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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击南海本田罢工事件(转贴)

已有 5150 次阅读2010-6-9 10:39 |个人分类:摘录分享到微信

熟读毛泽东诗词的80后青年领导本田工人罢工
周政华 刘子倩

中国本田南海厂今复工 从员工角度看劳资事件
直击南海本田“停工门”事件
  罢工者感觉到,打工者的收入,并没有伴随着珠三角经济腾飞而出现同比例增长,这一背离是“不正常的”,也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体面劳动”的提法不相协调。4月24日,胡锦涛在201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说,要“切实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建立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完善劳动保护机制,让广大群众实现体面劳动。”
  本网记者/周政华 刘子倩 (发自广东南海)

5月22日,谭志清与南海本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海本田)签完解除劳动合同协议后,头也不回地离开这家他工作了两年半的工厂。总务处通过工厂大喇叭,向两千多名工友播报了谭志清被开除的消息。
在广州黄埔一间昏暗的出租屋里,谭志清开始了新的生活。周围的房客也许并不知道,这个24岁、操着乡音浓重的湖南小伙子,正是南海本田罢工的两名领导者之一。另一名领导者小肖,也是湖南人,与谭志清同一天离职后,就北上返乡了。
谭志清依然和工友们保持着联系。五月的最后一天,他从电话里得知,两名工友被戴有工会标牌的十余名工作人员围殴,打得满脸是血,至今下落未明。
工人被打,并没有为这场始于5月17日的罢工事件划上句号。当天,头戴钢盔的特警,在工厂前拉起了警戒线,一字排开站在工厂大门外。原本复工的数百名工人,再次离开流水线,涌向了篮球场。
此时,由于这家位于广东南海的零部件公司停产,自动变速箱断货,本田在中国境内的三家组装厂已停工四天。
离职前“打抱不平”
今年春节刚过,谭志清就打定主意离职。
在过去的两年半里,谭志清一共获得三次加薪,分别是19元、29元和48元,加起来还不到百元。在被开除前的一个月,他的工资扣除“三险一金”后,总共不到1300元。这是谭志清每个月的全部收入。
在南海本田,这样的收入已属高薪一族。更多制造业的工人,大多拿着税后1100元的月薪,更别提实习生每月不到900元的收入。除掉每月200元的房租、200元的伙食费等必要开支外,这个24岁的小伙子把大部分收入寄回家乡,自己过着近乎苦行僧般的生活。
谭志清很少上街,经过那些放着高声音乐的服装店时,会不自觉地加快步伐――他舍不得买衣服。甚至一小时五元的费用,也让上网成为一项奢侈的娱乐。只有手机上的移动QQ,那一闪一闪的小企鹅头像,为谭志清枯燥的打工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
幸运的话,谭志清每月能有五六百元的结余。这些钱通常被汇往远在湖南农村的家中。湖南是劳动力输出大省,人保部的统计表明,2009年,流向省外的湖南人打工者超过700万。
不过这点钱,在农村老家早已不那么“经用”。在谭志清的家乡,村里的长辈们十多年前就背上行囊南下打工。“那时候,他们每月工资就有一千多。”谭志清说,那些最早走出去的人,都在村里盖起了楼房,买上了彩电。后来,出去打工的人越来越多,类似的财富“神话”却越来越少。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员经济学教授卢峰在《我国工资与劳动成本变动及国际比较》(1978~2004)一文中指出,在1995年到2004年中“制造业年均工资增长速度比劳动生产率增长大约低将近5个百分点,比同期服务也工资增长低20%以上”。
在过去的十年里,中西部地区源源不断地向东部沿海输送劳动力,支撑了中国庞大的加工出口经济,由于“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如果把通胀率纳入考虑,农民工的打工收入增长曲线近乎平坦。
明知如此,对于大多数没能够上大学的农村青年来说,外出打工仍然是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此前,谭志清的理想是考上邻省的武汉大学,在珞珈山下读书论辩。
2004年高考落榜后,谭志清不得不放下手中的书本。家里的八亩地,只够种全家的吃食。收入的主要来源还得靠外出打工。拮据的经济情况,让高考复读成为一次高昂的冒险。谭志清不得不踏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加入打工大军的洪流。
不过村里人还是觉得他混得不错,坐在开着空调、干净整洁的工厂里,为世界五百强的本田汽车组装变速箱,算得上是份体面的工作。但是在贡献了三年廉价劳动力后,谭志清决定放弃面子。
4月29日一早,这个湖南小伙子做出一个重要决定。这天他走进了总务楼,递交离职报告,依照工厂规定,一个月后他将获准离职。
不过,打定离开工厂的主意之前,谭志清还有一个在工友看来近乎疯狂的想法:他要领导一次罢工,要求资方提高工资待遇。
因为读过高中,在大部分只上过初中、中专的工友中,谭志清算是小知识分子了。这个在湖湘文化氛围中长大的乡村青年,自幼熟读毛泽东诗词,对于三国演义爱不释手,高中历史教材中的省港大罢工段落,至今仍烂熟于胸。
“反正我是要走的人了,还不如在走之前为工友谋点福利。”谭志清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罢工的想法早在今年3月份就告诉了同乡小肖。当时小肖正好也打算离职,二人一拍即合。罢工“双核”就在此时时候形成。
工友们注意到,谭志清和小肖没事老凑在一起。谭志清和小肖不仅是同乡,而且还是一个科的同事,他们同时在南海本田工厂变速箱组装科做工。
作为本田在海外建立的第四家可全工序生产自动变速箱的工厂,2007年建厂时,南海本田将日本母厂的全套管理架构,移植到这家在华的独资企业中来。
日本管理者不仅搭建了“部―课―科―线―班”5级生产管理体系,在具体制造环节上也划分为:组装、铸造、齿轮、铝加工、轴物等5个科,其中组装为流水线上既最为重要的环节,也是最后一道工序。如果这个环节停工,势必导致整个工厂流水线停止作业。
南海本田的组装车间,目前有两条流水线,200余名工人。一名罢工游说计划没有预料中的成功。“没人相信他能领导罢工。”与谭志清在同一条流水线上的工友回忆说,这个小伙子平时话不多,不太起眼。
在谭志清和小肖的游说下,筹备罢工的队伍扩大到20余人,大部分都是在组装科干了一年以上的老员工,湖南老乡居多。
文明罢工
5月17日早晨,谭志清像平常一样坐上了班车。车窗外的风景,和两年前初来此时并没有什么两样:宽阔的柏油路串起一个又一个孤岛般的工业区,工业园之间则是大片亚热带特有的绿油油的荒地。
经过二十年快速的工业化的改造,南海区的稻田鱼塘的乡村景致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既非城又非乡的尴尬景象:各式各样风格的民房拥挤在一起,大批农田被辟为工业储备用地,杂草丛生,荒野中间间或冒出的工业园,又异常整齐划一。
占地近千亩的南海本田工厂就建造在这样一片景色之中。这片厂区隶属于狮山镇狮山科技园,该园占地30多平方公里,分为ABC三个区,园区内聚集了平板显示器件、汽车零配件、智能家电、半导体照明和风力发电设备制造等五大龙头产业,年产值超过300亿元,占整个南海区经济总量近五分之一。
谭志清这样的打工者并不关心这个园区的产值和利润。谭志清来到此地,用自己的劳动换取低廉的工资。
20分钟后,班车到达厂区。睡眼惺忪的早班工人们慢悠悠地排队下车,往食堂走去。像往常一样,吃过两元买的鸡蛋、菠萝包早餐后,换上白色的工作服,回望一眼更衣室后,谭志清就走进了车间。
“头一次罢工,谁的心里也没底。”谭志清说,如果员工对工资不满意,通常的做法是悄悄走人,再找一家工资高一点的。
罢工――这种谭志清只有在历史教科书里和电视中才看到的“加薪”手段,在30年改革开放之后的国内实属少见。自1949年“工人阶级当家作主、成为国家主人”之后,罢工从法律条文和现实生活中逐渐消失。
建国后的四部宪法中,1954年《宪法》关于公民的权利中没有罢工的规定;1982《宪法》中,也取消了将此前1975年《宪法》首次规定的“罢工自由”条款。现行的《宪法》、《劳动法》、《工会法》等都没有明确将罢列入职工和工会的权利。
谭志清只想用和平抗争的方式,为工友门争取点工资。
7点50分,正是开工的时间,流水线上的工友惊奇地发现,谭志清没有像往常一样开动机器,而是按下了流水线上的紧急按钮,随即蜂鸣的报警声响起,组装车间的两条流水线尚未启动,就已经被锁定停机。
这时,谭志清和小肖对着各自流水线的员工高喊:“工资这么低,大家别做了。”说完,一些员工加入了这两个湖南人引领的队伍,但大部分员工仍然停留在流水旁,不知所措。
组装车间50多人的罢工队伍,来到隔壁的铝加工车间“串联”,不过这里的工人却没有理会罢工的口号,仍然埋头干活。接着,在轴物车间,谭志清遭遇了同样的尴尬,无人响应。铸造车间的工友们也对这支罢工队伍投来疑惑的眼神。
目睹这一幕的老员工小刘说,当时工人对于罢工还不太热心,大家担心遭到公司惩罚。
对此,小肖归结为“工人觉悟水平有差异。”离开车间的罢工队伍,此刻有些松懈情绪,但仍然按照既定计划,来到厂区的篮球场静坐示威。此时,已经早上九点,正是日方管理人员上班的时间。
罢工队伍终于引起了资方的注意。南海本田总经理山田一穗通过翻译喊话,让他们回到组装车间,有问题去那里协调。谭志清拒绝了总经理的要求。
就在罢工队伍在篮球场静坐时,罢工的消息却在以短信的方式,在实习生中迅速传播开,一些生产线上的工人也放下了手头的活儿。由于工厂采取流水线作业,任何一个环节停工,将导致整个生产停顿。在生产完第37个自动变速箱后,由于组装科停工,整条流水线陷入停顿。此时,大部分工人被动地卷入停工,但大多数工人仍坐在流水线旁。
中午12点,当百余人的罢工队伍,浩浩荡荡开进二楼食堂时,资方早已准备了6块白色公告板,供员工提意见。一位食堂的工作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说,当时员工蜂拥而上,不一会就写满了100多条意见,黑黑压压、缭乱的文字占领了公告板的每一个角落。
就在工人满怀希望地书写愿景时,管理方透过翻译,向这支新生的罢工队伍承诺,在5月21日将给员工满意答复。此时,谭志清看到管理方态度温和。当天下午3点多,当午班工人到厂时,停顿4个钟头的流水线又重新忙碌起来。
管理方清楚,如果罢工扩大化将带来怎样的后果。2009年,本田汽车全球销量不足340万辆,同比下滑了10%,但在中国市场销量达到58.2万辆,增长了21%,成为本田汽车全球唯一实现增长的市场。
五月正是汽车的销售旺季。南海本田提供了本田在华三家整车工厂80%的自动变速箱。如果供货中断,势必影响整车工厂生产。此前,据本田新闻发言人藤井隆行说,由于中国相对很少发生工人罢工事件,本田在中国设置一间变速箱生产厂就可以了。而按惯例,本田一般会保留两家零部件供应商。
谈判陷入僵持
5月20、21日,劳资双方展开了两次谈判。
这也是珠三角地区,特别是在外资企业中,为数不多的劳资谈判之一。组装、铸造、齿轮、铝加工、轴物等5个科每科选出了两名工人代表以及各班班长,管理方的谈判人员则包括了总经理在内的四名高管,企业工会人员也悉数到场。
谈判前后的三天,工厂生产一切照旧,不过多位工人称,产量一日比一日低,劳动积极性越来越低落。“虽说是复工,可是17号那么一闹,哪里有心思干活。”轴物科工人戚威说,以前每天打磨九百多个零件,那几天只有四五百个。
工人的谈判目标清晰而简洁:工资提高800元,全部加入基本工资,未来工资年度增幅不低于15%。
数名参与谈判的工人代表表示,谈判过程中,工会代表一言不发。管理方则认为工人的加薪幅度过高,直接拒绝了工人要求。事后,狮山镇总工会一名工作人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工会只是提供劳资双方一个沟通平台,仅此而已。
5月21日,南海本田公布了加薪方案,工厂所有正式员工加薪55元,实习生暂不加薪。但方案公布之时,也是罢工再起之日。
接下来的5月22日和23日,原本是周末加班,谭志清则继续号召工人停工,借此向管理方施压。此时,罢工队伍扩大到300多人,密密麻麻地站在公司的篮球场上。
就在罢工渐入高潮时,5月22日中午十一点,工厂的广播突然响起,宣布公司解除谭志清和小肖的劳动合同,也就是“开除”。当天下午2点,谭志清和小肖拿着5月份的工资,以“开除”的名义离开了南海本田厂。
两名罢工领导者的被开除,带来的是更大面积的罢工。一些一直没有离开流水线的工人也开始加入游行队伍。
从5月23日起,穿着白色工作服的工人潮水般涌向篮球场,高唱国歌、《团结就是力量》。为了防止日方拍照报复,游行时,罢工者都戴着口罩。虽然大部分罢工者都打心眼里佩服谭志清和小肖,可是谁也不想被开除。
三天后,由于自动变速箱供应中断,随着东风本田武汉工厂的最后一辆汽车驶下总装线,本田在华另外一家零部件厂和四家组装厂开始全部停工。此前,本田零部件公司高层对媒体估计的日损失产值4000万元,这5家工厂的日产值损失合计约为2.4亿元。
实习生心态矛盾
被开除的谭志清和小肖,俨然成了实习生戚威心目中的工人英雄。
5月27日,戚威收到了一张南海本田发到员工宿舍的《承诺书》。粗略扫过纸上写的内容后,戚威顺手把这张管理方连夜起草的“劝降书”揉成一团,扔到了地上,还重重地踩了两脚。
这张《承诺书》要求,实习生承诺“绝不领导、组织、参与怠工、停工、罢工”。两天后,资方改口,称实习生不必签署这一承诺。但承诺书的口吻,却激起了潜藏在实习生中对于低工资的普遍不满情绪。
在位于松岗的南海本田员工宿舍楼,摆放在大堂里的承诺书回收箱,好几天过去了,里面还是空的。多位实习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均表示拒绝签字。
1992年生于湛江农村的戚威,上有三个姐姐,下有一个兄弟,母亲在家帮着大姐带孩子,父亲和二姐三姐常年在广州打工。这个不折不扣的90后,穿着花衬衣,一头天然卷发染成了小镇青年流行的黄色。由于英语一直跟不上,严重偏科的戚威念完初中后,先是在广州读了半年酒店管理,因为一个月不到瘦了10几斤,父母看着心疼,就把他接回了老家。
就在戚威的伙伴在高一时,戚威在湛江的一家游戏机室干起了临时工。但总归因为年龄太小,这份差事干了没两个月,父母就替他在当地的湛江市粤西技工学校报名,学习数控机床。
戚威的同宿舍工友们,多数是他的职校同学。在回忆起职校生活时,戚威想起的只有网吧和台球室。那时候,戚威和他们的玩伴们拼命渴望着尽快离开有网吧和台球室的学校, “到外面见世面”。
今年4月初,戚威再过三个月就从湛江市粤西技工学校毕业了。学校老师把戚威班上的近40个同学送到了南海本田进行实习,此前,他们已经通过公司的笔试和心理测试。
经过为期两周的培训后,湛江市粤西技工学校的十多个学生被分配到轴物车间。在这条200多人的流水线上,80%都是刚刚到岗的实习生。这里的工作,主要是用车床打磨一种工人称为“音波”的轴承半成品。
工作第一天,戚威就发现学校里学的都派不上用场。首先是机器型号不同,其次稍微技术性的活儿都有专门技术人员来干。但没过几天,戚威和他的同学们很快就能和老员工一样,一天加工900个“音波”。
在南海本田的2000多名工人中,三分之一是戚威这样的实习生。他们中大部分来自湛江市粤西技工学校、新清县职业技术学校、广东省国防科技高级技工学校等广东省内的职业学校,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广西湖南等地的职高。这些职校的毕业班学生,被学校组织到工厂做工,毕业之后即可签定正式劳动协议。
庞大的实习生群体,为南海本田节约了大笔工资开销。这也是珠三角其他企业常用的方法――以大批招收实习生来降低生产成本。
“刚一到工厂,印象还挺好的。”戚威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但是一问老员工工资多少后(多数在1300元左右),心里就凉了。现在,戚威的工资是900元。
作为低工资的最大受害群体,实习生是这次罢工的铁杆支持者。在戚威居住的职工宿舍的地板上、走道里,到处都是被踩满脚印的《承诺书》。
罢工发生后,各家职业学校成为矫正实习生行为的求助对象。5月29日,南海本田所在的狮山镇政府,把为该厂常年供应实习生的7所学校校长召唤到该镇的桃园中学。在这所景色宜人的示范中学里,镇政府为每所学校提供一间临时教室,供师生恳谈。
29日的这天下午,“天漏了般地下起了大雨”,戚威和他的30多名同学被接到桃园中学4楼的一间教室,见到了学校副校长。这位杜姓校长,对着讲台下的学生反复奉劝:“要换位思考,换了你是老板,工人老罢工怎么办?”
师生恳谈会的另外一个内容,是收集学生对工厂的书面意见。尽管杜姓校长反复说合理的意见一定会传达给厂方。但始终未能就合理和不合理之间的区分与学生达成一致。最终,只有少数学生愿意条理清楚地罗列对工厂的不满,更多学生则是选择了三言两语零碎地传达着抱怨,或者直接起身走人,以表示对校方的不信任。
在其他8间教室里,来自7所广东省内职业学校的师生恳谈会同时进行,但大都不欢而散。前述杜姓校长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无奈地说,这一代的学生,和80年后还不一样。80年后要是嫌工资少,就直接走人,换个单位,现在孩子的想法要多得多。
而90后在评价起他们的资方时,也显示出两分法的客观。
多位员工表示,本田的管理先进。一名来自广西职业技术学院的实习生甚至认为,“本田福利很健全,不仅有三险,还有公积金,而且生病还可以休息,只要有病假单,只扣一两块钱。”
另一名来自清远市职业技术学院的实习生则表示,作为一个刚刚参加工作的毕业生来说,能够进入本田这样的世界五百强工作,还是能学到一些东西,但很有限。不过,与广东省最低工资标准几乎等同的工资,又让他们对这家日本企业又爱又恨。
政府和工会宣称中立
工人除了对工资不满,对工会“不作为”也有很大的情绪。
已经不再是南海本田工人的罢工领导者谭志清,去年曾多次向工会反应提高工资的事情,但始终没有得到回应。南海本田工会成立于2008年,直到去年才正式运行。
南海本田工人介绍说,工会2009年曾组织工人分批到广州旅游。戚威在今年4月入职当天,也收到工厂发放的入会表格一张,此后,他们工资每月被扣5元的会费。不过对于工会的确切职能,工人们基本说不清。
狮山镇总工会工作人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这次罢工中,工会主要是“为工人和厂方提供一个沟通平台”。当记者问及工人抱怨工会不为他们争取加工资时,这位工作人员表示,“这是劳资双方的事情,工会不便介入”。
工会“不便介入”,工人们便开始自发维权。
为回应厂方发放的《承诺书》,工人代表当天草拟了6点《工人要求》,其内容主要是:工资提高800元,全部加进基本工资里面,公布800元体现在哪一项要明确说明(通告),工资提升3天内重签劳动合同,年度提升不可少于15%,年终奖、节日奖金不少于或等于上一年;追加工龄补贴,工龄增加一年加100元,10年封顶。此外,还特别提出,要重整工会,重新选举工会主席各相关工作人员。
不过截至记者发稿时的6月1日,厂方只是撤回了《保证书》,对于工人要求尚未回应。
南海本田罢工,是企业工资缺乏协商制度的间接结果。早在2007年,南海区就被确立为广东省工资集体协商的试点,但试点并没有在南海本田展开。
作为用工大省、企业密集之地的广东,劳资纠纷事件高于国内平均水平。对此,去年11月18日,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劳动工资处处长陈斯毅公开表示,很有必要通过规范的工资决定和增长机制,特别是大力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形成工资的“共决”,而不是由老板单方说了算。
2010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201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说,要“切实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建立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完善劳动保护机制,让广大群众实现体面劳动。”
南海区宣传科科长伍新宇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事实上此事(注:指南海本田罢工事件)与政府无关,没有违反法律,工会介入居中协调,关键是当事双方。”
狮山镇政府一位工作人员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南海本田遵守劳动法,严格限制加班时间,影响了工人收入,这是造成劳资矛盾的主要原因。他暗示,工人也许要得太多。
狮山镇境内现有2600多家企业,2009年,为该镇上缴了近30亿元的税收。
5月30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狮山镇桃园中学教学楼的三楼阶梯教室门口,看到张贴着一张红纸,上面印着“Honda指挥部”。指挥部十余名政府工作人员在开会,其中大部分为狮山镇工作人员。另据当地政府人士透露,广东省、南海区、狮子镇的有关负责人也曾进入南海本田厂区了解情况。
本田中国公关部发言人朱林杰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罢工将很快结束。
工人的局部“胜利”
罢工持续近半月后,寄居在广州黄埔老乡家的谭志清,情绪已渐渐恢复平静。
5月26日,厂方张贴告示,决定给正式员工平均加薪320到355元不等,实习生从第3个月起,加薪至1569元――这与现在老员工的工资水平接近。不过,这一方案与员工们加薪800的目标仍相去甚远。
“不管结果怎样,我们还是取得了局部胜利。” 谭志清说,这个工资水平,毕竟比以前提高了一些。一些工人从同乡好友那里得知,南海本田周边的一些工厂,因担心工人罢工,老板也主动给员工加薪。
谭志清对于工资水平很敏感。他直觉地感觉到,打工者的收入,并没有伴随着珠三角经济腾飞而同比例增长,这一背离是“不正常的”。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南海区从珠三角一个鱼米之乡,迅速成长为经济总量超1500亿的经济巨无霸。然而,当地工厂老板的工资标准仍然停留在十年前:对于没有多少专业技能的农民工,一个月给1500就够了。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罗明忠的研究表明,1993年到2007年,中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比重由49.49%降至39.74%。在过去二十二年里,资本报酬比重反升两成,表明劳动者的收入并没有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增长。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红领撰文说,近些年来,中国的GDP增速虽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速却远落后于这个幅度。日本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其工资的增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19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这一过程大概用了30年时间。而从1978年到2004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1/20,日本的1/24。在制造业领域,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
认清这一点的谭志清,已经彻底失去了工厂打工的兴趣,他后悔当年没有坚持复读再考一次大学,现如今只有打算好好学门技术,“以后自己为自己打工。”
今年7月才能拿到毕业证的实习生戚威,对于未来没有那么长远的规划,如果不在本田做工,他想就先回湛江老家,“玩一段时间再做其他打算。”如今,让这个19岁的阳光少年不解的是,“富士康的工资比我们高,为什么他们员工还要自杀呢?”
(应受访者要求,谭志清、小肖、戚威、小刘系化名。本刊记者陈言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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