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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战争中的“国际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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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很难完全掌握这些外国志愿者的情况。事实上，关于他们活动情况的完整记载可能根本就不存在，甚至美国国防部也出于政治考虑，一直拒绝对此事作出评论。不过，通过目击者陈述、无线电窃听、叛逃者的报告以及新近解密的文件等透露出来的信息，也足以表明有关的传言并非空穴来风。例如，北越国防部的越共高官邓晋博士于1969年9月决定叛逃。他在第一次接受新闻界采访时曾透露，在越南北部和南部的北越军队中，有来自苏联、中国、古巴、东德、朝鲜甚至法国的“顾问”。他还介绍说，在他1967年沿着胡志明小道穿过老挝途中，在几个中转站里曾亲眼见到过几位来自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顾问”。在此后的两年里，他在波来古“解放区”任职期间也曾见到过四、五个外国顾问组，每组有四至五人。他注意到，这些人全副武装，通常穿着越共的服装，并有大批北越军队的卫兵跟随。1967年秋，南越军队情报部门L-003号秘密报告也称，越共驻在绥福省的两个团配有外国顾问，这些顾问分别来自中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和朝鲜。
关于外国志愿者在越南活动的情况，早在法属印度支那战争期间（1946—1954年）就已经为人所知。当时的中国报纸公开宣称，有2—3万人与胡志明领导的越南独立联盟一道并肩作战。中国还向越南独立联盟总部派驻了军官。
1964年8月1日，南越当局向国际控制委员会正式提出抗议，指控中国顾问在南越地区活动。南越当局指责中国军官在两周前率领北越部队第514营和第261营向越南南部的成孝地区发动进攻。南越方面称，战斗过程中可以听到指挥员说的是汉语。北越军队在战场上留下了43具遗体，其中8具遗体的首级被带走，疑似为了掩盖其中国人的身份。对于这些指责，中国方面并没有作出回应。
1964年9月，河内广播电台公开声称，确有中国“志愿者”参加了在南越地区的作战，并称有数万中国人参加了对南越军队及其盟军的战斗保障和勤务工作。到了1965年初，中国开始公开向越共提供军队和物资援助。当年3月25日，《人民日报》报道称：“我们将派人员与北越人民并肩作战。”
1966年7月20日，正当越共民族解放阵线在西宁省举行高层会议时，一支南越特种部队对他们发动了突然袭击。南越部队缴获的文件进一步证实了情报分析家的判断——在北纬17度线以南的越共部队中，确实有中国人在担任顾问、甚至参加作战。这次袭击非常突然，越共官员只得穿过越柬边境撤到柬埔寨境内，大量内部文件也只能弃之不顾了。美国和南越军情部队对这些文件进行分析后认为，越共中确有几位中国高层官员担任军事和政治顾问。这些文件后来移交给了南越当局外交部。尽管西贡和华盛顿的美国官员知道这些文件的内容，但他们从未向美国民众公开。
有了这些文件，再加上美国和越南官员的亲眼所见，使得中国直接参与越南战争的传言得到了进一步证实。这些传言在南方非军事区的几个省流传甚广，许多当地人声称自己亲眼看到过中国人，甚至坚信“红色中国”军队的官兵与该地区的北越军队一起行军、一起战斗。在难民中间，这些流言传得更厉害。
1966年底，在广南省有许多人告诉记者，他们亲眼看到北越军队中有中国官兵。还有不少人声称，他们亲眼看到这些中国人参加了对美军和南越军队的作战。有的甚至说，越共的部队有时是由中国军官在指挥。美军军官在一些独立报告中也验证了这些说法，称越共无线电台多数时候是用汉语而不是越语在通话，有时甚至下达命令也用汉语。
在柬埔寨境内的越共军队避难所和露营地，也有中国顾问在工作。1967年底，为美国中情局工作的一位法国种植园主化名路易斯，被派到西哈努克城附近的里姆地区，以确认一个被怀疑为秘密武器装船点的具体位置。路易斯驾车穿过该地区时，在越共游击队设置的一个路障前被拦下来，并被带到附近的一座村庄接受审讯，而审讯者是一位中国军官。路易斯编造的故事没能蒙混过关，于是被带到一支越共小分队那里接受刑讯。路易斯后来被释放，最终逃到了金边。他确认中国和东欧国家的武器装备通过船运进柬埔寨，再穿过越柬边界运送到在南越作战的越共军队。这也是有关胡志明小道的第一个确凿证据。
美国的一份《情报信息报告》表明，中国在老挝也很活跃。该报告称，中国于1965年5月初向老挝派驻了使团，就驻在巴特寮解放军总部所在地桑怒附近的一个山洞里。使团共有约80人，配备了警卫、厨师和打字员，主要承担巴特寮解放军总部的后勤计划和支援工作。此外，中国还派遣了约2000人的军队和工程人员，在老挝北部修建公路。工程早在1962年就已开始，其中一些路段延伸至泰国境内20英里，引起了泰国方面的关切。泰国政府提出抗议，称公路的修建为泰老边境的非法武装训练营建立了联系，并为泰国东北部的共产主义游击队提供了后勤补给通道。
1973年1月，一位巴特寮成员在接受柬埔寨和美国方面审讯时承认，有700—800名中国军队官兵在位于桑怒的巴特寮总部附近地区活动。他还声称，中国军队主要为巴特寮总部提供防空支援，并且装备了37毫米高射炮和地对空导弹。此外，还有不明国籍的直升机在河内和桑怒之间往返穿梭，可能是苏联人所为。
苏联顾问的身影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关于苏联顾问为越共提供支援的报道开始见诸报端。当时，南越军事当局获得的情报表明，一支小规模的苏联代表团正在前往湄公河三角洲东部地区的“解放区”。南越方面曾经精心策划了一次秘密行动，企图活捉这些苏联人，但却在最后一刻出了差错，使苏联人得以侥幸脱险。不过，南越方面还是缴获了几面苏联国旗，以及苏联方面提供给越共的宣传品和杂志，还有反映苏联顾问受到当地村民热烈欢迎场面的照片和电影。电影资料无可辩驳地表明，在南越及周边地区确实有苏联人存在。一位曾经参加过此次秘密行动的越南心理战部队军官介绍说，这部电影就是个“宣传片”，以宣扬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
有人声称苏联飞行员还驾驶着北越部队的战机参战。1966年7月，一架美军C-47D飞机在老挝上空被一架米格—17战机击落。但直到1978年，这起事件才被公开，此时美国官员才确信米格战机参加了作战。负责寻找东南亚地区美军战俘与失踪人员的“全国家庭联盟”对美军在越战中失踪人员的情况进行了调查，称这起事件被掩盖是因为驾驶米格战机的是苏联人。此外，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和中期，苏联人还驾驶着其它类型的飞机，包括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在老挝上空执行战斗支援任务。苏联人甚至在介入南越战争之前就已在老挝活动。曾任美国驻老挝大使的威廉·沙利文在参议院作证时声称，早在1961年，就有500名苏联人在老挝执行空中作战和后勤支援任务，或是担任军事顾问。
关于苏联专家的报告在1967年也开始浮出水面。驻坚江省的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队长比尔·比克斯拜称，他曾在边远地区运河边的一场伏击战中遇到了一位大块头、大胡子的白种人。比克斯拜回忆当时的情景说：“这个人坐在舢板的前面，和两个越共士兵一道顺流而下。我刚看见他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盯着他看了几分钟，才举起“斯通纳”机枪开了火。”这个人被击中后从舢板栽到了水里。枪声引来了越共在该地区的驻军，美军突击队还没来得及找到这个白人的尸体就被迫撤退了。比克斯拜返回基地后提交了相关报告，一星期后他又被召到海军情报联络办公室，就此次伏击战的细节接受详细询问。比克斯拜回忆说：“从越南方面的反应来看，我击中的那个家伙应该是苏联人。海军情报联络办公室对此事很感兴趣，但又叮嘱我说这份报告是秘密的，有关信息的处理需要非常谨慎。”
在1970年11月美军针对北越的山西劫俘行动中，美军特种部队的阿瑟·西蒙斯上校率领22名队员乘座直升机出发，原计划在越共部队的监狱实施机降，没想到却阴差阳错地降落在了监狱附近的一所中学。不过若不是这次误降，西蒙斯上校的部队恐怕会损失过半。中学里到处都是敌军人员，但都不是北越人。不过，西蒙斯的部队并没有认出他们是哪国人。他们刚刚意识到降落地点出错时，便立刻向敌军开了火，打死了100—120人。后来，有情报显示这些外国人在为北越部队组织训练，特别是防空训练，其中一些人还准备前往北纬17度线以南地区。
与苏联人和中国人相比，关于朝鲜人参与越南战争的情况，文件中记载的并不多。除了北越叛逃高官邓晋提供的情况以外，美国国防情报局20世纪70年代末根据《情报自由法案》解密的一些文件，也证明北越军队中确实有朝鲜人。这些文件显示，1971年4月，在浮吉空军基地附近的北越军队中，每支部队都有5名朝鲜人组成的军事顾问组。一个月后，有4名朝鲜军官被配属到驻富安省的北越部队第11营。美国军事指挥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1971年6月，北越军队的一位将军在两名朝鲜军官的陪同下，对越南中部广义省的越共控制区进行了视察。此消息来自越共的一位地区领导人，此人是个双面间谍。
据说朝鲜军队还参加了柬埔寨境内对朗诺政府的作战。在1971—1972年间，高棉共和国电台对朝鲜的无线电通讯实施了监听和录制。这些电讯传输是在柬埔寨东部地区战斗进行期间进行的，内容也与当时的战场形势有关。一些美国军官提出了质疑，认为这是由北越部队士兵发送的，这些士兵能说一口流利的朝鲜语，目的是为了迷惑对方。还有人认为这是在播放事先录制好的磁带，但也有人认为监听到的情况就是事实。
关于古巴人参与越南战争的情况，文件中也有记载。古巴人更多的是在越南北部河内附近活动，而不是在南部地区。菲德尔·卡斯特罗在1973年1月曾经亲口承认，一些古巴军人被派到越南“打击帝国主义”。一些古巴官兵可能还随同北越部队进入南越地区作战，但具体情况尚不清楚。在1972 年北越军队“复活节攻势”后不久，卡斯特罗亲自来到北越。在古巴警卫和北越安全人员的保卫下，他还深入到非军事区南部的越共控制区。越南新闻社披露了卡斯特罗的此次越南之行，但没有透露其访问河内周边地区的时间和地点。古巴人似乎热衷于折磨战俘。有十几名战俘证实，他们在被关押在河内郊外一座被称为“动物园”的监狱期间，经常遭到一队古巴人的拷打。为首的是被称为“菲德尔”的白种人，说一口西班牙语，他的助手则被称为“契科”，此二人都被北越部队奉为上宾。据曾在越战中被俘并被关押在“动物园”的美国空军退役上校杰克·博马称，他在一年当中经常被菲德尔和他的同伴拷打。博马认为，这些古巴人被派到北越，是为了搜集情报，并迫使美国人承认自己的战争罪行。中情局后来识别出这两人的身份，他们分别叫厄瓦尔多·摩尔京·埃斯蒂维斯和路易斯·佩雷斯·杰恩， 1968—1969年间都曾在古巴驻越南使馆武官处任职。
此外，东德也为越共部队提供了武器装备，并于1970年前后向老挝派驻了一个工兵营，为巴特寮提供支援。美军特种部队情报报告和越界侦察报告多次提到了东德人的存在，美国驻越南顾问司令部研究观察组的成员也曾监视过东德人的活动情况。
除了来自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顾问人员外，还有一些西方国家的所谓“误入歧途者”也来到越南帮助他们的“同志”。来自荷兰福尔斯霍滕的杜尼斯维尔德曾经是一名青年记者，后来却成为越共游击队员。杜尼斯维尔德有着强烈的左翼思想倾向，在16岁时就曾离家周游世界。在经历了多次工作变动之后，杜尼斯维尔德辗转来到柬埔寨，打算在那里撰写一些战争题材的著作。1970年9月15日，杜尼斯维尔德离开金边，开始了他的“秘密行动”。1969年4月，曾有17名西方国家记者在柬埔寨失踪，杜尼斯维尔德此行的目的就是寻找其中一些人的下落，尤其是对其中的希恩·弗林和达纳·斯通纳这两位名记者，杜尼斯维尔德的兴趣更浓。杜尼斯维尔德死时，在他身上发现了一本日记本，上面记载的内容显示，他骑自行车来到柬埔寨柴桢地区，随后在9月19日那天有意让越共军队俘获。根据日记的记载，在此后的三个星期里，越共部队不停地转移，以躲避空袭和炮击。日记还描述了越共军队的日常生活。此后，经过“劝诱、鼓惑和教诲”，越共成功地促使杜尼斯维尔德投身共产主义事业。11月28日，杜尼斯维尔德正式加入越南共产党。日记中还记载了他在越共部队中的生活，以及如何为越共运送武器弹药和维修缴获的装备。南越人和美国人一直在关注着杜尼斯维尔德的活动。不止一份战场报告显示，在柬埔寨边境有一个白种人在为敌军工作。12月18日夜，杜尼斯维尔德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他所在的部队遭到了在柬埔寨境内活动的南越步兵第25师的伏击。各大媒体广泛报道了他的死讯，称“这是印度支那战争中西方人为越共部队打仗的第一例证据”。对于这一事件，美国驻西贡联合公共事务办公室却没有作出评论。
早在印度支那战争期间，前法国“外籍军团”中就有一些人改弦易帜，加入到越共部队中担任教官。此外，在越南独立联盟中，还有一支被称为“国际战士”的共产主义部队，其成员大多为前法军官兵。在美国对越南实施军事干涉期间，一直有说法称这些法国人假冒美国新闻工作者，在后方从事间谍活动。叛逃的越共高官邓晋也曾提到见过一些法国人。有些人认为，这些法国顾问可能是激进的左翼志愿人员，到越南帮助他们的同志“与帝国主义进行战斗”。还有人认为，印度支那战争后，有几百名法军官兵滞留在越南，可能也包括这些人。
1966年9月26日美国国防部发布的一份情报报告称，在胡志明市附近边和地区的越共控制区，一位身份不明的外国人对一群村民声称自己是美国人，由于受到胁迫来到越南打仗，现已决定痛改前非，掉转枪口。而这位所谓美国人的声明，此后一直没有得到证实。1967年夏季的一份报告中部分解密的内容显示，在柬埔寨境内天朗地区的越共部队中有两个身份不明的白人，据说是美国人。据说此二人被美国的一个“秘密组织”送到越南，自1966年以来一直在为越共效力，他们的任务是审讯美国战俘。消息源自于一名叛逃的越共警卫。截止1969年，中情局已经收集了许多类似的文件。例如，1969年1月9日的一份编号为CS211/00850-69的内部报告称，在位于老挝与越南边境川圹省的巴特寮部队中，有一个既会说汉语、又会说英语的白种人。
1971年春，美国空军第1021 分遣队报告，在安江省龙川市的越共第3001营中有16名西方人。消息是一个越共成员透露的，此人是个双面间谍。他提供的情报还表明，在南越海岸边有不明国籍的潜艇在活动。1971年11月，有目击者声称，在柬埔寨茶胶寺附近的越共部队中有3名顾问是白人。这三人身着军装，随身佩带武器，说一口越南话。1973年4月，在越南战争停火三个月之后，一支由美国人、澳大利亚人、匈牙利人和波兰人组成的5人代表团在北越部队的护送下穿过了平福省福隆地区。此外，还有人看到在南越境内的控制区，仍然有外国人在为越共和北越军队工作，直到1975年5月南越政权垮台。
然而，在外国顾问和志愿者加入北越方面作战的问题上，美国政府却始终保持缄默。即使有记者撰文透露此事，美国政府也表示这仅代表作者的个人观点。此外，还需注意另外一个事实：在越南战场上丧生的美国士兵，其中一部分很可能就死于这些“红色”志愿者的枪口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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