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90后，听听50后的故事

    照今天的说法，我应该是个50后。我刚记事的时候，正遇上我们国家最困难的时期。大家给那个时期起了个特殊的名称：“吃食堂”。

一九五八年搞大跃进，扒掉了一家一户的土灶台，收走了铁锅，全村人集中到生产队办的公共食堂吃饭。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食堂饭：照见人影的红薯面稀粥里是酱黑色的干红薯叶、玉米棒芯做成的所谓“淀粉”、棉籽饼、杂草、野菜……。尤其是棉籽饼，不仅吃起来苦涩难咽，而且吃下后异常干燥，小孩吃了拉不下屎，大人只好用织布的线签往外剜。就是这样的食物，也少得可怜，不要说吃饱，就是保命也很难！我近邻有两个伙伴，他们的父亲相继饿死。我的祖父辈的大爷，是当地的名厨，年壮时曾经去过伦敦。在那时候也只能眼睁睁地饿死，连临死说的“想吃饺子”都无法实现。那时候，父母被抽出去大炼钢铁，家里只剩下祖母和我。好在天不绝人，我家和食堂相邻。每天早上，食堂的一个霍姓大叔起早烧火时会递过来一个烧红薯！在那时的记忆中，豌豆是我的又一个救命恩人。春天，豌豆秧蔓生长，我能掐刚露尖的嫩芽往嘴里填。天暖和了，豌豆荚又成了我充饥的零食。至今记忆清晰的，还有当时的一首歌谣：

妮儿啊妮儿，快点长，

长大嫁给司务长。

吃白馍，穿大氅，

坐着汽车呗呗儿响。

长大了，才从大人的话里明白，队长、司务长比起一般群众，无非有点小权力，能沾上点光，保住一家人免得饿死而已。不过，我一直认为那是最好的诗。对于那段最饥饿的岁月，人们还给它起了一个颇有借代含义的名字：“二两七”。就是每人每天定量供应二两七钱粮食。大人都说，哪里二两七，见鬼，一两也没有！

不过各家各户铁锅的去向，说来令人捧腹。据大人们说，铁锅由生产队的大车拉到了大炼钢铁的工地上。指挥部的头头一看非常高兴，就命人用大铁锤成摞成摞地砸成铁片，装炉炼铁。头头回过头一看大车，又有了新的发现：车厢是木头做的，可以烧火，车轮是生铁的，可以炼铁。当即又派人拆车厢破柴，卸车轮砸铁。赶车送锅的人只好背着牛套绳，赶着牛回家。

当时有件事叫辩论人。所谓辩论人，就是将某人拉到会场中间站好，由大队干部宣布其罪状，如思想反动、拒不老实、造谣破坏、鼓吹蒋介石反攻大陆等等；然后有几个积极分子上台，将其推的推，打的打，大捶大擂一顿。

我近门有个八哥，地主成份，有一天开会辩论他。大队严支书让他站在一条板凳上，低着头，然后数落他的“罪行”:

“这个小家伙，反动至极，鼓吹蒋介石反攻大陆，说是到信阳了，又说是到南召，到底到哪儿啦！……

严支书越说越激动，突然一脚踹倒了板凳！八哥毫无提防，一下子从板凳上栽下来，摔断了胳膊，成了残废。

姓严的大队支书，人们背地里叫他“阎王”。我都记事了，若是不听话，祖母还用“阎王来了”吓唬我。听大人说，那时每天晚上都要开会辩论人。祖母年事已高，我又太小，所以晚上很少去开会。有一次，祖母拉上我，破例非让我去开会不可。原来是县上来人主持会议，辩论阎王的！那天晚上，小伙子们拿棍棒，妇女们拿锥子，把阎王打得钻到桌子底下直叫爷!

后来，生产队的食堂解散了，家里又用泥巴糊了个小灶台，用瓦罐替代了铁锅。生产队又借给每户人家半亩地，我们在上面插了红薯。到秋天，红薯有了收成。从此，我们基本上不再靠野菜、棉籽饼、玉米棒芯充饥，虽然吃不饱，也饿不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