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世家

1883年（清光绪九年）5月4日出生于一位汪姓客商家。

汪精卫原籍是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祖父以上的坟茔都在绍兴。其祖父汪云（1786~1844），字缦卿，号曼亭，系道光二年（1822）举人，曾在绍兴中过举人，后选授遂昌县训导，对当地教育事业颇有贡献。至父亲汪瑎时，举家迁往广东番禺。汪精卫父亲汪瑎（字省斋）是个不得志的读书人 [1]  ，年轻时先后在广东三水、曲江、英德等县做过幕僚，但薪俸不高，对外却要保持着仕宦人家的体面，生活清苦。汪精卫十三、四岁，父母相继见背，只得跟同父异母的长兄汪兆镛生活，“衣食之费，都仰给于长兄”。

少年

少年汪精卫(2张)

1922年，汪请温幼菊画了《秋庭晨课图》，他并为此作以下题图：

“右图兆铭儿时依母之状也。其时兆铭九岁，平旦必习字于中庭，母必临视之，日以为常……父以家贫，虽老犹为客于陆丰……有时见母寂，坐有泪痕，心虽戚然不宁，初不解慈母念远远心至苦也。母鸡鸣起，上侍老父，下抚诸弱小，操持家事，米盐琐屑，罔不综核，往往宵分不寐……时见母微叹有声，搜箧得衣，质钱市果馔；及亲友至，则亟语款洽，似无所忧……劬劳太甚，不获终其天年，悲夫！” [2] 

汪精卫通“四书五经”，得中秀才，说话时极注意用温情脉脉的面纱掩盖心中的怨忧，可上述两段话还是透露出父母故后的无限忧伤的心情。极度怀念母亲的语句，似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母亲死后的不如意和艰苦。

汪精卫生活在这种拘束的家庭环境中，欢乐的气氛极少。这种境遇非一日两日，而是年长月远，对汪精卫的性格起着铸造的作用。如此，汪精卫从幼年起就养成了懦弱自卑、优柔寡断的个性特点。 [2] 

汪家虽说不富裕或可谓清贫，却是书香门第。祖父汪漫亭是举人，当过遂昌训导；其父汪省斋一生当幕僚；其长兄兆镛中举人，当过乐昌师爷。这样的家庭，儒学的文化气息是比较浓厚的。汪精卫幼年随父母读书，接受传统的封建教育，“在乐昌县从章梅轩学习文史经世之学”。他们一家沿着封建时代读书人的老路向上攀登。 [2] 

成年

1902年3月汪精卫参加广州府试得第一名秀才；同科还有二兄和一个侄儿，名列二、三名。一家两代三秀才，可谓“玉峰双秀，珠树三花”。（注：见闻少华《汪精卫传》，第5页。）追求功名，且有所得，当然儒家的文化气息十分浓厚，信仰孔孟子道就很虔诚。儒家思想中既有“仁、智、勇”，如子路的“君子死，冠不免”的坚强的因素；也有“温良恭俭让”、“宽”、“恕”等因素。而从汪的身世及功名途径来看，汪更多地接受“恭”、“恕”等思想的影响。

波折生涯编辑

加入同盟会

1903年官费赴日本留学。

1905年7月谒见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参与起草同盟会章程。8月被推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长。后以“精卫”的笔名先后在《民报》上发表《民族的国民》、《论革命之趋势》、《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等一系列文章，宣传三民主义思想，痛斥康有为、梁启超等的保皇谬论，受到孙的好评。

1906年6月毕业后拒绝两广总督岑春煊令其归国服务的要求（日语翻译，每月可得稿酬五、六十元，不仅满足了自己的生活，还可以资助朋友）。1907年初，随孙赴南洋筹设同盟会分会，任南洋革命党报《中兴日报》主笔之一，与保皇党的《南洋总汇报》进行论战。

1908年赴缅甸设同盟会仰光分会，3月汪精卫在马来亚的槟城结识了华侨巨富陈耕基的女儿陈璧君。后又参加在新加坡筹设同盟会南洋支部等工作，并筹募革命经费。

1909年10月由南洋至日本，出任《民报》主编，秘密复刊发行《民报》第25－26号。

1910年1月与黄复生等抵达北京，开设守真照相馆，暗中策划刺杀摄政王载沣，事后被捕，判处终生监禁。在狱中起初决心以死报国，赋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一时为人传诵，此后受肃亲王善耆软化，意境为之一变。武昌起义后，由袁世凯开释出狱，任南方民军议和总代表伍廷芳的参赞，暗中秉承袁的意旨，与君主立宪党人杨度等组织国事共济会，鼓吹革命、立宪两派联合拥袁，实现南北统一。12月与李石曾等在天津组设同盟会京津保支部，任支部长，阻拦北方革命党人发动起义。

革命生涯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汪出狱并结识袁世凯。与杨度组织“国事共济会”，呼吁停战议和。12月，充当南方议和参赞，参与南北和谈，主张孙中山让权，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统治时期到法国留学。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夕，按孙嘱咐代起草临时大总统府就职宣言。后留在孙身边工作，力劝孙让位袁，并参加北上迎袁专使团。汪精卫提出“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的“六不主义” 陈璧君举办了结婚仪式后，8月携陈璧君一起赴法留学，中间几度返国，皆超然于政治之外。1913年“二次革命”开始后被孙中山急召回国。革命失败后亡命法国。

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建中华革命党，由此孙中山和黄兴分手。这一事件不仅是悲剧性的，而且是具有转折点意义的，可惜汪精卫没有意识到。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后回国参加“三次革命”。1915年《小说海》第一卷刊登了一篇汪精卫署名季新的文章，题目是《红楼梦新评》，汪精卫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红楼梦》的主旨意在“家庭感化”。在此之前，人们读《红楼梦》大抵是用一种王国维先生所谓“考据眼”去读，着重在考证小说中的人物是谁，很少有人从“家庭革命”这个角度去解读它，这篇文章的出现可说是空谷足音，从此红学中关于《红楼梦》的解读就有了一个“家庭感化说”。

1917年回国后参加护法运动。1919年在孙中山领导下，驻上海创办《建设》杂志。

1921年任广东革命政府高等顾问、教育会会长等职。次年任国民党本部参议，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1922年～1923年，孙中山筹备改组中国国民党，汪精卫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

在1924年1月的国民党“一大”上被孙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后出任中央宣传部长。11月随孙北上入京，任秘书。

1925年3月孙病危时受命记录孙的遗嘱。孙逝世后以拥护三大政策的“左派”和孙的信徒面目出现。6月26日，由汪精卫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会上确定了国民党总理的称呼永远留给孙中山，今后国民党采用集体领导的委员会制。会议还决定撤销孙中山生前的大元帅府行政机构，将国民党的最高行政机关改称国民政府。

与蒋争斗

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卫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宣传部长等职。7月2日，汪精卫在10万广州军民参加的国民政府成立庆祝仪式上，庄重宣布：“国民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挥师北伐，统一中国”。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被迫辞职，出走法国。汪精卫于1927年2月下旬离开法国，乘火车经苏联归国。在汪精卫途径莫斯科时，斯大林专门接见了这位国民党左派领袖。4月归国，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一度与叛变革命的蒋介石进行争权斗争。4月5日，汪陈两人一起联名发表了一份《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联合宣言》，4月18日，南京的国民政府成立，蒋介石邀请国民党中的老牌反共分子胡汉民出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自己任中央军委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公开分裂成“汉”“宁”两个政府。7月15日在武汉实行“分共”，与蒋合流，但随后仍一直与蒋明争暗斗，蒋介石和胡汉民均已下野，汪精卫也于9月13日通电下野，12月16日发表了引退政界的声明，和陈璧君一起前往法国。1929年回国后，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的名义发布命令，对各路“护党救国军”发出委任状和番号。1931年元旦汪精卫在天津发表下野声明，在汪精卫的主持下，于5月28日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否认南京国民政府的合法性。“九一八”事变，完全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蒋介石迫于形势，将软禁的胡汉民释放，并派蔡元培、张继携带他写给汪精卫的亲笔信赴广州议和。在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重组国民政府，广州政府随即取消。历任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等职。

在民主革命的初期，汪精卫是有功绩的。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他是《民报》的主要撰稿人，写了《民族的国民》等多篇文章驳倒梁启超的保皇谬论，为革命大张舆论。二是在南洋各地发展组织和筹款。三是谋刺摄政王载沣，给满清朝廷震慑不小。四是1920年归队后，做了很多组织和宣传工作，参加中国国民党“一大”筹备工作，1925年随孙中山北上，并成为中山“遗嘱”起草人。

但是，基于他的性格，汪精卫在后来的政治活动中表现出了很严重的妥协性。这是他的致命弱点。

中山先生逝世后，廖、胡、汪都成为领袖人物。廖因左派关系，得不到国民党右翼的支持。胡是民初“四督”之一，又是代帅，跃为国民政府主席，似乎顺理成章；可是他对平定“刘杨叛乱”不力，得不到许崇智的支持，加上平日尖酸刻薄，好骂人，党内恶感颇多，支持率也低。汪精卫在“一大”后支持“三大政策”，为人谦卑圆滑，长于调和，能左右逢源，既得左派支持，又避免右派的敌对，所以被推为广东国民政府的主席。

1926年3月，蒋介石利用“中山舰事件”反共，蒋无视汪的国民政府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地位，先斩后奏，给汪难堪。汪意识到：“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委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了吗？第二天，汪想叫朱培德、李济深扣留蒋介石，但指挥不动。事后自觉威信受损。五月，以“迁地就医”为名秘密离穗。后来自嘲“责己不责人，所以引咎辞职”。这是一次政治上无能妥协的表现。

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由于性格软弱，汪精卫一遇不利，动辄托病出洋或住院休息。1927年12月汪在广州，共产党利用时机发动“广州起义”，汪遭到国民党各派指责，于是宣布隐退，悄然出国。1932年7月汪以行政院长名义发表通电，压张学良进兵热河，张不听命。汪与张矛盾加剧，10月请病假赴德就医。

汉奸岁月

“九·一八”事变之后，汪找到了与蒋合作的机会。1932年1月28日在汪行政院院长履新之日，上海爆发了“一·二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肇事挑衅，给汪精卫一个下马威。

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民心可用，士气高涨。

而汪精卫一开始便被恐日情绪所围困。他被日帝的淫威压倒，只看到日本的强大，却看不到中国得道多助的优势，他认为：“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善。”（注：见《汪精卫传》，第120页）他害怕打仗，全力交涉言和。1932年5月在蒋、汪的同意下，国民政府跟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

1935年5、6月间，他批准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把华北主权拱手让给日本侵略者，社会舆论哗然。同年11月1日，汪精卫在南京中央党部被王亚樵派遣的义士孙凤鸣刺成重伤，打进脊椎的子弹始终无法取出，医生断言：汪精卫活不过十年。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汪精卫被举为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党、政权势均在蒋介石之下。

1938年12月潜逃越南，发表“艳电”，公开投降日本。

1939年5月，汪精卫等赴日，与日本当权者直接进行卖国交易。回国后于8月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宣布“反共睦邻”的基本政策。12月，与日本特务机关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以出卖国家的领土主权为代价，换取日本对其成立伪政权的支持。 [4] 

1938年8、9月间，周佛海的代表梅思平与日本首相近卫的代表松本重治在香港谈判，日方提出“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支持汪兆铭的和平运动。

1938年12月，在汉口国防最高会议上，汪主持第54次常委会议通过接受日方所提条件的决议，煽动孔祥熙在日本所提的停战条件上签字。（注：见《汪精卫传》，第134页。）

1938年10月，他在接见海通社和路透社记者时都表示“未关闭停战之门”，他置轰轰烈烈的抗战于不顾，醉心主和。（注：黄美真《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89-190页。）

周佛海策划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今井武夫、犬养健订下“重光堂协约”，起先汪不知道。等到周、梅以“日本认可汪精卫领导和平运动”的密约向汪精卫、陈璧君表功时，汪便如获至宝，心安理得地认为，与其抗战而亡，不如求和苟存。从此，他向媚敌卖国的深渊滑下去了。

汪精卫优柔寡断，被手下“亲日派”分子摆布，为最终实现夺取国民党内最高权力的个人意愿，实现其“对日和平”的政治主张，加速了媚敌降日的步伐。

汪精卫周围最重要的言和人物就是陈璧君和周佛海。

陈璧君不满意汪久居蒋介石之下受蒋的闷气，对汪“反蒋夺权”之欲推波助澜，极力鼓动之，欲另开生面，独立经营，却昧于大义。陈为了取媚于日本，甚至认为“东北五省根本不是中国的地方”，“奉天本来是满清带来的嫁妆，他们现在不过是把自己的嫁妆带回去就是了”。（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191页）为了让汪独立掌权，恬不知耻地表示放弃东北领土主权。

1938年10月梅思平携密件回重庆呈汪。汪在家为梅设筵，当送梅出客厅时陈璧君催促汪下定投敌的决心，说：“梅先生明天要走，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汪精卫连声说：“决定了，决定了！”（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273页）

1938年12月梅思平把日方希望汪脱离重庆另组政府的条件带到重庆，投降派分子在汪公馆连日“会商多次，不

王克敏与汪精卫合影(2张)

能达到最后的决定，陈璧君乃坚决主张就走”。（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326页）

周佛海有政治野心，不满足于国民党宣传部长及侍从室副主任之职，老想有朝一日“中央政府即于十分钟内在余笔下产生”，因此积极策划降日，开创“自家新天地”。1938年6月周佛海暗中指使高宗武赴日接洽，继而又催梅思平参与，最后周、梅请汪出马，再经高宗武、梅思平奔走，日本御前会议承认汪为谈判对手。周是整个降日运动的“始作俑者”。

10月至11月两个月中，周对汪做了大量的动员工作，当汪犹豫时，周即劝驾：“您兼外交部长的时候，与日本人打交道，还可以称顺利吧！”周在心里却怪“汪之性格，咸认为无一定主张”、“无担当，无果断”。但他也摸透了汪的特点，“断定虽有反覆，结果必仍如原计划”。（注：见《周佛海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版）

汪尚未动身，周已扛着大旗打前站去了。

在犹豫、妥协及动摇不定之中，又是梅思平，又是陶希圣，反复劝诱，推波助澜，汪精卫的“降船”就这样启程了。

汪精卫访问日本时与头号甲级战犯东条英机(2张)

有人说：“汪先生没有璧君不能成事，没有璧君亦不能败事”（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461页）。某种意义上来说，汪沦为汉奸，也是坏在陈璧君和周佛海手里。

懦弱自卑的性格导致汪氏被日本的淫威所压倒，未能辩证看待抗战，看不到中华民族的胜利前景；“恐日病”使他主和而投降。优柔寡断的性格，易被别人所左右，被人推向卖国求荣的道路上去。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离渝出走，12月29日发表艳电响应近卫第三次声明，在卖国的道路上一步步滑向深渊，最后身败名裂。其中汪氏个性之作用自然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

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最艰苦时期，1938年底日本近卫内阁两次发表“近卫声明”，公开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诱降。这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公然发表叛国艳电，表示响应“近卫声明”，走上了可耻的卖国道路。

电文中，汪精卫提出了自己对抗战的理解：“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日本政府此前不久，发出旨在灭亡中国的第三次“近卫声明”，蒋介石对此怒斥，“骨子里实在是暗藏着机械利刃”，“这是敌人整个的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企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自白；也是敌人整个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

汪精卫却在电文中对此辩护：“第一为善邻友好”，“第二为共同防共”，“第三为经济提携”。汪精卫最后说，“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

早在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抛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时，汪精卫就发表了《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的讲话，他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的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以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

另据记载，某次汪精卫曾问冯玉祥，大家都呼“抗战到底”，这个“底”在何处？冯说打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便是底。在汪精卫这个秀才听来，“这简直是一个丘八的狂妄无知”。

汪日勾结之后，西方国家纷纷发表声明，维护“九国公约”；美国国会不久后通过对华贷款；英法等国更于欧战爆发前抽调兵力增强远东防务。抗战曙光可谓初现。

周恩来曾评价蒋介石，可能不是一个好的战术家，但称得上一个好的战略家。这样的战略家眼光，却为汪精卫所没有。

在早年刺杀摄政王之前，革命党内部曾认为刺杀意义较小而风险太大，汪精卫为此撰《釜薪论》，认为革命犹如烧饭，需釜和薪。釜者，不惧水火忍受长期磨练；薪者却一时轰烈瞬间辉煌。汪精卫自称没有持之以恒的精神，愿意为薪。

陈立夫曾对此评论说，汪精卫最缺少的就是锲而不舍的韧劲，“书生难成大事”；而汪精卫的死忠派陈公博也有过评价，“汪先生遇事便出亡，合则留不合则去”，“一个国民有他自己应付的责任，责任所寄，不必求人合不合，也不必靠人留不留”。

而八年抗战正是考验整个国家和民族的韧性。汪精卫却在胜利前的黑夜悲观绝望，丧失了应有的判断力和良知，走向了无法回头的叛国之路。

1939年5月31日，汪精卫从上海飞赴日本谈判。谈判一开始，日本陆相板垣征四郎就奚落汪精卫：“我以为，要在中国建立新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必须争取到重庆方面的要人和军队的多数。您对此一定有相当的把握，如果能听到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实为荣幸。”

汪精卫降日投敌，建立傀儡政权之后，大力宣扬和推行源自日本的“东亚联盟”理论。他以所谓“政治独立、军事同盟、经济合作、文化沟通”的“东亚联盟”四大纲领，作为粉饰其卖国投敌行径的理论依据，妄图作为抵挡世人唾骂的挡箭牌，并以此卖国理论作为毒化的奴役沦陷区民众，瓦解抗日阵营的思想武器。汪精卫竭力利用“东亚联盟”理论来作为分化抗日阵营，摧毁抗战意志的重要思想武器。他在《对东京中日记者谈话》中，就其开展的东亚联盟运动对重庆国民政府有何影响一事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余确信东亚联盟运动之发展，将促使渝方抗日分子翻然觉悟，参加和平运动。盖抗日派之理论为中日两国绝对不能共存，东亚联盟则证明中日两国不但有共存之必要，并且有共存之可能，有此事实之证明，则抗日派之理论，自然消灭，而同归于复兴中国，复兴东亚之一途。”汪精卫这种以发展“东亚联盟”运动而谋瓦解抗日阵营的企图，并未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奏效。对于这点，他后来转而攻击道：“渝方的将士已完全失掉东亚人的灵魂……我们从前欲将理论感动渝方，使之觉悟，促成全面和平，现在知道单是这样决不够的，我们必须在和平区内整理起一条东亚同志的阵线，使英美所嗾使的走狗，无所施其侵扰。”

汪精卫还竭力利用“东亚联盟”理论，对日本侵略分裂我国东北，并扶植起伪满傀儡政权一事，为日本辩护，为自己承认伪满洲国的罪责开脱。他在《中日国交调整条约签署后对记者谈话》中诡辩道：“我们收拾时局要从大处着想。从远处着想。这次中日条约的签订，不是计较一时的便利，不是计较一事的便宜，而是从中日两国永久亲睦，东亚永久和平着想。至于东北四省，本来是中国领土之一部分，然自九一八以至现在，已经十年了，在这十年中，事实之推移，是人所共见的。”他进而《在东京对日本国民广播词》中讨好说：“中国对于满洲，从前与日本抱着不同的见解，如今合中日满三国都向着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前途迈进，正所谓安则俱安，危则俱危，从前不同见解，一转瞬间便为一致了。”

在一九四二年这一整年里日本一直要求汪参加它对英、美的宣战。汪的条件是废除他所厌恶的一九四〇年十一月的基本条约，包括所有秘密协定及附件，而这些协定和附件曾使汪与日本的合作蒙受巨大耻辱。他的条件最后得到了满足，汪政权乃于一九四三年一月九日对盟国宣战。 [5] 得到更多自治权后汪精卫表现得对日本主子感恩戴德，极尽奴颜婢膝之态。由鼓吹“共存共荣”、“同甘共苦”，进一步提升到叫嚷与日本“死中求生”的程度。他叫嚷要“拿出全副精神，放在‘决战第一上面’”。汪伪政权对英美宣战之后，汪在《宣战布告》宣称“自今日起，对英美处于战争状态，当悉其全力，与友邦日本协力”。汪还宣称日本的侵略战争，“是中国生死存亡的战争，所有足以妨害决战意志之昂扬，丧民族精神之振奋的，必须一一摧毁而廓清之。”一副不顾一切效忠日本主子的嘴脸。但是当日本进一步要求其派兵参与太平洋战场时，汪却找借口拒绝了这个要求。

死因疑点

汪精卫虽为病死，但死因有不同的说法。汪精卫曾被王亚樵派遣的铁血锄奸团成员刺杀受伤，子弹深陷体内，无法取出，铅毒逐渐扩散，终至药石罔效。日本作家上阪冬子访问汪氏子女后写的书支持病死之说。一说是其妻陈璧君相信中医，贴了中药膏药，却促使铅毒扩散全身，才造成汪精卫病死。另一说则是汪精卫遭日本军下毒谋杀，但被汪精卫长女汪文惺、女婿何文杰断然否认。何文杰表示汪精卫患的是“多发性脊骨瘤肿”。

家庭成员编辑

汪兆铭与陈璧君夫妇育有6名子女，除一名夭折外，其他5名为：

长子：汪文婴（1913年－）曾留学德国学习政治经济，后来任汪精卫政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军需处处长。晚年定居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长女：汪文惺（1914年－）早年在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学习，后来在香港任教于多所小学。退休后定居美国新泽西州。

次女：汪文彬（1920年－）曾任印度尼西亚政府医药部门高级主管，后来在印度尼西亚当修女。

三女：汪文恂（1922年－2002年）早年为父亲汪精卫整理文稿，后来任香港大学教育系教授。

次子：汪文悌（1928年－）自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来在香港从事桥梁建筑工作。

轶事编辑

亲日措施

为配合日本进行侵略战争的需要。在具体推行过程中，汪精卫等人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1）制订出一整套的奴化宣传纲要，用以推行卖国主义政策。汪伪政权先后制订了一系列的宣传要点、纲要，抛出了《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等文件。在《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中，汪精卫集团提出了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各项任务：诸如“发扬东亚文化，巩固东亚轴心，完成战争之使命”；清除英美侵略主义的罪恶，扫除英美个人自由主义之毒素，消灭依赖英美之卑劣心理，提高国民打倒英美侵略主义之敌忾情绪”；“协力大东亚共荣圈建设之成功”；

2）组织训练沦陷区青少年，竭力向他们灌输“东亚联盟”等亲日卖国的思想，以此作为其推行新国民运动的重点。汪精卫等人在沦陷区各学校强制推行亲日卖国的奴化教育，并在南京举办了“青少团训练班”，以东亚联盟和新国民运动的理论作为“训导”的基本内容，同时还通过了《新国民运动青年训练纲要》、《中国青年模范团组织原则》、《中国童子军组织原则》等文件，并决定在全沦陷区普遍设立青年团与童子军，进行对汪个人崇拜和亲日卖国的奴化教育。在汪伪“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之下，专门附设了一个青年干部学校，实施法西斯式的训练，培训从事卖国主义奴化教育与统治的人员。

3）利用报刊、广播、电影、巡回展览以及各种纪念活动形式，大肆鼓吹和宣传东亚联盟等卖国主义的理论。汪精卫傀儡政权的要员们还经常在节庆日子利用报刊和广播大肆贩卖其卖国主义的主张，同时还举办“和平建国文献展览”、“和平建国摄影展览会”进行奴化教育宣传。

汪川蕤集团在开展“新国民运动”的同时，也卖力地配合日本开展了“清乡运动。”汪精卫在《二次巡视清乡区在常熟民众大会训词》中说：“清乡运动好比一个病人服药调整，新国民运动便是病去之后，将他的元气培养，使之精神强健，身体结实。”这句话，一语道破了汪精卫集团开展上述两项运动的险恶用心。汪精卫声称“清乡要清心”，也就是通过对沦陷区民众灌输其卖国主义的思想，以消除人们的抗日意识和在心理上对傀儡政权的抵触。

汪精卫多次亲赴各清乡现场进行所谓的实地指导，趁此机会四处兜售其卖国主义的谬论。他宣称：“清乡就是协办大东亚战争。”他把这次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说成是“东亚安危所系”，“中国存亡所关。”他强迫沦陷区民众要“以其全国力量……和日本协力，安定大东亚战争的后方，以人力物力源源加入，促成大东亚战争之目的之早日完遂。”同时，他还要求大小汉奸也承担起“后方责任”：“一在确立治安，保持地方秩序之安全；二在加强军力，勤求精神物质之并进；三在裕源节流，尽力于物资之增益。”

虽然根据李宗仁等人的说法，汪精卫并没有主动招降过国军将士。 [6]  但是受他曲线救国幌子的蛊惑，不少杂牌国军仅因在重庆国民政府手下过的不如意或为保存实力便投靠汪伪，完全不以降敌为耻。而汪精卫对于这些主动投靠他的国军都表示热烈欢迎。 [7]  此外汪伪对于被俘国军的影响更是巨大，汪精卫一直对国军表现出一副伪善的态度。有时他甚至惺惺作态的保护一部分被俘国军。 [5]  许多国军将士经得起敌人的拷打虐待，却经不起汪精卫伪善面孔的迷惑。在汪伪政府成立之前被俘的国军将士中宁死不屈者为数甚多，汪伪政府成立之后被俘的国军却基本上都降敌做了伪军。据统计，1938年时，伪军在中国的数量约为78000人 [7]  ，1940年汪精卫叛离国民政府建立新的政府后投靠汪伪的国军则前后多达五十万人， [8] 

汪伪军的来源原本就是战斗力较差的杂牌军，再加上汪精卫那套贪生怕死的投降哲学影响，更加不是国民党正规军的对手。因此正面战场上极少出现汪伪军的身影。然而面对武器装备简陋、粮草弹药缺乏的地下抗日武装，汪伪军便像疯狗一样呲牙咧嘴起来。汪精卫污蔑地下抗日武装为“匪”为“寇”，声称地下抗日武装破坏治安，为和平的阻碍，号召手下伪军齐心一意的镇压地下抗日武装。伪军们亦“积极响应汪主席号召。”镇压地下抗日武装不遗余力。 [9] 

政治转变

汪精卫从革命者转变为汉奸的原因主要有几条：

（一）汪精卫缺乏民族自信心

抗战初期，中国在日本凌厉的军事打击下大片沦陷国土，人民被大量屠杀，军队更是被成建制的歼灭或击溃。必须承认，当时的日本在经济，军事，科技，教育，战争准备等几乎所有领域都比中国强很多。

日本自认为强大很不把中国放在眼里，公然发出了“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叫嚣。同时在国际上“不堪一击，很快屈服”也是列强对于中国抗战前途的共识。

（二）汪精卫认识不到日本侵华的性质和目的

汪出逃河内后，曾发出过全国通电（即艳电）。在通电中汪精卫认为：“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

（三)日本的诱降

日本出于对中国的野心，几乎中国所有政治势力都被日本下过功夫。

当时中国的政治势力主要是这么几家：国民党也就是当权派，领袖人物就是汪蒋等；满清的遗老遗少，立伪满的皇帝是日本情报机关的伟大胜利之一；北洋政府的遗老们，主要对象是吴佩孚和唐绍仪，最后吴佩孚拒绝后死亡。华北伪政权的王克敏，南京伪维新政权的梁鸿志也是北洋余孽，但他们跟汪精卫比，也就是“小字辈”。最后他们还是被紧密团结在以汪主席为核心的伪民国政府里了；地方实力派：阎锡山，龙云，张发奎，陈济棠等。工作虽做了不少，但最后他们的抗战决心和抗战贡献都很大；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里投降的有，抗战的也不少。

最著名的是“梅工作”，也就是成功诱降了汪精卫。

七七事变后关东军系统的板垣征四郎出任日本陆相。当年板垣手下有两名情报干将，一个是影佐祯昭，一个就是今井武夫。但两人在对华谋略上的主张不同，影佐祯昭主张扶植汪精卫，而今井武夫则希望与蒋介石直接接触。 [10]  他认为：从清朝开始，中日之间所有战争或争端最后的解决方式都是中国的“委曲求全”，现在日本对中国的打击在历史上是最大，中国面临的危机也是最大。而且日本已经有了汪主席，如果中国全民抗战的领袖蒋介石也来个扭转乾坤……当汪精卫在南京和日本“共商国是”的时候，“桐工作”正在香港进行。蒋认为要利用日本的心理，不妨跟日本工作工作，一来打击汪精卫在南京的“和平”运动，二来对日本军部的战略有个了解。了解日本军队的意图就等于了解了日本政府的意图。因为日本“二二六”事变后，政府的内阁陆相一定由日军现役人员担任。不管是谁来组阁，只要你的政策不合军队的意，那么就不给你推荐陆相人选，内阁五相缺了一个，您还怎么组阁？所以当时日本军队对政坛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

日本的和平运动如果真的实现“从中国撤军”、“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日中经济互相提携”，那么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较大的进步。汪精卫与日本媾和，正是基于这一目的，以使中国免遭更大的损失。

1939年初，汪精卫和他身边的人在河内多次遇刺，日本派人将汪营救至上海。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组建日本扶持的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汪精卫政权，取消华北的王克敏和长江下游的梁鸿志的傀儡政权。汪任傀儡政府的行政院长兼国民政府主席、中央政治委员会最高国防会议主席。1943年汪精卫曾经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名义，参与由日本主导的大东亚会议。年底，汪精卫的健康恶化，1944年3月赴日治疗；11月10日病死于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今名古屋大学）医院；11月23日遵其遗愿归葬国民党总理孙文之侧，南京中山陵西南的梅花山。

文字作品编辑

《双照楼诗词稿》 [11]  《菊》 [12]  《被逮口占》 [13]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余在北京狱中闻展堂死事，为诗哭之，才成三首，复闻展堂未死，遂辍作》 [14]  《自嘲》 [15]  《北宫丸上作》 [16]  《见人析车轮为薪，为作此歌》 [17] 

《寄感广州之役》 [18]  《挫骨扬灰辞》 [19] 

坟墓编辑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南京人民对汪精卫的坟墓留在梅花山十分不满，纷纷要求铲除。蒋介石在舆论的压力下，派何应钦扒掉此墓。其棺木和尸体被运往清凉山火葬场彻底焚化。1946年1月21日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奉命将汪坟炸毁，打开棺木时，见汪精卫的尸体上覆盖著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由于使用过防腐剂，尸体尚未腐烂，身穿南京政府的文官礼服，头戴礼帽。

1994年墓地原址建造了一个汪精卫跪像，1997年拆除。另外2004年11月8日上午在绍兴市市区挖出一个汪精卫跪像，上刻有“汪逆精卫”四字。

而当他身处异地，临死前曾说过：“我要回去中国。” 

正面评价

林思云，他的《真实的汪精卫》一书，替汪精卫做了身后的平反，首先，文中高度赞扬汪的人格，认为他有严肃的生活作风，在国民党任高层时“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近女色，这在当时的国民党高官中，都是鲜有人能够做到的”。其次，汪的行动都比较能贯彻孙中山的思想。例如汪在1927年提议中央军事委员会不设主席，由7人集体领导；同年在未得悉五月密令之前，依然力排众议贯彻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再者，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汪属于第一批抗日的主战派，欲边作战边争取与日本谈判的筹码，惜苦无军权；后以杂牌军力战不果，于1933年签订塘沽协定。这种屈服的原因并不如蒋介石在抗战前一般为了确保既得利益，事实上汪的权力只有声望而没有军事基础，他背上污名对他的政治仕途非常不利。后来，汪在被行刺受重伤后，仍然继续宣传和平救国的理念，期间也与日本的主和派接触并谈判讲和条件。在一片对日抗争声中，林认为“这条主和的路比主张抗战的路，艰难得多。”此点在汪兆铭离开重庆时给蒋中正的留书中“今后兄为其易，而弟为其难。”一语可见端倪。但本书争论很大，书中认为在汪统治的日占区，人民生活能较稳定，而且认为因为汪代表国民政府和日本求和，使得日本没有再大举进攻重庆和延安，这都是他的贡献，而且他站在日本一方，蒋介石站在美国一方，那么战后无论同盟国胜利还是轴心国胜利，中国都是战胜国，那就避免了战败国割地赔款的损失，保存了中国文化的延续，起码中国还能苟延残喘。 [21-22] 

汪兆铭政权承认了满洲国，但也以和平交涉的方式逐步取消一些各国在中国的租界，例如1943年3月与日本签约收回苏州、杭州、天津等八市的日本租界，7月收回上海法国租界，8月收回上海英国租界，十月宣布废除不平等的《中日基本条约》等。

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教授、中日战争史专家约翰 亨特博伊尔在《中日战争时期通敌内幕》一书中称：汪政府和维希政府相似，“当他们认为轴心国会取得胜利时，他们设法为自己的国家在“新秩序”中取得一席较为有利的地位。当战争胜利谁属已经没有把握的时候，他采取哄骗、拖延的办法来避开日本的勒索，并且多少为自己的管辖区保持一些自治的模样。”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走投无路的日本人不得不对汪政权的势力重视起来，“汪就越来越有可能为同胞争取到生存保障，拖延敌军进攻。在享有中国物产和资源方面同日本人竞争。在汪看来，签订一些协定和条约，都是一种竞争的方法。一旦战争结束，假如同盟国获胜，反正这些条约也不过是一堆废纸而已。”“汪出走时留函给蒋说：从此以后他要挑起较重的担子，让蒋挑较轻的。究竟这封信有没有感动过蒋则很难说，但是汪在此后六年的余生里，的确是挑起了很重的担子，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 [5] 

陈璧君（汪的妻子）：在汪兆铭死后，汪的妻子陈璧君在法庭上为汪的行为辩护：“日寇侵略，领导无力护民，国土沦丧，人民遭殃，而被迫每日生存于铁蹄下，这是蒋中正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说汪先生卖国？有那一吋国土是汪先生卖去日寇的？重庆统治下的地区，汪先生从未向一将一兵招降。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汪先生以身犯险，忍辱负重，在敌前为国民生存谋福祉，每天生活在敌人枪口下，这有什么国可卖？汪先生创导和平运动，赤手与日本人往还。收回沦陷区，如今完璧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 [23] 

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说一句公道话，汪兆铭当了汉奸，却没有做积极破坏抗战的勾当。他投敌后，向与其渊源最深的将领，也未尝作片纸只字招降，如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和第五战区内第十一集团军司令黄琪翔。大义所在，汪氏也知道自我抑制。 [6] 

负面评价

人民网《历史上的今天：汪精卫公开叛国是替蒋介石背黑锅？》一文称：汪精卫及其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在华的侵略活动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在军事上，大量策反了国军(近百万)，尤其是杂牌军，组织「伪军」，多次进行清乡，使得人民生活更加困难。在经济上，南京国民政府协助日军对沦陷区的搜刮。在思想教育上，汪精卫在学校推广与日媾和的理念，美化日本侵略，发动「新国民运动」，从思想上削弱民众的反日情绪。另外，汪精卫承认满洲国、德王的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等日本人的傀儡政府，被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是出卖中国的领土的不可饶恕的严重罪行，现在看来就是分裂国家罪。 [4] 

陈寅恪：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阮瑀多才原不忝，褚渊迟死更堪悲。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局收枰胜属谁。世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总传疑。

1944年12月17日吴宓到成都存仁医院看望正在因眼病住院治疗的陈寅恪先生，“寅恪口授其所作挽汪精卫诗，命宓录之，以示公权”。“ 公权”系指史家萧公权，陈寅恪和吴宓的诗友。《吴宓日记》在记录此诗时，在诗行间有注，“阜昌”后注：“刘豫为齐帝年号。”“集选中州未肯遗”后注：“元遗山选《中州集》，列入齐曹王刘豫诗。按豫曾为进士。”有了吴宓日记的出版，我们才能明白知道，陈寅恪先生的“阜昌”诗是挽汪精卫的。从“阜昌”诗中可以看出：陈寅恪先生把汪精卫和南宋伪齐政权的傀儡皇帝刘豫是相提并论的。作为一个精神和情感世界丰富而又深邃的诗人，陈寅恪先生对汪精卫的态度又不是简单的谴责，这里面还有惋惜之情，怜才之意。汪精卫的哥哥汪兆镛骂了汪精卫一辈子，被当时重庆的一些国民党大员十分赞颂。在这一点上，倒是陈寅恪先生的幽微心绪更具史家情怀。 [24] 

毛泽东：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出席延安民众声讨汪精卫大会，并发表题为《相持阶段中的形势与任务》的演说。这篇演说在建国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改题为《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汪精卫集团于1939年12月30日于日本秘密签订了旨在出卖民族利益的《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1940年1月，这件事被揭露后，中共中央于1月28日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的党内指示，指示各地应普遍举行民众大会，掀起全国反投降、反汉奸、反磨擦的热潮。于是，延安民众声讨汪精卫大会于2月1日召开。

大会还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为大会起草的声讨汪精卫的通电，通电提出全国讨汪、加紧团结、厉行宪政、制止磨擦、保护青年、援助前线、取缔特务机关、取缔贪官污吏、实行《总理遗嘱》、实行三民主义等10项要求。建国后，这篇通电以《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为题，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1]  。

出于评价者之不同立场，对汪精卫这一复杂人物的历史争议，将在长时间内持续下去。历史以否定之否定式的曲折运动缓慢展现其真实，汪从千夫所指的单一形象，出现出多元、两分之模糊空间。汪人生后期所作所为，或有出于“保存实力、曲线救国”之苦衷，但其变节投敌充当傀儡之事实，却是任何民族史上所不齿不容之罪，一切正如汪本人对此之预料。

讽刺对联编辑

之一（据说汪于1941年旧历除夕在自家门口贴对联“立民族民权民生之宏愿，开为党为国为民之大业”，结果被改成）：

立泯族泯权泯生之宏愿，

开伪党伪国伪民之大业。

之二（据说伪国民政府成立时，有人在送来的贺联中混杂了一幅讽刺联）：

昔具盖世之德；

今有罕见之才。

之三：

近卫，汪精卫，你自卫，我自卫，兄鲁弟卫；

陈群，李士群，来一群，去一群，狗党狐群。

之四：

国祚不长，八十几日袁皇帝；

封疆何仄，三两条街汪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