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任何角度来说,发生在陕西省靖边县的“活埋母亲”案件,都是一个极端事件。它是如此难以理解,以至于整个社会都在想给出一个合理解释。
一种说法是,当事人马某宽可能非常贫穷,以致无力赡养母亲。这随后被当地辟谣,称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媒体最新的调查显示,马某宽虽然还没到低保程度,但生活也不宽裕,整个家都没有固定收入。尽管如此,马家的经济状况,还没到无力赡养母亲的地步——母亲已经卧床,也可能不会去大医院治疗,花不了多少钱。
把养老和经济实力联系起来,它的潜台词是:如果有钱了,就不会发生遗弃或者活埋老人事件了。这样的解释,显然过于简单。
随着媒体介入,我们得以了解马某宽家的更多情况。马某宽自幼丧父,母亲在他12岁那年改嫁到甘肃。这是一个悲剧家庭的故事:因为缺少父母陪伴,马某宽和弟弟的成长都有一些问题。马某宽不爱说话,他的弟弟不会算账,打短工,对方给多少就是多少。
母亲到老年后,从甘肃返回陕西靖边县,也是无奈之举。她先是和“不会算账”、也还没有结婚的的二儿子生活在一起,但是这个儿子无力赡养母亲。于是她和大儿子马某宽住在了一起,去年底,她摔了一跤,虽然没有导致瘫痪,但也不能下床活动了。据马某宽向警方交代,案发前,母亲“大小便失禁”,“家里臭臭的”,于是他就萌生了“想把她处理掉”的想法。
这大概就是事实层面的“真相”了。
尽最大可能还原事实,并非帮马某宽辩解。他已被警方抓获,当地检方也“提前介入”,相信在法律层面,不会有太大争议,马某宽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但值得追问的是,反思这个“活埋母亲”事件,有什么社会意义?如果只把它理解为一种极端的、小概率的刑事案件,既是一种偷懒,也是对部分地区农村养老问题的漠视。
传统社会里,农村主要靠“养儿防老”,儿子对父母有着绝对的赡养义务,这也是大家对“活埋”感到震惊的原因,它不仅是违法的,更是对道德底线的挑衅。可以说,活埋是农村人能够想到的最严重的“不孝”。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农村青年离开家乡到城市打拼,这在推动经济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过去,媒体对留守儿童多有关注,却很少关注另一个层面:青年进城务工,本质上造成了和父母的分离。很多人会选择春节回家,但就趋势来看,子女与父母不仅地理意义上,在心理意义上也越来越疏远。
传统的“养老”,子女在床边尽孝,除了依靠道德责任的约束,还要靠亲情和乡邻氛围的影响。如今,这样“充满温情”的画面已经成为往昔。更常见的尽孝,可能只是给一些钱,在形式上表表孝意。等到父母真的老去,最后的岁月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挑战。
就此意义来说,马某宽母亲的遭遇,也是部分农村老人养老困境的一个缩影。媒体的报道里提到,她曾想过结束自己的生命。没想到,儿子竟然“提前行动”了。现在,她希望儿子不要判得太重,这其实也是农村老人的呼声——他们自己的“未来”陷入迷茫,但还是延续过去的惯性,“爱着”自己的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