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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南京!》与《辛德勒名单》及其它 (上)

已有 3380 次阅读2009-4-18 10:39 |个人分类:影视评论|系统分类:杂谈分享到微信

   今年10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大庆日,4月23日是南京解放60周年纪念日。4月22日,中国著名导演陆川拍摄的电影《南京!南京!》将在全球公开放映。这是一部反映侵华日军于1937年12月13日攻陷中华民国首都南京之后一个多月时间里,在南京大规模屠杀、强奸以及纵火抢掠等犯下反人类罪行的历史写实性影片。作为南京人,在电影上映之前根据有关媒体的采访报道向大家转达披一些有关电影拍摄的内容,同时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这或许是我应尽的义务。

   陆川,中国著名的电影导演,也是人们所说的中国第五代青年导演。他所拍摄的电影《可可西里》以其震撼性和艺术性而受到世人瞩目,也使他步入著名电影导演行列。

   南京大屠杀是所有中国人难以忘却的历史大事件,曾经有著名电影导演吴子牛拍摄的电影《1937.南京大屠杀》搬上银幕。陆川在4年前收集了有关资料写出了《南京!南京!》的剧本,这部剧本的素材,大量采用了陆川的一位朋友花了2亿元钱买来的大量日本老兵的日记和其它资料的真实内容。这部电影在最初立项审查批准拍摄上,没能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在陆川多方努力并得到中南海的某位领导支持后,最终通过审查和批准立项拍摄。

   《南京!南京!》拍摄了4年时间,日军的扮演者都是采用了日本人,由于电影反映了日本军人的非人道的兽行,陆川事先与所有日本演员说明,如果在感情上不能接受可以拒绝表演,并在合同中明确这一点,因此对影片的拍摄留下很大风险。

   《南京!南京!》采用了黑白片的方式拍摄,与《辛德勒名单》所采用的黑白片方式一样,而内容也是历史真实和写实的。其中有南京大屠杀期间逃到难民区的妇女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的事实,这在《拉贝日记》中有记录,被征的多位中国慰安妇在慰安所内全裸的情况下,拼死抢夺日军刺刀反抗日军凌辱的镜头,也是日本军人的日记所记录的真实事情,这些妇女中有的是妓女出身,但是为了其他难民妇女不受日军的凌辱而挺身而出,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妓女的在日军面前不畏强暴的伟大人格和牺牲精神。我们虽然还没有看到《南京!南京!》这部影片,但可以断言,这部电影和《辛德勒名单》一样,是一部令人震撼的伟大的电影,不管这部电影今后是否能够消除美国人的偏见而获得奥斯卡奖,它都是一部与《辛德勒名单》齐名的影片。

    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这样令人震撼的电影,还有一些,如2007年放映的由美国在线制作、根据华裔女作家张纯如作品《被遗忘的大屠杀―――1937年南京浩劫》改编,并被美国人称为中国版《辛德勒名单》的纪录片《南京》。张纯如在写完她的《被遗忘的大屠杀》以后选择了开枪自杀。这和在《索菲的抉择》中,当索菲把奥斯维辛记忆向斯丁沟讲述完之后走向了死亡的情结是同样的,都是对屠杀者的抗议。

      纪录片《南京》是由美国在线公司副总裁特德莱昂西斯在巴哈马群岛度假时,在旅馆的房间里无意间从报纸上看到了《被遗忘的大屠杀》作者张纯如自杀的讣告以后而产生拍摄想法的。而纪录片内容是采用了《拉贝日记》和美国牧师约翰.麦基用16毫米小摄影机冒死拍摄的40分钟影片。以下的照片是德国人拉贝和约翰.麦基在纪录片拍摄地点的照片,照片中的房子是当时南京国际安全委?会主席拉贝和委员约翰.麦基他们办公和住宿的一座小楼,座落在南京珠江路现南京大学院墙内。留小胡子的就是拉贝。而约翰.麦基在抗战胜利以后在东京审判日本战犯时就放映了当时拍摄的纪录片作为指控战犯的证据。片中记录了南京城南门东新路口5号两家平民11口人惨遭杀害的情景,其中幸存的小女孩就是当时年仅8岁的夏淑琴和4岁的妹妹夏淑云。此外还记录了幸存者李秀英在鼓楼医院被救治的镜头。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南京大学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大学,当年好像叫圣.约翰大学或金陵大学,旁边的南京鼓楼医院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医院,日军大屠杀时,拉贝他们组织了南京国际安全委员会,并在南京大学内辟为难民营,同时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学现南京师范大学也成为难民营,20多万南京居民拼命逃往这些难民营避难。是拉贝和麦基在小楼上面和街上以及鼓楼医院里面拍摄了纪录片。这部纪录片中还记录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被日军刺刀刺伤后在鼓楼医院被救治的真实镜头以及幸存者夏淑琴一家7口人和邻居4口人被杀害的镜头。夏淑琴就在今年2月5日就当年被日军伤害的真实性而引起的名誉权案被日本最高法院判决胜诉,并获得赔偿400万日元。可是这是一场迟到的判决,因日本法院拖延了多年。约翰.麦基还记录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被日军刺刀多处刺伤后在鼓楼医院被救治的真实镜头。当年被日军企图强奸时,李秀英还是7个月身孕的孕妇,在反抗时她的头上身上被日军用刺刀刺伤37处,浑身是血,可见日军兽性和残忍。李秀英在2004年12月4日去世,享年86岁。她生前和夏淑琴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一道在1999年毅然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右翼分子松村俊夫毁坏名誉权,如今10年过去了,夏淑琴名誉权案胜诉虽获得了赔偿,但李秀英名誉权案以及夏淑琴7位家人被害以及其它幸存者的赔偿案还没有结果。

    当年在南京的尧华门外栖霞山附近,还有一个德国人办的水泥厂,其中的德国厂长卡尔.京特等多位德国人、丹麦人也建立了难民营,从日军手里营救了1.5万人中国难民,比辛德勒营救的人要多得多。这位德国厂长还多次冒着危险到南京城里为难民寻找药品和粮食,救助难民达半年之久。被营救的幸存者中有些人在被记者采访时对这位德国厂长还深怀感激之情,当年的难民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老昆”,如今人们称他为“南京的辛德勒”。南京人、中国人每到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纪念日都不会忘记当年日军的兽行,也不会忘记拉贝、麦基、卡尔.京特等救助了中国难民的外国人。如今南京大学的那座小楼已经按当年模样修建为拉贝纪念馆,以纪念和感谢那些救助过中国难民的人们。

    记得在20多年前,听一些老人说过,在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南京的下关码头,挤满了很多无法回国的日本女人,这些日本女人走投无路非常可怜,只要中国男人愿意收留她们,就可以带一个日本女人回家做老婆,有不少日本女人后来做了中国人的老婆。但在我的记忆中,老一辈南京人提到当年的日本人没有一个是不痛恨的。我以前的同事的女同学的母亲,就是当年留下的日本女人,她们母女在中日建交后回到了日本。在以往的电视和报刊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中国人救助收养了日本孤儿、日本女人的故事,与当年日军的残忍和无人道以及现在一些日本人无耻地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相比,中国人是善良的、宽容的。甲午战争战败后中国巨大的战争赔款造成了中国的衰落和日本的崛起强大,并导致了日本再次发动侵华战争,而日本战败后,应当对中国的战争赔款却在日后的中日建交时被周恩来一笔勾销了。

   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中国人以及后代应当铭记,日本人以及世界人民也不应忘记,因为那是一段人类的尊严、心灵、肉体被残酷践踏和蹂躏的历史。

    心吾    2009.4.18   中国南京

附1:

新华网东京2月5日电 日本最高法院5日就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状告《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一书作者和出版社侵害名誉一案作出终审判决,判定原告胜诉。

最高法院第一小法庭审判长涌井纪夫在当天的判决中认定被告书中的描述侵害了原告的名誉,驳回被告方上诉,维持一审和二审判决,判令被告赔偿原告400万日元(1美元约合90日元)。

1937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美国牧师约翰・马吉冒险拍摄的纪录影片《南京暴行纪实》真实记录了南京城南门东新路口5号两家平民11口人惨遭杀害的情景,其中幸存的那个小女孩就是当时年仅8岁的夏淑琴。日本展转社1998年出版了日本亚细亚大学教授、右翼学者东中野修道所著的《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一书。东中野修道在书中诬称那名少女不是夏淑琴,诬指她“编造”事实。

2007年5月,夏淑琴以侵害名誉和感情为由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诉讼,要求东中野修道和展转社赔偿1500万日元。同年11月2日,东京地方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为原告是幸存的受害者,而《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的记述却让人产生她是假冒受害者的印象。该书的作者所述情况不真实,损害了原告的名誉。东京高等法院去年5月21日作出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原判。

附2:

京特夫人南京忆往事

www.nj1937.org (2005年3月16日 16时42分) 来源:本馆
  被誉为“中国辛德勒”的德国人--卡尔・京特博士的夫人伊迪丝・京特及其子克劳斯・京特2002年4月飞抵南京。

  此前,京特夫人母子二人受南京市政府的邀请,故地重游。4月5日,清明节时分,京特夫人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赠了由京特博士保存的41幅反映难民营生活状态的历史照片拷贝。馆长朱成山表示,这些图片进一步印证了此前的一些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文字资料的真实性,颇具价值。

    卡尔・京特,德国人,中国名字“昆德”,也叫“老昆”,1903年生于中国唐山。
  1937年11月,日军兵临南京城下。当时作为江南水泥厂代理厂长的卡尔・京特和丹麦人辛德贝格一起,用长、宽各1米,涂着白漆的木板,刷上德国国旗以示标志,从而在厂区大约2400多亩的土地上设立了安全区,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乃至其后数月时间里保护了数万群众的生命。
  有关专家认定,该安全区最多时曾收容了4至5万名难民。根据当时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约翰・马吉牧师的报告,即便是在1938年2月之后,该安全区仍有1万多难民。该安全区一直存在,直至1938年6月前后方始解散,被认为是南京存在时间最久的难民营。
  因为这段经历,卡尔・京特和辛德贝格一起被称为南京栖霞的两位“辛德勒”。解放后,京特改任江南水泥厂化学分析师。1950年底,卡尔・京特偕妻儿返回德国,直至1987年1月去世,他都没有再回中国,再回南京。
   今年81岁的京特夫人,满头银发,腰板挺直,看上去精神矍铄。
  尽管已经不复当年的美貌,头发也由当年的黄色变成了52年后的银色,曾经给京特家做了7年私人厨师的贾有永仍然一眼就认出了京特夫人。“老昆和太太都是好人呐,要不是老昆,还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呢”。那么多年过去了,贾有永还是习惯称京特为“老昆”。
  人称贾老三的贾有永已经85岁了,可他对京特夫妇的印象并没有随着时间的逝去而淡忘:“他们每周吃三天中餐,三天西餐,还有一天去城里。”不仅贾有永老人记得京特一家,所有那些曾经在江南水泥厂难民营受过庇护的南京人都记得“老昆”。江南水泥厂原工会主席王振庭记得,87岁的李桂英(音)老人也记得。
  “我那时候22岁,结了婚住在南京城里,后来日本人的飞机来了,我们就躲回娘家李家岗,后来又躲到‘老昆’的难民营里,要不是‘老昆’和他的难民营,真不知道会怎么样!”对京特背着长长的猎枪守护难民营的情形印象极其深刻的李桂英絮絮地说着,周围两三个上了年纪的人一遍遍地强调,日本兵厉害,你们年轻不知道。尽管隔了那么多年,却仍能从他们的声音里听出恐惧和侥幸逃脱的幸运。
  “没想到中国人还记得我们。”这是京特夫人从4月4日下午抵达南京后最深的感触之一。
  “这些历史照片能在中国引起这么大的轰动,说明那段战争给人的记忆太刻骨铭心了。”1943年才与卡尔・京特结婚的伊迪丝,虽然没有亲眼目睹过丈夫守护江南水泥厂难民营时肩挎长猎枪的样子,但她在后来的日子里还是多多少少听丈夫和周围的人说了一些,“日本兵当时让中国人、也让我们吃了不少苦”。
  屠杀照片被美国人拿走
  惨状却深深刻在记忆里
  问伊迪丝老人,对于没有经历过南京大屠杀时期的她来说,那究竟是种什么样的苦,老人沉默了一会儿:“我丈夫保存的照片中,曾经有一些非常惨的照片,就和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里陈列的屠杀照片差不多,太残忍了。”想了想,老人觉得用“残忍”都不足以形容那些照片的惨状。
  4月5日,京特夫人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赠了41张由京特先生保存的历史照片拷贝,主要包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栖霞寺、江南水泥厂难民营的照片,以及上世纪40年代日军武力强拆江南水泥厂进口设备事件相关的照片。
  为什么在此次捐赠的历史照片拷贝中没有那些有屠杀场景的照片呢?“50年前,美国人把那些照片拿走了,他们再也没有还给我们。”老人回想起这事,脸上仍有很气愤的表情。问被拿走的照片数目,她想了想说,至少有20多张吧,具体的数字不记得了。但屠杀的惨状却深深地刻在了伊迪丝半个多世纪的记忆里,挥之不去。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说:“过去我们研究比较多的主要是关于南京城内设立的国际安全区,缺少对郊外难民营研究的相关资料。这些图片与相关的文字资料互相印证,填补了我们对南京大屠杀研究的空白,对侵华日军在南京郊外的暴行也是一种揭露。”
  对战争厌恶植根心底
  父亲去世消息迟到三年
  1938年便已离开欧洲的伊迪丝1943年才来到南京,对于战争的体验更多的也只是一种“听说”:在上海听说发生在南京的屠杀,在南京听说那些发生在欧洲的战争。记忆中的战争,除了来自于丈夫京特保存的那些关于南京大屠杀时期的照片,便是从欧洲到上海的那艘船上满载着的逃往上海避难的犹太人。
  尽管并没有太多关于战争的亲身经历,但在经历了一个战火纷飞的时代的伊迪丝的心底,仍然有着战争的伤痕。
  “到处都是战争”的印象来自于那个动荡的世界,也来自于逝于二战期间的父亲和流落街头的母亲、姐姐,父亲去世的消息在3年后才被远在中国的伊迪丝知晓。因为战争,中国早已失去了与欧洲的联系。
  “没有人喜欢战争。”说这话的伊迪丝语调明显加强了,短促而用力;脸上却看不出一丝表情,愤怒或是哀伤的心绪也许已经被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磨淡了,但对于战争的厌恶却已植根心底。
  这应该是我丈夫的荣誉
  我只是帮他完成遗愿
  “有人把卡尔・京特比做中国的辛德勒,他为救助南京难民做出了无偿的贡献。”朱成山在很多场合表达过他对京特的看法。
  尽管伊迪丝本人并没有参与设立难民营的工作,但在看了那些照片后,她特别能理解丈夫的用心:“救助本身是件很自然的事情,任何一个有人性的人都会这样做的,京特从没有觉得在南京所做的事是一种壮举。”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伊迪丝反复强调这只是出于人道;而且在她看来,生于中国、长于中国的京特早已将中国人当做同胞了,以德国人的身份设立难民营力所能及地保护中国人是件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在南京的这5天,伊迪丝总是被一群人围着,不时会被市民认出来“那就是京特夫人”,还有人与她合影。南京阅江楼公园办公室的辛维娟主任在安排完京特夫人的游览活动后也忍不住“假公济私”,与京特夫人合影留念:“京特先生为南京人做了好事,我想以这种方式表达我对他们一家的景仰。”
  定居汉堡、一个人住着130多平方米的房子的伊迪丝幽默地说:“一个人的时候是挺寂寞,可一下子这么多人前呼后拥的还真有点受不了。”大家半开玩笑地说,这可是省长的待遇,老人正色道:“这应该是我丈夫的荣誉,我只是在帮他完成遗愿罢了。”
  儿子护照上的出生地写着中国
  读过所有能找到的关于中国的书
  尽管52年没有说过中文,刚一接过记者的名片,伊迪丝便对照着名片背面的汉语拼音准确地念出了记者的名字。
  注意到记者惊诧的眼神,伊迪丝笑着说:“京特的中文说得比我好多了。”1903年出生于中国唐山的卡尔・京特开口说的第一句话便是中国话。
  回到德国后的京特夫妇读过所有他们能够找到的关于中国的书,他们还参加了一个由那些曾在中国生活过的德国人组成的社团,每三年都会有一次聚会,每三个月都会出一本会刊,通报会员的一些情况,有些会员去世后,他们的子女也会加入进来。
  “我现在每年还要交36马克的会费呢。”伊迪丝刚说完,儿子克劳斯就纠正她:“从1月份开始交的就是欧元了,你现在的会费就是18欧元。”
  “这次来南京,一方面是为了完成京特的遗愿,另一方面也是给我的儿子一次认识中国的机会,我希望他们这一代人能够理解我们对中国的感情,了解现在的中国。”伊迪丝一直对儿子那一代人认为他们的中国情结是一种“老古董”的看法耿耿于怀。
  婚后直到1950年底回到德国,夫妇二人在南京生活了7年,儿子克劳斯就出生在南京的鼓楼医院,至今克劳斯护照上的出生地仍然写着中国南京。这些都在伊迪丝的脑海里打下了深深的中国烙印,难怪她这次带着儿子回南京会有回家的感觉。
  故地重游老银杏树还在
  老房子里住进日本人
  回到德国那么多年,伊迪丝一直都忘不了中国,忘不了南京。“如果不是一些特别的原因,我想我们会在南京一直住下去的。”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伊迪丝就有重回南京看一看故里的愿望,这个愿望直至1994年方始实现。
  1994年国庆节期间,伊迪丝老人独自一人跟随旅行团来到中国,回到了南京。她一个人带着翻译去寻找记忆中的江南水泥厂,竟意外地发现魂系梦牵了多年的那棵老银杏树还在,她和丈夫卡尔曾经生活过的房子也还在。
  推门进去,彼时,同样的房子里,住着的是两个日本人!
  江南水泥厂厂办主任徐振华告诉记者,那时候厂子与日本小野田公司合资成立了有限公司,伊迪丝看到的那些日本人是合资方的代表。
  81岁往事依然清晰
  怀念贾老三烧的鱼
  再回到中国,再回到南京,伊迪丝在完成了丈夫的遗愿后,更多的是想拾回对过去生活的美好回忆。
  重回江南水泥厂的时候,大家都惊诧于81岁的她仍能清晰地记起当年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房子、那些路。
  对伊迪丝来说,所有的这些记忆都积攒了她52年来全部的思念。念念不忘的,除了那棵厂院里京特当年曾经用来悬挂猎物的老银杏树,依然保存的当年居住的房屋院落,还有相伴多年的老厨师贾老三的拿手好菜。
  “光是一条鱼,贾就能做出20多样菜来,一点都不重样。”伊迪丝的声音里充满怀念。
  小京特一出生就离开中国
  52岁时终于回来了
  “这是我第三次来北京了,上次是1994年。”飞机的晚点并没有影响京特夫人故地重游的心情,她对记者说:“再次来到北京,心里很激动,这次来北京要到故宫、长城、抗日战争纪念馆等地方好好看看。从南京飞过来,我现在太累了,只想休息一下。”京特夫人面带歉意地微笑着。
  陪同京特夫人来京的她的儿子克劳斯1950年出生于南京,记者问他以前是否来过北京,克劳斯答了一句“第一次来中国”,之后突然示意还有话说:“应该是第二次了,我1950年就来过中国。”站在克劳斯旁边的翻译也被他的幽默逗乐了。
克劳斯说:“这次能陪母亲来中国,也是我多年的愿望。因为出生在中国,却没有机会看看这个国家,终于能在52岁的时候回来了。”

附3:

国际友人曾庇护1.5万南京大屠杀难民
2008年12月13日08:38  南京晨报

  2000年之前,没有人会想到,南京市栖霞区辖区内一所普通的老厂区就是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江南水泥厂难民营。从1937年12月到1938年春,半年左右的时间里,江南水泥厂难民营庇护了15000名南京难民。从半个多世纪的尘封中,翻开江南水泥厂难民营这历史一页的正是戴袁支。

  老教授遗志寻找“中国辛德勒”

  戴袁支是中国青年报江苏记者站站长,2000年的一次偶然采访,拉开了他8年寻访“中国辛德勒”的过程。而寻找江南水泥厂难民营以及主持难民营的两位外籍人士,必须从南京大学历史系已故教授高兴祖的遗志说起。

  2000年5月,高兴祖应邀赴丹麦进行文化交流。此次他前去丹麦,有一个重大的心愿就是寻找江南水泥厂难民营的主持者。在《拉贝日记》中,这位丹麦籍的“南京辛德勒”被称为“辛波”。高兴祖的寻找很快得到回应,在丹麦奥胡斯市,此前确实有一位在南京江南水泥厂工作过的传奇人物,他的名字叫辛德贝格。

  了解到高兴祖丹麦寻找“南京辛德勒”的行动之后,戴袁支赶到了位于栖霞区的江南水泥厂,一名退休的工会副主席告知,他只知道有昆德和辛波,还曾在工厂俱乐部的茶几肚里看到辛波的一本相册,有2张照片后来在江东门纪念馆里见过。戴袁支断定,他说的昆德、辛波就是主持江南水泥厂难民营的两位外籍人士:德国人卡尔・京特和丹麦人辛德贝格。

  2001年,高兴祖病逝。关于辛德贝格和卡尔・京特的寻访落在了戴袁支一个人身上。

  基因学家协助找到辛德贝格

  尽管在2000年就知道辛德贝格是丹麦奥胡斯市人,当地的报纸曾在1937年和1938年,多次利用辛德贝格给家乡的来信报道他的东方传奇。但相关的史料和证物都没有提供更详细的线索。

  为了寻找辛德贝格的相关史料,戴袁支请不少朋友进行帮忙。中科院从事人类基因研究的专家杨焕明受戴袁支所托,在赴丹麦期间寻访到了辛德贝格的妹妹比藤夫人,然后在丹麦当地的报纸及中国留学生的协助下,获得了比藤夫人的信任,向杨焕明提供了辛德贝格1938年从南京寄给家里的信及发表在丹麦报纸上的文章,还有一块南京难民送给辛德贝格的丝绸感谢状。

  有关辛德贝格的寻访,随后获得重大突破。辛德贝格在美国的侄女玛丽安・安德森提供了重要线索,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大学的奥斯汀分校的档案馆,找到了辛德贝格当年拍摄的相册,其中多张照片是首次发现,是当年江南水泥厂难民营情况最真实可信的记录。

  “辛德贝格是个富有冒险精神和强烈人道责任感的人。”戴袁支在多年来的寻找调查中,考据出了辛德贝格当年生活的种种情况。1937年27岁的辛德贝格为了救助被日军炸伤的儿童,曾驾驶摩托车强行通过日军关卡;1938年6月,辛德贝格在回丹麦的途中,进行了揭露日军暴行的宣讲,震惊西方。

  友人帮忙找到拉贝日记中的“昆德”

  在《拉贝日记》中,约翰拉贝曾经两次提到一位叫“昆德”的德国人,这个人就是和辛德贝格一起主持江南水泥厂难民营的德国人卡尔・京特博士。

  戴袁支寻访卡尔・京特过程也和寻访辛德贝格的过程一样艰辛。2001年,戴袁支请他的朋友旅德华人金存桐先生帮忙寻找卡尔・京特。戴袁支其实对这样的寻找并没有抱太大希望,德国有7000万人口,在这7000万人口中寻找一位已逝世的老人,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由于有时差,金存桐在夜里两点多给我打来电话,说卡尔・京特找到了。”戴袁支回忆起7年前的一幕,当时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金存桐在德国开了一家旅行社,人际关系广博,他通过自己的客户,找到了1950年从中国回德国的卡尔・京特的夫人及卡尔・京特的侄女安尼塔・京特。京特的家人向金存桐提供了41张家庭照片,其中有多张是卡尔・京特在南京江南水泥厂的照片。戴袁支说,在此之前,中国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学者,都不知道卡尔・京特长什么样。

  高校学生下乡寻找曾被救助的难民

  寻访到两位“南京辛德勒”之后,戴袁支发动南京的高校学生进行下乡调查,在浦口、栖霞、江宁、六合等地寻访曾经在江南水泥厂难民营呆过的南京人。“湖山村是我们调查中发现的最好的一个样本。”戴袁支告诉记者,在湖山村他们分别调查了23位村民,获得了21份证词。江苏省公证处作了义务公证,南京大学历史系随即收藏这些证词原件。湖山村的苏国宝老人当年全家在江南水泥厂避难,难民区曾不慎失火,他家及附近的难民棚遭殃。卡尔・京特和辛德贝格前来了解调查登记火灾情况,他的父母就将苏国宝报成孤儿,并让他到京特和辛德贝格那儿磕头作谢,两位外国人给了他家18公斤米,并各给了他一块银元。这些粮食及两块银元维持了全家近两个月的生活,也使得他们全家得以存活下来。“难民营是文明对抗野蛮、人道对抗兽性的地方。”戴袁支告诉记者,在侵华日军对南京人民肆意屠戮的同时,国际友人又在尽力庇护南京难民,这让日后的人们看到,即便是在整座城市陷入地狱的时候,仍有人性的光芒在闪耀。

  作者:朱福林/来源:南京晨报


附4:

南京大屠杀期间同胞互助真情67年难忘
《南京!南京!》与《辛德勒名单》及其它 (上)_图1-3
发布时间:2004-12-27   点击次数:1214  作者:南星

        本网消息:今天下午,在南京大屠杀中侥幸生存下来的江宁区汤山镇湖山村的苏国宝老人在现代快报会议室终于见到了来南京访问的颜柳风的孙子颜(David T.Yan),苏老心情十分激动,苏老对颜先生连声说道:您爷爷是个大好人!他是我们一家的救命恩人!我心里一直没有忘记他!如果没有您爷爷的帮助,我们全家也许早就饿死了!

前排左一为颜柳风,右一为德国人京特博士(本图片为戴袁支提供)


救命恩人颜柳风是谁?


          据中青报戴袁支调查,颜柳风生于1899年7月17日,辽宁开原靠山(屯)乡人,信仰天主教。1919年毕业于奉天(沈阳)甲种工业学校,1926年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窑业专业,自1927年在辽宁本溪湖煤铁公司(任)造砖工厂兼洋灰工厂主任;1931年8月始在唐山花砖厂任帮技师(似是助理工程师),1937年12月,在江南水泥厂任交际员;1944年10月在启新洋灰公司任运输科副科长,1945年7月,在该公司劳务部任福利课长。


        南京大屠杀前夕,新建的南京江南水泥厂试机成功,但日军已将战火燃至苏南。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布迁都重庆宣言。公司董事会认为,当年尚有两成机价,未付给水泥生产设备供应商――丹麦F. L.史密斯公司;且丹、德分别是中立国和“轴心国”,便商请F. L.史密斯上海公司派员,还让京特佯以电器设备供应商――德国禅臣洋行代表的身份,一同前往江南水泥厂护厂。李玉麟、颜柳风则分别作为丹麦人辛德贝格的英语翻译和德国人京特的日语翻译,于1937年12月1日到达南京,参加保护江南水泥厂的工作。


          颜柳风一行“到厂后第一步工作,即在厂的前后门,高悬德、丹国旗,避免日机轰炸的危险。”后来发现的颜柳风给工厂董事会的报告中记述了京特、辛德贝格和他本人所从事的一些保护、救助难民的人道工作和保护厂产的情况。


         ――“收容难民。农民……来厂避难者,数以千计。职因同属国人,为良心所驱使,不得不设法收容,自(1937年12月)十一日起至(1938年)三月下旬止,共收容难民有一万五千之多。俟局势稍定,乃遣散回籍。”“职乃从事于……维持难民事宜,职虽忙碌,但精神上尚愉快也。”
        ――“设立医院。……职目睹(民众、难民受枪弹之伤,患染疾病)心伤,特设立医院,以供施疗。医士及药品,由辛波君赴(南)京,向鼓楼医院、红十字会接洽,派护士二名来厂担任诊治,药品亦由该会供给。成立以后活命无数,此职堪告自慰者也。”
        ――“埋葬死尸。”“职与昆(昆德,即京特)、沈(沈济华,江南水泥厂模范农林畜牧场主任)二君组织红十字会,领导农民干埋葬工作。”


        曾在江南水泥厂避难的老人和颜柳风的儿子回忆说,他们对德国人京特、丹麦人辛德贝格和当时日语翻译的颜老爷均十分感激,颜柳风后来离开江南水泥厂时,当地老百姓曾送他“救灾惠黎”的纪念品。


苏国宝老人难忘颜老爷的救命之恩


         今年已77岁的苏国宝老人,身体十分健康,记忆力亦特别好,他能够十分清晰地回忆起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悲惨经历。他说,冬月初四,日军打到了他的家湖山村,当天他仅3岁的小弟弟因恐惧日本兵,不肯要日本兵抱,而被日军摔到河里淹死。后来由于日军经常到他们村子里打鸡、杀猪和找花姑娘,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全家几经颠簸避难到江南水泥厂。苏老回忆说:当年他们全家在江南水泥厂避难时,难民区曾不慎失火,他家及附近的难民棚遭殃。厂里负责护厂的京特和辛德贝格的两个翻译(其中有一位便是颜柳风)前来了解调查登记,以便救济。他家由于大火而一无所有,他的父母为了多得些救济,就将苏国宝报成孤儿,并让他到京特和辛德贝格那儿磕头作谢,最后两位外国人给了他家18公斤米,并各给了他一块银元。这些粮食以及两块大银维持了全家近二个月的时间,也使得他们全家得以存活下来。


         苏老至今仍记得当时的那位日语翻译个子长得高,人特别和善。他认为是因为颜老爷的调查,他家才得到了救济而活了下来。因此,当得知颜老爷的孙子要来南京访问时,他心情十分激动,在快报和中青报记者的帮助下,他要当着颜老爷孙子的面表示感谢!

        67年过去了,战争似乎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但是在战争期间同胞之间的互助真情却长留天地之间!


祖父的事迹拉近了历史与现实的距离


         1951年出生的颜(David T.Yan)先生,现为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一家电子公司的经理,他小时候虽然同他的祖父交往很多,但并不知道他的祖父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曾有救助难民的事迹。由于他的祖父曾到日本留过学,做过日语翻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曾对他的祖父有些误解。他记得很清楚,他曾在1966年8月份的某一天,他的家人曾让他将爷爷的许多文件及物品都偷偷摔到垃圾桶,以避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其中可能就有包括那件当年老百姓送他“救灾惠黎”的绸缎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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