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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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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国”（1932年3月1日－1945年8月18日），是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地区后，所扶植的一个傀儡伪政权。因国民政府和中共及国际社会对伪满政权不予承认，故被称作“伪满洲国”或“伪满”。“首都”设于新京（今吉林长春），“领土”包括现今中国除关东州（今旅顺和大连）以外的东三省全境，以及蒙东和河北省的承德市。
1931年9月－1932年2月日本侵占中国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后，成立“东北最高行政委员会” [1] ，1932年3月9日，在日本军队的撺掇下，末代皇帝溥仪，从天津秘密潜逃至东北，在长春成立了傀儡政权——“满洲国”（日本语：まんしゅうこく）。1932年9月15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全权大使武藤信义和“满洲国总理”郑孝胥在长春签订《日满议定书》，日本正式承认“满洲国”。
“满洲国”初期为“共和”体制，不久后以立清废帝溥仪为“元首”，初期称号为“执政”，年号“大同”，溥仪后称“皇帝”，年号“康德”。1945年8月，日本本土受到美国投下的两枚原子弹的攻击，苏联红军突袭了驻守在“满洲国”的关东军和“满洲国军”（伪满军），1945年日本战败；同年的8月17日午夜至18日凌晨，溥仪在通化临江县（今属白山市）大栗子沟矿山株式会社技工培养所（日语：鉱山株式会社技术养成所，今白山临江大栗子镇伪满皇帝溥仪行宫博物馆）内举行“退位仪式”，宣读“退位诏书”，伪满灭亡，之后包括溥仪在内的伪满战犯被苏军抓获，并于1950年被移交给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受改造。
国号
1932年建国称“满洲国”，1934年改称“大满洲帝国”。因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二战期间扶持的傀儡政权，所以当时的中华民国和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国际社会均对伪满政权均不予承认，故被称作“伪满洲国”或“伪满”。
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领土。明朝时期在这里设置了奴儿干都司，宣示领土主权。1689年中俄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中的“从黑龙江支流格尔必齐河到外兴安岭直到太平洋，岭南属于中国清朝，岭北属于俄罗斯。西以额尔古纳河为界，南属中国，北属俄国”从国际法的角度肯定了东北属于中国。辛亥革命后，特别是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后，中华民国开始逐渐用东北来取代清朝发祥地的原有名称——满洲。在中国一般用东北或者东三省、东省来称呼辽宁、吉林和黑龙江这三个省份。后来东三省的西部划入内蒙古，因此内蒙古东部（五盟市）也属于东三省地区。 [3]
日本早有侵略中国的图谋，历史上曾有明朝对丰臣秀吉政权的万历朝鲜战争。1894—1895年日本取得甲午战争胜利后，割占台湾，获得清政府的巨额“战争赔款”，军事力量剧增。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半岛，实行极其阴险的“以鲜制华”政策，不断推动朝鲜人政治移民中国东北的活动。
日本在朝鲜人聚居地区设置领事馆，强调“朝鲜人是日本臣民，受日本管辖”。自1920年代以来，朝鲜移民在东北酿出种种事件，移民认为自己被中国政府欺压，中国政府及民众则认为移民乃日本侵华之马前卒。各种内因，日本拓务大臣官方档案曾有详细概括：1、朝鲜人移居处多设有日本领事馆及警察署，以保护朝鲜人为借口，常引起种种事端，侵犯中国主权。2、朝鲜人与中国人发生利害问题时，定会成为领事裁判问题，不受中国法律制约。3、部分朝鲜人制造反日事件，日本则借机加深侵略，中方若为防范此类事件驱逐某些朝鲜移民，又反会遭遇日本干涉，寸步难行。不断进行殖民渗透。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危机后，日本军国主义实力大增，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奏折中写道：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已经侵占了旅顺大连，殖民势力下驻扎“关东军”。
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派鹿钟麟带兵进入紫禁城，逼溥仪离宫，历史上称这为“逼宫事件”。溥仪搬进北府（载沣的居处），继而又逃进日本公使馆。溥仪被逼宫后，日本各大报章都刊登出同情溥仪的文章，为以后建立“满洲国” [1] 造势。
东北易帜后，随着中国内日趋统一，日本灭亡中国，称霸世界的迷梦受到震动，时任关东军作战参谋的石原莞尔在1929年就提出了武装占领中国东北并建立傀儡政权的设想。
1931年，日本参谋本部提出的《形势判断》中，进一步细化了武装占领中国东北后日本的行动计划，第一步建立取代张学良的亲日政权，但形式上仍将其置于中国中央政府的主权之下；第二步建立一个由日本控制的满蒙政权，并将其从中国的中央政府独立出来；第三步占领满蒙并将其纳入日本版图。但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关东军参谋板垣、石原等就准备直接实施第三步，当时日本参谋本部派去制止关东军起事的建川美次虽不同意直接实施第三步方案，但他却表示对关东军的行动不加约束。
1931年10月6日，日本内阁会议作出决定：“对建立满蒙新政权，日本人概不干预”。这里日本政府、军中央与关东军的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建立新政权，而是要不要“设法促进”建立新政权。因为当时日本政府和军中央还没有打破华盛顿体系的计划，尽管他们与关东军一样想扩大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权益，但他们又不得不考虑与欧美列强的协调。若槻礼次郎首相之所以反对日本军人直接参与建立新政权，是因为他担心这会给欧美列强谴责日本留下话柄。 [3]
1931年9月18日，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驻军——关东军在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制造爆炸事件，借口遭到中国军队攻击，袭击沈阳的中国军队营地北大营，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东北军主力在1930年入关参加中原大战，后方空虚，奉张学良“不抵抗”之命令退出东北。其后两个月内，日本军队迅速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并在各省成立了地方性的亲日政权——辽宁的臧式毅，吉林的熙洽，黑龙江的马占山。
1931年底，因九一八事变引咎辞职的原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前往中国东北，与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和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进行会谈，商讨事变进展。经过与吉林省代理长官熙洽的秘密会谈，确立了迎接溥仪至东北，成立复国的方案。马占山曾经在张学良的授意下抵抗日军，不久诈降，旋又起义。
尽管日本政府和军中央反对关东军的计划，但关东军仍我行我素，为实现《解决满蒙问题的根本方策》所确立的目标，关东军一方面准备向嫩江、齐齐哈尔北进，一方面积极策划溥仪出逃。当陆军大臣对《解决满蒙问题的根本方策》中关于伪政权与“中国本土脱离”一语提出质疑时，关东军竟强硬地表示：关东军绝难承服“满洲政权不与中国本土脱离”。为进一步阐明自己的意见，关东军又上报了《满蒙自由国建立方案大纲》，该大纲提出：绝不能满足于只建立亲日政权，必须建立“满蒙国”。如果仅建立一个亲日政权，便不能按帝国的意图行事。本来，“将满蒙作为我领土之一部，实属长策”，“但鉴于历史的渊源，目 前急于付诸实施，有可能遭到国际间的物议，恐非贤明之举”。 [3]
1931年9月20日，建川在拜访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时则建议成立以溥仪为首脑的、受日本支持的政权。9月22日，关东军参谋部在土肥原提出的成立以日本为“盟主”的满蒙五族共和国方案的基础上，形成了《解决满蒙问题方案》，该方案规定：建立受日本支持的以溥仪为首脑的统辖东北四省和蒙古的新政权；受新政权委托，日本掌管国防和外交，并管理主要交通、通讯设施；起用熙洽、张海鹏、汤玉麟、于芷山、张景惠，使之分别担任吉林、洮南、热河、东边道、哈尔滨等地镇守使。根据这一方案，日本关东军以板垣参谋为中心，利用各地的特务机关和部分大陆浪人，展开了所谓谋略性的策划。为确保计划的顺利实施，日本关东军当天午后还通知日军驻天津司令官，要求其尽快把宣统帝“保护”起来。 [3]
关东军占领锦州以后，觉得拼凑傀儡政权的时机进一步成熟，为得到日本政府和军中央的一致支持，关东军决定派遣板垣回东京进行交涉。当时板垣携往东京的方案，已相当具体，他们想建立的“满蒙中央政权”将实行中央集权制，而且要脱离中国本土，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独立”国家；他们希望借助当地汉奸，充任各级官吏；他们准备伪造“民意”，以便世界舆论，掩盖日本制造政权的阴谋。他们认为政权必须赶在国联调查团来满之前建立。他们清楚，这些事如果“由日本直接去做”，这“无论是九国公约，还是国联盟约都是不允许的，但如果由中国人自身从内部进行分离，这就不与上述条约的精神相背离”。 [3]
其实，在板垣来京之前，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也已制定了《时局处理要纲》，其基本精神与关东军完全一致。日本军中央与关东军代表碰头以后，便立即将其方案与外务省磋商，于是，日本政府和军部就促进傀儡政权成立，制定了《满蒙问题处理方针要纲》。该“纲要”明确提出：“鉴于满蒙已从中国本土独立，形成统治支配一定地域的一个政权的现状，今后应诱导它具备一个国家的实质”。“目前满蒙的治安主要由帝国来维持”，“满蒙作为帝国对华对俄国防的第一线，绝不允许外部扰乱。为确保上述目的的实现，可适当增加帝国驻满陆军之兵力，如有必要亦应增设海军设施”。“将以新国家为对手，回复和扩充我在满蒙权益”。“为尽速执行帝国在满蒙的政策，应设置相应的统制机关”。“在努力实行上述措施时，应尽量避免与国际法乃至国际条约的抵触”，“应尽可能采取由新国家方面自主要求的形式进行”。 [3]
日本关东军一方面制定建立傀儡政权的方案，一方面积极物色充当各种傀儡的汉奸。日本关东军知道借汉奸之手建立傀儡政权既可以欺骗国际舆论，逃避国际义务；又可以“以华制华”，减轻中国人民的逆反情绪。当然利用汉奸还可以弥补自己人力、物力的不足，分化和瓦解旧关东政权的抵抗势力。 [3]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利用汉奸组建的傀儡机构，最早始于1931年9月25日成立的“辽宁省地方维持会”。该会委员长袁金凯虽为奉系文治派代表，但因第一次直奉战争后，被直隶派政府委任为奉天省长，遭张作霖嫌忌，事变发生时已处于隐退状态。该会副委员长阚朝玺原本为热河都统兼第三师师长，后因与郭松龄有染，遭张作霖嫌忌而退官。关东军拼凑的各级傀儡机构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不管傀儡机构级别高低，都忘不了配备日本人顾问，“辽宁省地方维持会”也一样，“聘请”了满铁地方部卫生课长、满洲青年联盟理事长金井章次充任最高顾问。在日军占领下的奉天，最高顾问理所当然地成了维持会的主宰者。维持会名义上维持地方秩序，实际上充当了日本拼凑傀儡政权的工具。 [3]
网罗失意官员，拼凑傀儡机构只是关东军组建傀儡政权很小的一步，拉拢地方实力派军阀才是关东军拼凑傀儡政权的关键，为此日本关东军及各类特务机关，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先后迫使于芷山、张海鹏、张景惠、熙洽、臧式毅、马占山等投靠了日军。 [3]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一直冀望复辟清朝的前清贵族以为时机到来。前清宗室、时为吉林省军参谋长的熙洽趁吉林长官奔母丧不在城中之机，打开吉林城门，向日本投降。熙洽成为日本侵华以来第一个投效日寇的中国官员。熙洽密信清朝逊帝溥仪，请“皇上”（溥仪）回到“祖宗发祥地，复辟大清，救民于水火”，在“友邦”（日本）支持下，先据有东北，再图关内。以已经升任吉林省代理长官的熙洽为首的前满洲贵族向日本方面提出迎接溥仪至东北、建立君主制的国家。日本关东军方面也早已认定溥仪是合适的傀儡人选。战后，城野宏供认日方选择溥仪的原因为：
首先，溥仪“同中国本部的国民党没有任何联系”；
其次，“东北和蒙古地区的一些旧的阶层对于清朝还怀有传统的向往”；
第三，“一般的农民……对由爱新觉罗家实行的王道政治似乎更加欢迎”。 [3]
十月事件后改组的日本政府和军部，对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行动和计划公开予以支持。此前的“不扩大方针”即使纯粹作为一个口号，也已成为历史的过去。关东军进一步加快了制造傀儡政权的步伐。土肥原利用天津事变，策划了废帝溥仪的“出逃”。日本参谋本部批准将此前负责关东军政治谋略的司令部第三课升格为“统治部”，该部与幕僚部并立，直属关东军司令官领导。该部下辖行政、财务、产业、交通、交涉等五个课，共七八十名部员。这些部员绝大多数为文职官员，其中大部分来自满铁和关东厅。从后来的情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统治部不仅是关东军促进伪满建立的的机构，而且是伪满成立之前的“影子政权”。为提高统治部的工作力度，1932年1月9日，统治部又改为特务部。 [3]
1931年11月8日，土肥原制造了“天津事件”，将溥仪从天津日租界的住所秘密带出，经大沽口、营口、旅顺后抵达抚顺。
1932年2月5日，日军攻占哈尔滨，北满局势趋于稳定，关东军司令部连续召开“建国幕僚会议”，预定指示汉奸出面召开“建国会议”。
1932年2月16日，东北各省的领袖张景惠、熙洽、马占山、臧式毅、谢介石、于冲汉、赵欣伯、袁金铠等人在沈阳大和旅馆召开“东北政务会议”，会议由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主持，决定迎接溥仪为伪“满洲国”执政，并分配了各人在政权中的职务。 [3] 其中板垣征四郎任奉天特务机关长、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2月18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布《独立宣言》：“从即日起宣布满蒙地区同中国中央政府脱离关系，根据满蒙居民的自由选择与呼吁，满蒙地区从此实行完全独立，成立完全独立自主之政府 [4] 。”2月23日，板垣在抚顺与溥仪会面，告知溥仪出任满洲国“执政”。原本以为能够重登帝位的溥仪尽管对于“执政”的安排甚为失望，但只能接受。29日，“全满建国促进运动大会”通过决议，选出代表“敦请”溥仪出任执政。2月，日军对热河开始进攻 [5] 。国联决议不承认伪满 [5] 。
“满洲国”皇宫
“满洲国执政”就任式
1932年3月1日，在日本策划下“建国”，扶持溥仪为“满洲国”的“执政”，建年号为“大同”。[1]
1934年，改“国号”为“满洲帝国”，执政改称“皇帝”，改“年号”为“康德”。 [3] [1]
1932年3月1日，“满洲国” [1] 宣布成立。中国断然否认伪满“独立”，并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
1932年3月8日，溥仪在“新京”正式宣布就任“满洲国执政” [1] ，同时任命了各“府”、“院”、“部”的负责官员，“满洲国”宣布正式成立。9日，溥仪举行了就职典礼。10日，同日本签订了密约。 [6]
1932年3月10日，日本驻满特命全权大使武藤信义和“国务总理”郑孝胥在长春签定《日满协议书》。日本政府发表关于承认“满洲国”的声明，宣布承认“满洲国”。 [6]
1932年10月，国际联盟大会发表《李顿调查团报告书》。 [6]
1933年2月24日，国际联盟大会通过报告书，指明：东北主权属于中华民国；日本违反国际联盟的盟约占取中国领土并使之独立；“九一八事变”中日军行动并非自卫；“满洲国”是日本参谋本部指导组织的，其存在是因为日本军队的存在，“满洲国”不是出自民族自决的运动。为此，日本于同日宣布退出国联。 [3]
1943年12月1日公布的《开罗宣言》中，规定中美英“三国之宗旨，在于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于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日本亦将被驱逐出其以暴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作为苏联对日宣战的条件，在1945年2月8日的雅尔塔会议罗斯福—斯大林会谈中，确定了将大连作为国际化自由港转交给苏联，并由苏联使用中东铁路。 [3]
1945年8月8日，苏联照会日本，将于次日对日本宣战。随后苏联红军攻入中国东北，以高度机械化的绝对优势击败关东军和“满洲国军”(伪满军) [7] 。11日，溥仪及伪满官员开始乘火车流窜。13日晨到达通化市临江县大栗子车站。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17日，在吉冈安直的安排下，溥仪宣读《“满洲国皇帝”退位诏书》，宣布伪满政府解散，"满洲国" [1] 灭亡。18日，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下令中国东北地区及朝鲜北纬38度线以北的日军（原属朝鲜军，1945年改隶关东军，38度线以南的朝鲜军改隶国内军）解除武装，停止战斗。19日，溥仪等人从通化乘小飞机飞往沈阳准备转飞日本，飞机在奉天机场降落后，溥仪等人被苏联红军俘虏，伪满政权彻底灭亡。 [3]
1945年8月20日，苏军占领长春、沈阳、哈尔滨、佳木斯等城市；22日，苏军占领旅顺、大连。31日，蒋介石在重庆宣布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辕，任命熊式辉为行辕主任，接收东北，同时改原东北三省为东北九省二市。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伪满战犯集团被苏联红军俘虏，押运到赤塔、伯力。伪满国务总理张景惠的小儿子、中共地下党员张梦实等人介绍，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后，日本关东军于8月11日晚上悄悄地把溥仪及伪满大臣们转移到吉林省通化市大栗子沟，妄图负隅顽抗。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关东军只好让溥仪宣读“退位诏书”，策划空运溥仪等去日本京都以待机东山再起。可是，他们所乘的小型飞机刚抵沈阳北陵机场，即被苏军一支空降部队所俘获，随即被送往赤塔。
日本人在安排溥仪飞往京都的同时，决定让伪满总理大臣张景惠、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返回长春处理后事。张景惠在长春临时组织了一个“维持会”，9月初的一天，苏军逮捕了在长春的伪满大臣们，运往赤塔。原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参谋长秦彦三郎等以及溥仪一行，已先期收押在那里，时隔不久转押伯力。
1950年6月，苏联驻华大使罗申通知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准备移交日满战俘。苏中双方商定在黑龙江省绥芬河车站进行交接。7月18日、8月1日，两批战俘（即伪满战犯）分抵绥芬河车站。
1956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对伪满战犯的处理又作了重新研究，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本着中央对处理战犯批示精神，对于这批战犯的处理，建议应根据其罪行，与年老体弱、多病，以及年龄在60岁以上等情况，拟分别作以下处理：第一，拟予起诉审判的，计有伪满皇帝、总理、大臣、省长、市长、将军，以及虽然职位较次但罪行严重的汉奸，共42名，作为一案处理，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起诉，由审判日本战犯的特别军事法庭进行审判。第二，拟予从宽释放的共有17名，包括伪满皇帝内廷侍从、医生、事务员与使领馆的秘书、领事、翻译、雇员，以及其他事务与技术人员等。”
1956年1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对在押的60名伪满战犯，拟待适当时机提起公诉，拟交审判的17名；从宽处理、免予起诉的26名；拟不予起诉，即行释放的17名”的处理意见。
1957年年初，首批伪满战犯被释放。1月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溥仪的随侍李国雄等13名罪犯即行释放；2月25日溥仪的“御医”黄子正被释放；4月27日，溥仪的三妹夫郭布罗·润麒、五妹夫万家熙等4人被释放。在此之后两年多时间里，待审的42名伪满战犯既没有审判也没有释放。
1959年8月，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提到：“我想到今年国庆10周年纪念，是否可赦免一批（不是‘大赦’，而是古时所谓‘曲赦’，即局部的赦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及一般正在服刑的刑事罪犯。”
9月1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次会议作出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同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对全部在押的战犯，中央原定每年要特赦一批，但由于1966年“文革”，特赦工作被中止，直到1975年3月才将全部在押的国内战犯特赦完毕。前后共特赦了7批。
“满洲国” [1] “领土”范围包括现中国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全境【不包含被日本殖民者强占的“关东州”（旅大）】、内蒙古东部及河北承德市（热河省）。根据1932年的《日满议定书》，关东州之主权由“满洲国” [1] 所有；“满洲国”承认清朝将旅顺、大连一带的关东州租借予日本的条约，故关东州继续由日本直接管辖，不属“满洲国行政区划”。 [3]
伪满洲国“国土”
伪“满洲国”在1934年划为14个省、2个特别市、1个特别区：
安东省、“奉天省”、锦州省、吉林省、热河省、间岛省、黑河省、三江省、龙江省、滨江省、兴安东省、兴安西省、兴安南省、兴安北省、新京特别市、哈尔滨特别市、北满特别区。
1939年更改为19个省、1个特别市：
安东省、奉天省、锦州省、吉林省、热河省、间岛省、黑河省、三江省、黑龙江省、滨江省、兴安东省、兴安西省、兴安南省、兴安北省、牡丹江省、通化省、东安省、北安省、四平省、新京特别市。 [3]
满洲国”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为溥仪。1932年3月8日，溥仪就任“满洲国”执政，“年号”为“大同”。1934年3月1日，溥仪在“新京”南郊杏花村举行“登基典礼”，改“满洲国”为“大满洲帝国”。溥仪为“皇帝”，“年号”为“康德”。 [3] [1]
“满洲国 [1] ”的行政机构为“国务院”，其首长为“总理”。伪“国务院”下辖“外交部”、“民政部”、“财政部”、“司法部”、“实业部”、“交通部”、“文教部”、“军政部”。“财政部”后改名“经济部”，“军政部”后改名“军事部”，“实业部”后拆分为“兴农部”和“勤劳部”，又成立了“厚生部”等部门。各“部”长官为“部长”，但是实权掌握在由日本人担任的各“部”次官手中。由日本人担任的“国务院总务厅”长官为实际上的“总理”。“总务长官”由驹井德三担任，继任者为星野直树和武部六藏。各“部”的日本裔次官每周二举行聚会，商讨并决定“国家”政策和各种具体事务，被称为“火曜会”。 [3]
“满洲国”的立法机关称“立法院”，首任“立法院长”为赵欣伯。实际上的立法权掌握在关东军手中。伪满没有成文宪法，而是由各项专门法律来替代宪法。咨询机关称“参议府”，其首长称“议长”。首任“议长”由臧式毅担任。伪满的最高司法机关是“最高法院”。首任“最高法官”是林棨。“最高检察厅长”为李盘。宫廷机构为“宫内厅”，“长官”为熙洽。 [3]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坚持“不抵抗”政策，前东北军大部“奉命”不战而撤至山海关以南，来不及撤退的前东北军再次一分为二：一部分有民族气节者，同仇敌忾，奋起抗日，成了著名的东北义勇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部分民族败类则屈膝投降，认贼作父，充当日本侵略者的走狗和打手。这些民族败类及其所率部队成为后来伪满军的骨干力量。同时，他们还招降纳叛，搜罗了一些土匪武装和社会流氓，充实到伪满军的队伍里，由日军要员所组成的伪满军政部最高顾问所操纵，在关东军的直接控制下，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附庸和帮凶。 [3]
“满洲国国务院”（日文：まんしゅうこくこくむいん），为伪满的行政机关，也是“满洲国 [1] ”政治的最高机关。“国务院”在体制上是“国家元首”溥仪的直属组织，但实际上“国务院”却是日本关东军主导，不少日本人在“国务院”中担任各要职。 [3]
“国家元首”：”皇帝“（帝制移行前为执政）
“皇帝直隶机关”：宫内府 - 尚书府 - 参议府 - 侍从武官处 - 军事咨议院 - 祭祀府
“院”：国务院 - 法院 - 立法院 - 监察院
“国军”：禁卫队 - 江防舰队 - 飞行队 -兴安军-间岛特设队
“警察”：海上警察队 - 保安局
其他“机关”：总务厅
外围团体：协和会
1932年
1932年伪满建立时，“国务院“以“国务总理”为首，以下各部组织长官则称为总长。伪满“国务院”首届内阁如下：
“民政部”“总长”：臧式毅（日本东京振武学校毕业生） “次长”：葆康（满人）
“文教部”“总长”：郑孝胥（福建闽侯人） “次长”：许汝棻（满人）
“外交部”“总长”：谢介石（台湾人） “次长”：大桥忠一（日本人）
“军政部”“总长”：马占山（满族） [8] “次长”：王静修（汉族）
“司法部”“总长”：冯涵清（辽宁盖平人） “次长”：古田正武（日本人）
“财政部”“总长”：熙洽（满人） “次长”：孙其昌（奉天辽阳人）
“实业部”“总长”：张燕卿（张之洞之子） “次长”：高桥康顺（日本人）
“交通部”“总长”：丁鉴修（辽宁盖县人） “次长”：平井出贞三（日本人）
然而“大同元年”的各部组织“长官”不过是虚设的临时组织，实权则被日本人牢牢掌握。不久马占山等长官举起抗日的旗帜成为东北抗日力量。 [9] 1934年，“满洲国”改为“满洲帝国” [7] ，大部分官员由日本人和中国人担任。 [3]
1934年（”康德“元年）
1934年溥仪”即位皇帝“，各役职名有稍做变更。
”国务总理“→“国务总理大臣”
“总长”→“大臣”
1945年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伪满 [1] 灭亡。伪满 [1] （终战）时的“国务院内阁”如下：
“厚生部”大臣：金名世（满族） 次长：关屋悌藏（関屋悌一蔵，日本人）
“国民勤劳部”大臣：于镜涛（吉林省长春市人） 次长：半田敏治（日本人）
“文教部”“大臣”：卢元善（辽宁金州人） “次长”：前桥茂（日本人）
“外交部”“大臣”：阮振铎（辽宁铁岭人） “次长”：下村信贞（日本人）
“军事部”“大臣”：邢士廉（满族） “次长”：真井鹤吉（日本人）
“司法部”“大臣”：阎传绒（满族） “次长”：辻朔郎（辻かいき郎，日本人）
“经济部”“大臣”：于静远（辽宁辽阳人） “次长”：青木实（青木実，日本人）
“兴农部”“大臣”：黄富俊（辽宁沈阳人） “次长”：岛崎庸一（日本人）
“交通部”“大臣”：谷次亭（满族） “次长”：田仓八朗（日本人） [10]
关于“帝位”继承，在1937年的《绝密会见录》里，记载一份由溥仪与日本关东军司令签署，令人震惊的秘密“备忘录”。按照备忘录，如果溥仪确认不可能有男孩，经日本关东军司令同意后，“满洲国” [1] 的“皇位”继承人将由日本天皇选定，溥仪要做的，是向“国”内外宣传这一决定。 [11]
为达到使东北最终成为日本人国土的侵略目标，日本以开发的名义展开“国策移民”活动，计划20年内从日本向东北移民100万户、500万日本人，另外还有大约200万朝鲜人被日本作为政治移民迁往东北地区。1936年4月，日本关东军在长春召开“移民”会议，制定《“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案》。截至1944年9月，居于东北各地的日本移民（包括开拓团民）共1,662,234人。在1945年后，大部分日本移民被遣返，见葫芦岛日侨大遣返。但另有日本遗孤的问题。 [3]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中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日本法西斯则动用军警宪特等镇压机构，以残酷的手段镇压抗日运动，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累累血债。关东宪兵队除配合关东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之外，在平时指挥其他镇压机构，成为实行白色恐怖的主导力量。 [3]
731部队、516部队、平顶山惨案、土龙山暴动、老黑沟惨案、阜新万人坑、北票万人坑桦川县西宝屯大惨案。 [3]
伪满“军事力量”由“满洲国军” [7] 、“后方警备”、“治安维持”三部分组成，由日本关东军控制，起初作战力量薄弱，主要军事任务由关东军实行，后来由于关东军主力南下，兵力不足，加之东北地区抗日武装遭到镇压而削弱，伪满才更多地独立承担军事任务。这其中有很多是日本从朝鲜半岛征召的朝鲜籍日本兵。 [3]
东北全境分为十一个军管区，区首长称司令。伪满军事权力为日本关东军所控制，其军队的调动、演习、装备更换、人事变动都要经过关东军司令部的批准。伪满军军衔分为将、校、尉三等九级。 [12] 伪满军由军官学校毕业后初任少尉，满2年进中尉，中尉满2年进上尉，上尉满3年进少校。少校满3年进中校，中校满3年进上校。上校4年进少将，少将3年进中将，中将4年进上将。最高军衔为上将，为终身职。上将之上又设立将军，仿照日本的元帅，为荣誉军衔。张景惠、张海鹏、于芷山、吉兴四人获得将军军衔。 [3]
1937年（“康德”四年），“满洲国家军队飞行队”成立。太平洋战争后期，即1944年4月以后，隶属于日本“第二航空军”指挥，参与太平洋战争。装备机种有“九七式战机”、“一式战机”、“二式单战机”等。空军兵力最多时有含运输机在内约110架飞机。 [3]
中国东北地区的自然资源十分丰富。根据1936年伪满“国务院”的资源调查报告，煤炭储量约为30亿吨，铁储量约40亿吨。其他矿物有黄金、菱镁矿、铝矾土、油页岩、金刚石等。林业、渔业资源也非常丰富。 [3]
中国东北地区的工业基础在张作霖时期建设下就已经十分发达，日本为了侵略战争需要全力发展军事工业。钢铁主要集中在鞍山和本溪。化学工业主要集中在辽阳。煤炭工业集中于抚顺、本溪、阜新。油页岩和合成燃料工业集中在抚顺和吉林。菱镁矿业集中于海城和大石桥。水力发电集中于吉林和鸭绿江。机械、军火、飞机工业中心为奉天（今沈阳），纺织和和食品等轻工业则集中在大连、丹东、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城市。 [3]
伪满原有的工业主宰部门为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伪满成立后，其他日本财阀的资金迅速涌入东北。1937年后，伪满对于工业部门采取经济统制政策，推行“一业一社”的原则，每个行业都成立一个垄断性的公司。根据这个原则，满铁交出了自己的工业部门，经过重新组合，组成了庞大的康采恩——“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满业）”，垄断了”满洲国' [1] 境内所有的钢铁、煤炭、化工和电力产业。此外，还成立了“满洲电电（电话电报）公司”、“满洲机械制造公司”、“满洲矿业公司”、“满洲航空公司”、“满洲人造石油公司”、“满洲纺织公司”、“满洲毛织公司”、“满洲化学工业公司”、“满洲林业公司”、“满洲采金公司”、“满洲畜产公司”、“满洲水产公司”、“满洲烟草公司”、“满洲农产公社”、“满洲开拓公社”等四十多家特殊公司。这些会社由日本投资者和"满洲国" [1] 共同出资，赢利时按照双方股份比例分成，亏损时满洲国政府对于日方投资确保百分之十的利润。 [3]
为了把东北变成其扩大侵华战争和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基地，日本对东北的经济和资源实行了严厉的统制和疯狂的掠夺。统制掠夺的重点是煤、铁、石油等矿产资源和基础工业。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和严厉统制下，东北经济迅速殖民地化，东北人民的生活也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由于日本对东北实行严厉的经济统制政策和大规模的殖民主义经济掠夺，使东北的工矿业畸形发展，民族工矿业凋敝，农村经济破产，东北经济迅速殖民地化。由于日寇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殖民主义物资掠夺，而必须最大限度地压缩东北人民的消费水平，从1935年以后，日寇先后对重要的战略物资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实行全面的配售统制。在这种配售统制政策下，东北人民的生活陷入了极端贫困与痛苦之中。 [3]
日本编著的《满洲开发四十年史》妄言，日本使“昔日的荒原”变成“屈指可数的现代化工业地区”，“投放资本振兴了现代化工业”。但事实却是，日本阻碍了中国东北的工业近代化之路。 [13]
根据1936年伪满国务院的资源调查报告，伪满可耕地面积为4000万顷（40亿亩），其中已耕地2500万顷。森林面积为1亿7000万顷。年产大豆250万吨，小麦200万吨，稻子70万吨，小米100万吨，高粱800万吨，玉米500万吨，杂粮豆类（大豆除外）60万吨，棉花30万吨，烟草16万吨。存栏牲畜包括马400万匹，牛300万头，羊3000万头，猪4000万头。 [3]
伪满年产粮食约2000万吨左右，其中农民全年所需食用粮约750万吨，种籽粮400万吨，同时还需负担日本、朝鲜移民的口粮。此外，根据关东军的要求，伪满每年要向日本提供100万吨以上的粮食，每年8月中旬开始征粮工作，11月底结束，给农民造成了极大的负担。
日本开拓团殖民者则不需要交纳农业税费，同时按月领取口粮。 [3]
伪满境内铁路线比较稠密。最主要的干线为南满铁路（长春至大连）。1936年，伪满以1.6亿日元的价格向苏联收购了长春至哈尔滨以及满洲里至绥芬河的北满铁路。其他重要铁路还有丹东至奉天的安奉线、吉林至长春的吉长线、四平至齐齐哈尔的平齐线等。 [3]
1939年，东北铁路里程超过10000公里，1945年达到11479公里，而中国1949年铁路总里程22000公里，1943年东北公路总里程近6万公里，而到了1949年，中国含东北在内公路总里程才8.09万公里。1932年，东北航空线总里程1.5万公里，1950年的中国民用航空线总里程才1.14万公里。1940年，时速130公里的弹丸高速列车由大连机车厂研制成功。1934年至1943年运营于南满铁路新京至大连区间的亚细亚号特快列车采用大连制造的SL-7流线型机车，全封闭式空调车厢。 [14]
“满洲国”的海港有大连港、营口港。内河水运主要集中在松花江地区。“满洲航空公司”为主要的空运部门。 [3]
伪满货币（一元）
伪满的中央银行为“满洲中央银行”。伪满货币为元。1元=10角=100分。伪满货币与日元等值。流通货币为伪“满洲银行券”，不可兑换金银。朝鲜银行券和日元在伪满境内也可自由流通。1933年伪“满洲中央银行”纸币发行额为6亿元，1938年纸币流通额达50亿元。 [3]
“满洲国圆”是“满洲国”的流通货币。发行单位是“满洲中央银行”。
“满洲国圆”发行之初和中国的货币一样，都是采用银本位制。1935年11月起，改实施与日本相同的金本位制，与日元等值。另外“满铁”附属地和关东州也使用朝鲜银行发行的朝鲜圆。 [3]
一开始，纸币和硬币都是由日本银行的造币厂生产，不过后来就由“满洲国首都”新京（现长春）的“满洲中央银行”生产了。由于20世纪30年代国际银价的不断大幅波动，伪“满洲国圆”在1935年脱离了银本位而与日元固定汇率，随后就接近了与日元的汇率平价。自1940年开始，伪“满洲国圆”就开始用来衡量与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的进出口贸易情况。
在此期间所发行的纸币的一半面值都是由硬币回收的。一共发行了五种面额的纸币，分别是一百圆、十圆、五圆、一圆和五角，正面以清代的统治者为特征。由于二战时期日本统治地区的通货膨胀压力，1944年发行了一千圆纸币。 [3]
“满洲国”纤维制硬币
圆可以细分为十角、一百分或是一千厘，硬币面额的发行则是从五厘到十分。 [3]
1944年和1945年，“满洲国” [1] 发行了由与硬纸板类似的，被“世界硬币标准目录册”称为“红色或棕色纤维”的材料制成的硬币（1、5分）。 [3]
伪满货币（一分）
1948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大约120亿“满洲中央银行”的钞票被东北银行收回。[3]
伪满邮政
伪满邮政归属伪满“交通部邮政总局”管理。 [3]
日军于1932年7月26日霸占了在东北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中华邮政系统（中国北洋政府的东北邮政系统之延续），并于同日开始自主发行“满洲国邮票”。至1945年伪满灭亡，共发行37次159枚邮票。根据与国民政府达成的“通邮办法的谅解事项”，自1935年1月10日起，关内的中华邮政与伪满邮政互通邮件。 [3]
伪满邮票在设计风格上糅合了中、日两国的因素，政治意味比较浓厚，见证了日本侵华的历史。邮票的图案及标语体现了日寇侵略中国东北的野心和伪满傀儡政权的性质，也担负起宣扬政治理念及意识形态的作用。 [3]
到1931年底，东北三省伪财政厅陆续下发了税收公告，以民国时期的捐税局为班底，沿袭民国的基本税制和征收办法，同时对一些税种进行了调整。由于战乱，所收税款不及同期一半，主要用于各级维持会的开支。
1932年3月9日，溥仪出任“执政” [1] ，在“导政部（后改为经济部）”下设税务司掌管中央税收事务，各地方按经济区域设置税务监督署作为专门管理机构，按行政区域设立捐税局作为专门征收机构。由于伪满政府的实际行政大权完全由日本关东军第四课掌握，加之各级税收监督署的副署长均由日本人担任，因此伪满的税收实际上是日本对中国的掠夺性税收。 [3]
四次税制整理，形成殖民税收
日伪政府一方面按照日本国内的税收模式建立所谓的现代税制，以达到同化和殖民化目的，另一方面又课征了诸如出产粮食税、鸦片税等落后的税种，以保证最大的税收收入。为此从1932年到1945年，伪满政府共进行了四次税制整理，使伪满殖民税收体制得以确立。 [3]
第一次税制整理开始于1932年9月份。“九一八事变”以前，原东三省内国税只有20种左右，税制比较简单。满政府成立初期，宣布了《暂时援用从前法令》，仍使用民国时期税制，但到了1932年9月13日，伪满当局以“从前税制混乱为由”，制定了《国地税划分纳要》，划分国地税归属范围。原则是凡从前属于中央与省政府的捐税统属国税，其它市、县收入统属地税。这样就使得原属地方的田赋、营业税、烟酒税等大宗税收均集中于日伪中央政府，使其所控制的法定税收收入达税收总额的90%以上，而地方政府只有车捐船捐等杂小税种。 [3]
第二次税制整理始于1934年。1934年3月1日，日本扶植溥仪粉墨登场后，对伪满窃据区域内的各税税目税率开始统一规范，扩大征收范围，设立新的税种，先后公布实施了《木税法》、《营业税法》等10多个税收法令，使满的税收体制开始日本化，税收统治初步建立起来。 [3]
第三次税制整理开始于1936年。目的是完全按照日本税制在伪满建立统一的税制体系。1935年底，日“满”双方公布实施了棉纱、麦粉、水泥三种统税法。1936年以后又公布实施了《勤劳所得税法》、《征收法》、《印花税法》、《地税法》等二十多个税收法令，建立了一整套征管及计会统办法。1938年公布了《满日国税征收共助法》和《共助法实施规则》，使“日满同化”及日本对伪满税收的控制进一步强化。1941年公布实施了《事业所得税法》和《法人所得税法》。至此，伪满基本废除了民国税制，税收体制和征收制度均按日本模式，殖民性税收体制基本形成。 [3]
第四次税制整理是在1945年。这时太平洋战争中日本节节失败，军费严重困难。为挽救灭亡，1月1日开始日政府宣布了各项修改税收法令，以全面提高税率为特点，对一些消费税、所得税、矿产税等13个税种改变计税依据和征收比例，最高的提高70%。与此同时，还公布了《地方税分与税法》和《地方税法》，进一步确定了中央与地方的税权划分，扩大了伪满中央的控制权，同时也扩大了地方各级政府的掠夺范围，但此次整理由于伪满垮台而未能完全实施。 [3]
通过四次税制整理，日政府建立起以国地税分税制为基础，以收益税、消费税和流通税三大税系的复税制为主体，以经济部和各级税务监督署、捐税局三位一体为主要监管方式的殖民税收体制。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国税共设34个税种，其中收益税10种，消费税10种，流通税14种；地方税费共有50种，其中省地方税费9种，市县旗税捐35种，街村税费8种，其税制结构几乎与日本相同，且几次变化也几乎与日本国内同时进行。
四次战时增税，极尽巧取豪夺。 [3]
1940年，“满洲国国务院”编纂的《“康德”7年度临时国势调查报告》对“满洲国” [1] 人口进行了统计。截止1940年，伪满的总人口为：40858473人，其中汉族人口为：36870978人（汉族占伪满的中国人口的90.2%，占伪满全部人口85.3%），其余人口为满（满、汉八旗后裔）、蒙古等民族。另日本殖民人口：2271495人，其中日本人：819614人，朝鲜人（因为朝鲜被日本吞并，所以人口算在日本殖民者内部）1450384人，台湾汉人（台湾被日本割占，人口算在日本人口之内）1497人。另外还有第三国（3732人）以及无国籍的人口（69180人）。
东北地区的中国居民主要有汉族、满族、蒙族等。日本控制下的政治移民主要是日本人，朝鲜人。居民按民族区分，存在等级差异，规定当地的非日本臣民、中国人，朝鲜人禁止食用大米和白面粉，一经发现，以“经济犯”处理。而在“满洲国” [1] 的日本殖民者大约有200万，并未加入“伪满国籍”，仍然是日本国民。很多山东和河北的穷苦农民在伪满作劳工，大多未加入“伪满国籍“。 [3]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在长达十多年的殖民统治下，日本侵略者在对中国人民进行残暴的政治统治和疯狂的经济掠夺的同时，在文化上也大力对中国人民实行奴化教育和欺骗宣传。日本在伪满建立了完善的殖民奴化的教育体制，大力推行奴化教育，对东北地区人民大众灌输奴化思想。为了加强殖民统治，奴化中国人民，日本帝国主义歪曲篡改历史，宣称“满洲”是同日本关系密切的独立国家，处处显露将东北据为己有的狼子野心。伪满时期由日方编著的历史课本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的重要载体。为了奴化和愚弄中国学生，伪满历史教科书中充斥了颠倒黑白、推卸战争责任、美化殖民统治的描写。
日本在中国东北的14年殖民统治中，奴化教育贯穿始终，对东北的青少年进行严厉的精神摧残，降低东北青少年的文化素质。更能看出日本殖民统治的残暴。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危害：日本侵略者极力向东北青少年灌输奴化教育思想，教师也只能按照日本的意图授课。东北的教育非常压抑，令人窒息。东北沦陷的十四年中，青少年学生每天都要背诵“建国精神”、“回銮训民诏书”等。授课的内容也是“修身”、“国民道德”、“日语”、“实业”，学校里没有一点自由的空气。东北青少年陷入了迷茫、无知、无求、混沌的绝境。日本帝国主义还向东北青少年灌输“中日亲善”、“日满不可分”、“民族协和”、“建国精神”等奴化思想。把东北青少年培养成会讲日本语而不知道中国语、只会劳动而文化水平低下、只供日本人驱使的顺民。给中国人戴上沉重的精神镣铐，使中国人成为日本侵略者铁蹄下为其侵略服务的工具。总之，日本在中国东北实施的奴化教育给东北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东北教育遭到空前破坏，青少年的心灵受到极大摧残。 [3]
满洲国建立了完备的普及教育体制，在各级学校中以“民族协和”、“日满亲善”、“一德一心”为口号，大量将日本神道教和琉球神道的宗教仪式融入学校教育：中小学每天早上须向“新京”作伪“满洲帝宫遥拜”，再向日本东京方向作“日本天皇陛下遥拜”，规定在学校每届春丁仪式和秋丁仪式举行祀孔，是人数众多流程复杂的宗教仪式。学生同时须以日语背诵伪满皇帝“诏书”《国民训》。 [3] 体育课使用的教材最初全部照搬日本，称为“满洲体育教授参考书”。1944年，文教部制定了统一的教材《学校体育科教授要目》。运动竞赛花样繁多，有每逢满洲国建国纪念日前后举行的“建国纪念运动会”；每逢重大事件，便举行“庆祝运动会”等。
“满洲国” [1] 的“官方语言”包括满洲语（汉语）、日语。当时日本为强化对东北人民进行殖民统治和达到分化中华民族的目的，把汉语称作满语。 [3]
由于汉文化汉语的普遍，加上日本的殖民渗透尚未打到语言垄断，所以汉语是“满洲国” [1] 的主要通用语。伪满面向民众的出版物、告示、契约文本、广播、电影主要使用汉语。伪满的官方文件、诏书、国歌均有汉、日双语版本，电台也有双语广播，而满洲的教学、科研读物大多使用日语。所有重要文告均只使用汉语，但越往后，日语的地位越高，使用面越广，并被确定伪满的未来国语。
蒙古语的使用范围只在蒙族分布的东北西部地区，由于长期与汉族共同生活，蒙族也通用汉语，只在蒙族地区的部分告示、契约中使用汉、蒙双语文本。朝鲜语的使用只在来华朝鲜人政治移民的内部，范围很小。 [3]
伪满专门培养政府中枢高层官僚的大同学院和“满洲建国大学”，延长学制两倍为6年，招收学生以日本人为主，亦有少数中国人。除人文、科学的教育外，重视学生的品格与体魄的培养训练，乡村学校注重学生对农业知识与科学耕种的训练，女学生还有家政训练课程。借此意图培养轻人文，重技能、供驱使的伪满“国民”。伪满的各级教师的培养较严格，对教师的考核和晋升有严格的制度。 [3]
1937年8月，“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在”新京“成立，简称“满映”。在伪映存在的八年里，共拍摄故事片108部，教育片、纪录片189部。著名演员有李香兰（山口淑子）、刘恩甲、浦克、张奕、于洋和凌元，导演内田吐梦、朱文顺，摄影师王启民，以及后来从影的方化等。著名影片有《碧血艳影》、《迎春花》、《蜜月快车》、《支那之夜》等。 [3]
著名作家有梁山丁（山丁，1914年—1995年）、古丁、梅娘，和后来移居中国内地及其它地方的萧红、萧军等（萧红、萧军并不认同满洲国政权），以及一些倡导满洲本土文学，出生在满洲并认同满洲的多位日裔满洲作家。著名作品有山丁的《绿色的谷》等。满洲国文学虽受到政治牵制，但仍有多元性。出版物大多应用汉文、日文及俄文，亦有部分英文出版物。 [3]
· “国旗”
伪满海报
满洲国国旗是以五色旗为基础，曾做过三次更改，颁行东北各省使用。
初期伪满“国旗”由红蓝白黑黄五色组成。旗面为杏黄色是指伪满地区“民族与统一”、红色代表“大和民族的热情”、蓝色代表“汉族的青春”、白色代表“蒙古族的纯真”、黑色代表“朝鲜族的决心”。国旗象征着“五族协和”，四个民族在日本的统治下联手建立“满洲国” [1] 。 [3]
“满洲帝国” [1] 的国旗与“满洲国” [1] 的国旗相似，只是把国旗底色由杏黄色改为象征“皇室”的黄色。 [3]
· “国歌”
1933年“国歌”
大同二年（1933年）3月1日据同年2月24日签署的伪“国务院”命令第四号公布。
伪满海报
1942年“国歌”
为纪念伪满建国十周年，“康德”九年（1942年）9月5日据伪“国务院”令201号公布新“国歌”。定名为“满洲国建国歌”。
1942年“国歌”的“官方”解释
据附在“满洲帝国国家公报”关于新“国歌”内容的宣布后面的官方解释，神指天照大神。
伪满国务院1940年颁布“国本奠定诏书”后，伪满改奉日本神道；神光指现人神，即日本天皇，又解此句指“皇帝”是“领受神光统治国家”。而第四句“天业”，则来自伪满建国十周年诏书中之“宜益砥其所心，励其所志，献身大东亚圣战，奉翼亲邦之天业……”，指“大东亚战争”；全句意为“满洲国” [1] 国民仰赞“大东亚战争”，并希望其功同日月。 [3]
世界红卍字会伪满总会
1932年成立的满洲国协和会为协助伪满政府的民间组织，在东北沦陷区社会生活中有重大的影响。1934年，世界红十字会伪满总会成立，为带有宗教色彩的慈善组织。1938年，“满洲国赤十字社（红十字社）”建立，提供“先进的”医护训练。 [3]
中华民国政府力量虽然被迫退出东北地区，但不承认伪满合法性，为维持东北三省人民和关内正常的生活和联系，仅在1935年之后与东北日占区进行了通邮、通车、通航及贸易联系。 [3]
伪满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根据1943年出版的《满洲建国十年史》 [15] ，当时世界上约有六十个国家或政权，“承认伪满的共23个，包括：
轴心国：日本（1932年6月14日）、纳粹德国（1938年2月21日）、维希法国、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斯洛伐克、克罗地亚独立国。 [15]
轴心国《反共产国际协定》成员国：西班牙（法西斯主义弗朗西斯科·佛朗哥政权）、芬兰、丹麦、泰国、缅甸、菲律宾、“蒙古自治邦”（日本傀儡）、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汪伪国民政府）和“自由印度临时政府”。 [15] [16]
同盟国和其他国家：梵蒂冈（1934年2月起）、苏联、萨尔瓦多（由法西斯主义的马克西米亚诺·埃尔南德斯·马丁内斯将军统治）、蒙古人民共和国、多米尼加共和国（由法西斯主义的拉斐尔·特鲁希略将军统治）、波兰（1942年后取消承认）。 [15]
另据英文维基百科的资料，和伪满“建交”的为17国。苏联、维希法国、蒙古人民共和国、缅甸、“蒙古自治邦”和“自由印度”和伪满建交。
日文维基则列入21国，苏联、维希法国、蒙古人民共和国未列入内。
日本驻伪满“大使”由关东军司令官兼任。 [3]
直到日本挑起全面侵华战争，正式承认伪满的除了日本外，只有智利、萨尔瓦多、罗马教廷等极少数国家，这说明日本扶持傀儡政权失道寡助。但需要注意的是像苏联那样，为了自己国家的私利，通过默示承认的方法，为伪满拓宽“外交”空间留下了余地。 [3]
满洲国本就是日本的傀儡政权。1932年6月14日，日本众议院通过决议，承认伪满，9月6日，日本内阁通过决议，承认伪满，15日，日本正式承认“满洲国” [1] ，双方签订《日满议定书》。11月24日，日本正式任命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为驻伪满大使。 [3]
1935年2月12日，“满洲国” [1] 与日本签订关税协定。
1935年4月6日，“满洲国皇帝”溥仪第一次访问东京，日本天皇裕仁到东京车站迎接。
1935年5月2日，“满洲国皇帝”溥仪颁布《回銮训民诏书》，声称自己与日本天皇“精神如一体”，伪“满洲国”与日本“一德一心”，形成“不可分”的关系。
1937年11月5日，日本与伪满缔约，日本撤废在伪满地区的治外法权。所有以往根据日清政府条约由日本管辖的满铁附属地管辖权均转交于“满洲国政府” [1] 。
1940年6月26日，“满洲国皇帝”溥仪第二次访问东京，此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迎接日本天照大神到伪“满洲国”供奉。
1940年7月15日，“满洲国皇帝”溥仪颁布《国本奠定诏书》，宣称伪“满洲国”地区的建立是和日本一样，都始于“天照大神”，并把“天照大神”作为“满洲国” [1] 的“建国元神”加以供奉。
1942年3月1日，“满洲国皇帝”溥仪颁布《建国十周年诏书》。自此，伪满对日本的称谓，从之前的“友邦”、“盟邦”改作“亲邦”，即以日本为“父母之国”。 [3]
1943年4月1日，日本首相东条英机访问“满洲国” [1] 。 [3]
1932年9月23日，苏联同意“满洲国” [1] 向莫斯科、新西伯利亚等城市派驻领事官员。
1934年5月24日，萨尔瓦多承认“满洲国” [1] 。
1936年11月28日，意大利墨索里尼政府与日本签署协定，承认“满洲国” [1] 。
1938年2月20日，纳粹德国承认伪“满洲国” [1] 。5月12日，纳粹德国与“满洲国”在柏林签订友好条约。
1939年，“满洲国”地区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
1940年8月，丹麦傀儡政府承认“满洲国”。
1941年4月13日，苏联和日本在莫斯科签订《日苏中立条约》。苏联声称尊重“满洲国” [1] 的“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1942年2月24日，波兰宣布取消承认“满洲国” [1] 。 [3]
《伪满洲国政府公报全编》共163册，收入伪满政府全部3948期公告。日本战败投降前，在东北的日伪机关销毁了几乎全部档案文书和秘密资料。在这种情况下，伪政府的全部公报就成为研究伪满洲国历史极其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是日本侵华历史的有力旁证。资料范围全方位覆盖，包括法律、法令、训令等。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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