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戊戌变法精英的最大失误

――熊飞骏

中国社会处于自由落体式全面溃败之时，民主宪政已成为越来越多良心国民的共识。

官僚专制体制是特色中国事故高发和道德溃败的根源，政治体制一日不变革，高速列车注定会永无休止“追尾”下去，直到跌下万丈深渊。

在越来越多的良心国民呼唤民主宪政之时，我想起了百年前的戊戌变法。

中国人最弱智之处是健忘历史的悲剧，不善从历史悲剧中汲取教训，导致同样的灾难一而再再二三在中华大地重演。

一切善于忘却的民族必有大灾难！

中国人必须重视历史的前车之鉴，否则中国很难踏上真正的进步之路。

在中国处于大变革大转轨的十字路口，不仅特权集团要汲取满清权贵坚持一条道走到黑导致整体覆亡的历史教训；那些锐意推进中国文明进步的民权人士一样应从康梁前车之鉴里寻觅政治智慧。

戊戌变法的彻底失败，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昏聩腐朽权贵是罪魁祸首，但维新领袖康有为在政治策略上一再出现重大失误也是导致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

如果变法领袖康有为拥有恢宏的胸襟和超凡政治智慧，戊戌变法应该能取得阶段性成功。

俗语宰相肚里能挣权，没有宽阔心胸的政治家难以成就大事。

康有为的狭隘偏激罔顾大局则是他最大的政治软肋。

甲午中日战争以东方无敌舰队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而告终，随后签订的《马关条约》中国赔款二亿三千万两（三千万两赎辽费），台湾和彭湖列岛自此脱离中国的怀抱。

《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朝野的有识之士几乎不约而同认识到单纯富国强兵的“一条腿改革”根本解决不了中国野蛮落后的问题，只有实施日本明治维新式政治体制变革才能使中国浴火重生。

当康有为1895年呼吁“变法”时，不但体制外志士仁人热烈响应，连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体制内开明派元老政要也心领神会。

在中国几千年极权专制政体里植入“民主宪政之花”的维新变法运动，是伤筋动骨改天换地的政治系统工程，必须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民主统一战线，庶几变法小舟才有可能在三峡的湍流险滩中绝处逢生。

真正成熟的大政治家从来都不恃才放狂孤芳自赏！对人对事也从不求全责备！更不会意气用事！

康有为则处处表现出恃才放狂意气用事求全责备。

使中国政治摆脱周而复始暴力革命恶性循环的维新变法运动，不是一派打倒消灭别一派的改朝换代；而是统治者和人民共赢的政治和平转轨，单靠体制外维新人士自然无法完成如此浩大的政治工程；必须寻求体制内开明政要的理解、配合，如果能支持那就更好。

那时的满清统治阶层并非铁板一块，内部分裂为守旧、开明两大阵营，以载字辈“四人帮”为首的满族权贵是守旧派；以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为代表的汉族封疆大吏为开明派。最高领袖慈禧太后则在两派间玩平衡术。

康有为的明智政治策略应该是以体制外的维新志士为依托，尽最大努力团体制内的开明派封疆大吏，形成尽可能广泛的朝野变法统一战线，最大限度的孤立守旧派腐朽权贵。

团结体制内的清醒官宦需要识大体顾大局的恢宏胸襟，能够宽容因为“体制原因”形成的为官恶习。官僚专制体制的普遍性弊端是任人唯亲、拉帮结派、行贿受贿、媚上弄权、形式主义，一个人要想在官场混下去就得或多或少沾染上述恶习，存在程度不同的贿赂跑关系行为，否则不但不能升官，还会被官场无情淘汰出局。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官场潜规则，天使为官也不例外。

因此就算是那些相对清醒的开明官宦，在体制外平民看来也一样是贪官“腐败分子”。但开明官宦的贪贿与守旧权贵腐败有本质的区别，前者是体制力量下的被动行为，是不得已而为之，体制改良后就能自我纠错；后者则是卑污灵魂驱动下的主动作派，把以权谋私穷奢极欲作为当官的首要追求目标。

所以真正成熟的改革政治家不能求全责备；换位思考和不计旧过是必备的政治智慧。

在专制统治集团内部，因为习惯了倒行逆施，那些腐朽守旧权贵的声音常常披上了“正统”和“爱国”外衣，就算是“疯狂”和“卖国”的言论也显得理直气壮，如满清权贵就把“宁予友邦、勿予家奴”喊成豪言壮语。那些清醒官宦的“良心”和“负责”声音反而缺乏中气，动不动就处于被围攻的逆境，在和守旧派的斗争中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此时如果体制外精英理解声援他们，成为他们破釜沉舟的坚强后盾，他们的胆气就会逐渐粗壮，并进而转守为攻化被动为主动，使自己的声音成为决策层的共识。如果体制外民众不理解不声援，甚至不分青红皂白抨击他们贪贿做秀，他们就会在朝中陷入孤立，要么与守旧官僚同流合污，要么被污为“汉奸卖国贼”无情淘汰出局。

…………

康有为显然不具备成熟政治家的风范，他采取了左右开弓的下策，不但开罪体制内的守旧权贵；还对开明派封疆大吏玩起恃才放狂求全责备的把戏，最大限度把变法志士孤立起来。

康有为在考中进士入朝为官之后，在京城成立了一个鼓吹变法的舆论阵营“强学会”，随后在上海、广州等地成立分会，为维新变法宣传造势。

“强学会”成立之初，很多体制内官宦慷慨解囊捐款助阵，甚至直接加入进去。如袁世凯就认捐500大洋，并成为强学会会员。

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相当于宰相）的李鸿章则主动认捐2000大洋！一个帝国宰相给晚生后辈组织的非法社团捐献巨资，在当时不但需要非凡的气度，还要承担很大的风险！

可康有为居然拒绝接受，理由是李鸿章主持签订了《马关条约》，是公众声讨的“卖国贼”？

李鸿章是晚清天才外交大臣。他利用高超的外交手腕，运用起“挑动列强内斗”和“以夷制夷”的外交谋略如入化境，多次使中国化险为夷避免更大损失。

在甲午中日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精锐陆军屡战屡败，辽东、山东半岛相继沦陷，日军即将长驱直入饮马京师的绝望情势下，《马关条约》是当时中国能够争取到的最好外交底线。当时日军少壮军官认为这个条约对中国的处置太宽松，痛恨李鸿章外交手段太高，居然把李鸿章刺成重伤。

如果要追究“卖国贼”的话，真正的卖国贼应该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只知以权谋私穷奢极欲鼠目寸光的腐朽满州权贵，导致天朝大国不该战败而战败了。如果中国军队在战场上打了胜仗，如果慈禧太后不挪用海军经费1000万两兴建繁华盖世的赜和园，作为一个外交官的李鸿章愿意签订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吗？如果签订了中央政府能批准吗？专制奴化教育下的普通国民没有内政外交知情权，缺乏基本常识认知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把罪过推给“代人背黑锅”的李鸿章情有可愿，你康有为一个维新领袖居然也和普通百姓一样见识就太过昏头了吧？

康有为的昏头之举无疑极大伤害了李鸿章的自尊心，把一个本来可以支持变法的巨大力量推到敌人那一边。

康有为在去上海组建强学分会期间，湖广总督张之洞曾给予大力支持，不但在经费上慷慨解囊，还给予很多难能可贵的制度保障。可康有为丝毫也不体恤张之洞的良苦用心和左右掣肘的困难处境，脖子硬得象只大公鸡，同样极大刺伤了张之洞的自尊心。

…………

康有为的恃才放狂和不识大体，终于在开明派封疆大吏心目中形成如下共识：变法虽然好，但康有为这小子难成大事……

本来应该成为变法的强大支持力量自此集体离心，在未来的变法运动中要么中立作壁上观；要么投靠守旧派落井下石。

于是体制内的绝大多数实力派政要都倒向变法的对立面，他们的力量比维新人士强大百倍。

变法运动的失败自此命中注定！

…………

当今中国面临和戊戌变法相似的情势，锐意推进中国宪政的良心人士应该汲取康有为的悲剧教训！

你们必须跨越两道障碍：一是“宁开罪君子不得罪小人”；二是对开明官宦求全责备。

我们要提防“民主幼稚病”！

放过顽固独裁势力，转而责骂公开呼吁“政治改革”的开明官宦“影帝”或“做秀”？是“民主幼稚病”患者经常犯下的不识大体错误！

我们千万不能重犯类似的错误！

二０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