有多个特大型城市率先打破僵局实行户籍制度改革，支持和引导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有序转移，分层次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加速农民市民化进程。除北上广等个别城市已经面临庞大人口压力外，此方法可以为全国其他特大城市所借鉴。“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不仅仅是上海世博会的口号，更是所有在城市生活的人的期望。而城市人口快速膨胀，由于人口及城市布局缺乏预见性规划，城市基础设施承载力严重不足，带来了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秩序紊乱、运营低效、行政区划分割等一系列问题，制约着城市的持续发展。

　　未来一段时期，将是城市病的集中暴发期，城市病将成为影响城市和谐稳定的关键隐患，加强城市治理刻不容缓。

　　借鉴国际经验 新城向多产业中心发展

　　“城市病并非只有北京一个患者，纽约、东京、伦敦等国际特大城市以及我国香港地区或多或少都出现症状，”首都经贸大学特大城市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蒋三庚教授分析道。在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中，蒋三庚及其研究团队提出，长期规划建设新城，发展公共交通体系，采用集约用地模式值得国内特大城市借鉴。

　　“有专家认为城市承载力是一个伪命题，实际上城市的承载力是随着产业的发展而增加的。”诸如北京现在开始建设开发南城，就是在扩展新的产业区域。

　　资料显示，伦敦在新城建设方面，首先是提出“建设新城，打造大伦敦”的口号，东京在新城建设方面也首先采用了“长期规划，空间分层”的战略规划。这些措施的选择，无论是促进中心城区多余人口向卫星城转移还是避免“摊大饼”式的发展，都使得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相关产业合理布局，缓解特大城市人口以及随之而来的交通、环境压力，构建城乡矛盾冲击的缓冲地带。

　　北京作为国家首都，既承担着中国政治、文化、教育和国际交流中心的角色，同时也是中国经济金融的决策中心和管理中心。这样导致资源过于集中，城市功能分工不明。在东京，“新城发展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使得长期的产业聚集摆脱“路径依赖”，避免东京的人口和企业过度的向中心区聚集，日本政府开始将东京的城市发展思路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

　　北京的交通情况日益糟糕，一场大雨使得全城交通瘫痪，首都变“首堵”，诸如一号线、五号线等穿越人群密集居住区和工作地的线路已经让乘客苦不堪言。《特大城市承载力研究报告》指出，为了密切中心区与外围新城的联系，发达的公共交通体系在伦敦广为应用，目前，伦敦拥有近400公里的地铁和近3000公里的市郊铁路，以确保大伦敦地区的人流和物流顺畅。近八成的伦敦市民出行靠轨道交通实现，保证市郊居民即使在不使用小汽车的情况下，也能在1小时内到达市中心办公区域。城市用地紧张，楼房越盖越高却无法满足地方用地需求，使得城市人口压力越来越大。

　　首都经贸大学祝辉的研究表明，城市就像是一个金字塔，首先有了环境层做基础，才能承担经济层的发展，进而支撑起社会层的正常运行，而每个层级又需要有各自的循环通道，当每个层级的承载力达到一定预警值时能够有效扩散人群。

　　破解城市病 需提高城市的辐射力

　　2012年3月7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智慧北京行动纲要》，对城市的信息化建设提出明确目标。建设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智慧城市”也将缩小区域内腹地之间的距离。

　　而北京与河北交界处的燕郊、大厂等地，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北京“卫星城”，这些城镇为北京承担着一些居住功能，却很难享受到来自北京的政策优惠。“从现实来讲，确实应该对这些地区给予支持，即使产业不能很快发展过去，也可先将基础设施例如地铁等修建过去，方便出行。”蒋三庚说。

　　而增强北京市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辐射力也是提高城市承载能力的可用途径。城市病的产生来源于城市规划的短期效应。要破解城市病，还需在政策层面给予支持。首都经贸大学王曼怡针对城市的辐射能力显示，提高城市的辐射力在政策方面需要结合实际考虑多方面的因素。

　　对于北京等特大城市而言，产业规模扩大是城市辐射力的经济基础，而其前提条件是经济对外开放和资源自由充分流动。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促进新兴产业发展是建设世界城市的经久之力；产业结构是否合理是决定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因素。合理的产业结构和较完善的产业体系，能够形成一定的产业优势，为都市圈内合理的产业分工提供前提条件。因此特大城市应当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将重工业逐渐转移至经济腹地，自身则专注于金融，高新技术等产业，这样能使资源得到更加有效的运用，对提升经济腹地的各方面环境有着极大的好处。

　　研究指出，文化方面最显著的是教育，教育是一个城市的核心软实力，特大城市在教育资源方面拥有强大优势。特大城市应通过将其强大的教育科研能力逐步向周边地区分散来增强区域内整体科教文化实力，依靠其强大的教育科研能力将科学技术迅速低成本转化为本地生产力，将会对本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强大辐射带动作用。这种方法科学有效，是各特大城市未来发展的总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