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斗 

（一）

有个名词，曾经很火：批斗。

批斗，也叫辩论，就是有人站在会场中间，或者台子上，有人数落，有人指责，甚至绳捆索绑，推推搡搡，大捶大擂。虽然批斗的名字叫辩论，其实批斗谁，谁只能老老实实，倘若真开口为自己辩护，那后果更严重！这事情，有些年代了，具体啥时候兴起的，谁发明的，还没有人细致考证。

咱才记事儿，就经过了那样的场面。大跃进时候，家父因为思想保守，遭人算计，就被狠狠批斗了几回。当时，家父站在会场中间，有人吹着哨子，吹一声哨子，家父的头就得低一下，哨子吹着吹着，头低多了，重心不稳，向前迈了一步，吹哨子的人就说：

“咋，还想跑哩？重来！”

当然，批斗的方法还有很多。譬如筛糠，燕飞，等等等等。筛糠，就是把被批斗的人围在中间，右边上的人猛然一推，推到左边，左边的人再一推，推回右边，往来反复，直到推倒在地，再有人踢几脚。燕飞，就是把人背绑着吊起来。还有，让人站在板凳上，边上的人宣布其罪状。说到愤怒的时候，抬起脚一下子蹅倒板凳，上面的人冷不防栽下来。那一跟头，非同小可，摔坏胳膊腿，多了去。有个叫八哥的，比我大七八岁，当年被批斗，就是站在板凳上，支书批斗的时候很是愤怒：

“这个小东西，鼓吹蒋介石反攻大陆，又是到桐柏了，到唐河了，到底到哪儿了？”说到高潮，支书一脚把板凳踢倒，八哥摔坏了胳膊，成了终生残废，连媳妇也没有娶来，打了一辈子光棍。

到文革时候，批斗有了新发明。那时候，批斗的人要带着纸糊的高帽子，脸上还要涂上墨汁，或是写着“大坏蛋”之类的黑字，甚至还要把头发剃掉半边。甚至有些女士，脖子上挂着一双烂鞋以示羞辱。明明是女士，批斗之前就给你剃光头。明明无凭无据，偏偏就安上罪名，又是反革命啦，坏分子啦，投机倒把啦，等等等等。记得当年文革才开始，有个老太太，地主成分，平时干净整洁，在城里给武装部领导家当保姆，被弄回乡下，批斗游乡，罪名是地主婆逃避改造。批斗那个老妇人的时候，先把头发推成平头，在用剃头刀剃成花头。记得批斗会场上有人理直气壮：

“你去城里给大官当保姆，为啥不给贫下中农哄小孩？”

批斗，当然少不了要质问。就是那个老妇人，男人也被批斗。批斗他们的时候，人们集中到她的两个儿子身上。那时候，乡下的地主子女，招工升学基本没门儿，男孩子将来娶媳妇都困难。他们的两个儿子，都去了新疆。那家的小儿子很快找到落脚点，在村里当了教师。大儿子找地方收留，人家问他啥成分，他实话实说，很长时间没有找到地方。后来小儿子出主意：

“你就不会说贫农？”

后来那家的大儿子也在新疆农村定居下来，还当了生产队会计。这些事情，那老两口无论怎样批斗，怎样质问，一口咬定“不知道，没有消息”。

批斗人，有时候文明些。譬如当年村里批斗地委书记林晓。林晓曾经在村子里蹲点，那年正好遇上连阴雨，秋庄稼大部分都烂在地里。第二年春上，上面拨来很多救济粮。后来文革，林晓被揪回村里批斗。那天，有人给林晓搬来一个小凳子，林晓坐在上面，拿着笔记录着。批斗发言也文明多了，没有火药味道。散会后，很多乡亲一下把林书记围起来，嘘寒问暖，还扯着要往家里拉。

别人就没有那样幸运了。大跃进的时候，村里有个年轻人大学毕业，在城里当干部。有一天回家，那人千不该万不该，不该穿干干净净的新衣裳。在地里指挥劳动的支书看见了，立马怒从心其：

“咱们在这儿干活，他穿恁排场，把他拉过来！”

那一次，打得太厉害，一下子把人打昏过去。后来，那人落下残疾，成了半语子，工作也干不成了，只好回家当农民。

那时候，用现在的说法，叫法制不健全。批斗，很可能无限升级，甚至非常严重！在批斗现场被逮捕进监狱也并不稀奇。当年的盆底坑水库工地，是南阳县大跃进的重点工程。工地上有个小伙子，对当时的做法不满，发牢骚。那人，不知道批斗了多少场，捆了多少绳，有一次批斗时候，工地的领导苗书记怒不可遏：

“枪毙！”

于是在工地的会场上，那个小青年跪在那儿，指挥台上红旗一挥，苗书记的枪声响了，只不过是朝着天上打的！

      二

至于批斗的原因，那也是千奇百怪。

    当年浮夸风放卫星，粮食亩产全凭一张嘴吹牛皮。小麦亩产几百斤，几千斤，几万斤。这牛皮从哪儿来，当然还要有根有据，从生产队上报的数字来。报产量，那是有技巧的！公社开会，大队干部报粮食亩产。第一个人发言，报三百斤，第二个人四百斤，第三个人就得五百斤。一圈子报下来，当然第一名报得最低。产量最低，就是右倾保守，就得批斗。打打推推捶捶就少不了。后来开会报粮食亩产，没有人敢第一个发言，上面领导只好点名，点着谁的名字，谁报数字。有个人被第一个点名，报了亩产，人们接着往下报。那天当然他报得最低。眼看难过关，那人急中生智：

“错了错了，得纠正一下，我报的亩产数字后面少报了一个零。”

那天挨批斗的倒霉蛋，当然是第二个报亩产的人。

在工厂里，单位里，损坏了机器设备，那就要扣帽子，叫“破坏”。当年有个校办工厂，有人维修时候不小心把机器弄坏了。党委书记亲自谈话，说得非常厉害。那人听了，脱口而出带了粗字：

“我日他怼，咋成了破坏了。”

当时书记更毛了：

“日他怼，就是日他内，就是骂书记。骂党委书记，就是反党。”

结果，那人被批斗了好多场，最后下放回农村。

文革时候，批斗是家常便饭。当然，不管是谁，一言一行，都可能祸从天降，招来批斗。那时候流行敬奉毛主席像，而且越做越精致。有一段时间，毛主席石膏像非常流行。有个老兄，也到街上商店里买来毛主席石膏像。买来了，不好拿，那时候还没有购物袋，惦着不方便。那人找来一节细绳子，把绳子系在石膏像的脖子上，手里拎着回家。他没有走多远，还没有走出镇子，就被发现了。人们立马把他抓住，用绳子捆起来批斗。当然，那批斗少不了拳打脚踢，少不了挨拳头耳光。因为那事情，那人挨批斗当然不止一场。

那时候开会，要喊口号。最流行的口号，当然是“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偏偏有个人，把这口号喊翻了。该喊打倒的喊成了保卫，该喊保卫的喊成了打倒。这事情大了！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居然还有人跟着喊了一声！这俩宝贝，当时就上绳捆起来。当然，对于这俩人，也是区别对待。喊错口号的那人，平时待人和气，比较会来事，没有做过整人打人批斗人的事情，就让他跪在那儿给毛主席请罪，然后解开绳索，放回家检查反省。跟着喊口号的那个家伙，平时批斗人非常积极，打人整人事情没少干。人家先把他一脚蹅腿窝跪在那儿，然后先用绳子抽了一下脖子，捆绑的时候又在脊梁上蹅了好几脚，捆得紧绷绷，活赛一个肉疙瘩。人们理由很充足：

“他喊错了，你还跟着喊，分明你是故意的！”

当时拳打脚踢还不算，晚上又来个连登科。那一晚上，人们把他吊在梁上，拉灭了灯，大捶大擂就开始了。那打得厉害呀！人们一拳头桶上去，那家伙“哎呦”一声，只打了半夜。批斗结束，那家伙出门走了几十步，就一屁股墩在地上，像婆娘家放声大哭起来。

三

文革结束，经济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意味着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成了历史。政治运动，那是批斗最频繁的时候。在运动头上，只要是运动整治的目标，很少有人不被批斗，全身而退。当然，不整人不批斗人的村干部也非常稀少。那时候，村里有个老军人，参加过抗战，解放天津，抗美援朝。回村后担任支部书记，那人从来没有批斗过人，也没有整过人。直到今天，那老头还是市里树立的典型，还上了央视。然而，这样的干部为数不多，实在凤毛麟角。至于运动中保全自己，在批斗时候能清醒理智，那需要非同一般的智慧。

一九六四年“四清”运动，生产队的大小干部人人过关，当然是人人被批斗，运动手段也相对残酷。当时有个生产队的保管，在解放初担任过城里的派出所长，五七年下放回家。当时他把“劳动改造”介绍信交给大队干部，就被人家採着头发一下子摁到地上。从此后那人剃掉头发，到死都是光头。四清工作队清查账目盘库，队里的粮食竟然少了八百多斤！那人对于运动那一套，心里门清。无论是工作队谈话还是开会批斗，自己一言不发，仿佛一个哑巴聋子，运动跟他就没有一点关系。工作队没有办法，就把他弄到林场的场部里，无论怎样批斗，怎样揭发，人家还是不吭声。工作队急了，就让人把他的棉袄扒下来，赶到外面风地儿里，告诉他：想不好不要进来！大冬天东北风瓢雪花，那人冻得受不了，没有多大时间就进屋了。他一进屋，工作队头头很兴奋： “怎么样，想好没有？”

“想好了。”

“那你就交代吧！”

“去年冬天，有一天夜里我回家，走到张三家，看见他家的架子车在外面，我就把它拉到仓库，装了十布袋粮食，拉回家了。”

“一布袋多少斤？”

“大概百来斤。”

“仓库少了八百多斤，你就拉回家一千斤，怎么回事？”

“家里放不下，我又拉回来两布袋。”

“往布袋里装粮食，你自己一个人不行，谁帮你装的粮食？”

那人顺嘴说了几个人名，那都是运动的积极分子，还说我把粮食给了谁一布袋，谁两布袋，说得有鼻子有眼儿。然而，空口无凭，要落实证据。结果一查证，几个涉事的运动积极分子断然否认，事情子虚乌有，完全编造，工作队碰了一个大鼻子。

至于害怕批斗剃掉平头，那事情倒稀奇。那时候农村，男人一般剃光头，留平头的不多。谁留平头，那是身份的象征。虽然留平头时髦，但是遇上被批斗，被採着头发往下摁怪怕人。有个支书，在运动头上，感觉势头不妙，就早早剃了个光头。当然，后来真有批斗那一天。还有个老头，平时心眼儿多，听说开会要批斗自己，他回家换了衣裳，穿上棉袄和新鞋。穿上棉袄，拳头打在身上疼得轻些；新鞋底子硬，预备着“筛糠”的时候跑快踩对面人的脚。那些方法虽然可笑，但是也有些成效。

当然，避免批斗，远离是非，那才是大智慧。当年村里有个二老头和一个范老头。二老头有文化，旧社会在省里县里都干过事，当过秘书和科长。他平时就不显山露水，也不多说话，从不掺和村里的事情。文革时候，又是清理阶级队伍，又是楸老鼠屎，大小运动一波接一波，他总是安然无恙，从未有受过批斗。不过，村里往墙上写大标语，总是少不了他的柳体字。范老头，旧社会当过警长。那人可不省事。队里的大事小事都要掺和，甚至批斗人他也总是很积极。运动一开始，那人就首当其冲，被关押批斗半个月，挨打上绳，那是家常便饭。后来运动平稳些，他回到队里当保管。那一年秋里，他吸烟用的火麻杆，靠在箔材上，后来自己又把这事情忘记了，竟然摊开箔材晒棉花，自己回家吃饭，不大时候，棉花就着火燃烧，烧毁了一千多斤。这一下子可了不得！接下来的批斗会，队里受过他批斗的几个人义愤填膺，竟然捆断了他的胳膊！

四

批斗，当然跟会跟仇恨紧密关联。当年大跃进，村里的支书批斗人太多，几乎每天开会都少不了这事情。那时候，每天晚上都开会，最后一件事就是批斗人。一开始，批斗还有预定的对象。时间一长，就没有特定对象了，就看见谁是谁。那时候没有电灯，开会的时候桌子上放着一盏马灯或者罩灯。那人开会到最后，看见谁就是谁，当然谁倒霉。后来时间长了，人们都看出来门道，开会就远远往黑地儿里藏，谁也不往灯底下坐！那人，打人太多了，人们憋着一股子气。俗话说“风水轮流转”，后来整社，也叫拔钉子，那人可是倒了大霉。那时候关人的房子叫黑屋。把他关起来的时候，是村里民兵队长押送的。快到门口了，民兵队长从后面一枪托砸在他屁股上，一下子连滚带爬一丈多远，进了黑屋！批斗他的时候，村里的小伙子，都拿着短头棍，有人甚至打算把他打死！那天晚上，他躲在大方桌低下，嘴里一个劲儿的叫爷。最后，那人被打坏了腿，差点丢了性命。

批斗，是仇恨的加速器。挨斗的人，对于批斗自己的积极分子，当然刻骨铭心。这些事情，有人能记恨一辈子！有句俗语：三年等个闰月。那句话，有不满，有仇恨，有深层的倔强。挨了斗，当然想出口怨气。在那政治运动接二连三，批斗家常便饭的年代，只要有足够的时间，挨批斗很难避免。参与批斗，很多人基于狂热，但宣泄仇恨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狠。人们批斗时候打人，也聪明了，一般放在晚上，而且要吹灭灯。被批斗的人挨了打，也看不见是谁打的！当然，事后报复，那绝对少不了。村里有俩人较上了劲。批斗甲的时候，乙就用老婆新纳的鞋底子搧了李二的脸，后来批斗乙，甲就用刚纳好的鞋底子，上面带着针锥往张大脸上搧。前面说那个支书，被批斗以后判了一年刑，出来以后，又当了大队的治安员，批斗人更多，打人更狠！

批斗的事情，文革以后逐渐消失。今天，批斗已经成为历史，已经在生活中消声匿迹。当然，法治社会，不应该有批斗。人应该有自己的尊严，应该有自己的权力，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