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和蒋介石到底谁才是微操之王？

26号，“懂王”特朗普突然谈起今年3月时，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和初选竞争对手桑德斯的辩论。 特朗普说，拜登那场辩论八成吸毒了！
理由是在之前的辩论里 “表现极差、毫无逻辑”；然而在和桑德斯的这场辩论里，他“表现得有条有理”，水平“突飞猛进”。
特朗普认为拜登可能在那场辩论前吸毒了！

当记者问他有什么证据之后，特朗普祭出了他的“必杀台词”——“没有人比我更懂XX。”
“我可以告诉你，我挺擅长这事的。”
美国网友也懵逼了，卧槽？你连这都懂？
 不得不说，一直以来，懂王为了实现“MAGA”的理想无比勤勉，把推特当战场，一次次亲切地“指导工作”。三百六十行无所不懂，工农商学兵样样精通！
 在很多人看来，懂王特朗普单日发200条推特，峰值每小时74条推特的记录，让古今中外的领袖都难以望其项背。 
但在我看来，在键盘政治上，懂王并非是最强的，还有另外一位“名垂千古”的领袖，水平完全可以秒杀懂王。
懂王一天200条推特，不过是沾了现代技术的光。
这位牛人却在技术落后的上世纪20年代，首创“手令治国”的先进经验。他靠着一根毛笔、一沓信笺就调动百万大军，治理万万人民，论能力完全不亚于懂王。 他就是凯申物流董事长、国民党终身名誉总裁、美国陆军官方指定花生米供应商、光头时尚奠基人——“蒋公”， 蒋介石。 
自从台湾省的“国史档案馆”公布了蒋介石的手令之后，大家从其中发现了不少有意思的东西。

比如粗略统计1926年到1950年的蒋介石手令，我们就可以发现：
在25年的时间里，蒋介石至少主动发出了54206封手令，平均每年2169封。
最高峰的1935年，一年发了5745封，平均一天能发15.7封。
手令不是政府的正式公文，是蒋委员长利用个人权利，绕过所有“法律法规”直接下达的命令。本质上，手令类似于军令，但是蒋委员长却大胆地用它来治国理政。
每天动辄十几封手令电报，成为了蒋介石治理国家的核心工具。 
和懂王类似，蒋公手令的通电内容，无所不包，无所不容，操作之细让后人简直望尘莫及，充分体现了他“初代懂王”的本质。
1927年2月6日，北伐战争后期，蒋介石电令第十军参谋长朱绍良将军，派专船给北伐东路军配六挺机关枪，每挺再给一万发子弹。

要记住，是六挺机关枪，不是五挺也不是七挺，精确到个位数，细节决定成败。
来源：中国台湾“国史档案馆”
除了直接调拨武器，装备的具体效能蒋介石也很关心。
1933年4月19日，他电令负责对外军购的吴铁城，要求增购6辆装甲车，还让吴铁城买的时候记得问一下，车上能不能装机关枪。
“上海的吴市长，之前给你电报帮忙代购（原来民国时期就有代购了）的十辆钢甲车，我怕数量不够，请帮忙再代购六辆，一共就是十六辆，顺便问一下，车上能否装置机关枪，或者别的枪也行，看到电报一定要回复我，我在这盼着呢！”
来源：中国台湾“国史档案馆”
1932年5月2日，蒋介石听说德械师八十七师骑兵连，上个月丢了四杆步枪和一个驳壳枪的原装木壳，就电令张治中军长亲自查办汇报。
来源：中国台湾“国史档案馆”
初步统计下来，从1924年到1945年，蒋校长为了从某某往某某调配十几挺机关枪，发送的电文就超过180次。
其他涉及步枪、手榴弹、驳壳枪、重机枪、装甲车甚至装具配件更是数不胜数，堪称民国“头号军迷”，没有人比我更懂军备！
在对外事务上，蒋校长更是格外细心。即使在918事变之后，日本人已经侵占了东三省。蒋介石对日本人的照顾也是无微不至。
1931年10月7日前后，日本军舰频繁开进长江，开始在镇江一带活动。
当黑龙江齐齐哈尔正在遭受日军炮击的时候，蒋委员长却一天两封手令发给江苏省主席叶楚伧，让他吩咐当地警察局别忘了帮日本水兵们买菜，买完之后最好给日本人送到船上去，以免引起纷争。
这操作，美团、饿了么看了都直呼内行，没有人比我更懂送菜。
来源：中国台湾“国史档案馆”
除此之外，需要蒋校长操心督办的事情还有很多，事无巨细：

听说洛阳车站十八号俱乐部经理处长有黄赌毒的事，他就下令彻查，没有人比我更懂扫黄。
来源：中国台湾“国史档案馆” 听说粤汉铁路火车晚点了，他直接电令交通部要求整顿，没有人比我更懂火车。

蒋中正电谕张嘉璈粤汉路客车常误点应整顿改正来源：中国台湾“国史档案馆”
听说重庆高房价他直接强势干预，要求房价不得超过一个数目，没有人比我更懂炒房。

蒋中正电令吴国桢制定重庆最高房价并不得超过规定数目来源：中国台湾“国史档案馆”
就连大胜关到英山修筑工事，这么短一段工事找工人和负责人，蒋校长都不让人家自己负责，要所有人员详细上报，亲自操刀过问，没有人比我更懂工事。

蒋中正电示徐永昌速定大胜关至英山工事构筑部队及指导工事负责人来源：中国台湾“国史档案馆”
在委员长的眼里，国民党这艘破船，有太多的地方需要他下场亲力亲为了。

但是，大量的“特事特办”，并没有改变国民党内部腐朽的制度。反而让“外行领导内行”成为国民党的常态。
再完备的计划，最高统帅也能给你搅合的稀碎。
（1944年情报系统高官唐纵的日记）
对于言论自由，也没有人能比懂王和蒋校长更懂了。

淞沪会战开始后不久，蒋校长就多次发报提醒前方军官，不要和陌生记者讲话，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是要口径一致的。
张治中总是和报社记者透露信息，蒋校长就发手令说，张司令老在前线把没有跟军委会沟通的意见给报社记者，希望他遵守纪律，不要再这样了。

蒋中正电指令张治中不遵禁令在前方屡向新闻发表意见并发通电来源：中国台湾“国史档案馆” 1937年8月29日，蒋校长再次电张治中司令，张司令，在前方作战的时候你怎么能不顾纪律多次向新闻机构发表意见呢？你怎么能罔顾禁令呢？这样不行呀！ 蒋中正电黄绍竑令前方各军官不得任意发表评论并严戒通电招摇来源：中国台湾“国史档案馆” 第二天，1937年8月30日，可能是觉得一封还不够，蒋校长又往前线发报，黄绍竑部长，你要跟前方的各位军官下命令，不能随便发表评论，不要随便打电话。
蒋中正电第一部第五部令上海战线各军师长不得对新闻记者发表建议来源：中国台湾“国史档案馆” 那万一有记者要去采访，谁耐不住性子就说了呢？
保险起见，报社这边也不能随便发布军官的言论。
1937年9月30日，蒋校长再次电第一部和第五部，第一，海战线的各位军师长下命令不可以对新闻记者发表；第二，上海各报也不得刊载军师长们的讲话。
蒋中正电第一部第五部令上海战线各军师长不得对新闻记者发表建议来源：中国台湾“国史档案馆” 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蒋校长是管理得非常严格。

那如果谁不听话，一定要顶风作案，刊登与蒋校长相左的言论呢？
很简单啊，直接让对方消失。
1938年7月23日，蒋公电报政治部陈诚部长，说《扫荡报》编辑排印报纸最近怎么这么劣质呢？五日内，我要求撤换主办人与编辑。
“五天时间，我要他们从我眼前消失。”
蒋中正电令陈诚限五日内撤换扫荡报主办人与编辑来源：中国台湾“国史档案馆”
但是，对自己人的言论自由管得严，对外国记者那就是另外一幅态度了。

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全世界都十分关注中国的政治形势，各国记者汇聚中国。
外国记者纷纷表示：我们要“言论自由”，政府不应该阻止我们发报。
针对这些压力，1931年10月10日，蒋校长发出这样一则电报，“上海熊司令张市长勋鉴：电报局检察员凡外国新闻记者发电报，一律照发万勿迟延，尤其勿可删改为要。” 蒋中正电熊式辉等规定电报检查员外国记者发电报一律照发勿迟延删改来源：中国台湾“国史档案馆” 这样的电报蒋校长发了不止一份，1935年6月18日，蒋公对叶楚伧发报：
叶楚伧秘书长，你去跟汪兆铭先生商量一下，对于外国的新闻电报我们怎么能检查呢？应该速速取消对外新闻电报检查。 蒋中正电叶楚伧请商汪兆铭速取消对外新闻电报检查来源：中国台湾“国史档案馆” 当然，蒋介石嘴上说，外国记者的电报你们不要管，但假如真的不管闹出了事，他又要发火。
1942年，河南大饥荒，受灾总人数达1200万人，150万人死于饥饿和饥荒引起的疾病，300万人流离失所。
一个叫白修德的美国记者亲自去了一趟河南，把一路上的所见所闻都用文字和照片记录了下来，并在不久后发表在《时代》周刊上，震惊了全世界。

这样的负面报道搞到国际上去了，让蒋校长十分生气。
可白修德是美国记者，不能把他怎么样，但是传消息的是中国人呀，白修德发给《时代》周刊的国际电报是从洛阳电台发出去的，所以洛阳电报局的发报员就以“泄露机密”罪被处以死刑。
所以哪怕蒋校长有手令，该检查的时候手底下的人还是要检查的。
据《基督教科学能育报》记者H .J,蒂姆伯利（Timperley）统计，1932一1936年间，日本有关机构对美国新闻单位所发重要消息的删除，不足500字。
相反，中国检查官在1933年春天到初夏的短时间内删除同一美国单位发出消息的字数，是日本几年间所删的4倍。
蒂姆伯利说，如果哪位外国记者能有三分之一的作品从检查官手下通过，他会感到幸运。中国检查官最令人不快与丧气的手法，是将记者的文章重写，通常是将主要观点完全篡改了，而记者本人直到几周之后——文章已公开发表了一段时间，才得知这些改动。
不要说英美的人了，就算是对日本侵略者，蒋介石也是好得过分。

日本战败后，作为战败国本来是要给一大笔战争赔偿的，但是蒋校长没要，可把日本人高兴坏了。
因此，在日本爱知县幸田町，日本人给蒋介石立了一个“中正神社”。

日本人在神社的碑文里无不动情地赞扬蒋校长道：

“本社是为了纪念中华民国前总统蒋介石（中正）公而建立的神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当日，蒋公曰：“以德报怨”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反对分区占领日本，放弃战争赔款，反对罢黜天皇，200多万军民即行遣归日本。
由此，才有如今日本之兴旺。想来对于战败国，这种宽容是各国领导人所未见的。大恩无以为报，特立斯社于此，以表诚挚感谢，永世不忘。”

在对待外国人时，蒋校长有如春天般温暖，在对待共产党时，却犹如寒冬般冷酷。
在台湾“国史档案馆”的统计里，蒋校长关于日寇侵略的电文，有29722件。
但是关于“共匪”的文件，却足足有78870件，看来相比日本人，蒋校长更担心共产党。

事实上也是如此。 1931年8月21日，蒋校长下手令给南昌行营参谋长熊式辉，手把手教他如何烧杀根据地的红军战士和无辜的百姓：

对匪巢只有焚烧，乃能解决，请派飞机设法暂停轰炸，而专用火油在欲烧之区域内，使皮带或分水壶分布火油……如此分划区域，每区约焚二三日，使匪恐慌，不能立足。

1933年2月，日军入侵热河，但在蒋校长眼里攘外必先安内，对付共产党比对付日本人更重要。
当时，国内的抗日热情非常高涨。
4月6日，蒋校长发了一封《蒋中正为先剿共再言抗日告诫各将领》的手令，喊手下人不要打日本人了，先打共产党，侈言抗日，立斩不赦。
发出这封长达9页、近800字电令时，蒋介石正在江西“督剿”。 

各将领。本总司令以新淦失陷，匪势猖獗，特于昨夜驰抵南昌督剿，特为我各将领剀切痛告之： 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先清内匪，则决无以御外侮，亡明覆辙，殷鉴不远。今举国之人忘却心腹大患之内匪，而侈言抵御外侮，既觉其先后缓急之倒置，乃复闻我在赣直接负剿匪责任之各将领，亦多以内匪难剿，意在御侮，以博一时之虚荣，此种心猿意马，南辕北辙之心理，未有不归于灭亡，岂仅暴露我革命军人无决心、无勇气之弱点而已。徒使匪寇枭张，坐失时机，必致一事无成，束手待毙，可不痛乎！
……如再有偷生怕死、侈言抗日、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希各懔遵。

但有人不听话，冯玉祥旧部方振武，变卖家产组建起“抗日救国军”，执意北上抗日。
（方振武1933年02月11日电蒋介石）

首都晋谒，仅聆训悔。本拟从事社会事业，以期别事开出路，贡献党国。嗣以暴日犯境，分居革命军人，理应执戈卫国，捐躯效命。拟请钧座（蒋介石）许其加入最前线军中，用期效命。

蒋介石的回电不以为然：当另筹妥法俾达效命之愿。

蒋介石让何应钦纠集7个师的兵力围堵方振武，被方振武杀了个大败。
方振武喊出了“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耿耿愚忱，可质天日”的口号，号召阎锡山、孙殿英等一道抗日，却都没有响应。
9月，方振武的救国军，推进到怀柔，北平近在咫尺。像一颗钉子一样，立在日伪军队面前。
但是在蒋介石看来，这是“违法抗日”，会破坏他和日本人的“和谈”。
于是，蒋介石派何应钦和黄郛与日军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接触，想要在北平达成“停战协议”。
为了和谈，蒋介石不惜帮日本人把积极抗日的方振武消灭掉。
（9月22日，何应钦建议消灭方振武加速“和谈”）
10月12日方振武的部队被日、伪、蒋三方势力重重包围在顺义牛栏山地区。眼看突围无望，方振武为了不让手下将士白白牺牲，向国民党军投降。
国民党三十二军军长商震钦佩方振武的精神，将其放走。此后，方振武从天津出海，流亡海外。
1933年11月10日，蒋介石派何应钦在北平和冈村宁次进行会谈，为了不落下“和日本谈判”的口实，蒋介石本着“不签字、不换书”的原则和日本达成和解。
后来，到了1941年，蒋介石跟在美国的后面对日宣战，方振武趁机回国准备继续抗日事业。结果刚一上岸，就被国民党军统特务逮捕，最终被杀害。
（1933年11月10日北平会谈的记录）
方振武不是孤例。
抗日英雄吉鸿昌收复察北有功，但也是因为“非法抗日”，而且还和共产党一起，所以被蒋校长伙同日本人一起杀害。
1934年11月24日，蒋介石下达手令： 

吉鸿昌勾结共匪，图谋不轨，证据确实，应即照律枪决公布可也。蒋中正

对日本入侵者我唯唯诺诺，对共党分子我重拳出击！

纵观历史上的“微操大师”，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盲目的自信以及对下属的不信任。
说句诛心之语就是：心虚。
历史总是在不断重复上演，只不过第一次是正剧，第二次是闹剧。

特朗普枉顾疫情和国内矛盾，一心只想制裁中国。宛如一个“三好学生”吸取了老蒋“攘外必先安内”的失败教训，一本正经的演了这出闹剧给选民来看。
《心虚的特朗普》，这场闹剧如何收场，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