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国民为何期盼“无根之福”？

——熊飞骏

二十世纪冲击全球的“红色革命”之所以能吸引亿万民众，并在包括中国、俄罗斯等大国在内很多国家取得决定性胜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红色革命家宣传主导的“土地革命”。

二十世纪以农业为经济支柱的落后国家，相当于半数以上的农民缺少或没有土地，只能靠全部或部分租种地主土地或长年为地主打工为生。每年要定期交付地租的佃农和贫雇农对土地的渴望是工业化国家的国民无法理解的。

所以“土地革命”是国家现代化越不过的坎。

“土地革命”有两种模式：

一种模式是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前提下，遵守现行法律的框架，由国家出面通过经济法律手段和分期付款的方式，从地主手中“赎买”多余的土地，然后无偿或“贱买”给土地实际耕种者和缺少土地的农民。

台湾的“土地革命”就是遵从这一模式。

因为没有破坏“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理念和“法治”精神，政府不能为所欲为滥用权力。农民在得到土地后不用担心强权政府“朝令夕改”，到手的土地不会被公权力强行征用或夺走。

另一种模式就是政府越过现行法律的框架，利用平民的仇富情节和不劳而获心理，发动无地或少地贫雇农通过血腥和暴力手段，强行夺取或强占土地所有者的土地甚至财富。

这是典型的“红色土地革命”模式！

因为破坏了“法治”精神，摧毁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性理念，政府的权力无限扩张，能肆意侵犯私人财产和个人权力。在一个法治精神荡然无存，法律沦为“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个体农民在强权国家面前除了“无条件服从”外，根本无法用法律手段来捍卫自己通过“红色土地革命”分到手的土地和财富。如果强权政府对农民失信朝令夕改，就很容易通过“国家”和“革命”的名义重新征用或夺走个体农民的土地。

如果强权政府能摆脱“法治”的约束，拥有为所欲为的无限权力，就根本不可能对农民“守信”，朝令夕改誓所必然。

二十世纪几乎所有“红色革命”取得胜利的国家，早期都发生过“红色土地革命”。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到了政府用血腥暴力手段从地主富人手中夺占的土地和财富；但“翻身农民”普遍好景不长，没几年工夫，新分到手的土地又被政府以“国家”和“革命”的名义全部“公有化”，也就是“官有化”，全体农民的土地都转归各级“官僚”掌握支配。

农民在空欢喜一场之后，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甚至连起点都不如。“土地革命”之前多数农民还有属于自已的小块土地，现在则一寸土地也没有。

强权政府既然能粗暴侵占地主富人的土地财富，自然也会粗暴侵占普通农民的土地。

所以对于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来说，“红色土地革命”是无根之福！

“无根之福”是灾祸之源！

农民的土地“公有化”之后，因为破坏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政府瞎指挥自毁生产力，国家在“集体化”前期不可避免陷入恐怖大饥荒。毛中国在三年大饥荒时期活活饿死了三千七百多万农民，比2200年皇权中国在和平时期饿死人的总和还要多。

农民为“红色土地革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

虽然“无根之福”是灾祸之源，但多数中华大国民不长记忆，对“无根之福”仍心向往之，给善于操纵民意忽悠愚弄人民的野心家政客提供可乘之机。

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多数民众最关注的四大社会问题：教育问题、医保问题、住房问题和社保问题。

解决这四大社会问题需要很多钱。

有两种途径可以酬到这笔钱。

第一种途径是通过财政法律手段，把解决四大问题的资金列入每年的财政预算。

当今中国虽然国富民穷，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世界第一，可仍不能满足各级官僚特权挥霍的胃口，哪来这笔财政开支解决四大问题？

增税是绝对不可以的，只会增加国民的负担和破坏企业的再生产积极性，令广大民众雪上加霜。

只能通过科学、廉政和法律手段，从现有的财政钱袋里节省出这笔巨款。

中国每年“三公腐败”超过1.9万亿，加上维稳巨额支出、瞎折腾浪费和各级官僚贪贿的巨额资产，都是能够且应该节省出来的！

仅“三公腐败”一项至少可节省百分之九十，用于解决教育、医保和社保问题绰绰有余。

这笔“巨款”是“有源之水”，只要每年能节省出来，解决四大问题的资金就会源源不断。

…………

第二种途径是通过向银行“恶性借贷”，专制国家银行国有，政府从自家开设的银行拿钱很容易；高价炒卖国有土地；用“莫须有”罪名和“不公平法律”来剥夺有钱无权的富人财产，来为部分城市平民暂时建廉租房，提供养老保险。

这条资金链是“无根之水”。

向银行借贷的钱总归要还的，且不可能无限制续借，还款的钱连本加利都将转驾到广大平民头上。

如果“有借无还”造成银行大量“坏帐”，必然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受害的主体一样是平民百姓。他们的购买力将大幅缩水，将以另一种方式为银行的“坏帐”买单。

国有土地也有卖完的一天，炒卖土地必然抬高房价。地价超出一定限度，楼市限价措施将造成房地产市场崩溃。

用非法手段剥夺富人财富只能够眼前之需，随后的资金将难以为继。有钱无权的富人很快会被“黑打”光的，通过此途径酬款必有尽头；可医保、社保所需资金却永无尽头。

“法治”精神一经破坏，任何人都会沦为暴政的牺牲品。富人“打黑”打光后，广大平民将沦为下一次“黑打”的对像，暂时受惠者将成为日后的主要受害者。

在谎言洗脑宣教戕害下，多数中华大国民没有必要的“远见”和“全局观念”，只要眼前能住上廉租房，今年能加入养老保险的阵营，才不管社保基金出自何处？几年后能否领到足额足色的养老金？

所以只要能让我们住上廉租房，能把我们纳入养老保险的领导就是“人民的好书记”！哪怕所需资金是用我们的“未来人身”做抵押的恶性借贷；或“黑打”自某个富裕亲友的财富；或炒卖了我们赖以谋生的耕地？哪怕几年后我们得从廉租房里搬出来，领取的养老金不足当初核定的十分之一连活命都困难……这些我们都管不了，我们只管“眼前”！谁能给我们“眼前”的好处我们就热烈拥护谁。

这就是重庆模式能够暂时赢得多数民心；某书记迄今仍被广大民众“怀念”的内在玄机。

谎言宣教体制造就“短视”和“黑白不分”的国民，“自作自受”不可避免；这种体制该叫停了；是到了重视“说真话”的时候了！

二0一二年七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