琦善VS义律：各说各话的广东和谈

琦善VS林则徐：香港的重要性

林则徐在谈到香港的重要性时说：

“东北负山，西侧有急水门、鸡踏门；东侧有鲤鱼门、佛堂门，四面环山，藏风聚气，波恬波静，水势宽深。凡东赴惠、潮（州），北往闽浙之船均不得不由此处经过。万一中途梗阻，则为患非清。”

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后，道光皇帝在太和殿召见刚从广州回来的直隶总督钦差大臣琦善。道光问道：“听说英国要我们把香港割让给他们，香港是什么东西？”

琦善答：“香港是一个小渔村，靠近南海边上。”

道光问：“那得有多大啊？”

琦善答：“小的很，大清国是个鸡蛋，香港只是鸡蛋上的一个点，拿袖子一蹭就没了。”

道光说：“那就给他们好了。”

各说各话的广东和谈

巨额贸易逆差下的英国，一步步撬动清廷的中国大门。

英国人的开价和大清的还价本就是天壤之别，因为翻译改了恭顺的措辞，让大清皇帝道光以为“英夷”很恭顺，批准了琦善去广东做了一次和谈。

广东和谈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作为英国正式文本开了五个条件

1.赔偿被烧鸦片；

2.中英官员平等交往；  

4.赔偿商行欠款；

5.赔偿军费。

但是这不是英国的全部条件。巴麦尊还有一个《1号训令》给到义律，提了更多的要求：

1.开放广州、厦门、福州、上海、宁波五口通商；

2.英国政府在通商口岸派驻官员和中国官员直接交往；

3.割让沿海岛屿；

4赔偿被烧鸦片；

5.中国废除商行制度，并赔偿商欠；

6.赔偿军费；

7.没有按时付清的赔款按照百分之五的年利息给；

8.条约得到中国皇帝批准后，英国解除对中国沿海封锁；全部赔款付清后，英国撤军；

9、条约分中英文两份，以英文意思解释为准；

10.条约在规定期限内由双方君主批准。

对大清来说，后一份文本比前面的苛刻许多。巴麦尊要求以后者为准，第三条割让岛屿可以讨价还价，但是交换条件是更严格的五条：

1、允许英国商人在通商口岸自由活动；

2、给英国人最惠国待遇，

3、给英国领事裁判权，

4、中国不得以非法贸易的英国人以人身虐待，

5、清政府公布进口关税则例，清朝官员不许征收高于该则例的税费。

不清楚为什么英国没有一开始提出全部要求，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道光看到全部要求，一定不会准许和谈，一定全部拒绝，继续打。

道光只给四个“开恩”条件：

1.惩办林则徐；

2.准许英国人恢复广州通商；

3.赔偿部分鸦片；

4.中英之间官方文件往来用“照会”。

广州方面直接谈判的是双方是琦善和义律，但是两个人实际上都没有自主权。义律根本无权降低巴麦尊的要求，或者说巴麦尊本人根本不相信什么和谈，他给义律的要求就是对方要么接受要求，要么用大炮说话，不必纠缠交涉。琦善身为钦差，更是要事事请示北京的道光。

义律擅自越权   琦善违旨私许

广东和谈好玩的地方是，实际上是义律擅自越权，琦善违旨私许，甚至义律居然比琦善走得更远。

1940年12月3日，双方代表分别水路陆路抵达广州，正式开谈。义律和谈中表现得很奇怪，他并没有一开始就提出全部巴麦尊的条件，而是逐级加码，后面不断变化，好像一开始怕要价太高，给对方吓跑。

根据茅海建老师《天朝的崩溃》一书的研究，他认为义律在天朝时间呆得太久，之前一直得不到待见，突然能受到天朝顶级官员面对面交涉，他很兴奋，似乎想主导事情的走向，加上6年来华生活，多了一些东方阴柔之气，而对母国那种霸道手段有些生疏。

琦善呢，也很逗，他开始以为赔偿600万这样的殊恩，和谈一定很顺利，没想到对方不断加价。琦善表现的有时候更像是英方和道光皇帝的调解人，有时候像义律的朋友，给对方一些“善意”的劝告，不像是一个大清王朝的正式代表。

琦善搞不清楚英国到底要什么？将中国纳入其全球贸易体系没有人告诉他，告诉他估计他也听不懂，他觉得要惩办林则徐，已经惩办了，他自以为用断绝通商能制裁英国人是他主要的反击手段。

双方磨了一个多月的嘴皮子，一共15次会谈，一直谈不拢。1841年1月7日，英军攻占虎门，清军大败。这让琦善乱了方寸，居然不顾身份和权限约见义律，擅自作出重大让步，同意“代为请奏皇帝”，割让岛屿，换取英军退兵。

义律更夸张，明明知道琦善答应的这些需要向皇帝请示，居然宣布自己已经和琦善达成了四项协议：1.割让香港；2.鸦片赔偿600万；3.中英平等外交；4.双方恢复广州贸易。

1841年1月28日，英国远征军司令伯麦致函香港岛上的清军，说有文件，让他们撤军。巴麦尊对这种偷偷摸摸的勾当是极为不满。

在1840年12月25人，道光收到广东和谈第一批奏折后就下旨琦善“备打”，收到第二批奏折，更是觉得谈判已经死胡同了，决定向广州增兵4000人。

到了1841年1月6日，道光看到第三批奏折以后，已经是火冒三丈，甚至下令启用已经被革职的林则徐、邓廷桢。琦善这边居然大胆到抗旨，继续和义律和谈。

2月9日道光帝下了死命令“要打”，义律还在抗旨谈，和义律谈了12个小时达成了一个协议，他又不敢签字。

此后的琦善和浙江的伊里布一样，全靠谎言维持日子，忽悠道光。2月13日，琦善从虎门回到广州收到两封重要文件，一个是道光告诉他大军来进剿，另一个是义律让他根据蛇头湾会谈结果来签字。

琦善已经骑虎难下，广州巡抚怡良乘他不在广州，直接弹劾他“私许香港”。向道光保证开打，但是他对和谈还不死心，1841年2月16日，义律告诉他英军已经撤离舟山，让他签字，如果不签字，再开战。2月18日，琦善违旨继续见义律，忽悠义律，做缓兵之计。

以双方和谈来看，及时义律和琦善达成协议，双方政府都不会批准。分析来看，琦善最后给出的最高条件，虽然有让步但还是最大程度的维护了中国利益的，义律给出的最低条件也没有巴麦尊的苛刻，两相比较，义律的条件对中国更有利。

回顾广州和谈，可以看出来道光皇帝始终没有好好研究英国提出的条件，他在乎的更多是态度，对方措辞恭顺，他就抚，对方态度桀骜不驯，他就主张打。国家大事，完全根据对方态度，而不是从国家利益出发轻率变化，情同儿戏。

琦善知道抗旨的风险，但是仍然对和谈有自己的自信，自不量力以为能说服道光和义律，琦善作为一名平庸的官僚，没有能力完成这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比伊里布长真诚一点，伊里布始终支支吾吾不说出的一个事实，而琦善一直反复上奏皇帝这个事实——清军打不过人家。

中国人的逻辑，主张血战的就是忠臣，主张和谈妥协的就是卖国，于是和谈各说各话谈不拢，双方虎门再次开打。

义律是冤枉的吗?

在鸦片战争中，能让国人记住的外国人，貌似只有英国人义律了。义律的形象几乎就是侵略者、鸦片贩子的代名词。但真实的义律与我们所认知的有很多不一样，以至于有人说，义律是被冤枉的。

首先要区别一下堂弟查理·义律与堂哥乔治·懿律，懿律比义律大17岁，这两人都是鸦片战争中的英方人员，两人都曾服役于英国海军，鸦片战争时，懿律是侵华的英军总司令，而义律则是商务总监。调兵遣将是懿律的工作，而义律的主要工作是保护英国商人。

义律

义律最早到中国是1834年，是以船务总管的身份来华。据《东莞县志》记载，“义律携一妻一子至澳，约束商人水手。惟不管贸易。”由此可以看出，义律并不是真正的商人，更不是鸦片贩子。从这点来说，义律确实是冤枉的。

传：义律最早就是一名商人，只是到中国次数多了，慢慢就被英国政府委任为商务监督，这是不真实的。

在鸦片战争中，义律经常代表英国与中方谈判，真实的义律他本人是一个鸦片贸易的坚决反对者。早在义律作为英属圭亚那医疗舰《奴隶护神》号舰长的时候，就曾上书英国政府，说鸦片贸易是“给打着天主教旗号的国民丢脸。”

在义律看来，英国进行鸦片贸易是罪恶的、是耻辱的。他的这种观点，曾向多人表露过。比如他曾写信给后来的英国首相巴麦尊，说鸦片贸易对英国是羞耻的，也是非常危险的。他认为，鸦片的价格昂贵，且不稳定，如果英国将用于鸦片贸易的资金用于其他贸易，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传：义律始终袒护或纵容英国鸦片商人向中国大肆走私鸦片。义律因此也被贴上了“邪恶”的标签，但不是这样的。

义律不仅反对英国的鸦片贸易，同时还支持中国禁烟。他多次强调，禁烟有利于中英关系的稳定。在给巴麦尊的信中，他还说了一句这样的话：“我决定使用我的权力范围内的一切合法手段，结束该贸易，并防止它重新出现。”

从义律反对鸦片贸易与支持中国禁烟的立场来看，国人对义律的传统印象确实需要改变了。事实上，当时很多英国人、包括鸦片商人也非常讨厌他。但义律毕竟是英国人，不仅要代表英国利益，更要服从英国政府的决定。从各方面来看，义律后来的表现更多是迫不得已。但他为何不辞职呢？这点让人非常想不通。

1839年9月，义律向国内的巴麦尊报告，就林则徐禁烟一事做了如实陈述。巴麦尊表现很强硬，而且他提出的对华策略非常简单粗暴——“先揍它一顿！”巴麦尊回复义律说，“应当不仅使中国人见到大棒，而且还要先让他们在背上尝到它的滋味，然后他们才会向那个能够说服他们的唯一论据——大棒论据低头。”

巴麦尊是强硬的鹰派，奉行武力决定一切。一个月后，他调派大批军舰进攻中国，挑起鸦片战争。应该说，义律也是要看大领导脸色的，不得不听命于巴麦尊。保护英国鸦片商人的利益就是义律的本职工作，义律硬着头皮也要上。但保护他们的生命，则是义律主动作为。

因为，按清政府的法律，以林则徐禁烟的决心，一些英国商人恐遭中方处死，这在英国人看来是非常野蛮的，是无法接受的，义律自然也是不能接受的。义律反对鸦片贸易、也支持中国禁烟，但实在无法接受野蛮处死英国商人。即使他能接受，英国政府也决不答应。如果真有英国商人被中方斩首，英国政府定不会轻饶义律。

另外，义律在与中方打交道中，也并不是那种霸蛮、刁蛮的角色。比如他曾多次与两广总督邓廷桢通信，在通信中，义律的态度是比较谦和、温顺的，这点让邓廷桢非常认可。义律态度谦和、温顺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期望与邓廷桢能保持长期的、友好的直接通信联系。当时外国人与中国官员根本无法直接沟通，需要行商做中介，比如写信必须由行商代为转交。直接与两广总督这样的高官直接写信沟通，就已经是一大外交进步，这点义律确实做到了。

不过，义律的隐忍也是暂时的。当英国政府派的军舰从印度抵达中国时，义律就改变了风格，变得开始强硬。同样是与邓廷桢的直接沟通，原本是每信必回，回信还要注意措辞用句的义律，有了军舰的撑腰，已经没有了以前那样客气。这就是义律。

义律毕竟是英国利益代言人，虽然在鸦片等具体问题上与英国官方的意见不一致，但在侵华一事上，他与英国政府的立场并没有太大区别。比如他主持炮轰广州，索要赎城费600万两白银，强占香港，就充分暴露了一个侵略者的本色。

即使如此，义律的表现仍然不被英国政府认可。无论是维多利亚女皇还是巴麦尊，都认为他是个软蛋。最后英国政府一怒之下，以办事不力为由将他免职召回。

我们很容易对侵略者有着一种刻板的印象，但深入了解后就会发现，真实的侵略者总有颠覆我们想象的一面。

                        《穿鼻条约》就是个假条约?

在所有条约中，或许《穿鼻条约》是最特殊的一个。特殊之处就在于，这个条约清政府不承认、英国政府也不承认。

很多人不解，既然是双方签订的条约，那为何都不承认呢？因为，《穿鼻条约》就是一个假条约，就从来没有签订过，又何谈承认呢。签订条约的逻辑是，双方都认可才会签字。所以，“签订”这事就是子虚乌有。

1840年8月，英军舰队北上天津大沽，威逼清政府，提出了割让领土的要求。在英军的《巴麦尊子爵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第三条中，提出“割让东南沿海一岛或数岛给中国”的要求。

清廷派大学士、直隶总督琦善赴天津白河口与英军谈判。琦善对英军好言相抚，让他们先撤回广东，答应去广东再谈。

11月底，琦善到达广州。义律在天津谈判的条件上，又增加了几条，也就是更苛刻了。对于赔钱等问题，琦善认为都可以商量，但割让领土问题，琦善始终是严词拒绝的。据《筹办夷务始末》记载，琦善当时是这样回复义律的，“天朝从未有之事，其事断不能行”。琦善态度坚决的原因是道光也不允许割让土地。琦善曾向道光奏报过英军觊觎香港一事，道光怒批：“愤恨之外，无可再谕。”

琦善与义律会谈图

琦善对割地的态度虽然坚决，但总体对洋人的态度仍是妥协、退让的。从多次接触中，英方代表都看出了琦善团队息事宁人的态度，甚至连紧张的表情都被英国人看在眼里。于是，英军采取武力威胁、恫吓的手段，逼迫清政府就范。

12月底，英方头目义律提出：

“予给外洋寄居一所，俾得英人竖旗自治，如西洋人在澳门自治无异。”英国人希望效仿葡萄牙人占领澳门那样，自己也弄一块地方。但同样遭到了琦善的拒绝。这是琦善到广州后第三次拒绝英国人的要求。遭到拒绝后，义律指挥英军攻击大角、沙角炮台，要求将“沙角地方归英国官员据守，给为贸易聚寓之所。”此时已经是1841年新年期间。

诉诸武力后，琦善态度有所缓和，表示可以考虑，但仍不同意沙角给英国，可代奏皇上，另给一地寓居。

英方提出，用沙角代换尖沙咀及香港等处为寄居之所，且境界另行商定。英方以此作为撤兵的条件。

1月16日，琦善予以回复，以尖沙咀或香港一岛接收为英国寄居贸易之所，“止择一处地方寄寓泊船”。

这个事件的最关键的一点就在这里。英国人要求给尖沙咀、香港岛，境界另行定。意思就是说，范围可以自己划，还可能扩大。

而琦善答应的条件则是，只给尖沙咀或香港一岛。熟悉香港的都知道，目前香港包括香港本岛、九龙、新界等地。琦善的范围就是香港本岛或尖沙咀，只能二选一。还有一点很关键，双方在“给”的定义上有了误会，英国人认为是“割让”，而琦善则认为是“寄居”——暂时租借而已。

    不知道是义律表功心切，还是想先把生米煮成熟饭，竟然在1月21日发出了公告。公告开篇就说：

   “女王陛下的全权公使全权宣告，与中国钦差大臣已经签订了初步协定”。公告第一条，就是割让香港本岛及其港口。性质最严重的就是这个“割让”用词，琦善答复的，只是择一处寓居，并没有说割让。义律直接就说成了割让。

    公告所称的签订了条约，这个条约就是《穿鼻条约》。

    此内容一公开，引发巨大震动。琦善差点没把鼻子气歪了。而义律已经把这份条约内容上报了英国政府。英军一边从浙江撤军，1月26日一边悍然侵占了香港水坑口。

     1月27日，琦善与义律举行面谈。经过反复商谈，同时奏报道光后，琦善拿出了一份条约文本，内容共四大条。其中第一条便明确了“并准之新安县属香港地方一处寄居”。这个内容也是关于领土的唯一一条，同时禁止另外开设码头，禁止走私鸦片等行为。义律仍然不同意。2月12日，双方又在穿鼻洋蛇湾举行第二次会谈，仍然无果。

    琦善不知道的是，就在义律发布公告后，广东巡抚怡良已经密报道光，指责琦善私下割让香港给洋人。道光震怒，立即下令将琦善押回京城治罪。琦善与义律第二次会谈的时候，圣旨已经在路上。琦善早已预感到不妙，对英国人的要求能拖就拖。

    就是说，谈来谈去，不管什么文本，不管修改过无数的条件，始终没有琦善的签字，也没有关防盖章。一直在谈判，双方根本没有签订。

    对于义律发布的公告，英国政府方面也是不相信的。据《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记载，义律发布的公告被英国报纸披露后，巴麦尊便致信义律说：“你发布公告过早了。割让香港一事，并不像签订了正式条约的样子。即便是琦善签了字，也没有得到中国皇帝的批准”。

   巴麦尊的怀疑是有根据的，因为公告这东西就是定论，既然发布了公告，为何后来又谈个没完没了呢？

    所谓的《穿鼻条约》核心关键就是围绕割地一个问题，但有三个矛盾点，一是割地范围的大小，是香港全岛，还是香港一岛。二是割地的性质，是割地还是寄居，三是生米煮成熟饭，粗暴达成既成事实。协议未签订，先公开，并强占香港。

          但能否成为条约，能否被认可，是需要双方签字，并得到两国最高领导批准的。显然，《穿鼻条约》并没有双方签字，更没有得到两国的官方认可。

     道光认为，内容太苛刻，太过屈辱，才会要治罪琦善。

      而英国则认为，利益太少，也很屈辱，对义律非常不满，要撤职召回。所以，《穿鼻条约》只能称之为《穿鼻草约》。

                         义律为何要将谈判内容当成条约进行公告呢？

     有三点原因。

     一是为清廷施加压力。清廷对付洋人奉行“拖”字诀，不是敷衍、就是拖延，这种手段让英国人非常难以忍受。公告后，造成既定事实，快刀斩乱麻，逼迫清廷就范。

     二是太过自信。义律自信的原因是，英军武力非常强大，与清军几次交手，清军根本不堪一击。另外，清廷不想、也不敢开战，只会忍让妥协。

      三是义律表功心切，极力想证明自己。义律本人虽也是海军服役，但同他的堂兄懿律不同。懿律做海军总司令多年，经验多，威望高。相反，义律就差了很多，他原来只是个商务总监督。

     自从懿律因病回国休养后，义律就成了英军的实际统帅。为了服众，提升威望，他要迅速证明自己，同时也要向英国政府证明自己的外交能力。

    或许就是这几种因素，让义律以为胜券在握的《穿鼻条约》就被提前公布了出来，而且还夸大了。

    也可以说，《穿鼻条约》只是英国人意淫的一个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