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在2009年12月底表示，虽然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很好，但是也必须看到，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随着国际经济格局的改变，中国面临的发展形势比之前更加严峻，因此必须进行深刻的调整和改革。2010年的经济结构调整尤为重要，可能关乎未来几十年的发展。
　　中国面临三方面挑战
　　“金融危机之后我们所面临的发展形势远远比金融危机前，也比金融危机发生过程中来得更加严峻，有三个表现性的挑战。”李稻葵说。
　　首先是流动性过剩。西方国家非常清楚，它们经济恢复的根基是非常不巩固的，而且它们财政扩张空间非常小，英国、美国乃至于其他欧洲国家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债务大都上升了20-30%，但是经济还要维持，怎么办？只有一个答案，就是货币政策不仅不能收还要继续扩张。在这种共识的引导下，全球货币流动性还将持续，这将使中国经济面临资产泡沫上升压力和汇率升值压力。
　　其次，在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口号下，全球兴起了一轮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浪潮。在发达国家眼中，全世界经济不平衡就是三个国家导致的：德国、日本、中国，实际上矛头是直指中国的汇率。轮胎案，特保案等仅仅是开始，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还会愈演愈烈。更可怕的是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土耳其等国，对中国的出口也是持有敌意的。加之，当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很可能发达国家是受害者”等思潮的出现也对中国的出口提出了不小的挑战。种种因素带来的结果就是：中国经济不可能继续依赖出口增长的方式来支撑未来十年、二十年的发展。
　　此外，哥本哈根会议上吵得沸沸扬扬的义务减排问题也是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绿色环保运动已经升级为一场意识形态，已经升级为绿色主义。有些国家可能在这一方面给中国设置障碍。
　　在这三个表象之后，李稻葵进一步提出，中国还面临一个根本性的挑战。明年年初中国经济总体规模将超过日本，从战略上讲是重大的包袱。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作为经济总量第二的国家，往往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麻烦。作为第二大经济国如果延续过去的发展模式肯定会碰到不可逾越的阻力。
　　三管齐下调整结构
　　在李稻葵看来，中国当前要进行的结构调整，无非就是要干三件事。
　　首先，要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他说，中国不会像日本那样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老百姓没有消费欲望，恰恰相反，中国的百姓是想消费的，只不过手里没有钱。消费占GDP比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占GDP比重75%下降到现在的55%，所以想方设法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是绕不过去的坎。
　　二是要继续维持一定比重的国内投资。在这方面，财政政策大有空间，所以应坚持短期内的财政赤字以及中长期减持国有资产这个“大财政”思路。
　　再次，夯实社会基础。最主要的是控制房价。房地产问题作为涉及到经济发展社会基础的重大问题，想绕也绕不过去。房价过高已经导致中国企业竞争力下降。中国应该借鉴美国、英国、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经验，采取政府直接入市提供住房供给的做法。中国需要进行新一轮的住房改革，即一级市场政府要直接参与开发，给那些有工作但是没有买房子的人提供住房，以保证就业，保证企业的竞争力。同时在二级市场，通过税收杠杆调节市场投资，平抑房价。
　　此外，完善包括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在内的基本的现代化制度也是必须完成的任务。
　　2010年经济面临六大风险
　　对2010年经济走势的判断，他说“从数据上看2010年是比较平稳数据上非常漂亮的年份，但是我想提醒大家，任何一个阶段，任何一年经济的发展总是有许多的不确定性，总是有风险。明年我国将面临六大风险，三个来自国内，三个来自国外。”
　　第一个，是地方政府融资链条面临断裂风险。在2009年经济扩张中，地方出现了8000多个融资平台，很多都是负资产经营。如果政策收得太快，多项目难免会半途而废，很多地方经济发展也可能停顿，这无疑会冲击宏观经济。
　　第二个风险来自资产价值的巨幅变动，无论是迅速上升还是迅速下降。如果房地产价格再提升20-30%，无疑会激发很多社会矛盾。相反，如果股票和房地产价格下降20-30%，也会有风险，很多企业和个人将出现“资产负债表”的问题。
　　第三个风险是，如果出现某些影响农副产品生产因素，在流动性非常充足的背景下，很可能会演变为农副产品价格迅速上涨，根据目前的统计方法，可能会直接演变为通货膨胀。
　　另外有三个风险来自于国际方面。一是原材料和能源价格迅速飙升有可能带来的供应链局部中断。尤其是原油。二是全球性贸易保护主义浪潮会不会演变成全球性贸易保护主义的运动有待关注，尤其要关注低碳运动会不会和贸易保护和全球经济再平衡相联系。还有区域性风险。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远远超出了预想和估计。这么多经济布局在海外，一旦出现区域性冲突，那么政治影响、社会影响、经济影响都会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