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二共识”能否成立取决于如何界定“中国”的涵义

 

1月11日，蔡英文赢得“总统”选举，并且，民进党赢得“立法院”过半席位，未来四年，民进党继续在台湾地区全面执政。

蔡英文在胜选后提出”和平、对等、民主、对话”是两岸重启良性互动，长久稳定发展的关键，又在接受BBC 记者专访时，表示，“不需要宣布独立，因为早已是独立的国家”。针对蔡英文胜选后的言论，大陆方面由国台办新闻发言人做出表示，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和平稳定不可动摇的基础，并说“撼山易，撼九二共识难”，针对蔡英文接受BBC专访涉及两岸关系部分，大陆方面警告，“不要自我膨胀，误判形势，进一步制造台海紧张动荡，把台湾带向危险的境地”。大陆方面清晰地表达了“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意志和决心。

一方面，台湾社会各界、各行业发出呼声，要求台湾当局重启与大陆沟通，促进两岸正向交流；另一方面，围绕“一个中国原则”、“九二共识”，两岸执政当局的思路没有对接，无助于缓和紧绷的两岸政治关系。两会协商机制停摆，两岸僵局一直未能解开，拖累两岸民众的权益受到损害,如今，旅游业者担忧陆客赴台自由行即将“归零”，相关行业、民众的利益就会持续遭受损失，当务之急，应是尽快把两岸政治关系从危险的边缘拉回来，这取决于能否重新确认“九二共识”，以解开两岸僵局。

去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设想，其政治影响在台湾地区的选举过程中发酵，波及“九二共识”，“九二共识”的内涵被某党派做了偏离、歪曲的解读。只有回到1992年两岸两会商谈的时空背景，我们才能对“九二共识”的内涵进行“正本清源”。

 

1992年两岸两会形成“九二共识”的过程

 

1991年4月29日，“国台办”副主任唐树备会见台湾海基会访问团，受权提出处理两岸交往中的具体问题应遵循的“五条原则”，其中第2条是：在处理海峡两岸交往事务中，应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也反对“一国两府”以及其他类似的主张和行为。1991年11月3日至7日，台湾海基会访问团再次来北京，就合作打击台湾海峡海上走私、抢劫犯罪活动问题进行程序性商谈，国台办副主任唐树备再次提出希望海基会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双方首次讨论了在事务性商谈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但未达成共识。之后，台湾当局“陆委会”一再强调台湾方面对一个中国的涵义的理解，与大陆方面不同，而表达对一个中国的态度是政策性的问题，与事务性商谈无关，陆委会规定海基会在事务性商谈中不得谈这个问题，不得“从事任何政治性的谈判与接触”。

大陆“海协会”根据国台办的授权，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作为两会（大陆海协会、台湾海基会）交往和事务性商谈的基础。

1992年3月23日至26日，两岸两会在北京就“海峡两岸公证书使用”和“开办海峡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问题进行第一次工作性商谈。台湾海基会的代表根据陆委会的要求，一再表示“没有受权谈一个中国问题”，但在商谈过程中，海基会提出，在解决两岸公证书使用问题，比照国家间驻外使领馆认证的做法，来处理大陆公证书在台湾的使用，在解决开办两岸挂号函件业务问题，援引国家间通邮的做法。1992年3月30日，大陆海协会召开记者招待会，海协会常务副会长唐树备进行了“三点阐述”，第一，处理两岸交往中的事务性问题，在指导思想上要明确这是什么性质的事务，是中国内部的事务，还是两个国家之间的事务？基于国家没有统一的客观现实，需要采取某些特殊的做法，当然不应该同国与国之间的做法混淆起来，因此有必要明确海峡两岸交往中的事务性问题是中国人的内部事务。第二，双方对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没有分歧，这见之于中共领导人的谈话，见之于中国国民党领导人的谈话，见之于台湾当局公布的有关统一的文件。第三，在事务性商谈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只是要双方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并不是要与海基会讨论“一个中国”的涵义。唐树备这一谈话很明确，海协会坚持要求海基会表明坚持一个中国的态度，但没有要求两会就“一个中国”的涵义进行讨论并达成共识。

1992年8月1日，台湾当局“国统会”就海基会与大陆海协会商谈事务性协议时，有关“一个中国”涵义问题做出结论，主要内容：（1）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但双方所赋予之涵义有所不同，中共当局认为一个中国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来统一以后，台湾将成为其辖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我方则认为一个中国应指1912年成立迄今之中华民国，其主权及于整个中国，但目前之治权，则仅及于台澎金马，台湾固为中国之一部分，但大陆亦为中国之一部分”。（2）1949年起，中国处于暂时分裂之状态，由两个政治实体，分治海峡两岸，乃为客观之事实，任何谋求统一之主张，不能忽视此一事实之存在。（3）中华民国政府为谋求民族之发展、国家之富强与人民之福祉，已订定“国家统一纲领”，积极谋取共识，开展统一步伐，深盼大陆当局，亦能实事求是，以务实的态度捐弃成见，共同合作，为建立自由民主均富的一个中国而贡献智慧与力量。

1992年8月27日，经过批准，大陆海协会发表谈话，明确表示：我会不同意台湾有关方面对“一个中国”涵义的理解，我们主张“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两个对等政治实体”的立场是一贯的。

1992年10月28日至30日，海协会与海基会在香港就“两岸公证书使用”问题继续进行处长级工作性商谈，商谈转换为讨论焦点问题——“两岸事务性商谈中如何表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海协会提出5种文字表述方案，海基会提出5种文字表述和3种口头表述方案，但由于双方对于文字表述有歧义，在会谈结束后，两会仍然没有达成协议，海协会、海基会先后离开香港。

1992年11月3日，海基会正式致函海协会，建议以口头声明方式表述一个中国原则。11月16日，海协会正式回函通知海基会，海协会的口头表述要点是：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的统一，但在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中，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12月3日，海基会函覆海协会：鉴于两岸文书查证及两岸间接挂号信函查询与补偿问题悬系多时，不但影响两岸人民权益，且使人民对于交流产生疑虑，诚然遗憾！……我方始终认为，两岸事务性之商谈，应与政治性之议题无关，且对·一个中国之涵义，认知显有不同，我方为谋求问题之解决，建议以口头各自说明，至于口头说明之具体内容，我方已11月3日发布之新闻稿中明白表示，将根据“国家统一纲领”及国家统一委员会本年8月1日对于一个中国涵义所作决议加以表达。

 

 

“中国”的传统涵义：文明的中心区域

 

中国是文明古国，拥有四千年文明史，夏、商、周、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是历朝历代的国号，”中国”一词在历史发展中出现。中国传统悠久，延续至今，我们需要阐发“中国”的传统涵义。

《说文解字》：“中，内也”，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又加以发挥：“中者，别于外之辞也，别于偏之辞也，亦合宜之辞也”。因此，“中”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没有两端，就不会有中间，没有四方，就不会有中央，“中”作为地理用语，乃对外而言，乃别篇而言。《说文解字》：“或，邦也”，《说文解字注》：“邦、國互训……古或、國同用，或、國在周时为古今字，古文只有或字，既乃复制國字”。

“中”、“国”两字合一，便有“中国”一词。那么，“中国”一词何时出现？

公元前1046年，经过牧野之战，周武王灭商，建立周朝，国号为“周”，史称西周（前1046——前771），西周是“封建制”王朝国家。

陕西省宝鸡青铜器博物馆馆藏出土文物——何尊，其内底铸铭文12行122字，铭文大意：周成王亲政五年四月，周成王开始在成周（今河南洛阳）营建都城，适逢对武王进行丰福之祭，周成王于丙戌日在京宫大室中对宗族小子何进行训诰，内容讲到何的先父公氏追随文王，文王受上天大命统治天下，武王灭商后则告祭于天说，余入住到天下的中心，由此统治民众。成王赏赐何贝30朋，何因此作尊，以作纪念。

何尊是西周王朝早期周成王时的青铜器，何尊铭文内容提到周武王在世时决定迁都洛邑，即“宅兹中国”。何尊铭文内容，与《尚书》中的《洛诰》、《召诰》，《逸周书.度邑》等文献记载相互印证。《尚书.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何尊铭文的出土，是“中国”一词最早出现的见证，即“中国”一词最早在西周时期出现。那么，“中国”名词的涵义是什么？

（一），指京师，《诗经.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京师就是后世习称的首都，它是中央之都城，是天子所居之城。

（二），指国中、国都，《春秋榖梁传》昭公三十年：“中国不存公”，即季孙不让鲁昭公在中国存身，古代的国以城圈为限，城圈以内为国中，城圈以外为郊，郊已不属于国的范围，住在城圈以内的人称“国人”。由于西周王朝是“封建制”国家，分封的诸侯也以自己的国都为中心，看待境内的属邑时，就以“中国”自居。以中国指国中、国都，较之以中国指京师，中国指称的对象大大增加了，即从为周天子专用，扩展到为诸侯共享。

（三），指王畿，《周礼.大司寇》：“凡害人者，置之圜土而施职事焉，以明刑耻之，其能改过，反于中国”。《左传》昭公九年：“允姓之奸，居于瓜州，伯父（晋）惠公归自秦，而诱以来，使偪我诸姬，入我郊甸，则戎焉取之，戎有中国，谁之咎也？”西周王朝的郊甸可以称为中国，承此例，诸侯列国的郊甸也可称中国。于是，中国的地域范围进一步放大，即从城圈之内而城圈之周围了。

（四），指天子直接统治的地区，《诗经.大雅.桑柔》：“天降丧乱，灭我立王，降此蟊贼，稼穑卒痒，哀恫中国，具赘卒荒，靡有旅力，以念苍穹”。诗中的“中国”是指周天子直接统治的地区。

（五），指诸夏国家，周天子的直接统治区称“中国”，分封的诸侯列国——诸夏，也称中国，中国就成了周与诸夏的总体。《左传》成公七年：“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无吊者也夫”。《诗经.小雅.六月》毛《序》：“《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春秋公羊传》僖公四年：“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三处中国，与四夷相对而言，亦指诸夏国家。当中国的涵义由周王朝的直接统治区扩展到诸夏时，就为中国发展成诸夏列国全境的称号奠定了基础。

（六），指地处中原之国，诸夏国家相对于四夷都统称中国，但毕竟位置有远近，文化有高低，所以，诸夏国家内部有区分。处在黄河中下游两岸以至江淮地区的、文化高的诸侯国，往往不承认位置远、文化低的诸侯国为中国。《孟子.梁惠王》说齐宣王曾经“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中国”是指中原国家。《战国策. 秦策》范睢说秦昭王：“今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韩国、魏国在当时被视为中国。《战国策.秦策》公孙衍谓义渠君：“中国为有事于秦……居无几何，五国伐秦”，五国是齐、宋、韩、赵、魏，也被认为是中国。

“中国”名词是反映地域涵义，“中国”为什么在扩大?

《战国策.赵策》记公子成谏赵武灵王胡服，对“中国”有具体描述：臣闻之，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今王释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学者，离中国，臣愿大王图之。是中国之为中国者，其人则聪明睿智，其用则万物所聚，其礼则至佳至美，是具有高度文明的区域。凡诗书礼乐不及或风俗有殊者，即不得在中国之列。《尚书.舜典》：中国有文章光华礼义之大。

所以，只有达到一定的文化标准，才能称“中国”，反之则为蛮夷。

公元前221年,秦朝实现统一,之后，在2000多年里，“中国”的涵义比西周时期、先秦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体现出文化意义加强。

《汉书.五行志》：“刘歆曰：昼象中国，夜象夷狄”。扬雄《法言.问道》：“或曰孰为中国？曰：五政之所加，七赋之所养，中于天地者为中国”。《史记.司马相如传》：“盖闻中国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溥，物靡不得其所”。《盐铁论.轻重》：“中国，天地之中，阴阳之际也，日月经其南，斗极出其北，含众和之气，产育庶物”。汉朝人的这些说法，则中国象征着光明，为至高无上、雍容华贵之域。北魏杨衒之著《洛阳伽蓝记》，盛赞中国之繁荣，卷三“龙华寺”条：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资治通鉴.隋纪五》大业六年：诸蕃请入（东都洛阳）丰都市交易，帝许之，先命整饰店肆，檐宇如一，盛设帷帐，珍货充积，人物华盛，卖菜者亦藉以龙须席。胡客或过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不取其直，给之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惊叹。

文化的中国对于周边民族与国家的吸引力是巨大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0载宋人富弼语也说：“自契丹侵取燕蓟以北……其间所生豪英皆为其用，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此辽国契丹民族之深慕中国。《宋史.陈亮传》：“昔者金人草居野处，往来无常……今也城郭宫室，政教号令，一切不异于中国”。是金人已中国化。其后蒙古混于中国，《明经世文编》卷七三载明人丘浚《内夏外夷之限》云：“国初平定，凡蒙古、色目人散处诸州者，多已更姓易名，杂处民间……久之，固已相忘相化，而亦不易以别识之也”。至清朝，满洲统治者也不自外于中国，雍正皇帝尝谓：就民族言，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同是中国人，不能因籍贯（民族）的不同，而妄生此疆彼界之私，而妄判中外（《大义觉迷录》卷首上谕）。这种非汉民族不自外于中国，盖与中国文化概念之宽泛、中国文化意义之伟大密切相关，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中国文化渐趋发达与丰富，而中国地域也由仄小而广大。

中国文化影响的扩大，带来中国地域范围更加扩大，但，地域内涵并不唯一确定，或指京师，或指中原，或指内地，又或指全国。

中国指内地，清朝陈鼎《滇游记》讲云南省：“楚雄、姚安、开化三郡……诸生皆恂恂儒雅，敬慕中国”。中国指全国，唐骆宾王诗：“河山通中国，山途限外区”。唐韩愈《论佛骨表》：“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此义的中国，盖为区别于间接统治的地区及统治范围之外的地区。

秦、汉以来，发端于政治统治，“中国”地域范围因此在演变，随着王朝国家的形成、疆域的扩大，“中国”的地域范围在不断变化和扩大。一般来说，中央皇朝建立后，它的直接统治区可以称为“中国”，它间接统治的边远地区以及统治范围之外就是蛮夷戎狄，就不是“中国”。

清朝思想家魏源《圣武纪》中的中国，有时指整个清朝的领土，和现代的概念已经一致，有时却只指传统的范围，即内地十八省，而不包括蒙古、青藏、新疆、东北和台湾。到了晚清，中国的地域范围即指大清主权所达到的范围，但清朝的正式国号仍是“大清”，在对外交往或正式条约中，之所以乐于接受“中国”一词，乃是一种传统心态，即认为“中国”所代表的地域概念与文化意义：中心、中央、天下之中的国家，先进文明的中心。

因为确认有文字可考，商、周王朝国家在历史中存在，就意味着商、周时期的中国已步入“文明时代”，中央政权+中心区域+文化优越性=文明的中心区域，笔者概括“中国”的传统涵义：文明的中心区域，可以称之为“文明中国”。

 

 

剥离”现代涵义”、认同”传统涵义”的中国，这是“九二共识”成立的前提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党人在南京建立临时政府，各省代表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月，中华民国正式建立，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因为“中华民国”名称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中国”一词就被赋予了现代涵义：“中国”是政治国家。经过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先后成立的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都符合政治学对“政治国家”的定义：（1）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专政的暴力组织，主要由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组成。（2）满足构成国家的要件：领土、居民、主权和政府四个元素。

笔者概括“中国”的现代涵义：中国是政治国家，主权是国家核心的、本质的权力。

1992年两会商谈的时空背景，大陆方面对“一个中国”，核心的立场和观点，就是认为“世界上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国家主席杨尚昆在会见台湾《中国时报》记者时就说：中国只有一个，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只有一个政府，在北京，台湾历来是中国的一个省，这是不可改变的。这段话刊登在《人民日报》1990年11月10日第3版。当时的李鹏总理在第七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批评台湾当局迄今没有放弃“一国两府”的立场，在国际上继续推行“弹性外交”，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一国两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台湾独立”的企图和行动。1990年9月28日，国台办发言人唐树备就“一国两区”问题发表谈话，认为台湾当局“一国两区”的提法，和过去所提“一国两府”一样，实质是使两岸关系变成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它不可能解决两岸关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对国家统一是无益的。

当时，大陆方面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表述是“旧三段论”，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大陆方面基于“世界上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中华民国”在1949年已被推翻，因此否认“中华民国”存在。

台湾当局的立场观点，与大陆方面针锋相对，是在1992年8月1日，通过“国统会”对“一个中国”的涵义做出结论，加以表达。台湾当局核心的观点，就是坚持“中华民国”自1912年成立迄今存在。

两岸当局、两会对“一个中国”的涵义，是排斥的、对立的、不可调和的。

笔者总结，围绕“九二共识”的五个要件。

（一）两会协商机制，是事务性商谈，不是政治协商，当时两岸不存在政治协商机制，迄今政治协商机制仍未建立。

（二）海基会的业务以及受权的局限性，海基会的主要工作有如下7项业务：（1）两岸人民入出境收件、核转及有关证件签发补发。（2）大陆地区文书验证、身份关系证明、协助诉讼文书送达及两地人犯遣返。（3）大陆地区经贸资讯的收集发布，间接贸易、投资及其争议的协调处理。（4）两岸人民有关文化交流事宜。（5）协助保障台湾地区人民在祖国大陆地区停留期间的合法权益。（6）两岸人民往来有关谘询服务。（7）政府委托办理的其他事项。即海基会没有“受权进行政治协商” 。

（三）议题，是“海峡两岸公证书使用”和“开办海峡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即事务性议题，是事务性商谈中如何表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不是两岸政治关系定位，也不是对“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进行讨论并达成共识。

（四）国体，即两岸各自坚持的“国家”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中华民国”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国体排斥、对立，互相否认对方的合法性。

（五）大陆方面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表述，是“旧三段论”，当时没有“新三段论”。“新三段论”的最早提出，是在1998年1月30日，大陆方面由钱其琛提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不可分割。在2000年7月再度提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与台湾同属于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不可分割。一个中国原则“新三段论”，在2002年由前总理朱镕基在做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

笔者根据近代法国政治思想家布丹《国家论六卷》阐述的“主权政治学说”，对“九二共识”里的“一个中国”的性质进行判别。主权政治学说的核心观点：（1）国家拥有主权，这是国家的根本性质，否则，国家便不存在，也只有国家是主权拥有者；（2）主权具有三个特性：绝对性、永久性、不可分性。绝对性是指，主权的地位最高，不受限制，一国之内，只有一个主权，地方政府不能拥有主权。永久性是指，国家永远有主权，行使主权者会死亡，但国家主权始终自然延续。不可分性是指，主权的完整性，只能完整地存在于一个人、少数人或多数人手中，不可分割；（3）国家和政府截然分开，国家拥有主权，政府则是一个使主权得到实施的机构。

1992年两会发布的新闻稿、往来函电中，是都表述了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鉴于两岸当局的政治立场、观点对撞、排斥，尤其关于“国家”、“主权”、“政府”等都是高度政治涵义的词汇，这就是“中国”的现代涵义——政治国家，两岸当局对“政治国家”的诉求不可能共存于“九二共识”，因为根据主权政治学说，主权的唯一性，国家是主权拥有者，当大陆方面表述“世界上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断然就没有“中华民国”的存在空间，大陆方面也绝对没有接受一个中国是“中华民国”如此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反之亦然。台湾当局基于中华民国存在，是主权国家，才有权力表述“台湾固为中国的一部分，大陆亦为中国的一部分”。“中华民国存在，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这是台湾当局的根本观点，“台湾固为中国的一部分，大陆亦为中国的一部分”这是“延伸、扩大”阐述，两句不可分割，是台湾当局的完整观点，如果大陆方面否认“中华民国”存在，那么，台湾当局的观点就失去了“政治意义”，“中国”一词就不是政治国家。

大陆方面如何解读1992年台湾当局、海基会的观点，不能误用“数学方法”，分割台湾的观点，求取与大陆的“政治公约数”，因为“一个中国”原则是政治题，必须采用“政治学方法”解读台湾观点，那么，当台湾当局的根本观点被大陆方面否认，台湾当局的完整观点均被否认，就不剩余存在与大陆的所谓“政治公约数”。

所以，根据主权政治学说解读“九二共识”，必须剥离“中国”的现代涵义——政治国家，因此，“中国”只剩下传统涵义——文明的中心区域，即“文明中国”。1992年，“九二共识”能否成立，取决于如何界定“中国”的涵义。

概言之，剥离“现代涵义”、认同“传统涵义”的中国，界定“中国”是传统涵义的中国，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那么，“九二共识”成立，

笔者严厉批评民进党人，没有好好学《西周史》，对“中国”的传统涵义缺乏认识，自外于“文明中国”，更对《西方政治学说史》未修及格，作茧自缚，掉进“政治中国”陷阱，无力解析“九二共识”里一个中国的性质，就盲目拒绝“九二共识”。

基于全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以及珍爱两岸和平，笔者认为两岸应尽速建立有效的沟通平台，进行良好的沟通，这样做是符合两岸人民的期待的，如果两岸的当局推动两岸关系朝着和平、友好的方向发展，就会得到两岸全体人民的拥护。

笔者提出倡议：大陆方面尽速举办“海峡两岸各党派九二共识研讨会”，中共、民进党、国民党必须派代表参加，这会成为善意的、有效的沟通平台，要容许充分探讨，就有机会处理围绕“九二共识”的分歧，就可能让紧绷的两岸政治关系峰回路转。

 

 

 

2020年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