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举行的俄罗斯总统大选中，普京以绝对优势再次胜出，迎来自己的第四个总统任期。5月7日，总统就职典礼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此后，新一届政府成员也将确定，“普京4.0时代”正式开启。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和外部环境，在西方制裁下，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将如何完成本国发展目标，未来外交政策将走向何方？对此，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成员、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谢尔盖·卢贾宁教授接受本报专访，分享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记者：您对于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怎么看？总统大选前后，俄前特工斯克利帕尔中毒案持续发酵，引发俄英外交风波，进而导致美国等国对俄采取一系列制裁措施，包括驱逐外交官等，而俄罗斯也采取了回应措施。有分析认为，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恶化与乌克兰局势有关。对此，您怎么看？俄罗斯与西方的冲突原因何在？是否可以避免和解决？

谢尔盖·卢贾宁：关于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问题，我首先要反驳一个观点，那就是认为当前出现的所有矛盾和冲突都与乌克兰问题有关，其中包括2014年克里米亚公投加入俄罗斯联邦事件。事实上，西方对俄罗斯的施压在此之前早已存在。

回想一下2007年2月10日，普京总统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讲话和西方对此的反应。普京当时表示，当今世界“单极化”不仅不能接受，也不可能实现。此后，西方便以多种政治和经济方式向莫斯科施压，如“马可尼茨基名单”、“利特维年科中毒案”等。

目前，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形势走向多极化。某些国家仍试图建立“单极”世界，会威胁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

近期发生的俄前特工在英中毒案件便是如此。尽管根据世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官方资料显示，俄罗斯是世界上履行消灭化学和生物武器责任的国家之一。但俄罗斯仍被认为是幕后凶手，被指在他国使用杀伤力极大的化学毒剂。

在没有任何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便指责俄罗斯，针对莫斯科的政治施压和“信息战”前所未有。可以说，西方指责俄罗斯，仅仅因为他们认为俄罗斯该被指责。欧盟和北约围绕英国立场，继续对俄罗斯施压。新的挑拨还可以在任何国家和地区发生，比如，在与美国和北约立场不同而承受压力的东亚地区。在我看来，这都是美国和北约反俄政策下上演的丑剧。

关于西方驱逐俄罗斯外交官的问题，俄方同样给予了强硬回击。我想说的是，俄罗斯在普京的带领下，正在不断达成自己的目标。自21世纪初，俄罗斯国内政治生活稳定，俄外交政策从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经济重新走上逐步增长轨道，开始重新调整工业生产基础，恢复军事力量，解决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问题。如今，面对新问题，俄罗斯将继续坚定地解决，而这似乎并不是有些国家想看到的。

记者：围绕斯克利帕尔中毒案，并不是所有西方国家都对俄罗斯采取了制裁措施，并且不同国家的制裁力度也各不相同。可以说，英美对俄更为强硬，法德较为柔和。此外，俄土关系也不简单。您认为，俄罗斯将如何处理这样复杂的外部关系？

谢尔盖·卢贾宁：毫无疑问，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是多层次、多水平的。莫斯科方面不只一次表态，制裁毫无意义，尤其是对俄罗斯这样的大国。西方实施的任何限制措施都只会刺激俄罗斯提高本国经济独立性，而俄罗斯具备这样的条件，包括物质、金融、经济和资源条件。当然，制裁给民众的生活带来一些不便，但它同时磨练了我们的意志，制裁甚至促使俄罗斯更快地恢复20世纪90年代被破坏的工业生产基础。

此外，这几年，俄罗斯农业发展迅猛。之前，俄罗斯还是农业产品进口国，现在其粮食和食品出口量不断增长。而这种情况在苏联时期都未曾出现。欧洲以前曾向俄罗斯提供大量农产品，对俄制裁伤害的仅仅是他们本国的经济和欧洲的农场主们。值得注意的是，欧洲一些国家，尽管面临很大的压力，在某些领域并未终止于俄罗斯的合作。德国未拒绝俄罗斯天然气管道“北线-2”的建设，前不久芬兰也对该线路的铺设给予许可。同时，“土耳其流”南部支线的建设也在进行中。可以说，制裁对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互利共赢的经济合作并未产生影响。

当前，俄罗斯正与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积极落实欧亚经济联盟建设，与此同时，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也取得丰硕成果。两大战略涵盖的地区包括亚洲、近东和欧洲的几十个国家。目前，俄中正加快战略对接，这已成为推动欧亚经济发展的新动力。随着两大战略对接的深入，将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这也将成为多极化世界发展与合作的典范。一些国家对此不感兴趣，是因为他们担心失去自己的经济和货币金融优势。某种程度上，对俄制裁和近期的中美贸易摩擦也是因为这样的担忧。

外国专家热议俄罗斯是否转向东方，我认为，这种讨论没有意义。因为俄罗斯很久以前就开始与“东方”发展积极的交流与合作，其中包括东亚、南亚，还有近东和中东地区的国家，以及金砖国家和上合组织成员国。

提到土耳其，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合作伙伴。土耳其在欧亚地区占据重要的经济和政治战略地位，此前的俄土峰会表明，俄罗斯与土耳其需要合作，也可以实现合作。

记者：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发挥怎样的作用？叙利亚局势一直是各方关注的焦点，您认为，从反恐、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考量，近东地区对俄罗斯的战略意义体现在哪里？

谢尔盖·卢贾宁：我前面已经提到，俄罗斯已经转向东方。为消灭“伊斯兰国”势力和叙利亚境内的恐怖组织，俄罗斯采取了坚定有效的措施，并取得了一定成果。叙利亚问题阿斯塔纳和谈进程的开始--也就是叙国内政治和解进程的开始，恰恰也是俄罗斯转向东方的表现，另一方面，也表明俄罗斯开始重新从自身战略利益出发解决问题。目前围绕叙利亚问题所产生的分歧，本质上还是两种观念的冲突，即“单极化”和“多极化”。拒绝“多极化”将使世界重返“单极统治”，利比亚、叙利亚、埃及、也门发生的冲突--这些悲剧都与某些国家实施的单边主义政策有关。

叙利亚调解进程刚开始，并仍处在脆弱时期，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三方积极联络协调，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三方同叙政府有着不同的联系，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很微妙。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达成了一些共识，这是以美国为首的“联盟”未能做到的。如果没有外部阻挠，在国际社会组织的共同努力和支持下，叙利亚政治和解进程也许将会进行得更快更有效。

记者：您多次提及美国。有趣的是，普京再次当选总统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致贺电，尽管美官员并不建议他这样做，甚至反对他这样做。前不久，特朗普也曾多次计划他与普京的会面。但是，为何至今俄美之间仍未建立较为良好的关系？两国之间存在着哪些不可解决的结构性冲突？

谢尔盖·卢贾宁：关于俄美关系和“普特会”，俄罗斯国内媒体和外国媒体多次报道。我认为，双方今年一定会见面，以何种什么方式已不重要，或者在多边场合，如G20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或者在双边场合，在俄美之外的第三方国家。对于见面和会谈，俄方没有任何障碍，而特朗普周围却有反俄主义人士形成的政治包围。反俄主义成为反对多极化人士的“武器”。这已不再是简单的政治冲突，这是世界统治权的争夺战。我认为，这正是世界局势不确定性增多，日益复杂甚至危险的原因所在。为避免冲突和危机，我们需要对话、协商。俄中在处理对外关系时都十分重视外交方式和途径，力争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在这方面，朝鲜问题的解决就是一个范例。外交方式助力半岛实现对话，也为中国领导人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面创造了条件。

记者：在中国今年3月举行的中国两会期间，习近平再次当选中国国家领导人，普京也赢得了总统大选。二人分别第一个向对方致贺电。近几年，俄中领导人之间的互动成为两国关系中一道风景。您如何评价当前的俄中关系？

谢尔盖·卢贾宁：谈到俄中关系，我们已经习惯用“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来评价，为维持世界秩序和稳定，俄中做出了建设性的努力，采取了更为成熟的措施。对于其中的内涵，我认为包括这些方面，一方面，双方在很多正式和非正式场合弱化美国角色，与同俄中立场一致的国家一起打造一个“非美国”的世界；另一方面，为维护世界稳定和发展，俄中充分发挥金砖国家、上合组织及其他机制平台的作用。我想说的是，两国经常遭受多种形式的外界压力，如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面对这种情况，两国或独自解决，或合力抵制，或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及通过其他国际组织和平台协调；第三，俄中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已经不需要“进一步加强”，因为接下来就只剩下“结盟”了。客观上，俄中都支持多极化，反对“单极”世界。

对俄罗斯来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并将是未来的超级强国，两国接壤边境线约5000公里。俄国内民众称两国为“永远的朋友，永远不会是敌人”；两国的经济利益可能不完全一致，但是战略目标是共同的。一个没有美国干涉的欧亚地区对双方均有益。为此，上合、“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及其他机制都在发挥作用。

外界认为俄中“政热经冷”。我觉得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但是也应该看到，中国同西方国家间的经贸关系已经发展了40年，拥有丰富的经验。俄罗斯在这方面落后中国20年，近几年，俄中经贸合作不断提质增量，2016年双边贸易额突破620亿美元，2017年达到823亿美元，今年继续保持增长态势，2018年第一季度贸易额较去年同期增长超28%。双方在石油、天然气、原材料开采和加工以及“一带一路”框架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大型合作项目稳步推进。

虽然1000亿美元的贸易额目标尚未达成，但双边贸易合作的质量逐步提升，2018年，我们有望最终达成1000亿美元的目标。

中国朋友经常会问，在俄罗斯的外交战略中，中国到底处于什么位置？要知道，俄罗斯同时积极发展与印度、日本等国的关系。我想说的是，普京总统2016年10月30日签署俄罗斯最新外交政策，并于次日生效，俄中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被纳入其中。另外，在与俄罗斯国家利益最密切的亚洲国家名单中，中国位于第一位，第二位是印度，蒙古排在第三，然后是日本。也许这样的排列并不能代表什么优先权，但是在这样的国家文件中，如果不是按照字母排序，那么总是有所含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