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就这样被带进沟里了！

开始的时候大部分人，骂武汉市政府，认为是他们耽误了传染控制，现在事情慢慢清晰：

2019年12月8日，武汉发现一例肺炎病例，同以往的不一样，将病毒送往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检测。

病毒所检测发现是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武汉市立即报到国家疾控中心（CDC），12月16号又发现27例。

武汉没有权力检测，只能送到CDC，CDC派出专家组到武汉，据说有8到9个院士，带走了病毒样本，还从华南海鲜市场取了200百多份样，200多份样本的分析结果，没多久就被徐院士发表在科学杂志上了。

高院士（CDC主任）给武汉市说：给我两个星期，得出结论才做决定。

1月26日15时，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就疫情恐慌问题对外回应：不能慌！恐慌和谣言的后果不比疫情差！

到了12月28号，出现了41例患者。

此刻，CDC主任高福给出结论，新型冠状病毒，没有人传人情况，不必恐慌。

武汉市就这样被带进沟里了。

即然CDC，国内一帮顶级专家说没事了，武汉市当然该干嘛就干嘛去了。

到了1月中旬，武汉市的医生发现疫情严重失控，又不能也不敢挑战CDC。

以金银潭医生为首，联合协和，同济几个医院的医生就写了一篇41例病例的分析报告论文，投到柳叶刀杂志，柳叶刀杂志以史上最快速度发表，论文确认人传人。以期引起高层重视，推翻CDC结论。

两个多星期CDC的专家院士们在干啥呢？测基因序列，争分夺秒写论文发到国外（让外国有关机构掌握第一手资料），扬名天下，港大管秩到武汉来抢病毒标本，没有拿到后恼羞成怒，可见一斑。

那帮院士们把最重要的事：控制疫情早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而是为了发表论文。

不完全统计，短短一个月内他们在自然、科学、柳叶刀上共发表了8篇文章。

武汉市看到疫情失控，想起了钟南山院士，立马以地方名义请钟老，因为国内敢挑战CDC，敢挑战那帮院士的，只有钟老。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如果是国家出面，钟老不会坐在餐车上到武汉！

一定是武汉政府给武铁集团打了招呼，武铁集团帮忙才让钟老上车的，没能安排更舒适的位置。

一位84岁的老人！一位在17年前的那场非典战役中立下头功的中科院院士！钟老到武汉不用做更多的事，只要了解一下41个病患的病情和分析报告，就立刻确认了实情！

武汉市成功的借钟南山院士的口，将疫情的严峻形势传播出去了！钟老立马到北京，应该是直接把形势向决策层作了汇报，这才引起高层重视。有了后面的措施。

那些吃人血馒头院士们呢？

如果他们按专业精神、按CDC的职责，将了解的疫情第一时间如实告知武汉市政府，疫情会发现到今天的程度吗？

武汉人民会受如今的封城之苦吗？

全国人民会受如今在家隔离之苦吗？

高院士的牛津校友们评论：

应该把他钉在新英格兰的耻辱柱上，这是中国疾病控制上的最大的失败。

钟南山说过：真话和真药一样重要！

番外：

人民日报表扬了院士们...但高福院士没有在列！

2月22日，人民日报公号最新发布文章：《是院士也是战士》。在文章里，人民日报表扬了：钟南山，84岁再战防疫最前线；李兰娟，年过古稀仍奔波一线；陈薇，大年初二就奔赴武汉……

人民日报的表扬的院士们，除了上述三位之外，还有：王辰院士，乔杰院士，张伯礼院士，仝小林院士，黄璐琦院士...

人民日报说：他们既是院士，也是战士！

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院士没有在名单里。

武汉事件：中共的另一面令某些国家胆寒！

这段时间，中国以举国之力抗击新冠肺炎，终于迎来了转折性“变化”：不仅新增确诊病例大幅减少，多省市连续多日“零新增”，随着各地复工，由一级响应降为二级，社会秩序也在有序恢复中！

中国用一个多月的时间，交出了一份“高分新冠答卷”，与中国相比，美英日等国，“轻慢”的态度，致使病毒全球蔓延。

中国人为什么能有效的控制住疫情：

那是因为我们有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拥有集中办大事的力量；

是因为我们有无数英雄逆行，中华民族从来不会被任何困难吓倒压垮；

那是因为我们有祖国强大动员能力，全民服从，效率极高；

那是因为我们有基层执行能力，严查到每家每户；

那是因为我们有民众认知，积极响应祖国号召，全民抗疫；

那是因为我们有社会监管系统的强大······

世卫组织总干事说，我从未见过像中国这样的动员。

是啊，有哪个国家，能一胜令下14亿国人不出门？有哪个国家，能村村设防，路路设检？又有哪个国家，能像我们一样，以强大动员能力，火速盖起火神山雷神山医院？

世界之大，唯我中华！

如今，中国共产党已经在全球拥有了9000万党员！

世界第一大党、世界最坚强政党、世界最牛创业团队……

这些赞誉，属于今天的中国共产党！

但是在光辉的背后，中国共产党的另一面，却足以令所有妄想与之为战的敌人胆寒！

中共是历史上淘汰率最高的政党

建党之初，在上海石库门的小屋子里，谁看好中国共产党了？

1921年建党，当时中国社会200多个政治党派，中共成立了，只是其中一个。

每天成立的组织和解散的组织一样多。

就连当时发起成立这个党的中间的一些人，也没能想到，共产党28年以后能夺取全国政权。

中国共产党是在凄风苦雨中成立的。

当时，党更像是一个瘦弱的小孩，这孩子能长多大许多人没把握。

共产党刚刚成立不久，就出现问题。

1922年陈公博脱党，

1923年李达脱党，

1924年李汉俊脱党，

1924年周佛海脱党，

1927年包惠僧脱党；

1930年刘仁静被党开除，

1938年张国焘被党开除。

13个代表，自己走掉的、被党开除的有7个，

其中陈公博、周佛海当了大汉奸，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

这7个人，如果做这样的假设：历史是可知的，他们会不会做这样的糊涂之事？

当然，如果可知的话，他们肯定不会这样做。

28年之后夺取全国政权，

用得着当汉奸吗？

用得着当军统特务吗？

不知道未来，就这样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这13个人中，

王尽美1925年牺牲；

邓恩铭1931年牺牲；

何叔衡1935年牺牲；

陈潭秋1943年牺牲。

从头走到尾的只有两个人：

毛泽东！董必武！

中国共产党所遭受的是世界政党史上前所未有的残酷境遇，

党内的领导人，像被割韭菜一样一茬一茬地被敌人消灭。

周恩来曾感慨：“敌人可以在三五分钟内消灭我们的领袖，我们却无法在三五年内将他们造就出来。”

全世界没有哪一个政党遭受过中共这般炼狱地火似的考验。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共产党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李大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李启汉、萧楚女、邓培、向警予、熊雄、夏明翰、陈乔年、张太雷等领导人相继遇害。严酷的白色恐怖中，组织被打散，党员同党组织失去联系，彷徨者动摇者纷纷脱党，有的公开在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并指认捉拿搜捕自己的同志。

伴随中国革命的胜利，党后来的领袖都是无数牺牲者中的幸存者。

他们的意志是由严酷的环境造就的。

这种严酷、凶险的环境是难以想象的，苏俄也不能与我们相比。

列宁被捕流放2次，托洛茨基被捕流放2次，布哈林被捕流放3次，加米涅夫被判处终生流放，斯大林被捕流放7次。

但蒋介石的政治术语中，根本没有流放这个词，

他的常用词是“见电立决”、“斩立决”、“立决”。

正是中国革命的残酷性，大浪淘沙一般，淘汰率极高。

当时背叛者比比皆是。

中央一号向忠发被捕叛变、

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

上海中央局负责人李竹声和盛忠亮被捕叛变、

中共军区参谋长龚楚叛变，

还有

闽赣分区司令员宋清泉、

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

赣粤分区参谋长向湘林、

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

闽赣分区政治部主任彭祐、

闽浙赣省委书记曾洪易、

红十军副军长倪宝树、

闽北分区司令员李德胜、

瑞金红军游击司令部政委杨世珠等，

统统当了叛徒。

中共的淘汰与筛选从党的高层领导就开始。

有些共产党员极度现实地抛弃梦想，现实到葬送了自己。

张申府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中共建党“南陈北李”，

陈独秀、李大钊之后如果有第三个重要领导人的话就是张申府。

张申府，北大教授，李大钊的左膀右臂，与李大钊共同组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他发展夫人刘清扬成为中共第一位女党员，又介绍周恩来入党。

历史地位是何等重要。

张申府与毛泽东也发生过深度关系，

毛泽东当时只是北大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也就是临时工。

做这项工作要填写图书卡片，毛泽东的字龙飞凤舞，张申府将他训斥一番，要求重新填写。

1925年，因党的发展前景不明甚至暗淡，张申府脱党了。

1938年发起成立民盟。

1948年被民盟开除。

为什么呢？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已转入战略进攻阶段，胜局已定。

张申府在这时写文章《呼吁和平》，支持蒋介石“戡乱政策”，骂解放军是“匪”。

张申府夫人、中共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刘清扬在《人民日报》刊登离婚启事：

“张申府背叛民主，为虎作伥，刘清扬严予指责”。

并宣布与张申府一刀两断。

时人惊呼：“申府糊涂啊！”

张申府回道：“我那篇文章得了3000块大洋的稿费，我当时真的很需要这3000块钱。”

真是令人又惊又怒。

龚楚，中共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三位领导者之一，与澎湃、毛泽东相提并论。

1928年初，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余部辗转粤北，遇见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就是龚楚，由龚楚带领上了井冈山。

1928年6月，湖南省委致信红四军军委：“前委书记由毛泽东担任，常务委员会由三人组织：泽东、朱德、龚楚。”

后来一段时期，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给红四军前委的信都称之为“朱、毛、龚”。

1935年龚楚背叛共产党投向了国民党，

1949年龚楚又背叛了国民党。

1949年，解放军解放两广，龚楚作为国民党中将被迫起义，向当年他作为朱毛龚红军高级领导人时手下的连长后成为营长的林彪投降。

后来，龚楚跑到了香港，又前往南美。

1995年7月，龚楚在家乡广东乐昌市长来镇去世。

张国焘曾经和毛泽东一样都是中共极具领袖气质的人物。

张国焘与毛泽东有很多相似点。

两人都是青年知识分子。

两个人都完成了青年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的结合，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取得了农民出身将领的衷心拥护。

而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也取得了农民出身将领的衷心拥护。

两个人在土地革命战争中都卓有成效地创建和领导了两块最大的苏区。

按照共产国际的眼光，两人脑后都有反骨，

两个人都要走自己的道路，且都有一把刷子。

1938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张国焘叛逃。

周恩来带着李克农追，

一路从延安追到武汉，苦口婆心劝张国焘。

但，他未回头。

张国焘叛逃的时候距离中共胜利还有十一年。

1947年，张国焘任军统中将，是戴笠手下的特务。

1947年至1948年，张国焘见中共即将获得全面胜利，立刻急于撇清与国民党的关系，成立第三党，他想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调和。

但是大势已去，

1949年，张国焘跑到香港，

1976年死于加拿大多伦多养老院。

试想：

张国焘最后的神志中，他是否记得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他骑一匹白色的高头大马，在十余骑警卫簇拥下飞驰两河口，毛泽东率领全体政治局委员走出三里路，立于蒙蒙细雨中恭候的情景？

长期被边缘化的毛泽东终成中共核心

边缘性的力量，从中国政治舞台的边缘走到东方政治舞台的中心，靠的是领袖人物的历史自觉和责任担当，其中毛泽东居功至伟。

毛泽东长期处于中国共产党的边缘，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建党，到1935年遵义会议选择毛泽东，经历了多少领导人？

陈独秀、

瞿秋白、

向忠发、

李立三、

王明、

博古，

我们按照苏俄革命的基本道路指导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撞磕得头破血流。

1935年遵义会议对毛泽东的选择，不是山头妥协的结果，不是利益集团平衡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对胜利渴望的选择。

十四年的斗争实践证明，只有毛泽东的道路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道路，不是唯二的。

还有其他道路？全试过了，没有！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所有领导人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解决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个中国革命最根本的问题的人。

毛泽东走的是独立自主之路。

毛泽东提出，“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政治上创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新理论——毛泽东思想，军事上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武装，经济上也完全摆脱了对共产国际的依赖。

我认为，第三条同样重要。

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个人一样，没有经济独立，其他都是无米之炊。

毛泽东的路是“打土豪分田地”，这不但成为红色政权政治动员的基础，更成为中国共产党经济独立的基础。只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才有独立的政治和军事基础，才能独立地选择自己的领袖，独立地制定自己的路线。

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论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找到了一条完全独立的道路，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八一南昌起义22500人，两个月后剩800人；

1927年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20天后5000人剩1000。

这支队伍不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而是从惨败走向胜利的。

就这么点人数，就这么点力量。

毛泽东当年把队伍拉到井冈山，探索中国革命胜利道路，党表彰他了吗？没有，相反，党处分了他！

秋收起义让你打长沙，你却带兵跑到了远离长沙的井冈山，这是严重的右倾逃跑主义错误，就撤销了他的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

但是，职务被撤销了，毛泽东还是继续干，不像我们今天，撤销了就不干了。

毛泽东被三次撤销中委，八次受到严重警告，但还是继续在干。

因为他身上有最珍贵一点，就是有深刻的历史自觉。

什么叫历史自觉？

一是对社会运行规律的深刻领悟；

二是对历史发展前景的主动影响。

毛泽东终其一生都是这样，从来不相信命运的摆布，从来主张“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从来不安于现状而要改变现状。

中共历经艰难，但是最大的幸运就是出现了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先有伟人后有伟业，先有真人后有真理。

怀抱理想主义做事业，多数时候会头破血流，

但如果能够成功，必定是一个伟大的事业。

事实证明，党的核心是伟大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

党的核心聚集大批坚定的信仰追随者

有一批坚定的信仰追随者，是中国共产党的幸运！

1935年9月，红军打下榜罗镇，

当时侦察连连长梁兴初、指导员曹德连，在邮局找到了一张《大公报》，上面登载着阎锡山的讲话：“全陕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不赤化。现在共党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能扩大区域威势。”

报纸还进一步披露：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控制了大块陕北苏区根据地，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已北出终南山口，威逼西安。

毛泽东发现那张报纸的时候可以说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但是红军到了陕北之后，又是“山重水复疑无路”了。

他还发现，红二十五军实际上已经把陕北完全掌控了。

红二十五军是从鄂豫皖苏区直接打到陕北的部队。

从战斗序列上来说，红二十五军是红四方面军的部队，也就是在张国焘领导之下的部队。

红二十五军的主要指挥者是徐海东。

徐海东与毛泽东从未谋面，是红四方面军的一员战将。

徐海东能不能服从中央红军的领导？

张国焘当时已经另立中央了，

徐海东到底是听中央的还是听张国焘的？

毛泽东心里打鼓了。

他试探性地给徐海东写了一封信，向红二十五军借一千大洋。

当然，一方面是中央红军确实需要帮助，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则是试探。

徐海东接到毛泽东的信后，没有任何犹豫，立即把供给部部长找来，问他，我们还有多少钱。

供给部部长说，我们大概还有五千多，将近六千大洋。

徐海东说，那我们自留一千，另外五千大洋，不是借，而是给中央红军。

同时复信说，红二十五军完全服从中央红军的领导。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拿到五千大洋和徐海东的信后，一块石头落了地。

后来，毛泽东同志反复说，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徐海东一生征战，九次负伤，其中六次重伤，但是他对于中国革命的最大贡献，是在关键时刻服从党的领导，坚决坚持党指挥枪，服从中央指挥。

这是我们党的奋斗史上最艰难曲折的一段。

我们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胜利，不仅仅是因为有正确的主义，正确的路线，正确的方针和纲领，我们还有一大批像徐海东这样忠于主义、忠于信仰的战将。

陈赓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的。

当时有“黄埔三杰”之说，比较公认的说法是蒋先云、陈赓和贺衷寒。陈赓在黄埔毕业后一直受到蒋介石的赏识。

蒋介石把陈赓这个连调为总司令部的警卫连，陈赓担任连长。

1925年10月第二次东征期间，有一次第三师和广东军阀林虎的队伍相遇，在华阳附近被围，情况危急。

兵败如山倒之时，蒋还站在那里大声叫喊，陈赓见状上去背起蒋就跑，背了三里多路，一直跑至河边上船摆渡过了河，方才脱险。

蒋后来感慨道：“幸仗总理在天之灵，出奇制胜，转危为安。”

话虽这么说，却也知道是陈赓实实在在救了他一命。

仗着这一层关系，如果陈赓待在国民党里，可谓“前程似锦”。

但陈赓从内心看不起蒋介石。

2005年一位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军人回到大陆，和陈赓的家里人说，陈赓当年看不起蒋，其实是缘于一件小事，他嫌蒋介石在作战指挥间隙还打开收音机听上海的股市，认为蒋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陈赓离蒋而去时编了一个什么理由？就像我们惯常的理由一样，老母病重，需要照顾。

陈赓就这样走了。

他先去苏联学习，再回到上海时跟着周恩来的特科“红队”干。

1931年陈赓在鄂豫皖苏区作战，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身负重伤，鄂豫皖苏区没有办法治好他的伤，只好把他秘密转移到上海，正好赶上了顾顺章叛变。

顾顺章把陈赓给指认了，蒋介石一听说把陈赓抓了，大喜过望，他想把他劝过来。

一天，蒋身边的人兴奋地跟陈赓说，校长要来看你。

陈赓坚持不见。

来人说，委员长已经走到门口了，你不见也得见。

蒋介石进来后，陈赓在病房里抓起一张报纸挡住脸。

蒋明白了，陈赓不想见他。

蒋只好离开，到了病房的走廊尽头还大喊，怎么就这样了呢，怎么就这样了呢！

蒋介石一辈子杀共产党人无数，但他唯独放了陈赓。

他知道，杀了陈赓，无法向历史交代。

就这样，陈赓因心中之共产主义信仰仍弃蒋而去。

中国近代以来，没有哪一个政治团体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拥有这么多的为胸中主义和心中理想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义无反顾、舍生忘死的有志之士。

这批人，他们不为官、不为钱、不怕苦、不怕死，只为主义、只为信仰便可用一生去奋斗。

中国共产党人时刻牢记历史使命

1946年3月，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访问延安，他的随行记者这样描述了共产党的政治中枢：在延安听到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人民”……中国人民如何，世界人民如何。‘到人民中去’‘向人民学习’，这些都是口号，但又包含着比口号更深的含义，代表着一种极深的感情，一种最终的信念。”

1949年蒋介石检讨失去大陆原因，全是政治原因，没有一条是军事原因。

蒋介石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在这一刻终于知道了自己失败的原因。

他将共产党的优点概括为七：

一是组织严密；

二是纪律严厉；

三是精神紧张；

四是手段彻底；

五是军政公开；

六是办事调查；

七是主义第一。

七条之后，蒋介石又补写，“干部不准有私产”，并把它作为中共最重要的优点。

这几条最后聚焦到“民心”。

这是对蒋介石为什么失败，共产党为什么胜利的总结。

心，在人类的世界里，有着超越其文字本身的含义。

人们往往用它来表达最纯粹、最真实的情感，表达我们内心最热切、最在意的期盼。

中共领导人的词汇中有：同心、信心、关心、核心、心连心……

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和民族坚定的信念，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坚守。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目标是实现由一个又一个胜利组成的最终的共产主义胜利。

中国共产党全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就在于中华民族的百年救亡中中国共产党的担当。

1840年到1949年，这前一百年，从林则徐的虎门销烟，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到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洋务自强，到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维新，到孙中山的辛亥革命，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所有人都是为了三个字，“救中国”。

挽救民族于危难之中，救亡的命题不是中国共产党所发起的，但是由中国共产党来终结的。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无论如何变化，万变不离其宗的，是新华门内永远不变的五个大字——

为人民服务。

这是共产党所有理论的起点和终点，是中国共产党人永远的出发点和归宿。共产党人不能放弃原则性、失去坚定性。

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军委原委员张阳、房峰辉，空军原政委田修思，武警部队原司令员王建平，国防大学原校长王喜斌，……全军先后查处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军级以上干部100多名，这个数字已经远远超过枪林弹雨中为缔造新中国而牺牲的将军的数量。

让我想起1997年参观美国西点军校时的情景。

当时美国驻华陆军副官胡伯中校陪同我参观，他是西点军校1978年的毕业生。

西点军校的纪念馆内陈列着上甘岭537.7高地和597.9高地两个模型。

胡伯中校指着模型对我说，这两个高地你们只有两个连守卫，而我们七个营轮番进攻，就是攻不上去，这是为什么？

是的，

我们当年守住高地，只有两个连，

而在今天，还有没有这样的精神高地？

还有没有这样坚强的队伍？

还能不能在炮火硝烟中看到仍然高扬的旗帜？

答案是肯定的。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时刻牢记历史使命，不断前进！

谨以此文祝福祖国，不忘初心，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