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制变革的“破冰”之旅

——熊飞骏

当今中国，无论是官员还是平民，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多知道现行的官僚专制体制已经走到了尽头，体制变革不仅是当务之急，而且关系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存续。

改革和革命正在赛跑，如果体制变革千呼万唤不出来，改革的车轮将被暴力革命的车轮超过，中国将陷入下一个灾难轮回。

快速变化的现代信息社会不同于从容不迫的中世纪。如果中国再来一次暴力革命的悲剧轮回，中华民族很可能解体，那时就不仅仅是一个“失去外蒙古”的问题了。

外蒙古的丧失就是坚持一条道走到黑的满清权贵拒不进行现代化变革，结果招来辛亥革命所致。如果满清权贵不扼杀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不但能够避免，外蒙古仍是中国的版图，中国还将在短期内赶超日本成为世界强国；美国也早在上世纪中期就超越过去了。

历史没有那么多“如果”，关键是要把握未来，别在历史的转折关头错失机遇堕入同样的灾难陷阱。

人人都知道需要大刀阔斧“变革”，但“变革”从何处“破冰”国民仍一头雾水。

中国的体制变革需要从阻力较小，官民双方有可能达成共识的地方寻找突破口。

中国体制变革的“破冰”之旅应该从下面几个方向开始启动。

一、官员财产公示，大赦多数体制性贪官。

“官员财产公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国民心知肚明，但“大赦多数体制性贪官”则招来一片反对声浪。

民主变革需要“宽容”、“妥协”和“共识”；要有“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胸襟和智慧！

如果不“大赦多数体制性贪官”，一旦推行实实在在的“官员财产公示”，绝大多数官员要么顷刻间沦为“罪犯”；要么成为想方设法隐慝财产的“说谎者”。在这种“非谎即罪”的绝望情势下，你怎么可能赢得多数官员对“官员财产公示”的让步？

没有官民双方的共识，《官员财产公示法》怎么可能在和平理性的环境中出台？

在现行“唯上是听”的官僚体制下，一个人要想在官场呆下去并获得升迁，就根本不可能无任何贪腐之举。对于所有官员来说，贪腐不是“有和无”的问题，而是“多和少”的问题。“绝对不贪腐的官”就算不是康熙皇帝所说的“一个也没有”，也绝对不会超过百分之一！

中国的官员并非天性邪恶，特权官僚体制才是多数贪腐行为的罪魁祸首！

中国人多知道美国官员很清廉，但如果把美国清官弄到中国来，包管百分之九十以上会很快成为贪官，否则就根本不可能在官场混下去。中国的贪官如果到了美国，如果不想丢官多数也会成为奉公守法的清官。

是“大赦多数体制性贪官”赢得《官员财产公示法》的通过，有效遏制在职官员继续疯狂贪腐的机会好？还是“拒不赦免贪官”导致《官员财产公示法》难产，官员继续以权谋私为所欲为好？这是一个连阿Q都能想明白的问题。

知道什么叫“两害相权取其轻”吗？

所以“大赦多数体制性贪官”不但必要而且符合人性。

“赦免体制性贪官”不是赦免“全部”，而是“多数”，那些罪大恶极、死不改悔和坚持一条道走到黑的大贪官当然不在赦免之列。坚决反对“官员财产公示”的贪官无论是大是小，都不在赦免之列！

那些动不动豪言壮语对“赦免多数贪官”拒不让步的平民，与“自己落入老虎口中还杨言要杀死老虎的兔子”有什么分别。

熊飞骏是一个一无所有的标准无产阶级，呼吁“赦免多数体制性贪官”纯粹出于推进国家文明进步的考量，没有一丝一毫的私心。

二、开放报禁，新闻自由。

中国在近百年的落后倒退，根本原因是我们仇视“真话”和“良心”，“把谎言进行到底”所致！所以“说真话”和“还原真相”成为中国文明进步的第一要件。

要想养成“说真话”的朝野风气，“新闻自由”很有必要。

当今中国的权力腐败亘古未有。要想有效遏制燎原烈火一样的贪污腐败，新闻监督是最有力的武器。

没有“新闻自由”，新闻监督怎么可能实施？

长期的谎言宣教体制造就了一大批不明真相缺乏基本常识认知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的国民，这样的国民最容易被善于操纵民意的野心家和阴谋家绑架，把中国重新推向文革和义和团的灾难陷阱。

要想国民回归理性，防止中国重蹈纳粹德国覆辙，就必须“还原历史真相”，尤其是还原毛伟人真相和文革真相。

要想“还原历史真相”，就必须“新闻自由”。

三、县官直选，基层自治。

“一人一票直选”国家元首和中央政府虽然振奋人心，但在现阶段阻力太大，官民双方很难在这一较高的民主层面达成共识。

在多数民众还盲目崇拜毛伟人的民意层面，在残酷的历史真相还未公诸于众前，急转轨到“全民直选”也是很危险的，很容易把“唱红领袖”那样的野心家选上去。

民主选举的第一步是推动“县官直选”。首先实现“基层自治”。

对于特权阶层来说，“县官直选”虽然断了他们的一条财路，但总比“全民普选”中央政府的结果要有利一些。县以下的基层政权交给人民治理，但高干依旧享有传统的特权，全国依旧是红山一片红，“红二代”照样高高在上权力炙手可热。如果高层有“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智慧，应该有希望在“县官直选”这一民主层面达成共识。

中国目前的最大不稳定因素是县级政权以下基层官僚的疯狂腐败。一旦实现“县官直选”，基层官僚的腐败将很快得到有效遏制，中国社会从基层开始稳定并长治久安。上面也因此少了很多麻烦，不至被基层贪官裹胁过早摔入万丈深渊，对高层也不失为有利之举。

对于广大民众来说，“县官直选”和“基层自治”有效锻炼了他们的民主操作能力，为以后的全国性民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台湾的民主政治就是从“县官直选”和“基层自治”开始的。

四、司法独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这个问题不需多言，脖子上只要不是尿壶都明白此举的重要和必要。

五、开放一定比例的人大代表名额。

现行的人大代表选举制度是“候选人钦定制”，只有官场看上的人才有可能当选。

人民大表既然代表人民利益，就应该由人民直选产生。“候选人钦定制”产生的代表只能是打着人民旗号的“官僚代表”。

今天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民都知道“人民代表”的“官性”，继续玩下去没多大意思，除了巨大浪费和玩无聊外，不再有任何欺骗民意的传统功能。

所以人大代表选举制度必须做出重大变革。

突然实行全体人大代表“人民直选”，人民虽然热烈欢呼，但在出现无法继续统治下去的巨大危机之前，特权阶层肯定不会答应，。

当官民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处于胶着状态时，一样要寻求民主政治的“妥协”智慧，官民双方在原来的位置上各退一步，在“开放一定比例的人大代表名额”这一层面达成共识。

一旦“开放一定比例的人大代表名额”，真正的“人民代表”就从无到有，对人民显然有利。对于特权阶层来说，虽然归还了一定的权利给人民，但毕竟保留了一定比例的“官员代表”，可以继续安插亲信享受特权，结果总比“全部权力归人民”或激发暴力革命要好得多。

最后强调一句：官僚专制国家实现民主变革的黄金钥匙是“宽容”、“妥协”和“共识”；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二０一三年元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