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中国在代和代初对越南抗美战争的援助以及在此期间中越关系的微妙变化所做的考察，是放在中苏关系演变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其结果说明，毛泽东对苏联实力和目标的认识以及对苏外交战略和方针的调整，是中国观察国际形势和制定对外政策的基础，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援助和支持越南抗美战争的方针；同时，中苏关系的恶化也对中越关系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制约作用，致使越南最终与全力援助和支持它的中国分裂，而与苏联结成同盟。这一历史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1961—中国援越抗美初期。此期中苏关系因素的影响尚不明显；（二）1965—中国援越抗美中期。这一阶段中苏关系持续紧张，此状况对中国的援越方针及中越关系产生了并非不重要的消极影响；（三）1970—中国援越抗美后期。中苏两国这时已走向全面对抗，中国重新大规模援越，以求及早实现联美抗苏的外交战略，并避免越南完全投入苏联的怀抱。但是，越南抗美战争胜利后，尽管黎笋口头上仍然表示没有中国的援助，“越南是不可能成功的”，能向越南提供“最直接、最紧急和生死关头的援助的，是中国”，[1]而实际上越南却已经投入了苏联的战略势力范围。
一
　　至美国在越南南方进行“特种战争”时期，中苏关系正走向全面破裂。在一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遭受战争威胁之时，中苏双方并未能如越南所希望的那样，重新团结起来，携手援越。但由于两国在与越保持友好关系的同时，对越南的抗美战争采取了不同的政策——中国积极援助，苏联消极回避，从而使越南平衡双方关系的法码实际上略向中国一方倾斜。如此，在此期中国的援越抗美进程中，中苏关系这个因素的影响并不明显。

　　对于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中国一开始即给予坚决的支持。夏，中越两国领导人在北京共同分析美国特种部队入侵越南南方所造成的严重形势之后，中国决定立即向越南无偿提供可装备230个步兵营的枪炮。[2]是年，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时特别强调说：我们之间是相互帮助，共同战胜敌人。你们不会丢掉我们，我们也不会丢掉你们。[3]翌年3月，总参谋长罗瑞卿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赴越，与越南领导人研究如果敌人进攻北越，中国如何援越、双方如何配合作战等问题。5月，刘少奇在访越时向胡志明等越南领导人表示：打起仗来，你们可以把中国当成你们的后方。[4]当美国在初开始筹划扩大侵越战争时，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更加密切关注越南的形势，频繁会见越南等国领导人，并率先主动提出了向越南派遣志愿军的问题。6月24日，毛泽东在接见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文进勇时说：如果美国冒险打到北越，中国军队就应该开过去。我们采用志愿军的形式好。[5]7月10日，周恩来在仰光与奈温会谈时指出：如果美国要打一场朝鲜式的战争，我们要有准备。[6]7月27日，毛泽东又对越南驻华大使陈子平等人谈道：如果美国人轰炸越南北方或在越南北方登陆，我们就要打了，我们的军队想打仗了。他要想想，中国人不是没有腿的，美国人能出兵，中国人就不会出吗？我们去你们那里，跨一步就到了。[7]不过，此时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这种表态，还是基于美国叫嚣进攻北越只是一种威胁，他们不能不重视中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反应这样一种认识，[8]而对美国摆出的一个威慑姿态。

　　“北部湾事件”发生后，中国开始充分估计美国扩大战争的可能性，郑重声明“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决不会坐视不救”，同时加强了援越力度。毛泽东此时与越南领导人的谈话即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援越抗美斗争的重视，以及军事援助的具体部署情况。8月13日，毛泽东在会见黎笋时提出，应在云南蒙自地区修一两个大机场，以备援越空军的飞机无法在越降落时使用。并表示要增调一个空军师到南宁，半个空军师到昆明、思茅，两个高射炮师到南宁、昆明。毛泽东还特意强调对增调空军师的事“要公开讲”。关于援越兵力问题，毛泽东指出，第一线要充实，同时第二线要准备。并解释说，在那里我们只能使用三十万到五十万兵力，因为还要照顾天津、北京、上海等地。[9]10月5日，毛泽东与范文同等人进一步探讨了当美国把战争扩大到北方时越南如何应付的问题。毛泽东建议最好先在沿海修建朝鲜式的工事，使他打不进来。倘若打进来，越南也不要用主力跟他拼，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10]

　　与中国积极援越相对照的是，此期赫鲁晓夫继续实施同西方缓和关系的外交方针，为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对越南抗美战争采取了“脱身”政策。苏联除在舆论方面给越南以宣传性的支持外，对越经济援助，特别是军事援助则较少。直到“北部湾事件”之后，苏联才开始调整其对越南抗美战争的政策。由于苏联的这种对越方针，使越南在底以前主要依赖的是中国的援助。

　　从越南方面来说，为避免中苏矛盾过分激化而影响双方的对越援助和支持，越南注意在中苏分歧中保持中立，并尽力充当调解双方矛盾的润滑剂。但是面对中国的援越优势，越南在中苏对立中选择和调整自己的位置时，尽管试图保持联华联苏、不偏不倚的方针，却还是与中国保持了更为紧密的关系。8月13日黎笋与毛泽东会谈时，在表示“中国的帮助与我们祖国的命运有关”的同时，就指责说“苏联拿我们作交易，这是很清楚的”。[11]11月，越南国防部更毫不留情面地通知苏联驻越武官：越南不再需要苏联的军事专家，他们的工作一完成就应该离开越南，而且越南也不要求苏联派来替换人员。面对这种情况，苏联人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卷入越战之后，在与受北京控制的越共打交道时，越南是否还能成为苏联的支持者。[12]

　　总之，在中国援手，苏联“脱身”，越南平衡对苏对华关系时以中国为主这三种因素的作用下，此期中越之间在对苏共领导集团及其路线等问题的认识上虽然一直存在着分歧，但中苏关系的状况对中国的援越抗美方针和中越关系的影响不大。
二
　　8月“北部湾事件”之后，越南抗美战争进入了美国直接参战的时期。此时的中苏关系未能因10月赫鲁晓夫的下台而出现转机，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新领导人对中国的对苏政策做出了更为强硬的反应，中苏关系进入持续紧张阶段。从初美国发起大规模侵越战争至代末，中苏关系的状况对中国援越抗美的方针及中越关系产生了主要的或决定性的影响。考察其原因，可见三条线索交织其间：

　　其一，面对越战升级后中国周边环境的进一步恶化，毛泽东基于对越南战争形势和国际形势的独特分析，认为美国的战略目标主要针对的是苏联而不是中国。

　　尽管毛泽东在代初就提出反帝、反修，重点是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的外交方针和政策，而中国在舆论宣传上也把美帝国主义当作“第一号帝国主义”，是中国和世界人民最主要的敌人。但实际上，在对国际关系的格局进行分析时，毛泽东始终认为美国并未将中国看作是他的主要的敌人，因此真正对中国构成威胁的也不是美国。毛泽东曾多次谈到“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是西德和日本”，并由此分析说，缓和与美、英、法的关系是可能的，在某种情况下也不排除与这几个资本主义大国联手对付西德和日本的可能性。在毛泽东看来，当前国际斗争形势的特点“不是热战决裂打仗”，而是“‘冷战’共处”，制造国际紧张局势不过是“美国的一个手段”罢了。[13]

　　当中苏关系走向破裂时，入主白宫不久的肯尼迪却对中国采取了一些微小的缓和措施，如表示愿以优惠条件向中国出售粮食，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哈里曼在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期间主动与陈毅接触等等。对此中国虽然没有回应，但是并非没有感受。面对美国在越南进行“特种战争”，中国周边环境明显恶化的局势，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却仍持比较乐观的态度。12月，毛泽东指出：英、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不是武力进攻，而是和平演变。[14]1月17日，在接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爱德乐等美国客人时，毛泽东特意提出了两个问题：“美国现在主要是注意苏联，还是注意中国”？“美国现在是不是在积极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探讨中，他同意爱德乐关于当前苏联是美国主要敌人的看法；并认为“美国总是要到最后才参加国际战争”，现在他手伸得太长，十个手指按十个跳蚤，一个也抓不住。[15]

　　即便是在“北部湾事件”发生，越南战争不断升级之后，毛泽东在向越南等国领导人分析形势时仍然说：看来美国人不想打，你们不想打，我们也不一定想打，几家都不想打，所以打不起来。毛泽东认为，美国要打越南北方，打一百年，腿拔不出去，因此他要考虑一下。而美国人如果要打中国，他一国不行，得拉日本、南朝鲜，日本不参加，美国就不敢打，因为他管的事太多了。[16]周恩来在与范文同谈到中国进行战备总动员的情况时也表示：在紧张了一段时间以后，需要适当地放松一下了。[17]

　　初，美国派出地面部队对南越发动侵略战争，并加紧对越南北方的海空袭击，将战火烧向了中国的家门口。对于这种扩大战争的举措，美国方面在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时声明说：扩大轰炸仅限于北越，美国绝无意同中国作战。英国也得到美国的确认：决不把战争扩大到中国。针对这一情况，周恩来在请叶海亚·汗向约翰逊转达中国方面的几点意见时，特意说明：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中国并不准备同美国打仗。[18]此后，美国明知中国在大规模援越，中国支援部队在越作战，也并未做出什么反应。总之，中美双方在相互制约之中，都在进行自我克制，小心谨慎地处理可能引起中美之间直接军事冲突的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可以认为，中国此时大力加强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速三线建设，[19]进行对内对外战略方针的调整，其目的和基点并不是要防备美国对中国的侵犯，而主要是以备万一，防患于未然。即如周恩来所说：“战争扩大时，是无法划一条界线的，就像火势会蔓延一样”。故而“在军事上，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20]

　　其二，下半年中苏两党公开分裂，两国关系也随之急剧恶化。毛泽东开始注意苏联对中国的威胁问题，中国军事防御战略的重点逐步由南向北转移。

　　1960—是中苏两国关系中的多事之秋。首先是中苏边界争端的肇启，随后苏联在中国新疆伊犁、塔城地区进行颠覆和分裂活动，并在中印边界冲突中偏袒印度，加强对印军事援助。不久，苏联又先后两次向中国提交备忘录，指责中国在核武器问题上持“特殊立场”，宣称苏联一国拥有核武器就能保障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并进而与美英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以巩固核大国的核垄断地位，束缚其他国家的手脚。更为严重的是苏蒙签订了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事务的军事协定，重新派军队进驻蒙古。同时以保卫苏联领土不为中国夺回为由，向中苏边界大量增兵。至此，中苏之间的矛盾已经超出意识形态的范围而涉及到了国家的安全利益。

　　当中苏之间发生国家利益的冲突时，毛泽东愈益把来自苏联的威胁与国内的政治形势和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与否联系到了一起。6月16日，他在十三陵水库接见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人员时作了关于接班人五个条件的讲话，并强调提出“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与此同时，这种认识更加促使毛泽东在考虑国家安全问题时，将注意力转到了苏联方面。在十三陵水库的这次谈话中，他还详细述说了他的战略防御思想，即关于一旦战争爆发，敌国军队将可能从哪一个方向入侵中国，中国如何部署兵力、构筑工事，在何处重点设防等等的设想。根据所见的材料可以断定，毛泽东的战略防御重点主要针对的是苏联。正因为如此，当时的国防部长林彪得知毛泽东的设想与他提出的战略方针有分歧后，联系到毛泽东要警惕赫鲁晓夫式人物的论述，内心十分不安。[21]这时，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在实行反帝反修，两个拳头出击外交战略的同时，事实上已在密切关注着苏联对中国发动战争的可能性。10月，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即反复询问说：如果苏联打我们，西安就是前线了，新疆、黑龙江、内蒙古是第一线。你看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苏联派兵占领新疆、黑龙江，打进来，甚至内蒙古。你们看，有可能没有可能？[22]是年，他还提出：敌人也可能走八国联军老路，进渤海，从天津登陆。[23]尽管毛泽东认为目前苏联大规模地进攻中国还不大可能，但是在他看来，与美国的威胁相比，苏联的威胁却更为现实，也更加紧迫。因此毛泽东明确表示，“我们要准备”。[24]

　　由此可见，中共中央将三线地区作为全国的战略大后方，其出发点就不仅是针对可能来自中国东南方向的美国的威胁，而且在更大程度上也是针对苏联可能对中国北方地区的入侵。从代中期始，解放军开始每年抽调大量工程兵和步兵部队加强主要方向和重点地区的设防工程建设。尽管这种部署是基于中国南部和北部周边地区同时出现的紧张局势，但中央军委在部署战备工作时特别做出决定，要加强“三北”，即东北、华北、西北地区的国防工程建设。[25]7月，随中苏关系的紧张，为加强中国东北部的边防，总参谋长罗瑞卿勘察了吉林和黑龙江的部分地区。10月，他又奉毛泽东之命率中央军委军事工作团到新疆的南疆和北疆地区视察。[26]7月10日，毛泽东首次对外提出中苏边界问题，[27]在国际上引起重大反响。是月，罗瑞卿又赴延吉、长春、牡丹江、绥芬河、沙尔图等地勘察地形。[28]即使在“北部湾事件”发生后，9—11月，罗瑞卿、副总参谋长杨成武还特意对华北北部地区进行战役勘察，并召集会议作了具体部署。[29]其间，针对当时苏联有人散布中国以长城为界的言论，9月22日至28日，罗瑞卿偕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等人特意到张家口、承德等地区进行调查，为应付苏联的威胁做准备工作。[30]这样，当越南的抗美战争进入高潮时，中国军事防御战略的重点实际上却开始实现了由南向北的转移。

　　种种迹象表明，从代中期始，在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对主要威胁来自何方问题的考虑中，美国对中国的威胁已逐渐小于苏联，反美统一战线政策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已经下降，苏联逐渐取代美国成为中国重点防御的对象。甚至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考虑中，也融入了对苏备战的意识。10月初，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时讲道：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第一是为了反修防修；第二是为了战备。可能在前后发生战争。主席说，三线不建起来，觉也睡不着，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的战争动员。[31]

　　随中苏边界流血事件的发生和扩大，中国领导人更加重视来自北方的苏联威胁。周恩来6月的一次谈话中就指出：苏联已经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32]是月，国防工办等部门在关于小三线地方军工建设问题的请示报告中还专门提出，为了适应将来华北、中原地区大规模作战，以及必要时支援东北地区作战的需要，要配合大三线，加强山西、豫西、鄂西以及陕西地区轻兵器工厂的建设，以利战时补给。[33]中苏关系似乎已走近战争的边缘。

　　基于上述对美、苏威胁的认识，代后期，毛泽东开始探索缓和对美关系、联美抗苏的可能性。与此同时，美国也有了较明确的改变对华关系的意向。因为，美国已认识到，苏联远比现在的中国更有能力在世界各地与美国对抗。就军事-经济潜力而言，中国在若干年内不可能对美国构成威胁，而苏联却可以。所以美国的主要对手是苏联。[34]尽管这时中美双方还都是在投石问路，尚未最终构成联合抗苏的新战略，而且两国领导人的谈论与意向也常相矛盾，但是共同的国家安全利益已为两国关系的缓和提供了基础。

　　其三，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后，转而对越南抗美战争实施“插手”政策，加强援越，特别是军事援助，并且主要提供的是中国当时不能生产或生产不多的先进武器装备，从而使苏联在越南的地位大大提高。

　　11月27日，莫斯科发出了表示愿意向越南提供“一切必要援助”的第一个声明。翌年2月柯西金访问河内，与越南领导人讨论了苏联援越问题，并签订了关于加强对越南防御能力援助的协定。在苏越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苏方宣称说，苏联不会对保障越南的安全漠然视之。同期，河内的关键性防空区域已获得了苏联提供的大量高射武器装备。[35]4月，黎笋访问莫斯科，对苏联履行该协定条款的情况表示满意。此后至，苏联向越南提供了10亿卢布的经援和20多亿美元的军援。[36]据美国情报部门估计，苏联在一年内就向越南提供了1亿多美元的军事装备。前，苏联对社会主义国家援助中的50%是给越南的，其中近60%是军事援助。此比例贯穿至越战结束。[37]有学者认为，代中期以后，苏对越援助不断增强，至时已超过了中国的援助。[38]勃列日涅夫以加强对越军事和经济援助为加强苏联在东南亚地位的巨大杠杆，其功效颇为显著。

　　应该说，中苏共同援越对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是一件好事。但是在上述三条线索构成的历史背景下，中苏关系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此期的援越抗美方针，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越关系变化的一个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