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大东亚共荣圈，为大日本帝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扩张版图所提出的“将东亚从西方的殖民统治中解放”，建立类似邦联制的战略构想与政治主张。本文将以客观与辩证的角度，探寻该理念的起源与发展过程。

日俄竞争时期的“亚细亚主义”之光

后甲午时代

提起甲午战争（1894-1895年）与《马关条约》（1895年4月17日），咱们就气不打一处来，但当时中国知识界却并非如此：蕞尔小国能够击败天朝上国，必然是学西方学得更好，于是留日学生数量增多，客观上促使中日交流更加频繁。甲午战争后，中国元气大伤，被迫退出东北亚争霸，无力再在日本的“利益线”上做什么文章——即承认朝鲜是“独立国”，把它拱手让给日本去吞食。但想吞掉中国东北、朝鲜的可不止日本一家，还有沙皇俄国。俄国联合法国、德国在1895年4月23日干涉《马关条约》的实施，要求日本将清朝割让的辽东半岛交还给日本；英美两国虽没参与，却也持观望态度，拒绝了日本的援助请求。纵观近代历史，欧洲国家直接干涉亚洲主权国家条约，这算头一遭，当然也不是最后一次。

甲午战争刚刚结束，日俄就在朝鲜较量起来，这说明历史已经进入了新阶段。

1895年7月，汉城俄军帮助闵妃夺回朝鲜统治权，推翻日本在甲午战争期间扶植的开化派势力；紧接着10月8日，日本驻朝公使三浦梧楼集结汉城日军进攻朝鲜王宫，杀掉闵妃，重新扶植开化派；1896年2月11日，朝鲜国王李熙逃出王宫，钻进俄国公使馆，俄军配合朝鲜起义军攻入汉城，杀死大量亲日派官员。整个朝鲜刚刚脱离战乱，却又是一片混乱局面。身受日本殖民侵略的朝鲜民众将俄国人看成带来希望的解放者，同一时期遭受俄国殖民侵略的许多中国民众却将日本人看成带来希望的解放者，与日本的“亚细亚主义者”互相唱和，颇有讽刺意味。

1896年6月9日，日本元老山县有朋亲自访问俄国，在圣彼得堡与俄国外相洛巴诺夫达成协议，宣布如果双方需要增兵朝鲜，必须要通知对方。参照1885年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的模式就可以发现，日本在东北亚战略的敌人，已经不是走下坡路的清帝国，而是战略重心东移的沙俄帝国。

巧合的是，就在稍早的6月3日，俄国财政大臣维特与李鸿章也达成协议：俄国要将西伯利亚铁路（1904年建成）延长到中国国境内，也就是著名的中东铁路（东清铁路）。到了1898年3月，俄国又强行租借旅顺口，中东铁路南部支线（日后的南满铁路）也就进一步延伸到了旅顺、达尔尼（俄国称呼，后来日本和中国称“大连”）。

在这种状况下，一种不算全新的思想在中日两国迅速普及开来：“亚细亚主义”。

所谓“亚细亚主义”，初衷是团结东亚的中、日、朝三国，共同抵御西方白人强权的入侵。早在1879年，李鸿章与大久保利通在北京商量琉球问题的时候，双方就商定要形成“东洋联合”。1880年1月，日本民间就成立了第一个“亚细亚主义”组织——兴亚会，1883年1月，兴亚会改组为亚细亚协会。他们在日本大阪、神户、长崎设立分部，开展汉语、朝鲜语教学，吸收三国有识之士齐聚一堂，共商东亚联合。

这个组织虽然不是官方组织，能量却很大：后来的首相桂太郎、犬养毅、原敬等人纷纷加入，清朝驻日的两任公使何如璋、黎庶昌也都是会员。不仅如此，兴亚会顾问之中更有李鸿章的养子李经方、幕府海军重臣胜海舟，还有本文主角福泽谕吉。

1898年1月，华族高层、贵族院议员近卫笃麿重组几个“亚细亚主义”组织，成立了著名的东亚同文会，宣扬“支那保全”，要求全日本知识分子集合起来，防止中国被列强瓜分。1945年以后，东亚同文会经过解散与改组，以创建者近卫笃麿的号“霞山”为名，新成立了财团法人“霞山会”，继续为中日交流贡献力量。

“亚细亚主义”与右翼

东亚同文会最著名的事迹，莫过于收容中国维新变法人士。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之后，康有为先逃到上海英国领事馆，紧接着坐船流亡日本，与曾任日本首相的大隈重信有着很深的交往，还在日本迎娶了妻子；梁启超更是直接受到日本公使馆庇护，乘坐日本军舰“大岛丸”于10月20日到达日本，受到东亚同文会成员柏原文太郎的热情接待。

梁启超在日本一住就是13年，与柏原文太郎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之际才返回中国。流亡期间，他先后创办了《清议报》（1898年）、《新民丛报》（1902年）等进步报纸，而1903年发表的《新民说》明显受到了福泽谕吉《文明论之概略》的影响，以大量篇幅探讨了西欧与日本的近代化制度发展。

巧合的是，就在当时，另一条路线的领导人也在日本。当时他化名中山樵，借以隐藏真实身份，后来他的拥趸将他的中文姓氏与日本化名放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大名鼎鼎的名字——孙中山。

没错，不仅是维新变法人士，中国革命党早期也受到了日本民间人士的巨大帮助。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夏威夷成立了兴中会，本想趁着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立足不稳之际发动起义，怎奈事情泄露，流亡日本；1897年孙中山结识了“亚细亚主义者”宫崎滔天，获得了资金支持；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召开会议，促成兴中会（胡汉民、汪精卫等人）、华兴会（章太炎、蔡元培、秋瑾等人）、光复会（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人）三大革命团体改组为中国同盟会，也就是现在中国国民党的前身。

孙中山的历史，国人自然是耳熟能详，但很少有人知道，同盟会成立的地点，却是在东京赤坂区的一座民宅，提供者叫作“头山满”。说起头山满，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

针对头山满的评述，大都以“侵略”、“激进”等词语为主，但事实上，头山满一向坚定地自称“亚细亚主义者”，主张帮助亚洲后进国家，中国、朝鲜、越南的革命志士都或多或少受过他的援助；1924年11月，孙中山生前最后一次访问日本，在神户与头山满会面；1927年蒋介石下野来到日本，也特地来到日本与头山满等黑龙会成员相见；北伐成功之后，蒋介石特地邀请头山满参加1929年4月在南京中山陵举行的孙中山英灵安奉大典。可见即便是当时的中国高层，对这些人的“亚细亚主义”行动都有一定程度的认可。

但从历史作用来看，头山满确实为日本民间右翼开创了先河。他麾下的黑龙会直接煽动日本民间的扩张情绪，间接促使日本军部抢班夺权，架空日本政府体系，形成军国主义国家。1946年，黑龙会被联合国占领军定性为“极端民族主义团体”，直接予以取缔。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一个想帮忙的人，却成为了侵略他人的帮凶？恐怕，这还要从“亚细亚主义”的本质讲起。

在殖民地时代发展到极盛的19世纪，“欧洲中心论”盛行于世，而人口众多、科技制度落后的亚洲自然让欧洲人攻击为“黄祸”。应该说，“亚细亚主义”一方面是一种倡导弱势国家联合的理论，另一方面也是如同“欧洲中心论”一样，是一种较为狭隘的保守主义。

同为保守思想，地区主义与国家主义有着类似之处：都认为人应该根据先天出身去选择支持什么或反对什么。“只要是东亚人就应该联合”、“只要是日本人就应该支持中国革命、支持朝鲜改革”，这种思想与“只要是日本人就应该支持日本对外扩张”差得并不那么远。转过头去看欧洲，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曾专门让人画了一幅今人见之哭笑不得的“佛陀乘着恶龙、战火铺地而来”的“黄祸侵欧洲”绘画到处给人看，也正是这个威廉二世一天到晚算计着要指挥德国军队吞此方、并那方，最终将其实只属于地区性事件的萨拉热窝行刺案炒作至引发一次大战，实为两千万人丧命之最大罪魁！如此人物在欧洲一大堆，在当时的日本也少不到哪去。

简单来说，千万不要以为想要帮忙的都是好人。“亚细亚主义”在本质上，与“国权派”都属于右翼思想，无论从任何一边转向另一边，都不是什么稀奇事。

1878年12月，头山满加入“自由民权运动”团体向阳社，1879年12月改组为“玄洋社”。玄洋社早期是为了支持1877年西南战争中失利的西乡隆盛而创建，也是自由民权组织。但之前说过，随着日本走向立宪，大量“民权派”人士转为“国权派”，继续反对政府，玄洋社也是其中之一。

且不论玄洋社三条纲领里的第一条就是“敬戴皇室”，就说在1889年10月18日，由于外相大隈重信主张以缓和条件修改不平等条约，玄洋社成员来岛恒喜就将炸弹投向外相的马车，旋即刺喉自尽。大隈重信虽然及时抢救回来，但也被迫将左手截肢。

虽然来岛恒喜在刺杀之前就宣布脱离组织，保全了玄洋社，但大隈重信刺杀事件之后，日本国权派就彻底硬了起来，每逢政府提出一项条约修正案，就会被国权派批得体无完肤。萨长藩阀为了壮大日本的军队而提出的庞大预算，同样屡屡遭受议会大幅削减，政府与议会的对抗已经令人严重担心日本的宪政能不能搞下去。最终通过甲午开战，使政府与议会之争顷刻间熄灭，也实在不值得令人意外了。

甲午战争结束之后，为了适应主要假想敌的变化，1901年1月，玄洋社后辈内田良平（1874-1937年）为了鼓动国内的反俄情绪，为玄洋社创立了海外事务拓展机构，也就是大名鼎鼎的黑龙会。

相比于玄洋社，黑龙会的手段更加直接。日俄战争时期（1904-1905年）他们派遣大量人员前往中国东北，鼓动东北马贼群体组成“满洲义军”，在背后破坏俄国交通线，参与者中便有张作霖等；日本意图吞并大韩帝国之时，黑龙

会更是派遣250多名特派员活跃于朝鲜半岛。

随着黑龙会壮大起来，东亚同文会这类温和的“亚细亚主义”逐渐消失影踪，在辛亥革命之后蜕变为单纯的文化交流组织；而“亚细亚主义”在黑龙会的推动下，却变得越来越激进，甚至连头山满本人都无法预料。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头山满对“亚细亚主义”的发展大失所望，认为“满洲国”建立已经违背了这种思想的初衷。当1935年有人安排头山满与“满洲皇帝”溥仪见面，头山满便不满地说“我并不想见”。但无论是谁，只要打开潘多拉魔盒，就再也收不起来了。

“亚细亚主义”实为军国主义的真始祖

“亚细亚主义”的异化：石原莞尔

如果说近代日本有什么战略家，就必须要提到石原莞尔。

我们都很熟悉，石原莞尔是“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与实施者之一，更曾担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是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一大罪魁祸首。虽然他因为与东条英机关系不好而在战后未受审判，但他对当时日本思想的影响作用却不可小觑。

最重要的是，他的存在，为“亚细亚主义”的异化创造了理论基础。“亚细亚主义”的发展大体有两个关键节点：第一个是甲午战争，让中国变成一个弱小的国家，让日本产生了“联清制俄”的想法，进而推动“亚细亚主义”在民间普及；第二个则是日俄战争，让日本吞并朝鲜半岛，从一介小国跻身世界列强，而这时候的“亚细亚主义”，也就只剩下一个驱壳了。

1911年辛亥革命时期，“亚细亚主义”正在日本流行，很多人知识分子都兴奋于中国能够通过革命来实现共和制，其中也有石原莞尔的身影。当时的石原莞尔刚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还是一名见习教官，但他丝毫不顾国家有别，特地召集部下叙说了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甚至喊出口号：“‘支那’革命万岁！”

身为一个“帝国军人”，石原莞尔为什么会兴奋到这种程度呢？

这个很简单：因为石原莞尔受“亚细亚主义”的影响。

不对啊，既然“亚细亚主义”主张要联合中国，为什么忠实信徒石原莞尔，后来又一手策划“九一八”事变，把“满蒙地区”从中国分裂出去呢？

因为他不仅信亚洲主义，还信佛教。

1920年4月，石原莞尔加入日本新兴宗教团体——国柱会。这个宗教团体是日本佛教日莲宗的一个派系，由著名宗教家田中智学成立，该派系最重要的“贡献”，是抛出了日后臭名昭著的一个词：八纮一宇。日文所谓“八纮一宇”，字面意思就是“八方一统”。按照田中智学本人在1922年出版的《日本国体的研究》所言，“八纮一宇”指的并不是强行“将人种与风俗统一成一种类型，而是……各自找到位置，发挥其各自特色特征……归属到中心的一个大生命之中，而形成所谓‘统一’”。

也就是说，世界上每一个人，无论人种如何、风俗如何，最终都会在充分发挥自身特点的前提下，自然而然地接受一种普遍存在的价值——修养内心；“八纮”的思想，最终都会统一到“一宇”之中。换句话说，“八纮一宇”，其本意接近于现在流行的“普世价值”或“和谐世界”，并没有推行军国主义的含义。

但学艺不精的石原莞尔声称，“八纮一宇”不仅意味着思想一统，在佛教预言中，政治也会通过最考验人类合力的形式——战争，达成统一体。他继续推演说，随着战斗队形发展与战争形式进步，人类的战争发展已经从点到面，飞机与核子武器将会越来越重要，一场涉及人类命运的“最终战争”会在很短时间爆发和终结，从而决定世界大权的归属。

对于这场“最终战争”，石原莞尔认为四个政治实体可能会相互交战：欧洲联盟、苏联、南北美联盟、东亚联盟。但他经过分析表示：欧洲大国太多，很难统合到一起；苏联是强人政治，一旦斯大林死后就会出现崩溃。因此，能够打最终战争的，只有美国与东亚同盟。

当然，这个东亚同盟，便是以日本为中心，东亚各国共同合作，建立起东亚同盟。但在他的设想中，三倍于日本国土的“满洲”是一块难得的沃土，也是最终战争爆发前的重要准备，不能作为中国的一部分继续留存。为了获得日、苏之间的缓冲地带，也为了提高日本的生产力，必须要将“满洲”从中国分离出去，这也是他主持发动“九一八”事变的重要思想源头。

石原主张新建的“满洲国”在形式上不必完全由日本控制，反而可以打起“五族共和”的旗号，吸引汉、满、蒙、朝、日五个不同族群的人民移居，以便将延续数千年的中华优秀文明与日本近现代文明全部融汇于此地，让“满洲国”成为“东亚联盟”的标杆国，并且在未来的“最终战争”中担当与美国决战之重要“国家”的角色。

纵观“满洲国”早期的宣传，每一条口号其实都有着切实的含义在里面。比如“王道乐土”一词就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直接出自1929年石原莞尔担任关东军作战参谋时的演讲：“（世界最终）战争将决定东洋‘王道’与西洋‘霸道’哪一方能够一统全球。”

但究其实质，“王道”与“霸道”之分，早在1924年1月就出现过了。当时孙中山来到神户，见到“亚细亚主义”已经些许变质，心里颇为担心，但他依然发表了题为《大亚细亚主义》的演讲，通过这样的话来劝诫日本：“东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

孙中山这一段话，明显是在提醒日本：无论日本强大到了何种程度，都不能以西方那种侵略模式来对待中国。然而就在这段话发表之后短短七年，日本人就用侵略方式进攻东三省。石原莞尔构想中的“王道乐土”已经带有强迫意味：如果你不愿意跟我合作，我就用刀枪划开你的一块肉，逼着你合作。

但东亚同盟的理念虽然是直接继承自“亚细亚主义”，但对比最初那种单纯的联合，东亚同盟已经具有相当程度的侵略性：一切要以日本为中心，东亚同盟内部的领土格局，也要由日本来确定。如果日本认为“满洲”应该独立建国，那么东三省就不能继续作为中国国土存续下去。

石原莞尔号称是“日本陆军唯一的战略家”，他笃信自己偷梁换柱的“亚细亚主义”是真理，却不经意间为日本大肆侵略中国铺垫了理论之路。

“大东亚共荣圈”理念的最终形成

1938年11月3日，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一年有余，首相近卫文麿发表了一篇声明，题为《东亚新秩序》：

帝国所希望的是确保东亚永远安定，是建设新秩序……新秩序建设需要日、满、支三国相互协作，树立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互助连环关系，在东亚确立国际正义、达成共同防止共产主义，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结合……

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需要一个理论来安抚占领区。那何种类型的理论能够让受到侵略的中国人也能燃起一点向心力呢？想来想去，也就只有重新拾起“亚细亚主义”了：1938年12月16日，日本为中国大陆占领区的政务、开发事宜设立了统一的管辖部门，名字叫做“兴亚院”。

1880年成立的兴亚会为中日交流做出了一些贡献，没想到仅仅换了一个字，就变成了侵略思想；近卫文麿的父亲近卫笃麿为了援助中国戊戌变法人士做了很大贡献，谁承想到了儿子这里，“亚细亚主义”成了侵略思想的遮羞布。

1940年7月，外相松冈洋右在谈话里将“东亚新秩序”上升了一个台阶，以“大东亚共荣圈”为名讲了出来。这个词一出来，立刻受到媒体追捧，而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共荣圈”的参与者也从单纯的“日、满、支”扩展到了菲律宾、老挝、缅甸等占领区国家。1942年11月1日，兴亚院与拓务省、对满事务局、外务省东亚局、外务省南亚局合并，成为了大东亚省，负责日本所有占领区的统治工作。

1943年11月5日，尽管战场上日本军队已经是凄风苦雨、节节败退，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却邀请“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满洲国”、菲律宾、缅甸、泰国、“自由印度政府”的首脑来到东京，出席“大东亚会议”。

会议结束之后，日本发布了《大东亚共同宣言》：

“英美为了本国繁荣而压制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特别是对大东亚大肆侵略榨取，为了将大东亚隶属于自己而试图颠覆大东亚安定的基础，这也是大东亚战争的原因……大东亚各国协同一致，确保大东亚的安定，基于道义，建设共存共荣的秩序。”

如果说这段话里还有什么实话，那应该是日本间接承认了一点：之所以拉出“亚细亚主义”，是为了驱逐英美等国在亚洲的势力。但估计在“亚细亚主义”诞生之时，没有人会想到这居然会引出一整套完备而“正义辉煌”的侵略思想。

本文摘自《日本·军鉴001：萨长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