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们“扶贫款”不如给我们一个“好官”

――熊飞骏

GDP世界第二的特色中国，仍有几千万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我国的基层政权在“扶贫工程”方面确然摆出了亮眼的阵仗。

领导亲自下乡给贫困户“献爱心”；党政机关职工每人要“定点帮扶”一个贫困对象；年终县官还要拿着“红包”登门慰问……

可贫困户极少在“帮扶”下脱贫，饶幸“脱贫”者也多不是“帮扶”的结果。

为什么地方政府的“扶贫”工作“阵仗大收效微”呢？

因为很多腐败的基层政权多把“扶贫工程”当作“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来操作。

绝大多数“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都是劳民伤财的。

“扶贫工程”也不例外！

以年终县官去边远地区慰问某贫困户为例：

一个县官带上一大队随从，带上报社和电视台记者，出动几辆甚至十几辆小车，去给事先安排好的“定点做秀户”送上一个几百元的红包。当地乡政府要出动更多的乡官迎接陪同。中午乡政府一溜摆上几桌高档酒席为上司接风洗尘；晚上回城后又要摆几桌高档酒席例行公款吃喝，一趟县官慰问活动下来，包括公车费、招待费、宣传费、陪同人员误工费，在年财政收入才区区几个亿甚至几千万的内地贫困县，少说也要耗费几千上万元！相当于送给某贫困户“慰问金”的几十倍！

相当于“慰问金”几十倍的活动经费则由当地纳税人来买单。

送出几百元“慰问金”，浪费几千甚至几万纳税人的钱，是“中国式扶贫”的典型方式。

机关企事业单位普通职工的“定点帮扶”活动，耗费虽然比县官“慰问”小得多，但公车费、招待费和误工费加在一起，一样远远大于送给各“帮扶对象”的“扶贫款”。党政机关自身是不能创造财富的，扶贫活动经费一样由当地纳税人来买单。

基层政权的“扶贫方程式”：政府送给贫困户N元；当地平民百姓要倒贴十几个或几十个N元来供参与扶贫活动的公务人员“玩公车”、“玩公款吃喝”、“玩电视做秀”……

最后的扶贫结果是：原有的“贫困户”没扶起来，还大大加重当地平民百姓的负担，弄不好还折腾出一批新的“贫困户”。

多数地方政权折腾“扶贫工程”的主要目的本来就不是“消除或减少贫困”，而是方便官员“政治作秀”。如果是“真扶贫”，县官去边远地区慰问贫困户要那么多陪同人员干吗？要报纸、电视台记者跟在身后干吗？

结果多数贫困地区“越扶越贫”。

不仅如此，“唯上司是从”的官僚专制体制，刺激贫困地区地方官在任时竭泽而渔，疯狂搜刮民脂民膏，以筹集“向上司行贿”的巨额资金，来谋求个人政治升迁。在地方官巧立名目敲诈下，贫困户要么越来越贫，要么举家流入遥远的城市打工去。

在“劣胜优汰”、“奖恶惩善”的官僚专制体制运作下，“好苗”最终都会成长为“恶果”！

难怪贫困地区的老百姓常背地里抱怨：

给我们“扶贫款”不如给我们一个“好官”！

“好官”那里来？

不是“上司”任命出来的；而是“把官员装进笼子”的政治体制鞭策出来的。

“把官员装进笼子”的政治体制就是把官吏任免升降权和监督权交给平民百姓手中；由成年公民公开、公平投票选举各级地方官；同时选举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各级“议会”来掌管财政和监督官员依法行使职权。

在“把官员装进笼子”的政治体制下，坏人当政也只能做“好官”；在“上司任命官员”体制下，好人要想在官场混下去也只能做“贪官”。

所以“好官”是“好体制”鞭策出来的！

把贫困地区老百姓的抱怨翻译一下就成为：

给我们“扶贫款”不如给我们一个“好制度”！

前苏联给予各少数民族很大的优惠政策和扶持资金；可各少数民族依旧怨声载道，时机一到就纷纷反叛。根本原因就是国家在给予扶持资金的同时，却强加给各少数民族地区一个“坏制度”。“坏制度”折腾出来的“坏官”吞噬了国家给予少数民族的所有“爱心”。

美国没有给予各少数任何优惠政策和扶持资金；但美国少数民族从没想过要反叛祖国。根本原因就是国家给了少数民族一个“好制度”，使各少数民族享有当今世界最大的“安全感”、“尊严感”、“幸福感”和自由发展的机会。

二0一一年七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