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自相残杀的血腥历史

――毛泽东与“打AB团”及“富田事变”

关于我党AB团事件的毛泽东        

历史关于关于我党AB团事件的历史

??最近看了一份报纸有篇文章是写党早期的政治运动AB团的，我看了后很感兴趣，于是就在网上搜索了下，看了以下这篇文章很感慨也很不是滋味，不知道是不是这么一回事，请各位高人指点一二：
　　
　　富田事变 　　
　　事变前因　 　　江西省吉安县的西部疆域，像一条长长的带子，与吉水、泰和、兴国、永丰四县接壤。座落在这带状疆域中的富田村，是一个由十多个小村组成的大村庄。土地革命时期，五县交汇处的富田，曾一度是江西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六十九年前，这儿爆发了震惊党内外、军内外的“富田事变”。从此，赣西南这个平平常常的村庄，便被历史之刀，极其悲壮地镌刻在中国现代史上。建国以后，作为“中央苏区”的江西省，很多区、县被视为“老区”，给予了许许多多的特殊照顾。而富田，尽管它所属的吉安县和四邻的县、乡都属于“老区”，惟有它被排斥在外，成了当年一大片“红区”中小岛状的“白区”。其理由只有一条：那就是因为这里发生过“反革命的富田事变”。 　 　　富田事件。一九三?年九月红一方面军打吉安，破获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一部分材料，其中一部分是AB团档案，牵扯到江西省行委和赣西南特委。 　　当时在苏区已经有一些反特、肃托的呼声，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派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任、政治保卫处处长李韶九率红十二军一连士兵，于1930年12月3日下午，从总前委驻地宁都黄陂，前往省行委所在地吉安富田，到当时江西省行委的所在地富田抓捕怀疑是AB团的分子，让他们交待谁是AB团，从黄陂到富田不过一百多里，由于敌我形势犬牙交错，白区和红区如插花的拼盘，这一连人整整走了四天，于7日下午3点才到达目的地。 　　事变大致经过 　 　　李韶九抓捕手段非常残酷。严刑之下，交待出来一二百人。接着继续抓人，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赣西南特委仅在特区苏维埃政府机关就枪杀、逮捕了部长6人，嫌疑犯六七人和25%的工作人员。与此同时，肃反的淫风恶浪袭向主力红军。在不到30天内，红一方面军有几十个团长被杀，4000余名指战员被抓。有的老同志回忆说，在当时政治保卫局所在地附近河滩上，尸横遍地，河上腥红。1930年12月上旬，鉴于敌情紧急，毛泽东、朱德率总前委奔赴前线，指挥作战，把改造赣西南组织的任务交给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李韶九，又名李柏成，湖南嘉禾北街人，当年只有26岁。1930年12月5日，他带着一连人马日夜兼程，赶往富田，帮助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和红二十军整肃AB团。李韶九到达富田，立即逮捕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金万邦（省苏军事部长）、周冕（省苏财政部长）、马铭（省苏秘书长）、刘万清（原四军政治部主任）等8人。从7日到11日，李韶九不分白天黑夜，四处捕人、审讯。仅在省行委、省苏两机关和政治保卫队即破获“AB团”120余名。10日夜，李韶九下令枪毙要犯17人；11日夜，又下令处决24人，其中有省行委员7名。总前委希望通过肃反来清除内部隐患，挽救赣西南地方党和政府的“危机”，12月8日又派总前委秘书长古柏到富田，加强肃反的领导力量。9日，富田肃反人员兵分三路，掀起更大规模的捕人狂潮。由于李韶九等人的滥捕、滥杀，事态越来越扩大，由于李韶九等人的滥捕、滥杀，终于导致红二十军哗变，喊出口号：“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他们认为主要就是毛泽东干的，毛是许克祥第二。宣布脱离一方面军。这就是富田事变。 　　12月12日上午，红二十军174团团长刘敌等发动第174团1营官兵包围军部，捉住军长刘铁超，释放谢汉昌。李韶九当时正好不在军部，闻讯后慌忙逃往富田。 　　12日下午，谢汉昌、刘敌率部由东固冲到富田镇，包围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将省府警卫连缴械，释放全部被捕的所谓“AB团”案犯。在慌乱中，古柏和省苏维埃主席曾山乘夜逃走，李韶九和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被捉拿。13日晨，红二十军在富田镇广场举行群众大会。控诉李韶九刑讯逼供的罪行。趁群情激动之时，刘敌在会上说：“毛泽东反水了，变成了许克祥第二，我们要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13日下午，刘敌、谢汉昌将红二十军拉往赣江以西，宣布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领导。15日夜晚，段良弼、李白芳在河西永阳召开扩大会议，宣布他们是合法的江西省行委。会上，省行委常委丛允中根据自己的猜测，称李韶九捕捉AB团是受毛泽东指使，是毛泽东希望将江西老干部一网打尽，造成清一色的毛党，安安稳稳地当皇帝。 　　事后处理 　　富田事变发生后，事变领导人认为他们的这些做法有些过分，所以派段良弼去上海向临时中央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汇报，一方面检讨自己，一方面说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事情的处理上有问题。因为他们已经不相信红一方面军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认为他们是反革命暴动。苏区中央局的看法和红一方面军不一样， 项英认为这件事情两方面都有错，主张按照党内矛盾处理。段良弼到了上海以后发现有问题，从此消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一个中央代表团去处理这个事情，他们撤消了项英的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职务，直接处理富田事变。 　　首先把事变的领导人都逮捕，第一个枪毙的就是刘敌，紧接着就把其余二十多个人都枪毙了。然后把红二十军从前方调到后方，包围了全部排以上的干部七八百人，包括军长全部杀害（只有两个人逃脱。一个是172团副官叫谢象晃，后来当了江西省民政厅厅长，八十年代当过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还有一个是排长叫刘守英，后来当过八路军团长，在百团大战中牺牲了）。红二十军番号从此取消。此后就开始在各根据地大规模肃反，结果杀了“AB团”七万多人、“社会民主党”六千二百人、“改组派”两万多人。 　　最早关注这个历史问题的是江西省委党校教员戴向青教授。“文革”前他在赣南老区搞调查，发现老区人没有不知道AB团的。从一九七九年底开始，他和同事一起到赣南收集材料，走访调查，发现这是一个冤案、错案，并且发表了文章，引起很大反响。此后，关于富田事变的争论得非常激烈，一种观点是维持原案，认定事变是反革命事件；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完全是个冤案。 　　八十年代初，戴向青被选为全国党史研究会理事，有机会接近研究会顾问萧克，将自己的文章送给萧克指正。萧克赞同戴向青的看法，他当年就在中央苏区，亲身经历过历史，非常清楚这个事情。他认为江西富田事件和苏区肃反的问题必须要澄清。事情终于引起中央最高层的注意，胡耀邦明确说，这个问题该解决了。一九八六年六月，中央责成当时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冯文彬和副主任马石江，到湖南、江西调查，专门调查“富田事件”问题。这个工作做了大概有好几个月，整理出AB团和富田事变两个材料，上报中央领导人。一九八七年，中共中央召开中央组织部、公安部、民政部、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座谈会，同意上报材料的观点，认为这桩延误多年的大案应该澄清，并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起草给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报告。 　　一九八八年，中央组织部组织了一个富田事变复核小组，以原中组部部长陈野苹为首，又查阅大量材料，把当年段良弼给临时中央的报告都找出来了。这个报告非常关键，叙述了整个“富田事件”的来龙去脉，也证明段良弼和刘敌等根本不是“AB团”。一九八九年春夏，复核小组将平反文件上报中央。但是，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结果。 　　一九九一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有一个新说法：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各个根据地的肃反，都程度不同地犯了扩大化的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危害。这算是某种程度的平反。但是学术界对此并不满足，因为任何一个冤案、假案、错案的平反，都应该有中央的正式文件，而这样的文件因为某些人的干预迄今没有。 　　详细经过 　　李韶九，又名李柏成，湖南嘉禾北街人，当年只有26岁。 　　李韶九一到富田，李韶九即命令士兵迅速包围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将正在里边开会的几位负责人捆起来，,接着开始翻箱倒柜，满屋搜查，一片杀气腾腾。被捕的人中有省行委常委、赣西南团特委书记段良弼、省行委秘书长李白芳，省行委军事部长金万邦，省苏维埃财政部长周冕、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随后李韶九亲自主持审讯，不许对方辩解，只许承认自己是AB团，然后交待其他AB团成员的名字。否则便施以“地雷公烧香头”、“点天灯”、女的烧阴户等酷刑。 一夜之间，省行委和省苏维埃从领导到一般工作人员120多人被抓，连夜刑讯逼供，受刑人惨烈的呼叫声震撼着富田的夜空。被捕的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被迫供出二十军174团政委刘敌也是AB团，这时已是8日凌晨。于是，李韶九又把目光投向了四十里外的红二十军驻地东固。就在李从黄陂出发的第二天，12月4日，总前委根据严刑后犯人供出的新的口供，派总前委秘书长古柏来富田加强肃AB团的力量。古柏一行于8日到达富田，李韶九留古柏、曾山负责省行委肃AB

团；派陈正人率一排人去抓赣西路行委书记王怀，李自己带一排人押着谢汉昌前往东固，捉拿红二十军中的AB团。9日吃罢早饭，正要动身，南京政府军飞机来这一带轰炸，为防犯人逃跑，李韶九便将不重要的AB团犯人，匆匆杀了一批，然后上路。二十军174团政委刘敌率领独立营正在前方，接到军部要他返回的急信，还以为是因为打了胜仗要他回去领慰劳品和补充兵源。却不料一到军部即被当作AB团要犯抓起来，由李韶九审讯。刘敌与李是湖南同乡，且早相识，知道李的为人。心想硬顶不是办法，便改用长沙话与之攀谈，附和李，渐渐取得了李的信任，不仅不把他当作AB团，还要刘好好干，示意将来二十军会交给刘敌，并派人送刘回营。侥幸脱险的刘敌到达营部时，营长张兴和政委梁贻喜出望外。刘敌将这天的遭遇说了一遍，张、梁二人都愤愤不平。第二天(12月12日)吃罢早饭，刘敌找到张兴和梁贻，说出自己的心事，肯定李韶九这次来，目的是企图消灭江西党和部队的干部，是总前委的阴谋，于是三人商定请李韶九来讲话，乘机将他扣留。但血气方刚的张兴，不等请李来便去军部质问。这一去当然是自投罗网。刘敌闻张兴被扣，立即与梁贻集合部队，迅速包围军部，释放了被捕的谢汉昌、张兴等人，抓住了与李韶九合作的军长刘铁超，只可惜偏偏跑了李韶九。由于担心李潜逃回富田杀害被捕的省行委同志，刘敌等立即率174团机枪连和独立营马不停蹄奔向富田。黄昏时他们到达富田，包围省行委，缴了十二军一排人的枪，释放了段良弼等被捕的同志。此时,陈正人未归，古柏、曾山等在夜色的掩护下逃脱，只是误捕了率闽西参观团来富田的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刘作抚)。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富田事变。 　　当晚，事变的领导人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认定李韶九所为是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指使的，毛是“许克祥第二”。为防止总前委派兵来，红军之间发生冲突，他们决定红二十军向西开拔，渡过赣江，进驻永阳。 　　 　　第二天一早，二十军士兵在富田广场召开士兵大会。被捕同志在会上报告了事件的经过，控诉了李韶九的恶行，有人还脱下衣服展示满身伤痕……整个会场群情激愤，人们喊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段良弼等释放了误捕的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并向其道歉。当易指出未经中央表态提出“打倒毛泽东”的口号是错误的时，段等人接受了批评。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决定由段良弼代表他们向党中央汇报。刘敌也给中央写了一封态度诚恳的长信，述说事情经过，承认自己做错的地方，恳请处分。得知党中央经济十分拮据，事变领导人还决定将所有的200斤黄金由易尔士和段送交中央。1月5日，段良弼带着几十两黄金和近万字的报告《富田事变前后详情》出发。一路辗转到达上海，到了任弼时和博古，将黄金与报告交给了党中央。报告详细阐述了事变经过和省行委与毛泽东争论的十个问题。结尾写道：“关于我个人的错，请求中央指出处罚，任何处罚我都会心甘情愿。但我因工作能力的薄弱，请求中央派我到莫(斯科)去学习。”这份用毛笔书写在毛边纸上的报告，至今还藏在中央档案馆内。 幸又不幸的是：未待中央委派的温裕成与他相见，段良弼就发觉情况有变，一个人悄悄走了，消失在历史的深处。这位中共江西省行委常委不幸中断了革命生涯，但有幸免遭冤杀。 　　 　　段良弼走后，富田事变的领导人一面等待上级党组织的表态和处理，一面继续领导军民配合其他红军与白军作斗争。 　　 　　与总前委对事变领导人的态度不同，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既指出了事变领导者的严重错误，又严肃批评了总前委的过火行为，认为应该以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来处理这一事件。 然而，四中全会后的“左”倾中央政治局于3月28日作出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将“富田事变”定性为：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此时，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全权处理富田事变”的中央代表团已从上海出发。 4月17日，任弼时一行3人绕道福建来到江西宁都县青圹村，传达了政治局的决议，否定了项英的正确意见，撤消了项的代理书记职务，由毛泽东接任。 不幸的是：第二天，遵照项英指示前来参加会议的赣西南特委负责人和事变领导者正渡过赣江，往苏区中央局青圹村走来。但他们不知道中央代表团已经到达，项英刚被撤职，项英原定的“解决纠纷”的党的会议不准召开，中央代表团对他们的判决已定，他们将大难临头，以周以栗为首的审判委员会已经组成。 他们一行刚走进青圹村，立即被一网打尽，接着就召开了公审他们的大会。然而，审判中这些被诬陷的忠良没有一个承认自己是反革命的AB团。但会后，“罪魁祸首”刘敌仍被当即处决了。其他被捕的原省行委领导不久也先后被处决。 　　 　　4月19日,苏区中央局向在上海的党中央报告：“富田事变已被解决。” 备受猜忌和歧视的红二十军指战员，这时依然在永阳一带坚持抗敌斗争，配合广西来的红七军，还打了几个大胜仗。不久，红二十军奉命边打边走，向兴国，于都一带转移。七月，他们一路风尘，辗转到达于都平头寨，没有人知道，平头寨是红二十军生命的最后一站。山里的清晨特别凉爽，吃罢早饭，二十军副排长以上军官奉命到谢家祠堂开会，彭德怀、林彪的部队立即将祠堂包围。先是收缴了他们的枪械，然后将这七八百名军官一个连一个捆绑起来，其中包括红二十军军长肖大鹏、政委曾炳春。接着二十军的番号被宣布撤消。不久，又将这些浴血奋战过的指战员全部杀害。仅有两人幸免于难：一位是172团副官谢象晃，他被认识他的红一方面军的军副官长杨至诚所救；一是排长刘守英，他正逢值日，闻迅逃脱。刘守英后任八路军团长，在百团大战中英勇牺牲；谢象晃建国后先后任江西省民政厅厅长和省人大副主任。 　　 　　对富田事变的定性和对红二十军的处置后，“左”倾领导人在全国各苏区掀起了大规模的肃反高潮，滥杀了成千上万对革命耿耿忠心的优秀儿女。短短的几年间，处决了7万多“AB团”，2万多“改组派”，6200多“社会民主党”，这只是有名有姓的受害者……，而后来的历史证明，共产党内从来没有过“AB团”这一类的组织。 　　 　　1949年以后，中央对苏区被冤屈的一部分人进行了平反。1956年中央代表团访问苏区期间，又为8427名被错杀者平了反。然而遗憾的是按照规定，这些人既不属于反动分子，也不能称为烈士。至于富田事变的领导者，则因中央代表团的定性，成了铁案。 　　戴向青等写翻案文章，肖克发表对事变看法 　　 　　出生在吉林省舒兰县的戴向青，1946年在家乡参加革命时才18岁。1949年他随南下工作团来到江西,没想到这一来便永远留在了这里，开始了长期的党史研究与教学工作。50年代初,戴向青有机会到赣南、赣西南和东南一带，发现这一带二三十岁以上年龄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AB团的，颇有点谈虎色变。因为30年代打AB团时的滥捕乱杀的情景，使苏区人民数十年后仍心有余悸。被当作AB团处决的人，其子孙与其他亲属长期受到牵连和歧视，连民兵队长也不能当，入团入党、升学、招工所受的影响更不用说。“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即使家里一贫如洗，也被划作地主。戴向青虽然很同情这些亲属，但《毛泽东选集》的注释里分明写着:“AB团是当时潜伏在红色区域的反革命特务组织”。这也就使他无法表示什么。1956年，戴向青上中央党校学习，有机会接触到一些系统的历史资料。他看到了1931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所作的《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读罢这份决议，也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因为文件中提到“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喊出了“打倒毛泽东”的口号。在那个年代，光凭这一条就可以叫你永世不得翻身。 尔后，戴向青又几次来到赣西南，谁知50年代初期，中央慰问团慰问老革命根据地时，曾为一些被错杀的同志平了反，说是当年肃反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但扩大到什么程度?哪些错了?哪些没错?却没有一个较为准确的标准，缺乏一个有充分说服力的依据……这自然引起了戴的不安。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他又只能是满怀疑虑与压抑，而不能表示什么。一直等到“四人帮”倒台，等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1978年底，江西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主任戴向青与同行们一起，来到赣西南一带，开始正式调查、搜集有关AB团和富田事变的材料。年轻的资料员罗惠兰也随教师们一起下乡参加这项工作。他们走访了苏区大部分县、市，从当地档案馆、纪念馆查找资料。那时没有复印设备，几十万字的材料全凭手抄，他们还走访村寨，询问幸存的知情者……。几个月工夫，他们获得了一大批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包括当年亲历者的回忆，首任省苏维埃主席曾山的《宣言》，省行委宣传部长陈正人的信，1930年“工农革命委员会”六言体的布告，等等。有的材料，连中央档案馆也没有。大量资料的掌握与深入的调查分析，戴向青认为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当年大肃AB团与所谓的“反革命富田事变”是一桩冤假错案。不久，他写出了《略论富田事变的性质及其历史教训》的文章。1979年9月，江西省党史学会暨现代史学会在南昌召开成立大会。戴向青将文章散发给与会者，立刻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在江西省委副书记兼省党校校长马继孔的支持下，《略论富田事变的性质及其历史教训》很快在1979年第四期《江西大学学报》上发表，在史学界引起了更大的反响。 　不久，《江西大学学报》编辑部收到了与戴文针锋相对的文章《富田事变是反革命暴动》。文章虽然承认以往结论中说事变是AB团领导的缺乏证据，但作者依据港、台的材料提出：事变领导人“惨杀了拥护毛泽东同志革命路线的干部、群众一百多人……” 　　学报编辑将文章转给戴向青，希望他能写出更有说服力的文章。于是，戴又写了《富田事变考》，用大量事实证明：说富田事变领导人杀害了一百多拥护毛泽东路线的干部与群众，是毫无根据的，这或是以讹传讹，或是敌人有意造谣(几年后中央组织部复核小组几次实地调查，也证明杀人之事子虚乌有)。 　　 　　1980年底，全国党史学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戴向青在这次会上被选为学会理事。因此，他有机会接近党史学会顾问肖克，他将自己的几篇文章送请老将军指正。 　　 　　肖克当年亲身经历过总前委的黄陂肃反与苏区大打AB团的运动。1981年3月至8月，肖克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向中央组织部、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部门和在有关会议上，谈了他对中央苏区肃反与富田事变的看法，呼吁彻底弄清这些历史事件。1982年5月，他又应中国革命博物馆之邀，再一次谈起当年肃AB团与富田事变。在谈话中，他回顾了中央苏区肃反与富田事变的大致经过，指出事变的主要原因是乱打乱杀引起矛盾激化所造成的。肖克的讲话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内部刊物《党史研究资料》上刊登出来，同期还刊出了肖克秘书国琦、东霞夫妇合写的2万多字的长文《江西苏区初期的肃反与富田事变》。 　　 　　肖克将军的地位、资历，和他“过来人”的权威，使他的谈话产生了巨大影响，引起了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富田事变的澄清，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胡耀邦亲自过问，冯文彬等受命调查 　　 戴向青有关富田事变的文章出来后，那些等待了半个世纪，祈盼有人出来为他们申冤的受害者和他们的亲属，仿佛看到了曙光。除了江西省人大副主任谢象晃，第一个向戴向青感谢的是湖北黄石的汪安国。这位90高龄的老人原是赣西南安福县委书记，1930年因公去东固请示工作被李韶九当作AB团分子抓起来，被刘敌解救后，次年4月又被抓，他伺机逃脱，从此远离故土，到处流浪。1980年，当年省苏维埃秘书长马铭的儿子也从铅山找到戴向青，叙说父亲死后(死时28岁,被诬为AB团要犯)他与母亲的不幸遭遇。还有一位河南青年千里迢迢来到江西，请求戴向青、罗惠兰帮忙他寻找自己的姑姑曹舒翔。姑姑参加革命后曾去苏联留学，归国后却一直杳无音讯。戴、罗听了后心情非常沉重，因为他姑姑早已被当作AB团处死，判决书赫然登在1933年3月15日《红色中华》上。像这样令人感慨的人与事真是不胜枚举，这也加重了戴向青等人的责任感。 　　 　　要不要为富田事变平反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当年苏区究竟是不是有反革命的AB团。如果有，那么肃AB团就是必要的，乱打乱杀不过是“扩大化”了而已。但是，戴向青等人经过深入研究和查证有关AB团的历史资料，包括AB团头子段锡朋的自述文章，最终否定了这种观点。戴向青在《肃AB团不是扩大化而是根本错误》一文中以充分的证据说明：当时党内根本不存在AB团!打AB团不是什么“扩大化”，而是根本错误! 经过党史工作者的努力和老一辈革命家的呼吁，中国革命史上最大的一起冤案终于引起了最高决策层的注
意。1986年6月，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冯文彬和副主任马石江受命赴湘、赣一带调查。戴向青此时已调任江西省党史征集委员会主任，理所当然地负责接待、陪同冯文彬一行。冯、马从湖南进入江西后，戴向青陪同他们经萍乡、南昌，考察了井岗山、吉安、瑞金、富田、东固等地。冯文彬告诉戴向青：中央领导的意见，这个问题(指肃AB团和“富田事变”)应该解决了。 冯文彬所说的“中央领导”，实际上就是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 　　 　　冯文彬、马石江在江西进行了半个多月的调查，临走时，将全面整理有关AB团与“富田事变”材料的任务交给了戴向青。当戴向青将两个专题的材料(AB团与“富田事变”两专题)整理后正欲送北京时，有人出来阻拦：按以往规定，中央未重新定性的重大问题，要先报省委，待省委同意后再上报中央。但这样一来，就会超过冯文彬所规定的期限，甚至会影响平反的部署。戴向青无法，只好打电话给北京，请示冯文彬。冯回答很干脆：“那就省委和中征委两处一齐报吧!” 两个材料上报中征委后，冯文彬、马石江立即向中央领导同志进行了汇报。 不久，中央发生重大的人事变动，胡耀邦同志辞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这一职务。但富田事变的平反工作并没有因此事而停止。 　　

1987年，中央召开了组织部、公安部、民政部、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等有关单位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将关于AB团与富田事变的调查材料，散发给与会人员，征求各单位意见。座谈会结束不久，上述部门逐一回函，意见一致，均同意材料中所提出的观点，认为这桩延误了多年的大案应该澄清。在综合各部门意见的基础上，由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负责起草上报给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报告。为慎重起见，冯文彬的秘书陈文斌又数度来江西，核实一些具体情况。他告诉戴向青：这个问题解决有望了。戴向青感到莫大的安慰。 杨尚昆批示解决，权威著作非正式给予平反 　

1988年，陈云在一份关于AB团与富田事变的材料上批示：尚昆同志了解此事，我当时不在江西，不太了解杨尚昆是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在中央苏区曾任红三军团政委，对肃AB团与“富田事变”是了解的。接到有关的材料和陈云批件后，杨即批示：这个问题应该解决了。建议中央档案馆准备好有关AB团与富田事变的材料，还应成立一个小组，负责澄清这些历史事件。 中央书记处书记温家宝即将陈云与杨尚昆的批示转给有关部门。 不久，中央档案馆将有关档案找了出来，有厚厚的一大叠。中组部也成立了以中顾委委员、原中组部部长陈野苹为首的富田事变事件复核小组。小组成员由八人组成：中央档案馆1人，中央党史研究室1人，江西1人，还有中组部两位局长，一位处长，一位干事。戴向青以江西名额参与这个小组。 这一次，戴向青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材料，特别是中央档案馆所提供的资料，不少是他第一次见到。其中有江西省行委常委、被诬为“AB团总团长”段良弼向中央汇报的万言书，和174团政委刘敌写给中央的信。这些原始材料更进一步证实：所谓“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纯粹是信口雌黄，中央苏区肃出的成千上万“AB团分子”完全是逼供信的产物。 复核小组对富田事变的认识很快趋于一致，惟有在刘敌能否平反上有过争议。戴向青等据理力争，认为刘敌不但不是“反革命首领”，反而是对革命有功之臣。当操生杀大权的肃反大员李韶九对他由怀疑转为信任时，曾拍着他的肩膀，示意刘敌只要听话，就会当二十军军长。如果刘敌有私心，只要顺从李韶九，他就可以升官。但刘敌抛却私心杂念，带兵解救被诬陷的同志，以致自己惨遭杀身之祸。 　　 　　复核小组统一认识后，决定起草一份为富田事变平反的文件，并指定由戴向青执笔。这份题为《关于富田事变的调查报告》长达万余字，戴向青改完第二后，便离京返回江西。这时已是1989年2月。 　　 戴向青起草的文稿又经过富田事变事件复核小组在京成员第三次字斟句酌的修改后，于1989年春夏之交上报中央，随后，中央又派由中组部组成的复核小组带来江西，又一次进行实地调查，可谓慎之又慎。 戴向青送走中组部复核小组，苦苦地等待着，但却始终没有回音。一直到199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七十周年纪念时，戴向青所盼望的、自己曾参与起草的文件仍未下发。 不过，富田事变的平反却以另一种形式公之于世。这一年，经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代表党中央批准出版了几部书，对肃AB团与富田事变作出了比较公正的、科学的结论。特别是在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和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里，已明确地肯定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 虽然没有专门为富田事变平反的红头文件，但以这些书的权威性，也足以说明人们内心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它或者可以被看成是对这一历史遗案的最高判决书吧。遗憾的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等出版仅三年之后，戴向青就因积劳成疾，不幸过世了。
　　
　　
　　毛泽东的「肃AB团」与富田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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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萧克回忆，在「肃AB团」达到高潮的1930年11月底至12月初，他所在的师「没干什么别的事，主要精力就是打AB团」，杀了六十人。十几天后，该师又决定再杀六十多人，后经军政委罗荣桓的援救，萧克迅速赶往刑场，予以制止，才救出了二十几人，「但还是杀了二十多人」。
　　毛泽东既然对自己直接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也大开杀戒，那么对一贯与自己唱反调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就更不会有丝毫顾惜了。如前所述，李文林在「肃AB团」问题上态度十分坚决，但是到了1930年10月，随着「肃AB团」中暴露出的乱打乱杀现象日益严重，李文林的态度开始转趋冷静，10月初和10月底，省行委已着手部署纠偏措施，但令人回味的是，当李文林的肃反狂热降温时，毛泽东却开始升温了。
　　1930年11月，毛泽东「根本改造」的利刃终于刺向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及其所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此次行动更因李文林等坚持执行李立三中央的路线，反对弃攻南昌的主张而更加惨烈。
　　1930年5月，赣西南代表李文林赴上海参加了由李立三主持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此次会议要求集中攻打大城市，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李文林返回后，于8月上旬主持召开了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部署贯彻李立三的指示。「二全会」不指名地指责了毛泽东的一系列观点和做法，撤销了拥护毛的主张、被毛派至赣西南特委任书记的刘士奇的职务，并建议上海中央开除其党籍。这一切引致毛的极大不满，毛早已习惯以中央在江西苏区最高代表行事，岂能容忍有人在自己眼皮下以拥护中央为名反对自己？此时毛尚不知「立三路线」这个词语，于是认定「二全会」是「AB团取消派」的会议，并将参加「二全会」的人一律视为「AB团」分于，列入应予「扑灭」的范围。
　　1930年10月，红一方面军攻下吉安，在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文件中发现了一张据称是李文林的地主父亲用真名签字的便条，[23]这张字条究竟是何内容不得而知，然而将李文林与「AB团」联系在一起已经有了所谓证据。10月中旬和月底，李文林又在峡江会议和罗坊会议上公开反对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人」的军事作战方针，主张执行李立三有关攻打大城市的指示，与毛的冲突全面激化，由此毛认定李文林就是「AB团」首领。1930年11月底，李文林在宁都县黄陂被拘押，紧接着一批与李文林有工作联系的人相继被捕。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犯人被刑讯后的口供，于1930年12月3日写信给改组后的江西省行委（李文林被捕后，由毛的老部下曾山领导）--（此信其实是毛泽东所写，大陆学者为避毛讳，有意隐去毛的名字），认定段良弼（省行委常委，赣西南团特委书记）、李白芳（省行委秘书长）等为AB团分子，命令」捕捉李白芳等并严搜赣西南的反革命线索，给以全部扑灭」。毛在这封信中要求省行委接到此信后「务必会同李同志（即李韶九）立即执行扑灭反革命的任务，不可有丝毫的犹豫」，对「各县各区须大捉富农流氓动摇分子，并大批把他们杀戮。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个区域的党与政府必是AB团，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负责人捉了讯办」。
　　李韶九携毛泽东指示信于12月3日前往富田，5日毛又将第二封指示信派两位红军战士给已出发的李韶九和省行委送去。毛在信中指示彼等要从已被捉的人的线索中「找得更重要的人」，为了督促贯彻两封指示信，毛又派出总前委秘书长古柏赶往富田「协助肃反」。
　　12月7日下午，时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席的李韶九代表总前委，到达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指导江西省行委实施总前委关于肃反的部署。李韶九向曾山（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和陈正人面交了毛泽东的指示信，随即将省行委和红二十军八个主要领导人段良弼、李白芳、金万邦（省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周冕（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谢汉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刘万清、任心达、马铭等人予以逮捕。李韶九对这批同志施用了「打地雷公烧香火」等多种刑法，被打同志「皆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有的人被当场折磨致死，而每一次用刑都有李韶九在现场指挥。据当时资料记载，被害同志「哭声震天，不绝于耳，残酷严刑无所不用其极」。12月8日，李白芳、马铭、周冕的妻子来看被拘押中的丈夫，也被当作「AB团」抓起来，被施以严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25]在惨酷的刑讯下，段良弼供出李文林、金万邦、刘敌、周冕、马铭、任心达、丛允中、段起风等「是AB团首颌，并供出红军学校有大批AB团」。对于这次刑讯逼供，萧克将军在1982年曾回忆道，「即便过了半个世纪，也不能不令人惨然一叹。我们这些『过来人』也觉不堪回首。」月7日至12日晚，在短短的五天时间里，李韶九（于9日离开富田）、省苏维埃主席曾山和总前委秘书长古柏（于8日到达）坐镇富田，厉行肃反。曾山亲自审讯段良弼，所得结果是抓出「AB团」一百二十多名，要犯几十名，先后处决四十馀人，27  [27]其中李韶九在未动身前往东固前亲自布置将二十五人处决。

在这之前的12月9日，当总前委派来「协助肃反」的古柏赶到富田后，李韶九带一个排警卫，押着被捕的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离开富田，于10日到达红二十军军部所在地东固，立即与军长刘铁超、政委曾炳春研究如何贯彻毛泽东两封指示信，「找得线索来一个大的破获」。李韶九、刘铁超、曾炳春根据段良弼、谢汉昌被刑讯后的口供，认定红二十军174团政委刘敌是AB团分子。但因李韶九与刘敌是同乡，李韶九虽然在谈话中已点出刘是AB团分子，但是并没有立即将刘敌逮捕，只是「采用软硬兼施的方法」，迫使刘敌自己供认。刘敌在富田事变后，写给中央的信中承认他在同李韶九谈话后，即有了发动事变的念头。刘敌并在信中陈述说，他一向知道「李韶九是素来观念不正确，无产阶级意识很少的一个惯用卑鄙手腕，制造纠纷」的人。为了躲过马上就要降临的刑讯逼供，刘敌改用长沙口音对李韶九说，「我是你老人家的部下，……现在幸喜你老人家来了，我只有尽量接受政治教育，承认错误，我相信毛泽东同志总不是AB团，军长总不是AB团，我总为你三位是追是随，我个人还有什么呢。」李韶九见刘敌这番表态，就放刘敌回去了。
　　月12日，富田事变爆发。这天上午早饭后，刘敌同独立营长张兴、政委梁学贻秘密开会商量应对李韶九的措施。三人一致认为，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来抓AB团是打击赣西南党的干部「阴谋计划的组成部分」，为了防止阴谋得逞，决定立即逮捕李韶九和红二十军军长刘铁超等人。会后，刘敌即至独立营对战士进行鼓动，率领全营红军战士包围了军部，逮捕了军长刘铁超，释放了谢汉昌等人，李韶九被捉后逃走，军政委曾炳春也跑回家乡躲避。傍晚，谢汉昌、刘敌率红二十军军部直属独立营冲到富田，包围了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释放了在押的段良弼、李白芳等「AB团分子」七十馀人。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刘作抚）也被捉了起来（次日即被释放，并被邀请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趁乱逃出富田，跑回家乡。古柏也从「肃反机关跑了出来」。[29]古柏之妻曾碧漪、陈正人之妻彭儒均趁黑夜逃走。这就是震惊江西苏区的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发生后，谢汉昌、刘敌等把所率领的红二十军带到赣江以西湘赣苏区永新、莲花、安福一带，继续展开土地革命，并在吉安县永阳成立了「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谢汉昌、刘敌采取了四项紧急措施：
　　一、派遣段良弼携二百斤黄金紧急赶往上海（实际带到上海中央的只有「几十两」），[30]向中共中央汇报赣西南「肃AB团」及富田事变经过，请中共中央裁决。
　　二、通缉曾山、陈正人、古柏、李韶九。省行委认为，曾山等配合李韶九滥抓「AB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缉拿归案。
　　三、争取赣西南特委下属的湘赣苏区西路行动委员会书记王怀的同情与支持（1930年12月9日，毛泽东的老部下，原省行委常委、宣传部长陈正人率一个排兵力去西路行委，贯彻总前委两封信的精神，准备逮捕行委书记王怀，但未果）。在王怀领导下的河西苏区、红二十军的反毛行动受到普遍同情，王怀的观点--红二十军行动不是反革命行为，而是「工人阶级路线与农民路线两条路线斗争」，被迅速传播开来。富田事变当事人之一的曾山，在几十年后对此还记忆犹新。他说，当时「河西苏区党员和群众的思想极端混乱，甚至还影响到河东苏区部分人民和部分党员的认识也逐渐模糊起来」。[31]由此可见，当年毛泽东的极端行为造成的影响是何等广泛。
　　四、公开打出反毛泽东旗帜，并试图争取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的支持。谢汉昌、刘敌在向赣江西边转移途中，张贴大量标语和《告同志和民众书》，指责毛泽东有「党皇帝思想」，宣称「党内大难到了」并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12月20日，谢汉昌、李白芳、丛允中等在永阳镇写了《致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信》，这封信一方面谴责李韶九大抓AB团，对同志滥捕滥杀，同时又抨击总前委偏护李韶九，还附上了伪造的《毛泽东给古柏的信》，离间毛与朱、彭、黄的关系。
　　《毛泽东给古柏的信》普遍被认为是一封伪造信，当事人彭德怀的证据可能最有说服力。数十年后，彭德怀在狱中写交待材料回忆此事时说：「这封信是富田事变的头子丛允中写的，他平日学毛体字，学得比较像，但是露出了马脚--毛泽东同志写信，年、月、日也是用汉字，不用罗马字和阿拉伯字。」这封伪造的毛泽东致古柏的信，自1930年代后，一直未予公开，直到1985年江西出版的一本有关中央苏区的历史著作中才首次予以全文披露：

古柏同志：
　　据目前各方形势的转变，及某方来信，我们的计划更要赶快的实现，我们决定捕杀军队CP与地方CP，同时并进，并于捕杀后，即以我们的布置出去，仅限三日内将赣西及省行委任务完成，于拷问段（指段良弼--引者注，下同）、李（指李白芳）、王（指王怀）等中坚干部时，须特别注意勒令招出朱、彭、黄、滕系红军中AB团主犯，并与某方白军接洽等罪状，送来我处，以便早日捕杀，迅速完成我们的计划，此信要十分秘密，除曾（指曾山）、李（指李韶九）、陈（指陈正人）三人，任何人不准告之10/12毛泽东。　　朱德、彭德怀、黄公略闻知此信有不同的反应。朱德随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驻在黄陂，没有直接领军，因此「离间」能否成功，关键在于手上握有一万兵力的红三军团司令员彭德怀及其副手黄公略。
　　1930年12月中旬，彭德怀接到谢汉昌等人的信并《毛泽东给古柏的信》，当即作出判断，认定此是「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险恶阴谋」，彭德怀迅速草拟一份「不到二百宇的简单宣言」，宣称「富田事变是反革命性质的」，表示三军团「拥护毛泽东同志，拥护总前委领导」。
　　至于黄公略的态度则较为暧昧，据彭德怀回忆："我讲这段话时（指彭分析《毛泽东给古柏的信》是伪造的假信）黄公略来了，大概听了十来分钟就走了。会后我问邓萍同志，公略来干吗？邓说，他没说别的。只说：'老彭还是站在毛这边的。'他就走了。
　　在彭德怀的解释和说服下，红三军团的「情绪转变过来了，把愤恨转到对富田事变」，彭又把部队开到距黄陂总前委所在地十五里的小布，亲自请毛泽东来三军团干部会上讲话，以表示对毛泽东的坚决支持。
　　在富田事变后的紧张形势下，彭德怀及三军团对毛泽东的支持具有极重要意义，此举巩固了毛泽东已遭动摇的地位。但是事变领导人到处散布的反毛的舆论毕竟已严重损害了毛的声望，毛泽东为了反驳赣西南方面的抨击，亲自出马，毫无愧作，于1930年12月20日草写了《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
　　在这封答辩信中，毛泽东坚持认为「肃AB团」均是有根有据的。他说：红军中「AB团」要犯的口供「多方证明省行委内安了江西AB团省总团部，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为其首要，总前委为挽救赣西南的革命危机，派李韶九同志前往富田捕捉」。毛认定段良弼等为「AB团」首犯乃是证据确凿，他说：「如果段、李、金、谢等是忠实革命的同志，纵令其一时受屈；总有洗冤的一天，为什么要乱供陷害其它同志呢？别人还可以乱供，段、李、金、谢这样负省行委及军政治部主任责任的为什么可以呢？」 [34]毛明知将段等定为「AB团」全靠刑讯逼供，却对刑讯逼供无只字批评，反而指责段等不能为革命一时受屈，而不能为革命受屈，就一定是心中有鬼，照毛的逻辑，只要段良弼等自己承认是「AB团」头子，即可证明彼等系货真价实的「AB团」--毛的这种逻辑和思维方式，成为日后极左的审干肃反的常规思路，是造成冤假错案连绵不断的最重要的思想根源。在这样的思路下，毛坚持「肃AB团」不仅无错，反而是对革命的巨大贡献。他说，「AB团已在红军中设置了AB团的总指挥、总司令、军师团长，五次定期暴动，制好了暴动旗，设不严厉扑灭，恐红军早已不存在了。」毛声称富田事变将「叛逆的原形完全现出来了」，号召对事变进行坚决镇压。
　　1930年12月中下旬，毛泽东以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六言体的讨伐富田事变的布告：
　　段谢刘李等逆，叛变起于富田。
　　带了红军反水，不顾大敌当前。
　　分裂革命势力，真正罪恶滔天。
　　破坏阶级决战，还要乱造谣言。
　　进攻省苏政府，推翻工农政权。
　　赶走曾山主席，捉起中央委员。
　　实行拥蒋反共，反对彻底分田。
　　妄想阴谋暴动，破坏红军万千。
　　要把红色区域，变成黑暗牢监。
　　取消两派，乌龟王八相联。
　　口里喊得革命，骨子是个内奸。
　　扯起红旗造反，教人不易看穿。
　　这是蒋逆毒计，大家要做宣传。
　　这是斗争紧迫，阶级反叛必然。

不要恐慌奇怪，只有团结更坚。
　　打倒反革命派，胜利就在明天。
　　毛泽东理直气壮乃是他认定自己就是红军和党的象征。毛就是根据地的中央，就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反毛即是「AB团」，所杀的皆是反革命，何愧之有！在毛的眼里，只要目标崇高--扑灭「AB团」就是保卫革命，即使手段严厉一些，也无关紧要。在大恐怖中，总前委和毛的个人权威得到完全确立，毛就在大恐怖中成了江西苏区的列宁！

四、项英纠正中央苏区肃反(反AB团)错误

从1983年为《邓小平文选》（第2卷）即《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作注释，到1986年开始为《周恩来书信选集》作注释，再到1991年为《毛泽东选集》前四卷出第二版作注释校订，都接触到中央苏区肃反的问题，特别是反AB团与富田事变，以及反社会民主党的问题。从大量历史档案及其他有关资料中，不难看出，当时中央苏区肃反受到苏联共产党错误肃反的影响，受到执行立三路线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制约，以及受到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总前委由於没有经验而执行了错误的肃反方针的干扰。在这种大环境和具体环境下，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书记周恩来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挺身而出，为纠正反AB团的错误，妥善处理富田事变，做出了努力。他们积累的关於正确进行肃反的经验，对於我们党至今仍有教益。

AB团是1926年底在江西南昌成立的国民党右派组织。蒋介石率部分北伐军於这时攻克南昌后，即指使段锡朋等人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的身份筹划组成。为什么要成立AB团，AB团是什么性质的组织呢？段锡朋在1931年4月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纪念周上说：“当民国十五年底，共产党把持江西党务，操纵民运。彼以党团运用，我则散漫无归。此时兄弟奉派为中央特派员，视此焦急异常。适中央由粤迁赣，遂商请中央几位常务委员，问以何术能挽救危局。后得中央命，遂效仿其他各地组织忠实同志之法，组织本省忠实同志以与共产党团奋斗。遂由程天放、周利生、王振寰、洪轨等同志及兄弟组织AB团，取英文反布尔什维克之意，团结一般忠实同志，以从事反赤工作。” 从段锡朋这番交待中可以看出，AB团成立的主要目的是排斥、打击国民党省党部中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篡夺江西省党务大权。它是一个反共反革命的国民党右派组织，并不是后来在中央苏区肃反中所说的特务组织。 
  刘AB团作为一个组织的寿命是短暂的。1927年4月2日南昌人民举行暴动，一举摧垮了AB团把持的省党部。据段锡朋说：“四二”暴动使AB团分子“纷纷逃到京沪，此时适逢中央开始清党，是AB反赤团之目的已达，非但按诸党纪，党内不得再有组织，即环境之变迁，人事之移易，亦万无可以存在之形势。AB反赤团因而无形解散，并将其经过情形呈报中央，即在中央党务刊物，亦曾正式备载其事实”。AB团另一头目程天放在回忆录中也说AB团“寿命仅三个月”。应该注意，AB团“无形解散”的时间是在中央苏区肃反中反AB团的三年之前。 如果说段、程均是AB团头目，他们的话不可全信，那么我们的肖克将军也有完全相同的证言。肖将军说，他曾问过在中央特科工作过的同志，他们说：“一九三0年前后，敌人的情况我们基本上是掌握的，他们没有AB团这个特务组织。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工作过的有关人士，他们也说特务组织中没有AB团”。 不是特务组织、又早已解散的AB团怎么会成为中央苏区的肃反对象呢？ 由於当时我们党处於地下状态，掌握社会动态势必受到影响，而AB团又是“无形解散”，於是党便把AB团解散后的个别AB团分子的活动当成整个AB团组织的活动，把国民党右派的活动一律当成AB团的活动，把国民党内复杂的派系斗争视为AB团的活动，甚至把江西土豪劣绅的活动也都看成是AB团的活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党中央一再指示苏区要开展肃反工作，要反对、清除AB团时，中央苏区便开始了错误的反AB团斗争。 中央苏区错误的肃反斗争起源於1930年2月在江西吉安县陂头村举行的“二．七”会议，即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红五红六军军委联席会议。这次会议对发展赣西南和闽粤革命根据地有重要的意义，但也存在着严重的失误。这个失误，主要是对赣西南党的状况作了错误的估计，并轻率决定杀人。  新成立的前委发布的第一号通告说：“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的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若不彻底肃清，不但不能执行党的政治任务，革命亦会失败。联席会议号召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使党迅速地布尔什维克化。”这场反“机会主义”的斗争不久便和反AB团纠缠在一起。到这年10月，在赣西南三万名共产党员中“开除的地主富农一千馀人”，还杀了一千多AB团。 这里所说的“地主富农”是什么人呢？就是那些出身於富裕家庭的、较早接受马克思主义、对革命作出过贡献的共产党人。这里所说的“机会主义”又是什么呢？不过是在工作上存在分歧罢了。把这样一些同志作为AB团来打，可见赣西南党组织的反AB团活动从一起步就错了。 中央苏区反AB团斗争不仅在估计上是错误的，在方针政策上也是错误的，即逼、供、信。抓起来就逼，逼了就供，供了就信，於是再抓、再逼、再信……形成恶性循环，杀人越来越多，造成无法弥补和令人心痛的损失。 这种错误的打AB团不久就牵扯到了军队。1930年12月3日，总前委派总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前往江西省行委驻地吉安县富田村捕捉AB团。同日总前委发出了《总前委致省行委信》，信中说：“据此间所获AB团刘天岳、周赤、曾昭汉供出在省委省苏（维埃）工作之李白芳、江克宽、段良弼、龙超清以及红军学校之曾国辉都是AB团要犯。除龙超清已由此间直接讯办，特派李韶九率兵一连代表总前委及工农革命委员会帮助省委省苏（维埃）捕捉李白芳等并严搜赣西南的反革命线索，给以全部扑灭。”隔了一天，12月5日，总前委又发出《总前委给韶九同志并转省行委信》，信中说：“本日据龙超清供称段良弼是省委机关总团长，袁肇鸿是宣传科长，组织科长是江克宽。……你们要从这些线索找得更重要的人。” 

12月7日李韶九到达富田村即开始滥捕滥杀。当天就将赣西南团特委书记省行委常委段良弼、赣西南特委秘书长李白芳、东路行委书记、省行委常委兼军事部长金万邦、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进行捉捕逼供。谢汉昌受刑不过，谎供红二十军一七四团政治委员刘敌是AB团。李韶九於12月9日押着谢汉昌到红二十军驻地东固村抓AB团。他对刘敌软硬兼施，要他承认自己是AB团。刘敌在受到逼讯后声称捉AB团是个“大阴谋”，他要“挽救党的危机”，於是找到一七四团营长张兴等人密商扣留李韶九。张兴气愤不过，先到军部质问，结果被李韶九扣留。刘敌闻讯后即集合队伍包围军部，捆绑军长刘铁超，放走了谢汉昌。李韶九则闻风逃走。刘敌的这一行动被称之为“东固暴动”。 刘敌、谢汉昌见李韶九逃走，怕他回富田后杀害那些被诬为AB团的同志，於是二人带队直奔富田，包围了几个村子和省行委，释放了被关押的段良弼、李白芳等70馀名所谓AB团犯，误捉了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这就是史称的富田事变。 从上述史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总前委的错误指导，李韶九的滥捕滥杀、酷刑逼供，是发生富田事变的最根本原因，而不是什么AB团的暴动。长期以来部分党史书籍把富田事变定为反革命暴动，无疑是一大错案。 富田事变发生不久，1931年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小布成立。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因中央工作脱不开身，不能到职，由项英任代理书记。 项英一上任就遇上处理富田事变这个复杂又棘手的问题。他在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经过调查研究，尊重事实和证据，全面、正确分析了富田事变的性质，严肃批评和抵制了总前委肃AB团的错误，达到了分清是非、团结同志、稳定人心、避免分裂的目的，从而一度缓解了赣西南苏区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三、从共产国际档案看反“AB团”斗争（作者系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

反“AB团”与“富田事变”，是红军时期在中央苏区影响很大的事件。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出版的党史军史，一般都不提这件事情。三中全会以后，曾经历过这一事件的萧克等老同志，写了回忆材料，党史军史研究工作者也有文章发表，但当时的文献，除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定之外，其他文字的记载，特别是关于反“AB团”斗争前因后果来龙去脉的记述很少。最近，阅读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集、第10集，其中有几份文件对于研究反“AB团”与富田事变，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反“AB团”斗争是在中央苏区由总前委发动的
　　中央苏区的反“AB团”斗争，发生于1930年10月，富田事变发生于同年12月。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并没有反“AB团”的指示或部署，苏联大规模的肃反运动也没有开始，后来被打成反革命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等苏联党的领导人，这时都还在担任要职，他们都是在1934年以后才遭迫害的。1930年12月3日，设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军事负责人盖利斯给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局长别尔津的汇报信中，转述了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在1930年10月14日写的一封信的内容。盖利斯说：
　　他在这封信中谈到了江西党组织的危机，秘密的反革命半恐怖主义组织“AB团”成员不仅钻进了基层组织，而且还钻进了党的领导机关，党组织处在富农、地主和豪绅的影响之下，依靠地方力量来改善党组织是极其困难的，应该从上海派人去。
　　毛泽东在这封信中首先提出了“半恐怖主义组织AB团”的问题，并且提出了反“AB团”的建议。1931年2月19日，盖利斯、米夫和马雷舍夫的谈话记录中也提到这封信的内容：
　　为补充以前关于江西情况的通报：毛在10月14日给中央的信中写道，江西的组织处于富农和地主的影响之下，AB团分子钻进了党和苏维埃机关，包括领导机关。
　　占领吉安时发现了在党、苏维埃政权和军队中活动的AB团分子的名单。根据这份名单，许多省委委员都是AB团分子。很难断定名单中指出的人真是AB团分子还是这里的AB团分子的挑拨离间，要使我们的同志倒在枪口之下。这份名单在通过毛关于逮捕省委的决定时起了很大作用。
　　1931年2月10日，即富田事变发生两个月后，盖利斯给别尔津的信，进一步反映了他听到的情况，信中说：
　　一个由三名同志组成的代表团刚刚抵达（他们1月4日从那里出发），报告了负责我们江西运动的领导人中发生的重大分歧。据代表团报告说，毛泽东使朱德处于单纯执行自己命令的地位，剥夺了他作为总司令的几乎所有权力。毛指责省委书记[注：李文林]与“AB团”组织（地主富农等的恐怖组织）有联系，并提出解除他职务的问题。表决时毛显得很孤立，该书记仍留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于是毛便开始指责整个省委。部分党委委员后来被20军解救了。毛为此下令湖南部队（20军已开赴湘东）解除20军的武装。毛的这项命令未被执行。
　　毛同彭德怀在进攻方向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有过彭不执行作战命令的情况。在代表团出发前，彭同毛还没有完全公开闹翻。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朱德的功劳，他对彭有影响力。老的政治指挥人员对毛暗暗不满。地方党组织几乎全都反对毛。前敌委员会同他站在一起。
　　代表团到上海来，是为了请中央解决冲突。代表团认为，过错全在毛身上。这一切在东固事件（注：即富田事变）前就发生了。现在（2月10日）情况如何我不清楚。很难弄清楚，这里到底是谁的错，这一事件的起因在哪里。据来者报告，不管怎么说那里的情况非常严重。我在这里转达莫斯克文（注：即周恩来）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我还没有同代表团谈。我昨天才得知此事。因此，我只好不作评论。我建议莫斯克文立即把问题提交政治局作出决定并立即派人去。决定大体应该是这样的：“在中央局（两名中央委员和我）到达之前停止任何意见分歧（的争论），一切都原封不动，应集中全部力量打退军阀又重新发动的攻势。中央局将对事件进行调查并将作出决定。”
　　这是盖利斯准备去中央苏区之前给别尔津的汇报。后来他未去成。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央局。1930年11月先派项英去苏区，12月30日，项英抵达红一方面军总部，见到了毛泽东和朱德。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小布地区正式成立，因周恩来尚未到苏区，项英代理书记。他对反“AB团”的情况进行了调查，1月16日在他主持下发出的《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二号》中，一方面严肃批评富田事变是绝对不能允许的错误行动，同时说不能“肯定说富田事变即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另一方面强调要“纠正过去反取消派AB团斗争中的错误”，其表现是“盲动没有标准一咬就打”，今后“必须根据一定事实和情形，绝对不能随便乱杀，尤其防止一般小资产阶级报复主义的发生，也不能随便听人乱供乱咬加以逮捕”。这个公告发布后，使肃反扩大化一度有所缓和。
　　从共产国际档案反映的情况看，反“AB团”斗争是由内部意见分歧引起的
　　1931年2月11日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东方部部长、驻中国代表别斯帕洛夫，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中央执行局书记温裕成和时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的博古的谈话记录，反映了富田事变后第一个苏区代表团汇报的情况：
　　苏区代表团已到达上海。代表团中有江西（苏区）共青团省委书记（段良弼）。代表团是1月3日从那里出发的。他们通报了红军和党组织内发生的重大事件。温同代表团谈了话，并向政治局作了汇报。
　　这些事件发生在1930年12月底。
　　代表团报告说：军阀发起第一次进攻时，毛泽东和朱德主张采取不战而放弃阵地的策略。例如放弃东固。农民中产生了很大的不满情绪。数万人同红军一起走了。空前未有的饥荒……省委立即召开了省委全会。全会决定建议红军指挥部开始同敌人作斗争。省委书记李文林同志把这一决定转达给了毛泽东和朱德同志。毛把他抓了起来。此外，毛还立即派出一个连去逮捕省委全体成员以及苏维埃政府的全部机关工作人员和政府成员。他们受到指控，说他们是反革命组织即所谓“AB团”（反布尔什维克联盟）的成员，他们都受到严刑拷问。共青团区委书记（注：指段良弼）让看了他的伤势，他受了重伤。由于严刑拷问，他们招认了，尽管（据他们说）他们始终是反对“AB团”的，从来也没有成为它的成员。这个连还被毛派往红20军。该军是由当地农民组成的，是从游击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并处在省委的影响之下。毛派去的这个连逮捕了该军的所有指挥员、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在被捕的人中有名声显赫的团长（注：指174团政委刘敌）。当指控他，说他是“AB团”成员时，他说：“这怎么可能呢？我已在红军队伍里战斗这么久了，我全家人都被白军杀害了。”他被释放了，回到了团里，他召开了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并决定借助军事力量解放所有被捕者。这个团立即被派去，所有被捕者都被释放了。毛的连由于宣传鼓动改变了自己的情绪，因为大家都怕毛，于是红20军（3000多人，1000多件武器）过了河（注：即赣江）。毛火速派红12军去对付红20军。省委再次召开会议，决定不发起反对红12军的斗争，而是派一个代表团去它那里，建议毛反对共同的敌人，在军事方面听从毛的指挥。
　　红12军相信了，没有采取行动。于是毛派湘东一个团去对付20军。20军又派代表到这个团。该团也拒绝进攻。这时省委决定派代表团去中央。毛知道这件事。
　　这份谈话记录还记载了报告团反映在反“AB团”之前出现的意见分歧：毛与彭德怀之间的意见分歧在占领长沙时就已经产生。毛主张攻打南昌，而彭主张攻打长沙。起先攻打南昌，红军遭到了失败。于是彭带领自己的部队去攻打长沙，并两度占领该城，但毛没有给彭提供任何援助。他正是以此来解释攻打长沙失败的原因的。
　　由于军阀的进攻，又出现了意见分歧。占领吉安之后，红军获得800万墨西哥元和许多黄金。许多同志认为，现在可以开始打进攻战了。毛反对这样做。他希望先取得军事储备和食品。他派小股部队到城市和农村，但两周内什么也没有筹集到。敌人进攻开始了，同志们想迎战。毛说，应当避开。吉安未经战斗就放弃了。毛提议去闽东南。这一命令下达到彭德怀那里时，彭在军内召开了会议。同志们说，如果毛今后还坚持这种策略，那就应当同他断绝关系。彭当时还很谨慎，他说，不能同毛断绝关系等等。
　　毛与省委之间也存在意见分歧。有一次毛建议解散所有党组织，因为这些组织内有很多“AB团”分子和富农。实际上，当时在党组织和苏维埃机构中是有许多暗藏的这类分子。区委反对这一建议。
　　谈话记录还反映出在其他问题上的一些意见分歧：
　　朱德与毛之间也有分歧。曾举行过一次有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等指挥员参加的会议。朱德在这次会议上说，他不过是毛手中的玩物，没有任何权力，毛泽东不拿他当回事，他什么事也干不了。彭当时拍着桌子说：“你是懦夫，你为什么不斗争？”
　　
　　共产国际成员对反“AB团”斗争的不同意见
　　从盖利斯的汇报信和别斯帕洛夫等的谈话记录看，他们虽然并不完全相信从苏区来的第一个代表团的上述汇报，也没有完全否定这些汇报。
　　1931年2月19日，共产国际远东局政治负责人雷利斯基同向忠发和周恩来的谈话，有以下的记录：
　　关于毛与彭之间的分歧问题。由斯皮里多诺夫（张国焘）、科穆纳尔（王稼祥）、古德科夫（沈泽民）、布雷利斯基（任弼时）和莫斯克文（周恩来）组成的政治局委员会同来自江西省委的三名同志进行了交谈。除这个代表团外，一个新的三人代表团也来到我们这里。从交谈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第一个代表团通报的关于逮捕和毒打被怀疑为“AB团”的我党党员的情况确实发生过。但从这个新的代表团的通报中可得出，第一个代表团并未得到同志们的很大信任。有消息说，前委书记（刘士奇）将带着从毛那里得到的材料和资金到我们这里来。根据现有的材料很清楚，领导同志中的分歧在去年6月江西省委举行第二次全会时就发生了。这次全会讨论了中央关于党的路线的来信（指1930年6月15日立三路线期间中央给红4军前委的信）。顺便说一下，这封信中谈到，让红军夺取农民的所有武器，没有讲加强苏区，而是讲占领大城市。毛反对这个路线。他就此写信给全会，证实这个路线是错误的。他建议首先清除苏区的一切反革命组织，并且建议吸收广大农民群众参与这件事。他说，现在去大城市，会使现有的根据地变得不巩固――这就是允许富农保留在当地的统治。苏区存在的“AB团”组织活动很巧妙，该组织的组成人员――是留在苏维埃政权任职的前国民党官吏。江西省委去年7月的决议中说“AB团”有10万人。他们似乎全都混在我们的队伍里。当时我们在这个地区共有党员30万。我觉得，这个数字明显夸大了（莫斯克文），但是毫无疑问，无论是在我们队伍里还是在红军中，都有很多不坚定的分子。很多红军指挥员是前国民党校官。在苏维埃官员中有很多富农、地主和半知识分子的子女。“AB团”可以通过他们进行活动。这对我们是非常危险的。需要同他们作斗争。
　　最近撤出吉安后，我们军队的同志――毛、朱、彭――对军队进行了清洗，他们清除了大约4000人，有的被枪毙，多数被逮捕，等等。毛从这些被捕的人那里得到一个混在我们队伍里的“AB团”成员的名单。此后便发生了我们所知道的逮捕。一些接连不断的传闻在流传，说共青团书记（注：指段良弼）是“AB团”成员（现在他在上海）。根据我们查实的情况可以得出结论，毛和同他意见一致的同志执行的是一条同反革命，特别是同“AB团”作斗争的正确路线。但同这些分子作斗争的方法并不总是正确的。毛同志认为全都是“AB团”的成员，他不做任何区分；“不应全都一锅煮”。我们决定给党的前委和毛发一封信，指出，我们认为同“AB团”作斗争的方针是正确的，但我们不能对个别具体情况作出答复。正在前往当地的政治局代表（注：指项英）获得了广泛的权力，他可以审理所有这些事情，他同苏区中央局共同作出的决定对全体同志都具有约束力。在作出这样的决定前，同志们应该停上一切争论，齐心协力地工作。
　　奥斯藤（雷利斯基）：你们给毛和前委的信在寄去前请将草稿送给我们，以便协调一致。我觉得，不写路线和事实正确与否较为合适，因为不能根据表面消息做判断，而在通知中央代表前去后，要号召全体同志齐心协力地工作，同前线和苏区的反革命作斗争。
　　从以上记录可以看出，雷利斯基作为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政治负责人（实际是第一把手），对反“AB团”斗争的看法还是比较客观的。周恩来也还比较谨慎，说“AB团”的数字明显扩大了。但是，正在这时，米夫到上海来了。当时米夫是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的副主任，他是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到上海准备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纠正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的所谓调和路线的。在这个问题上，米夫和雷利斯基早就有明显的分歧。米夫指责雷利斯基“在三中全会上有路线错误”，雷利斯基则申明反对米夫的批评。1930年6月28日共产国际“决定责成米夫同志起草给中共政治局的电报，不解除雷利斯基同志在远东局的工作。”米夫到上海后，两人常发生争执，在对待反“AB团”问题上，两人的看法也不相同。1931年2月19日，雷利斯基在与向忠发、周恩来谈话时，明确表示“不写路线的事实正确与否较为合适，因为不能根据表面消息做判断”。可是同一天，米夫同马雷舍夫和任弼时的谈话否定了第一个代表团的报告，肯定了第二个代表团的报告。
　　2月19日的谈话有以下记录：
　　布林斯基（任弼时）同志说，第二个代表团已经抵达上海，要向中央报告去年12月江西发生的一些事件。此外，出差去江西的中央提款员也回来了。……毛是在12月7日逮捕省委的，逮捕后，红20军在一名团长（注：指刘敌）的率领下举行暴动，扣押了军长（注：刘铁超），解除了担负监狱和红军总司令部守卫任务的红军12军一个分队的武装。被释放的省委与红20军一起过了赣江（永阳市），它宣布毛及其好友重新委任的省委无效，声称自己是真正的委员会。
　　在红20军战士的集会上作出决定，撤销出卖革命利益的叛徒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毛的职务。后来，在省委会议上决定，鉴于毛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革命运动中声望很高，不对他进行公开的斗争，而同他一起反对军阀。同时，省委派人去各地进行地下活动。通过这种办法它分化瓦解了军政学校，该校约有100条枪落入暴动者手中，部分学员干脆四处逃散。
　　湘东南委员会尽管不了解事件的真相，还是作出了反对暴动分子的决定：不承认永阳的省委，解除红20军湖南独立师的武装，支持毛等。该委员会还向中央派出了现在的代表团。
　　代表团（或是提款员――记不清了）带来了下列文件：（1）朱、彭、黄（彭的政委）的声明；（2）他们告20军红军战士书；（3）毛给省委书记的信；（4）20军暴动团长给中央的信；（5）毛的呼吁书。
　　朱、彭和黄在声明中称20军的行动是反革命行为。他们指出，以他们为一方同以毛为另一方的意见分歧是AB团分子的挑拨离间，不存在任何分歧――他们是团结一致的，没有什么特殊的毛路线，也没有朱、彭和黄路线――只有党的路线，他们同毛一起执行党的路线，一起同阶级敌人作斗争等等。
　　在给20军红军战士的呼吁书中，他们说的大体是同样的内容。毛在给省委书记的信中好像要求在审讯AB团分子时让他们提供这样一些证词，证明朱、彭、黄和其他一些负责人都是AB团的积极成员，以便枪毙他们，并将红军的主要干部同他们一起枪毙掉。
　　信不是出自毛之手，似乎是从原件上抄下的副本。“信”显然是AB团分子的挑拨阴谋，旨在挑起红军领导人之间的争斗。
　　中央提款员在返回途中（在长沙地区）宣读了毛的呼吁书，呼吁书中说，军队清洗了约4000名AB团分子，因此他在政治上和在作战能力方面大大加强了。
　　新来的代表团指出，湘东南党委不认为第一个代表团有权向中央作报告，说该代表团中的一个成员（代表团团长）是AB团分子。它举出许多事实来证明这一点：例如他曾反对分地、反对湖南独立师的行动、反对暴动的20军、反对枪毙一个明显的AB团分子等。
　　红20军的情况如何，前来的人不清楚。暴动的团长给中央写信，表示对自己的行动感到后悔，他详细地叙述了自己的革命功绩，答应服从毛，反对军阀，请求中央因他组织20军暴动惩处他。
　　谈话记录还写道：“第一个代表团说，被毛逮捕的省委委员承认，他们是AB团成员，不过，他们是在严刑拷打下被迫这样做的（代表团让看了拷打造成的伤痕等）。”
　　尽管关于江西所发生的一切还没有充分的材料，但根据第二个代表团提供的信息，第一个代表团、或AB团的或受AB团影响的代表团把我们都给迷惑了。
　　根据毛、朱、彭等人在东固附近一起与军阀作战并且现在还在一起作战……判断，从三人的声明中可以得出结论，他们之间没有重大分歧。AB团分子在制造分裂，他们做得非常狡猾。
　　政治局已作出决定，赞同毛在同阶级敌人斗争方面的路线，但他的行动有些过火。
　　1931年3月18日，在米夫的主持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作出关于富田事变的决定，有关内容如下：
　　看了我们所掌握的关于江西十二月事变的全部材料之后，远东局得出以下看法：
　　1.红20军的暴动、该军解除军事学校和12军部分人员的武装、释放受到反布尔什维克联盟影响的、根据前委的命令所逮捕的省委、逮捕中央巡视员易尔士同志、提出诸如“打倒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和黄公略万岁！”之类的口号等，实质上这毫无疑问是阶级敌人及其主要战斗组织――反布尔什维克联盟策划和进行的反革命活动，旨在消灭我党的队伍和红军，消灭我们党和军队的领导。这一切都是为了便于南京的反革命派消灭红军和苏维埃运动而进行的。
　　一定数量的党员同志乃至整个红军支队（20军）受到“AB团分子”的蒙骗，被卷入到阶级敌人的这场罪恶活动中，这一事实决不能减轻这场活动的反革命本质。
　　2.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前委同阶级敌人作坚决斗争的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这种同革命敌人毫不妥协地作斗争的方针应该在今后贯彻下去。
　　前委和所有党团组织应该尽一切可能吸引广大劳动群众（工人、农业工人、战士和中农）参加这场将统治阶级及其代理人的反革命组织清除出苏区的斗争。必须特别重视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以及军内外对该委员会的领导。
　　十二月事变表明，苏区的反革命是一股相当大的势力。它依靠各种剥削分子（地主、豪绅、大商人、旧职员等），并受到白区南京反动派的豢养和唆使，开展大量活动，十分巧妙地进行这项工作。反动分子在适应我们的苏维埃运动和渗入我们党、苏维埃、军队和工会机关的同时，在所有这些组织内进行破坏活动，从而便于南京对我们的斗争。同时，反革命分子不惜采取左的和极左的口号来破坏工农联盟、损害党对群众的影响、消灭红军的有生力量。因此，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指出，反动派不是分散地，而是有组织地，根据周密考虑、严格执行的计划进行活动的。反布尔什维克联盟的存在和发展的这个事实便是这一类的证据。它对我们的苏维埃运动构成了极大的危险。对这种危险估计不足就可能产生令人不快的后果。
　　因此，我们面临着下列任务：（1）消灭反布尔什维克联盟，使反革命不敢再抬头，再渗入苏区境内进行活动；（2）立即把一切反动分子、剥削分子和企业主分子，特别是一切旧职员清除出所有党、苏维埃、共青团、工会及其他群众组织；（3）建立连成一片的苏区，消灭苏区内的反革命策源地。这是还远没有完成的军事任务；（4）发动和组织城乡阶级斗争。
　　这个决定全文共3000字，这里只引用了前面的1000字，下面2000字是具体的要求，如立即解散李文林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由前委成立的现省委是享有充分权力的省委”等内容。决定最后要求中共中央根据这一决定的精神发出新指示。10天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集203页）。这个决议比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决定，调门还高一些。中央政治局决议说：“在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总前委坚决反对阶级敌人的路线实质上是正确的。这种坚决与革命敌人斗争的路线在任何时候都应执行。总前委（现在的苏区中央局）以及一切党和团的组织应用一切可能与力量吸引广大的劳动群众――工人，雇农，贫农，中农，城市贫民参与肃清苏区内反革命组织与一切反动分子的斗争。”
　　任弼时和王稼祥、颜昌颐以中央代表团的名义，抵达中央苏区后，根据上述决议的精神，推翻了此前项英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时对反“AB团”问题做出的比较客观的通告，于4月中旬以苏区中央局名义作出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进一步肯定“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与立三路线的一部分拥护者所参加的反革命暴动”。使中央苏区肃反斗争已经扩大化的错误，更加严重起来。随后，已经承认错误作了检讨的刘敌等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先后被处决；红20军副排级以上干部，一律作为“AB团”的骨干缴械关押，大部被杀害；红20军战士被编入红7军后，不少人也遭批判斗争甚至杀害。当时中央苏区的红军共有4万人，被打成“AB团”的就有4400余人，也就是说，9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被打成“AB团”，这给中央苏区和红军造成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
　　1931年12月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后，接替代理书记毛泽东，任苏区中央局书记。1932年1月7日，在他主持下，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使肃反扩大化的趋势一度有所抑制，但是这一错误并未完全制止。中共赣西南特委常委兼军委书记、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李文林，1932年5月仍以“AB团”的罪名被错杀。
　　
      应当认真汲取历史的教训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中》特别注明：“这一决议除发给江西中央区外，并发给各苏区。”因此，这个决议不仅在中央苏区造成严重后果，而且对鄂豫皖、湘鄂西及其他苏区都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1931年3月以后，中央派往鄂豫皖的张国焘，派往湘鄂西的夏曦，都是根据中央政治局决议的精神进行的肃反运动。这个决议发布前，在中国工农红军中，被错杀的只有袁文才、王佐这样的个案；这个决议发布后，一大批红军高级将领先后被错杀，仅载入《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就有李明瑞、许继慎、舒传贤、曹学楷、徐百川、周维炯、姜镜堂、曾炳春、李文林、柳直荀、程克绳、徐朋人、万涛、孙德清、戴克敏、段德昌、廖容坤、邝继勋、王炳南、季振同、曾中生等21人。由此可见，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议，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后果。还需要说明的是，这些中国工农红军的高级将领，都是在苏联红军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高级将领被害四五年之前被杀害的，所以并不是受苏联肃反扩大化的影响，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错误。
　　“反‘AB团’是正确的，错误只是扩大化”这种结论，一直延续了几十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受到人们的质疑。“AB团”原是1926年冬北伐军攻克南昌后，蒋介石、陈果夫授意段锡朋、程天放等人在南昌成立的一个以反对共产党夺取江西省领导权为目的的反革命组织。“AB”是“反布尔什维克”的英文缩写。1927年4月2日，共产党领导南昌群众给予沉重打击，使该组织即行解体，以后没有发现有什么活动。1991年7月，胡绳同志主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307页指出：“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
　　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作中共七大结论时说过：“内战时期，我就打过AB团。……在肃反问题上，我们走过了一段痛苦的弯路，有这样一个错误的侧面。……错误认识了，纠正了，就取得了经验，就会变成好武器。”（见《毛泽东文集》第三集408页）但是事实证明，反“AB团”并不只是“一个错误的侧面”，多年来没有被真正认识和纠正。正因为没有很好地汲取在肃反问题上的历史教训，所以在延安整风中，在新中国成立后，又出现了一系列所谓扩大化的错误，直至造成十年浩劫的“文革”灾难。不认真研究和汲取历史的教训，就很难避免重犯同类的错误。
（作者系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

1932年宁都会议解除毛泽东军权内幕  

1932年10月3日，在极其严峻的气氛中，苏区中央局会议在江西宁都小源召开。小源山林茂密，风景优美，有很多地主庄园，江西省军区司令部作战室为了防空，就驻扎在这里。作战室里的中央局会议，气氛十分凝重，随着批判加温，大家说话声一句比一句高，头发有些凌乱的毛泽东沉默不语，这一段时间经常低烧的他，一支接一支抽着烟，有时还不断咳嗽几声。周恩来解开上衣的扣子，不时地看看窗外，脸上显出不安的表情。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被解的除在红军中领导职务。这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围绕宁都会议和解除毛泽东军权，台前幕后发生了许多事情。

毛泽东被解除军权，源于他与“左”倾冒险错误领导人在军事上的分歧

毛泽东自1927年8月从武汉告别瞿秋白，离开党中央去发动秋收起义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党中央。在这几年里，党中央的主要领导几次易人。这些人，有的他认识，有的则不认识。当时因条件恶劣，毛泽东和党中央特别是党中央主要负责人在党和红军的发展方略方面，交流较少，造成了一定的隔阂。

1928年6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塞列布若耶别墅召开。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们经过实地观看，接受、学习了苏联共产党由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成功经验。六大结束后，陆续返回的政治局委员们坚持认为中国革命要走以城市为中心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因此，党中央要求红四军将斗争重点转向城市，并提出调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去学习。不久，党中央又派从苏联回来的刘安恭去红四军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和政治部主任，传达贯彻中央精神。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走以城市为中心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根本行不通，同时对刘安恭在红军中搞的“自下而上的民主化”进行了批评和抵制。毛泽东不愿与刘安恭妥协，还和朱德一起给党中央写信据理力争。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接到毛泽东、朱德的信件后，要求红四军派一个得力的人到中央，详细汇报和讨论有关问题。1929年8月，陈毅从红四军化装来到上海，见到了周恩来。陈毅详细汇报了红军的实际情况，使周恩来对红军有了直观的了解。周恩来肯定了朱德、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和红军的作战方针。在陈毅离开上海时，周恩来还叮嘱朱、毛两人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仍任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四军同志了解并接受。

但是，此事过去不久，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再次受到党中央的否决。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并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这些主张，同毛泽东在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根本对立的，自然不容易在红军中贯彻。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说：“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碍红军发展的两种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同志。他有整个的路线，他的路线与党中央完全不同。”

不久，党中央又命令红一方面军再次去打长沙。毛泽东和朱德对中央的命令产生质疑。但在总前委大多数人同意打长沙的情况下，毛泽东只得违心地同意去打长沙。结果，红军苦战16天，不但长沙没有攻下，还出现了可能腹背受敌的危险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主持召开总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停止攻打长沙。9月28日，在江西宜春（袁州）召开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上，毛泽东坚持株洲会议先打吉安的原有决议，但一些人却提出直攻南昌、九江。有人（指彭德怀）甚至向毛泽东提出质问：“你又不打长沙，又不打南昌，你执行不执行中央的路线？”

虽然不久后，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会议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但“左”倾冒险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

这样，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路线不仅受到了党中央的批评，就是在红一方面军内部也开始受到反对和质疑。 苏区中央局对富田事变处理的严重错误，导致一些领导干部和群众对任代理书记的毛泽东不满 ，在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书记后不久，即发生了在党内和红军内影响重大而深远的富田事变。1930年12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一些人在逼供下的假口供，派人到红二十军抓捕“AB团”分子。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红二十军一七四团政治委员刘敌眼看自己也将被错定为“反革命”并遭逮捕，对这种做法抱有极大的怀疑和不满，带着部队到富田，包围当地苏维埃政府，释放被错捕的近百名同志，高喊“反对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宣布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领导。

富田事变发生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紧急会议，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的叛变行为。

1931年2月22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主持会议，研究富田事变的有关问题，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毛泽东做了详细汇报。会议得出的结论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结论有很大区别。会议形成了《对富田事变的决议》，认为事变客观上是反革命行动，但在组织上不能证明参与事变者全是“AB 团”分子。决议要求今后在“清党”、肃反中“绝不能随便乱打乱杀”，“不能随便叫人乱供乱咬，乱加逮捕”……会后，项英派段良弼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富田事变的情况。

此时，王明等“左”倾教条主义者已经掌握了中央的大权。王明等认为苏区中央局对富田事变的处理是错误的，授意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3人组成中央代表团，携带中共中央政治局于3月28日作出的《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从上海直奔中央苏区，处理富田事变。4月17日，中央代表团在苏区中央局会议上，传达了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决议》认为“苏区中央局的决定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在目前这种形势下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立刻制定锻炼真正的铁的工农红军的具体计划，纠正过去工作的缺点与错误，改造军事及政治干部。肃清红军中的'AB团’及其他反动分子，并须堵绝一切反动分子重新混进红军的可能。继续改造苏维埃政权……加紧肃反工作，以求彻底消灭一切反革命派别”。此次会议不但否定了项英主持的苏区中央局作出的正确决议，还撤销了项英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由毛泽东接任。

毛泽东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后，负责处理此事的领导机关错误地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所进行的“反革命行动”，富田事变的性质再次演变成了敌我矛盾，成为反革命暴乱事件。谢汉昌、刘敌等被逮捕，并以“AB团”分子的罪名被处决。发展到后来，红二十军军长、政委以下、副排长以上所有干部均被处决，红二十军番号被取消，其余部被编入红七军。

王明把持的中共中央将富田事变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后，立即将处理的决议发到全国各苏区。事情出乎毛泽东预料，完全失去了控制。肃反运动迅速扩大化，成千上万的无辜共产党人遭到杀害，无数忠魂变成冤魂。

富田事变及肃反扩大化，伤害了很多好人，引起了苏区部分领导干部和群众对毛泽东的不满，这就为毛泽东以后被撤职创造了干部和群众基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指出：肃“AB团”“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各个根据地的肃反，都程度不同地犯了扩大化的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危害。

不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妥协，毛泽东在赣南会议受批判尽管毛泽东在对富田事变问题的处理上和王明取得了一致，但毛泽东和党中央在许多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如军事思想和路线、土地革命、根据地创建与巩固等。

中央代表团到达苏区后，贯彻以王明为首的党中央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对毛泽东、朱德的积极防御战略进行了无理指责。毛泽东据理力争，再次引起了党中央和中央代表团的不满。

王明最初是想拉拢毛泽东的，但他很快发觉自己错了，毛泽东不仅有着一整套自己的军事路线和见解，而且不能说服。于是，他放弃了拉拢毛泽东的打算。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长达1.2万字的《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再次对以毛泽东为首的苏区中央局进行了批评，认为“苏区同志对于立三路线的错误，尤其是国际路线的正确，还缺乏全部的深刻的了解”。

10月18日，王明在动身去苏联前，给苏区中央局发来了一个又一个电报。在第四号电报中，他再次严厉批评毛泽东：“苏区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

1931年11月1日至5日，也就是在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夜，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了中央苏区党组织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地点在江西瑞金叶坪。通称“赣南会议”。会上，“左”倾教条主义者集中在四个方面批评了毛泽东： 一、将毛泽东坚持从实际出发，指责为“狭隘经验论”； 二、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指责毛泽东犯了“富农路线”，模糊了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因为当时党中央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毛泽东则以为应当给地主、富农以出路，主张“以人口平分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政策”；三、指责毛泽东在发展根据地问题上右倾保守，要求中央苏区“必须于最短的时间内，”与湘赣等苏区贯通；四、在军事上，指责古田会议确定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包办一切”，认为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战略是“游击主义的传统”、“保守主义”、“单纯防御路线”。会上，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改由项英担任。随后，会议改由项英主持。

赣南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完全同意”中央指示信对中央苏区的全部批评，认为是“完全正确的”，并按照中央指示信的精神，逐条检讨了所犯的“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的“极严重的错误”，决定“将最大限度的努力去执行国际路线和中央指示的全部，彻底地转变党的路线”。提出：在根据地建设中，最大限度地开展阶级斗争。如农民消灭地主豪绅残余的斗争、雇农贫农反对富农的斗争、工人反对雇主的斗争；在红军工作中，要坚决反对落后的狭隘经验论，要教练阵地战、街市战、白刃战、夜战；在政权建设中，要“迅速洗刷”政府中的一切阶级异己分子；在土地问题上，实行“富农分坏田并且要以人口与劳力混合做标准”，坚决反对固执和拘泥于过去“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机会主义；在党内思想斗争中，要反对“狭隘经验论”和“农民的落后意识”，“集中火力反对党内目前的主要危险――右倾”。赣南会议的召开及其通过的决议案，表明苏区中央局事实上已经全面接受了中央指示信中的错误主张。

被免去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毛泽东，在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改做政府工作。

不执行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北进命令，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被解除军权难以避免

1931年11月，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来电报调整了苏区领导机构，中革军委成立。同时宣布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及其组织。这样，毛泽东在红军的职务总政委自然取消。虽然不当总政委了，但红一方面军的主要活动毛泽东还参加。12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

1932年6月，蒋介石自任总司令，陆续调集部队，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大战之前，红一方面军总部恢复，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苏区中央局曾提议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由当时在前线的苏区中央局代表周恩来担任，周恩来很快给中央局写信，力挺毛泽东继续担任总政委的职务，并陈述了很多理由。苏区中央局暂时接受了他的建议。

不久，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军发起宜黄、乐安之战，给予国民党军重创。宜黄、乐安战役后，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即令红军北进。红军本来计划北进，乘胜攻取南城。后来，发现南城有敌人３个师的兵力，已有作战准备，且宜黄、乐安战役后，蒋介石非常惊慌，唯恐红军乘胜北进，正由武汉、南昌、吉安等地调兵支援。鉴于此，毛泽东、朱德与在前线的周恩来商量后，当即改变原来部署，主动撤退到东韶、洛口一带休整，寻找战机。周恩来还致电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解释红军改变计划的原因。

但是，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根本不听解释，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继续北进，威胁南昌，并且指责红一方面军“不宜在南丰、南城、宜黄间久待，这给群众以十二分不好的影响”。9月23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苏区中央局并告临时中央，进一步阐述他们对目前行动方针的看法，反对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提出的北进的方针，坚持原定的休整方案。

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要求红军北进，毛泽东等命令红军在东韶、洛口一带休整。矛盾变得公开化。苏区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红军行动，立即在前方召开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目的很清楚：解决毛泽东等人拒不执行中央战略方针的问题。

10月初，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全体会议。江西省军区司令陈毅不知道要开什么会，高兴地向大家开玩笑说：你们保证把会开好，我保证你们吃好、住好、玩好，咱们三好换一好！

10月3日，会议召开。第一次会议时，因为周恩来在前线，正在往回赶，会议由任弼时主持。会上，大家先务虚，谈理论。渐渐地，有些人就冲着毛泽东来了，气氛有些紧张。第二次开会前，周恩来回来了。第二次会议由他主持。经周恩来争取，在第一次会议时被排除在会议之外的非苏区中央局成员陈毅，被同意列席会议，但规定他只能旁听，不能发言。

周恩来已经知道会议要干什么，有些沉默。人到齐了，他宣布开会。

会议开始不久，室内渐渐烟雾缭绕，气氛令人压抑。项英坐在周恩来对面。他首先对第一天的会议作了简要的概括：“我认为会议的焦点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前线的委员们，首先是毛泽东等同志，是否认真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指示问题。当然，结论也只有一个：没有执行１

周恩来说得很谨慎，“先慢一点作结论好不好？会议刚刚开始，结论已经有了，那还开什么会？也听听前方同志的意见嘛１

项英激动得握笔的手簌簌发抖，用力把刚点着的烟在烟灰缸里摁灭，霍地站了起来，质问：“难道屡次抗拒中央的作战指示，还不能说明问题吗？每次战斗都叫苦连天，难道不是对胜利缺乏信心吗？对争取一省或数省胜利的目标采取怀疑的态度，难道还不是右倾情绪吗？”

接着，顾作霖等后方委员作了言词更为激烈的发言。

周恩来对后方苏区中央局委员们说：“前方的情况跟后方的情况不一样，和在地图上推想的更不一样……”

项英不想听前方同志作具体解释：“反正你们是寻找借口不执行命令，这是根本事实。”

周恩来一脸苦涩地说：“总应让人把话说完嘛１

项英严厉地说：“具体事实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在于你们对命令执行的不坚决！这是对共产国际指示的态度问题。你们对国际路线是忠实的执行还是口头答应执行……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同志，他对国际一向采取不尊重的态度，拥兵自重。”

毛泽东的手里夹着一支香烟，没有点燃。他抑制住狂烈的怨忿，尽量平静地解释说：“这是不公正的！我们在前方尽一切可能按指示去做。可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命令，叫人难以接受……目前，我军的实际力量不可能攻打中心城市，这是有血的教训的……”

但是，后方的委员们却不愿听毛泽东的解释，斥责说：“应该检查主观原因，应该深挖思想根源。我们红军斗志高昂，一向是攻无不克的１

周恩来看清楚了，握有共产国际尚方宝剑的后方委员们，对前方的几个委员采取的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但他还不太相信，他们会剥夺毛泽东在军队的权力。周恩来找到了一种策略，他试图把后方委员们关注的焦点从路线问题（他认为本来就不是路线问题）引到军事指挥上来：“我认为对毛泽东同志的指责过火了，这不符合实际情况，但是，我不否认军事指挥可能存在着许多问题，如果有什么错误，我有责任！甚至我的责任更大更直接。”

项英继续发言，指责：“这不是军事指挥问题，而是指导思想问题，是悲观情绪问题，是对共产国际的态度问题，是路线问题……这些倾向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毛泽东同志身上。”

项英认为，毛泽东跟莫斯科共产国际无直接联系，也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对共产国际的路线既无认识也无感情。他还认为毛泽东是个农民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并不真正的了解，也缺乏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鲜明性，执行的是富农路线，重视农村，忽视城市。他还认为毛泽东对马列主义不虔诚。说毛泽东的书箱里几乎全是封建时代的老古董，有《吕氏春秋》、《贞观政要》、《三国演义》《红楼梦》，有唐诗宋词，甚至还有《金瓶梅》。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很少说马克思列宁怎么说，总是顺口来几句孔夫子怎么说，老子、庄子、韩非子怎么想……项英最后说出了后方委员们的想法：“我们认为毛泽东同志丝毫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为了保证国际路线在红军中得以贯彻，毛泽东同志应该离开总政委的岗位，回到后方工作。”他还提议：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

几个后方委员表示附议，对项英的提议表示支持。

次日，会议接着开。渐渐的，项英有些不耐烦了，他提议，要毛泽东表态。

以毛泽东的睿智，他对会议的目的已看得很清楚，他知道，任何争辩无非都是一种形式，性质早已定了，自己是少数派。再有力的雄辩，也只是徒然延长会议的时间，直到剥夺他的军权为止。有理如此，无理也如此。形势看清了，心情也就坦然了。喜吃辣子的湖南人的倔强性格，促使他要说几句杀伤力特强的话，而后拂袖而去。然而，他理智地克制了自己，只平静地说了几句话，既不是认错，也不是表态，那是很耐人寻味的几句话：“天下理无常是，事无常非。先日所用，今或弃之；今之所弃，后或用之……我恭候中央的处理。”中断了几秒钟，他又说了两个字“完了”。

会议又出现了沉默。有些人听明白了他的话，有些人没有听明白。

项英显然不愿意弄明白毛泽东讲话的含义，他说：“既然毛泽东同志已经表示听候中央处理，我想会议没有必要延长了，大家事情多得很，毛泽东同志在目前的情况下留在红军领导岗位上是不合适的１

后方委员们附和说：“解除毛泽东同志的军内职务是非常必要的１“我们快举手表决吧１

周恩来尽量和缓地说：“我不同意这种仓促结论的做法，至于如何处理，要经过充分酝酿再说。”

顾作霖等立即附议项英的意见，继续对毛泽东进行批评。会场上渐渐一边倒，多数与会者认为毛泽东承认错误不够。

项英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我们还是表决吧１

从发言看，解除毛泽东的职务，多数人都同意。周恩来看到形势不可逆转，还想再挽留毛泽东，就说：“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然后提议“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在前方助理；另一种是由泽东负主持战争全责，我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毛泽东退意已决。他掩盖着内心的痛苦说：“我既然得不到中央局的信任，继续留在前方是不合适的。我现在身体不好，痰中带着血丝，时常低烧。我向中央请一个时期的病假。至于回不回前方，我服从组织决定。”说完，他缓缓站起，看看大家，说了句善解人意的话：“也许还有些话大家当着我的面不好讲，我现在退席。”说完，毛泽东满怀惆怅，缓缓走出会常他实在不愿意离开他倾注了全部心血和希望的红军。

会后，毛泽东立即准备到长汀福音医院疗养。王稼祥曾向他告别，并要求他再争取一下，留在前方。毛泽东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１他还对前来送别的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毛泽东被解除军权后继续挨批，但他仍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几乎在开宁都会议的同时，上海的临时中央接到苏区中央局报告，博古于10月6日召集在上海的部分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批评毛泽东“分散工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是不能容许的”，强调对毛泽东应作坚决的斗争。临时中央这个电示到达中央苏区前线时，宁都会议已经结束，毛泽东已离开前线去长汀福音医院“养脖。留在宁都的苏区中央局委员继续开会。根据临时中央来电，苏区中央局决定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代理。同月26日，临时中央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毛泽东被撤职后，到长汀福音医院“养脖。在那里，他见到了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毛泽东与他交谈，讲述自己的军事思想，得到了他的认同。罗明出院后，在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福建省委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博古等人来到苏区时，从长汀路过。罗明劝他去看看“养脖的毛泽东。博古说：毛泽东有什么可看的！罗明汇报了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博古十分反感。毛泽东在长桶养脖4个月后，被中央召回，到瑞金主持政府工作。他忍辱负重，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充实红军的经费，发展教育等尽心尽力，并使之大有起色。但是，毛泽东所作所为依然被博古等“左”倾领导人所不容。不久，临时中央在中央苏区展开了反“罗明路线”运动。这个运动实际上是整毛泽东的。受到牵连的还有邓小平、毛泽覃、谢维竣古柏等。博古对江西省委负责人说：“毛泽覃、谢维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不满，这是派别活动。”随着事情的发展，毛泽东的一些亲属也受到牵连。长期管文件的贺子珍改当收发；毛泽覃被撤职，并以开除党籍相威胁，其爱人贺怡被撤掉中共瑞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职务;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被免去红二十四师代理师长职务。贺怡想不通，到姐姐贺子珍家诉苦，说到伤心处，痛哭失声。静静在一边听着的毛泽东伤感地说：“他们整你们，是因为我。你们是受了我的牵累啊１

后来，毛泽东在贺子珍的陪同下去云石山的云山寺休养。云山寺是一个荒凉的庙宇，非常冷清，只有还俗的赵和尚在庙前种了点菜地。毛泽东有时读书，有时与来干活的赵和尚聊天，谈禅论道，但是，在“待业”的时间里，内心充满痛苦。贺子珍回忆，任何人都不敢同他说话，更没人敢来看他。毛泽东则说：“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毛泽东的话，有些夸张，实际上，还是有些人冒着政治风险去看望他，如杨至成、聂荣臻、林彪等。

“天降大任于斯人，必苦其心智、劳其筋骨。”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对自己的政治起伏，进行了痛苦的思索。对于富田事变，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几年后，他重新担任了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在处理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严重事件时，将张国焘个人与红四方面军数万指战员严格区别处理，成为圆满处理党内、军内重大事件的典型事例。解放后，在国内历次政治运动中，毛泽东也坚持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略。

第五次反“围剿”中的1934年4月中旬，蒋介石集中十一个师进攻广昌，企图从北面打开中央苏区的大门。被迫“休养”的毛泽东，并没有停止思考。虽然遭到冷遇，他依然关心着红军，关心着他孜孜追求的革命事业。在反“围剿”期间，他曾找到最高“三人团”，向博古、李德、周恩来提出向湖南中部进军，以调动江西敌人到湖南而消灭之的建议，具体计划是：将红军主力集中于兴国方向突围，走井冈山南麓，越过罗霄山脉中段，迅速进入湖南境内，在这一地区消灭“围剿”之敌后，再返回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后来，军史学家研究发现，这剑走偏锋的一招，是唯一可能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方针。

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的建议，遭到了最高“三人团”的否决。

毛泽东这种挨批、受冷遇的际遇，直至中央红军长征到遵义时，才得到彻底改观。

“ＡＢ团事件”罹难者罗焕南恢复名誉始末

罗焕南被当作“ＡＢ团分子”误杀的故事，是发生在７０余年前的历史悲剧，读来令人扼腕叹惜。故事人物罗焕南，恐怕在江西党史界无人不知。 　　

历史证明，中央苏区并没有所谓的“ＡＢ团”组织，实际上是在极端的战争环境下，严刑逼供的恶果。罗焕南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投身革命，２２岁参加中国共产党，２７岁死于肃反，这在当时并不奇怪。因为和他一起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大都死于肃反误杀。所不同的是，别的同志都早已平反昭雪，追认为革命烈士，惟有罗焕南直至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６日才得以平反和恢复名誉。 　　

罗焕南在党的历史上是出了名的“坏人”。长期以来人们误认为他是同李韶九一样滥杀无辜的“杀人魔王”。也许一些似是而非的回忆文章，把他的“死”说成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所杀”，于是罗的“ＡＢ团罪名”就成了一桩铁案。延续到９０年代末期，省某报刊载了“曾山纠错”的短文，竟然说到罗焕南令人发指的罪行：“罗焕南任永丰县龙冈区苏维埃肃反委员会主任时，秘密列出７０多名ＡＢ团分子的名单，原计划分三批开刀问斩，幸遇曾山同志来龙冈巡视检查工作，区少共书记游德进到曾山面前下跪求救，说自己被肃反委员会打成了ＡＢ团。曾山扶起这位龙冈战斗立过功的红色交通员，当场厉声责问在场的罗焕南：‘他咋成了ＡＢ团？’罗焕南一时语塞。” 　　

文章点名道姓，言之“确凿”。其实，罗焕南从未去过龙冈，更没任过龙冈区肃反委员会主任。类似这等虚构故事便误导人们，认为罗焕南是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中一个“十恶不赦的刽子手”。 　　

早在１９９４年，由原中共江西省委党史委主任、著名党史学者戴向青与人合著的《ＡＢ团与富田事变始末》一书中第２０８页写道：“把对江西革命有重要贡献的李文林、曾炳春、王怀、罗焕南等以‘反革命’罪名处决，……以后，各地肃反中逼供信再次抬头。”上述４人中，曾炳春、王怀早在延安时期得到平反昭雪；李文林也于８０年代定为“革命烈士”而入传上书。惟独剩下兴国的罗焕南却淹没在历史的漫漫烟尘中，长期悬而未决。 　　 还罗焕南一个真实的历史 　　 对历史负责也就是对人民负责。罗焕南究竟何许人也？党史界长期以来的这个“哥德巴赫猜想”之难题，被兴国县社联主席胡玉春破解。他在《兴国文史》第四辑中撰文介绍： 　　

罗焕南，江西兴国崇贤乡人，１９０４年１２月初三出生，家庭中农，其父罗积咏曾任平川中学教员，崇德书院校长。１９２６年秋，罗焕南毕业于兴国平川中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兴国县第一个党组织发展的第一批党员。 　　

１９２６年１２月１５日，平川中学学生在“志慈”商店购物，遭受店员侮辱（泼尿水在身上），几十名学生冲进“志慈”论理，一时气愤砸了货台。反动商家勾结商会出动军警包围学校，鸣枪示威，逼迫交出“肇事学生”，扬言要砸毁共产党的“大本营”――平川中学。罗焕南时任“４７乡联乡自治研究会”驻平川中学职员。情急之下，他铤而走险带领自治会的人持枪持刀与强大的商团武装对峙。国民党县长出面调解，平息事态。３天过后，中共兴国地下特支在红二团配合下，举行兴国暴动，当夜红军押解商会会长到各商家跪求缴枪。罗焕南、肖华等人参于驮枪。于是，反动商团２００余支新枪悉数被缴，不久，便在兴国莲塘野窝成立了江西红军独立第四团。 　　

１９２７年冬，中共兴国特支委派罗焕南担任崇贤靖卫团副团长，为的是贯彻“白皮红心抓武装”的斗争策略。团长谢式初，教练曾燕堂，副官钟爱群均是共产党员。在团内，罗焕南通过交通员李挺（建国后曾任北京中医研究院院长）、曾昭才和东固赖经邦、曾炳春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七纵队保持联络，并与大龙的共产党员谢云龙一道筹建了白石兵工厂，制造枪支弹药。 　　

１９２８年５月１０日，崇贤靖卫团配合农民协会，发起了崇贤暴动，打响了兴国县武装暴动第一枪。事后，崇贤、高兴赤卫军合编为崇高游击大队，大队长邱会培，罗焕南任宣传大队长。１９２９年６月，敌军刘士毅旅派二团兵力进攻兴国，崇高游击大队编入赣南红军第二十五纵队，在中共兴、桥、宁行动委员会书记陈奇涵的领导下，参加了保卫赣西南赤色区域的战斗。战斗胜利后，罗焕南调地方工作。但他为兴、桥、宁、永边区建立这支工农革命武装，是做出了较大贡献的。这支地方武装声威远扬，是赣西南创建之初的重要力量。可以说，罗焕南为江西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作出过贡献的人物。 　　

１９２９年９月，兴国方太区召开全区党员代表大会，指导人邱会培，选举产生中共方太区委和区委书记罗焕南。在罗焕南主持下，又成立区革委、区工会、区农会，划分所辖三乡。这是兴国县首次建立的区级红色政权。罗焕南积极创建了区、乡红色政权，轰轰烈烈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农民运动。他还组建农民赤卫军，率领部队参加了赣西南七次攻赣州、九次攻吉安的战斗。在战斗中，他身先士卒，骁勇善战，屡获陈毅和毛泽覃表扬。后来方太区赤卫军编入兴国新编第一师，在师长龙普霖、政委鄢日新带领下，参加了第一次反“围剿”的协同作战，在龙冈西南后方堵截了良村、城冈的增援之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赞誉这个独立师“可以迂回敌之侧后”，对割断敌人联系，保障龙冈大捷，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１９３１年４月，在中央苏区准备第二次反“围剿”中，罗焕南奉命调任红一方面军前委选定的反“围剿”主战场吉安县东固区担任区委书记。显然这是党对罗焕南的器重和信任。 　　

东固是赣西南苏区的发源地。早在１９２７年冬，共产党人赖经邦、李文林等创建东固根据地时，罗焕南所在支部就属于东固根据地党组织领导。崇贤暴动胜利后，崇贤区就纳入东固赤化区。陈毅称颂“此是东井冈，会师天下壮”。毛泽东誉为“李文林式”的根据地。但它又是受国民党军摧残最严重的地方。１９３０年１２月，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第一次“围剿”时，进攻目标直指东固。敌公秉藩、张辉瓒两师先后攻入东固，大肆烧杀，满目疮痍。红一方面军在龙冈歼灭张辉瓒师以后，其留守在东固的朱耀华旅，出于凶残报复，又对东固血洗掠劫一番，匆匆离去。轰动一时的“富田事变”，即红军二十军官兵反抗李韶九肃反中滥杀无辜又首先事发东固。第一次反“围剿”后红军肃反机关对东固地方党政机关进行“大肃杀”、“大清洗”，原有机关人心惶惶，基本瘫痪。组织上特意从兴国调来熟悉东固情况的罗焕南出任东固区委书记，一是出于第二次反“围剿”重任之需要；二是出于对人选的考虑和选择。 　　

１９３１年４、５月间，红一方面军４万人马云集东固及其周围，隐蔽设伏４５天，终于在东固白云山下一举歼灭敌公秉藩２８师，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首战大捷，为红军实施“突破一点，横扫敌后”战略方针奠定了基础。在红军主力秘密集结东固时，罗焕南肩担重任，组织领导东固人民在准备战场、筹措粮食、封锁消息、坚壁清野、赤色戒严诸项工作中，可谓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为主力红军打好第一仗做好支前工作，创造胜利条件。国民党军滞留富田时，敌师长公秉藩一直怀疑红军主力在东固附近设伏，而且期间有个叛徒越过封锁线曾向他告密。但由于罗焕南把东固的赤色戒严抓得水泄不通，敌军虽屡派侦探，都无法混进东固。公秉藩终于耐不住性子，一头钻进了红军预设的伏击圈，结果全师被歼。自己也混入俘虏兵中，侥幸逃生。 　　

罗焕南在非常时期主政东固，采取了严厉措施肃反，处决过一些“ＡＢ团”嫌疑分子，并不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１９３１年６月，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为了加强对县区苏维埃的领导，中共永（丰）、吉（安）、泰（和）特委在东固宣布成立，特委书记毛泽覃。

永吉泰特委成立后，毛泽覃在东固听到了不少人对罗焕南“肃反工作问题”的反映，并对他的问题进行了调查，认为这是紧张战争情况下，罗焕南有扩大化倾向，也有误判的过失，但属于“好心办坏事”。虽然“过火”，但属于非常时期的断然措施，又是保障战争胜利不可缺少的环节。因而虽然对他进行了批评，但为了让他放手工作，便将他调往新开辟的新区――永丰县，担任县委书记。 　　

１９３１年７月，罗焕南担任永丰县委书记后，正是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爆发之时；这时又正值中央苏区大肃“ＡＢ团”第二轮高潮。上级一再指示加紧肃清苏区的“ＡＢ团”，恰巧中央派到中央苏区来的巡视员武断地认为：“总之过去赣西南的知识分子的地方干部中，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ＡＢ团分子。”罗焕南的战友曾宪炎１９８５年５月２０日发言说：“当时我们的政委就赤裸裸地说，杀ＡＢ团就是杀知识分子。”“人怕出名猪怕壮”，工作锋芒毕露的罗焕南便难逃厄运。 　　

罗焕南到达永丰县后，积极执行上级的肃反指示，关押了２０多名“ＡＢ团”嫌疑分子，引起了区委其他干部的极大不满。区苏维埃主席张声荣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他的；其中，少共区委书记熊桂山则到东固向特委“密告”罗焕南。熊桂山自言亲身到崇贤调查，指控罗出身于大地主、大劣绅家庭，担任过靖卫团团长；说他是１９３１年初受国民党派遣打入革命队伍的，他出于阶级报复，借肃反屠杀革命同志，是真正的“ＡＢ团分子”。当时，特委书记毛泽覃并不在家中，只有毛泽覃的爱人贺怡和刚从上海派入苏区工作的余泽鸿接待，他们大为震惊，听了片面之词，在没有派人去相邻不远的崇贤调查核实的情况下，便信以为真。于是，立即决定由余泽鸿带特委武装排到潭头乡捉拿蒙在鼓里的罗焕南。余泽鸿到潭头后，以借口开会为名设计将罗焕南诱捕。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下旬，罗焕南在潭头被指定为“ＡＢ团分子”，惨遭误杀。 　　

据说，当时公审罗焕南的罪名主要是：“出身劣绅家庭，靠剥削吃饭。”“出身知识分子，毕业陆军学校。”“任东固区委书记７个月杀害我革命同志多达８００余人。”……（摘自１９５９年编《良村公社史话》）。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中农家庭，成了剥削家庭；父亲教书，成了劣绅；初中学生，成了陆军学校毕业，至于“杀害八百人”一说，老同志都说“查无依据”。 　　

罗焕南是怎么死的？既不是毛泽覃“所杀”，也不是余泽鸿“亲手处决”的。《良村公社史话》记叙了当事人的见证：说“把罗焕南押送到群众大会接受公审，一时不明真相又被乱杀ＡＢ团激怒了的群众，便义愤填膺，一哄而起，同仇敌忾，用一梭镖、一棍子、一刀子活活地把罗焕南打死了。”“从此以后便没有ＡＢ团了。可见ＡＢ团是罗焕南一手制造的。”可以想象，罗焕南当时身处异乡，众怒难犯，百口难辩，他成了“肃反罪魁”、“替罪羊”，似乎滥杀无辜根子不在上层，而在罗焕南这样的执行者。显然有失公平、公正。 　　 罗焕南为革命献身不惜身家性命 　　 罗焕南对革命是忠诚的、无私的。参加革命之初经费来源无着，他像其他革命者一样，“倾其庐之入，竭其地之出”，把家产作党费上交。为了筹集党员活动经费，倒卖母亲的首饰和媳妇的嫁奁；为了到白沙购买８条枪，说服母亲变卖祖宗产业田，用油布包裹连夜挑回，藏入三层楼上；为了便于联络安全，他家成了地下交通站，负责南来北往同志的“中伙安宿”，李文林、李韶九、曾炳春、赖经邦、谢汉昌、段起凤、刘经化……这些赣西南的党员活动分子几乎成了他家席上的常客，安排食宿，不收分文。 　　

１９２８年８月，由于敌人进攻，新成立的崇贤靖卫团悬赏捉拿罗焕南，扬言斩草除根，要杀掉罗焕南３个年幼的孩子。罗焕南只好将３个儿子送到泰和县桥头岗罗姓同宗家里隐蔽。一天，罗焕南从城冈回家，途中被靖卫团发现。当晚，靖卫团队长刘春魁带领几十个人去捉罗焕南，幸罗焕南警惕而脱险。靖卫团恼羞成怒，将其弟弟罗庆晃杀害，进而烧毁了罗家祖屋。而罗焕南仍义无反顾地坚持游击战争。 　　

１９３０年冬“富田事变”发生后，江西苏区肃反日甚，多少干部群众倒在“左”倾错误的屠刀下。有人害怕了，逃跑了。而罗焕南不脱离革命队伍，认为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远离家乡，去异地工作，足显他对党的信赖和忠诚。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罗焕南被误杀之后，其妻携带幼子，孤苦伶仃，沿门乞讨，从永丰潭头返回兴国崇贤，托孤家娘，丢下嗷嗷待哺的三个幼子，２０多岁的少妇悄然出走，隐姓埋名，改嫁他乡，至今下落不明。家破人亡的结局，是罗焕南生前始料未及的。 　　

１９３５年，国民党政权复辟统治。乌云重新笼罩苏区，罗焕南的母亲含辛茹苦，实在无法抚养三个小孩，又不忍心送人，无奈之下决意卖掉罗家三亩好田。但是逃赣返乡的地主袁光昭勾通国民党崇贤区长邹庆江，以“父债子还”、“补交逆产谷”为名，独吞了这笔卖田款，罗焕南家里分文未得到。罗焕南母亲呼天抢地哭得死去活来，差点没把眼睛哭瞎。 　　

解放后，因罗焕南作“ＡＢ团头子”所杀，未能评上革命烈士。文革中，０４６８部队在崇贤“支左”，团长张宝旺发现在崇贤文宣队演戏的罗焕南长孙罗嗣桂机灵活泼，答应推荐他参军。可政审被卡，原因是其祖父罗焕南为共产党“镇压”，有“杀亲之仇”，列为“另类阶级”。公社领导安慰他：“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于是，罗嗣桂只好认命了，放弃入伍的念头，老老实实在家当农民。 　　 老革命为罗焕南说公道话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最高军事法院院长陈奇涵上将对去访问他的兴国县革命纪念馆的同志说：“中央在延安讨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时有一个规定：苏区作ＡＢ团杀害的同志，除了特委一级暂不定论外，县团级以下的干部一律平反和恢复名誉，作革命烈士相称。兴国的胡灿、罗焕南等人都不是什么ＡＢ团分子，他们都是为革命牺牲的好同志。”（１９７４年１０月黄健民、阎仲桓访问陈奇涵记录）１９８５年５月９日，原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胡嘉宾对来访的兴国县党史办同志说：“苏区肃反很厉害。你杀我，我杀你。不是我们要这样做而是上级布置的。兴国的马荣兰、罗焕南当时地位都很高，罗焕南任过赣西南特委委员，不能算作反革命。我在万安当县委书记，也杀错了人。直到别人指控我也是ＡＢ团时，我才反省到自己犯了严重错误，可悔之晚矣！幸自己闻讯脱逃才幸免罹难。这个历史教训是非常沉痛的！” 　　 迟到的春日阳光终于来临 　　 中国共产党从不讳疾忌医。对于历史上自身的缺点和错误，敢于直面，勇于纠正。长期以来，对历史上蒙冤受屈的同志，做了大量平反昭雪工作。但囿于年代久远，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在具体执行“有错必纠”的政策时，难免出现疏漏的个例，罗焕南显然是其中之一。 　　

相隔罗焕南殉难整７０周年的２００１年。一天，县委接待了一个拿着上访申诉材料的崇贤乡农民，他就是罗焕南的孙子罗嗣桂。他说家乡在修家谱，祖父罗焕南至今还戴着“ＡＢ团”的帽子。村党支部与村委会认为这是历史问题，事关重大，他们无法拍板定夺，评断是非，故盖了公章证明材料，请求县委“平反昭雪”。此事引起时任兴国县委书记赖联明（现任中共赣州市委副书记）的高度重视，并郑重其事提交县常委会讨论。赖联明长期担任石城县、宁都县和兴国县委领导，对中央苏区肃反这段历史有所认识，他在会上强调指出：“对历史负责任也就是对人民负责的表现。此事不能推诿不办。”县委作出决定由县委组织部、党史办和县民政局三家组成“关于罗焕南历史问题的联合调查组”。派出精悍人员，由党史办主任刘建明牵头，经过涉及兴国、永丰、吉安三县地域走访调查，查阅党史资料，走访知情人，历时三四个月，最后县委组织部写出了《关于罗焕南历史问题的结论》。摘录如下：“……历史资料表明，罗焕南是兴国县第一个农民暴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担任中共东固区委书记和永丰县委书记期间，率领群众支援红军反‘围剿’战争，对革命是有过贡献的。罗焕南在任永丰县委书记期间，执行了上级‘左’倾路线，犯有肃反扩大化错误，自己也在这场肃反中被误作ＡＢ团杀害。经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６日县委常委会研究，认为罗焕南一生所犯的是执行错误，决定对罗焕南平反和恢复名誉。” 　　

罗焕南有子三个：长子罗宝贤、次子罗家贤、三子罗彩贤。现在惟一幸存的是次子罗家贤，双目失明，瘫痪卧床，生活不能自理。去年５月１５日上午，兴国县人民政府郭副县长、崇贤乡党委书记杨秋红，副乡长刘昭禄，带上慰问金以及办好一切手续的烈士子女抚恤定补证，专程到见龙村民小组，看望八十高龄的罗家贤。罗嗣桂热泪涌流，代表不能起身的父亲，接过慰问金和补助证书，鞠躬作揖，连连道谢。一再感谢党和政府对罗焕南遗留历史问题的重视，对他父亲和他家的关怀。在场群众无不动容，此事在当地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迟到的阳光终于照到了这个几乎被遗忘的角落。对蒙冤受屈７０余载的罗焕南，还了一个清白历史。罹难者罗焕南若九泉有知，也该欣慰眠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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