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美国中文网消息，当地时间10月26日晚，美国参议院以52:48正式确认艾米·科尼·巴雷特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填补因癌症去世的大法官露丝·巴德·金斯伯格的席位。

最高法院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在白宫南草坪主持了巴雷特的宪法宣誓仪式。巴雷特表示，自己将毫无畏惧、毫无偏袒地履行职责，她说，“一名大法官不仅将独立于国会和总统，也将独立于任何可能会动摇她的私人信仰”，将“独立于政治派别和自己的偏好行事”。

从9月18日金斯伯格去世，到9月26日特朗普宣布对巴雷特的提名，再到10月26日提名获得通过，距离总统大选仅剩8天。提名和确认速度之快，距离总统大选时间之近，均创造了历史记录。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在一份声明中称，这一“匆忙的、史无前例的”程序应该成为对每一个美国人的“警醒”——那就是，你的投票很重要。

目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支持共和党的保守派和支持民主党的自由派的比例为6:3，保守派占绝对优势。这个比例非常重要，因为美国最高法院判案，是以“简单多数”的投票方式进行的。

至此，备受关注和争议的大法官“提名战”，以特朗普及其共和党完胜、民主党完败而告终。这标志着特朗普在一个总统任期内第三次任命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巩固了最高法院的绝对保守派立场。而美国最高法院是美国各种政治纠纷的最终解决机制，在两党不能达成妥协的情况下，由最高法院作最终裁决。这就意味着包括奥巴马医保法案在内的一些重大案件的命运指日可待。

急于强行补缺大法官

特朗普居心何在

金斯伯格于9月18日去世，享年87岁。她是一位自由派法官，坚决主张妇女有堕胎的权利，1993年由克林顿总统任命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也就一个大法官去世，居然在美国闹出无比大的动静，关于她的位置补缺比总统大选还激烈，甚至“引发了一场充满争议的政治斗争”，这场斗争被认为可以定义美国最高司法机构下一代的格局，为特朗普提供了在11月大选前将他本届任期内第3名保守派法官塞进最高法院的机会。

在最高法院宣布金斯伯格去世仅一个小时后，参议院多数党（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就承诺，他将为特朗普最终的提名人举行投票。而在2016年保守派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去世后，同是这位麦康奈尔，却成功阻止了时任总统奥巴马在大选前10个月提名的大法官候选人，理由是“距离选举太近”。

可以说，特朗普总统是火急火燎地抓紧物色人选，“毫不拖延地”采取行动，用一名保守派候选人填补刚刚去世的自由派大法官金斯伯格留下的空缺。他在推特上说，共和党人“被放到了这样的权力和重要性的位置，为如此自豪地选举我们的民众做出决定，其中一直被认为最重要的就是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选择。我们有这项义务，刻不容缓！”

原本这场总统大选已被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和美国种族不平等和维持治安的社会动荡所定义，如今这一最高法院大法官空缺的填补又为特朗普与前副总统拜登之间已经混乱的总统竞选增加了赌注。

毫无疑问最失败的是民主党人。

在2016年之前，美国9位大法官中支持民主党的自由派和支持共和党的保守派各4名，还有1名“没有立场”，这样，在最高法院两党势均力敌。

2016年保守派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去世，由于共和党对前任总统奥巴马提名的成功抵制，填补缺位被拖延到2017年，特朗普上任后提名保守派法官尼尔·戈萨奇替补斯卡利亚。此时两党势力仍然旗鼓相当。

2018年，美国最高法院那位“没有立场”的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宣布退休，特朗普顺理成章地提名保守派法官布雷特·卡瓦诺出任。这样，两党的势力便开始打破平衡，以保守派大法官5:4占据多数。

这次特朗普提名获得通过，支持共和党的保守派大法官与支持民主党的自由派大法官的比例变成6:3，势力对比更加悬殊。

前民主党总统比尔·克林顿忍不住站出来说话了，他在接受CNN采访时表示，总统特朗普和参议院共和党人在11月大选之前推动填补最高法院空缺席位是“赤裸裸的伪善”，“他们的首要价值就是权力，他们正试图尽可能多地将意识形态法官塞进法院”，共和党人得以成功地填补空缺，他们的努力将会“进一步在我们的制度中传播犬儒主义（笔者注：抛弃外物，追求本源，说一套做一套是现代犬儒文化的基本特点）”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曾呼吁共和党参议员“追随自己的良心”，避免在选举前投票表决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不要走那一步，履行你的宪法义务和良心”，“通过参议院塞入提名只是一种原始的政治力量做法，我不相信这个国家的民众会支持它”，“如果我们走这条路，我预计它将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他还说，“这位总统对民主制度的感染可能是致命的，够了！够了！够了！我们必须团结成一个国家。”

可是共和党人绝不会放弃这个“天赐良机”，而且并不违宪，他们辩称，在总统与参院多数席位同属一个党派的情况下，有过在选举年确认新大法官的先例。

有民调显示，62％的美国人表示，金斯伯格留下的空缺席位应该由赢得下一届选举的总统候选人来填补，80%的民主党人、50%的共和党人认同任命应等到选举之后。

金斯伯格也曾誓言要在她的健康状况允许的情况下继续留任，在去世前还告诉孙女，她的“最强烈的愿望是，在新任总统上任之前，我不会被替代。”

不幸的是，美国人民摊上了一位这样近似于流氓无赖的现任特朗普总统和美国联邦政府。

九个“魔鬼”掌握美国命运

保守派强势作为

有人可能会犯嘀咕，美国不是自称世界上政治制度最先进，最民主自由、最公平公正的国家吗？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怎么还会存在保守派和自由派两股势力呢？存在明显的政治倾向差异，审判还能有公平公正吗……这种怀疑不无道理。

应该说当初美国的开国先驱们对政治制度的设计是非常缜密和独具匠心的，特别是“三权分立”制度的设计，行政、立法、司法权相互独立，互相制衡，为打造清正廉洁公正的政治生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特别是在司法独立方面，他们首创了“两个独立”的利益切割法则：一是地位独立，最高法院的法官是终身任职，一般公务员都有退休年限，他们没有，除非他们自己主动辞职、退休，或者自然死亡。最令人叫绝的是，宪法规定最高法院的法官由总统经参议院同意任命，一经任命，总统再也无权撤销。二是经济独立，法官的薪酬一旦定下来，任何机构和个人都无权更改。这样就排除了法官的一切后顾之忧，“避免他们被别的权力左右”，也避免受情感因素影响，确保行使职权的绝对权威，确保公平公正依法办案，因此美国历史上就出现过总统任命的大法官“背叛总统”的情况。

美国司法承继的是英国普通法的判例法规则，联邦最高法院拥有宪法解释权和司法审查权，通过大量判例的积淀，不断刷新原有的宪政原则，在宪政结构各个层面不断进行价值判断和选择，使得美国宪法获得了长久不衰的生命力，因此美国宪法的发展史主要就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史，在一定程度上联邦最高法院一直在塑造着美国，成为“一言九鼎的大人物”。以至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正式头衔都是用Justice(公正)，而非通常用的Judge(法官)，可见其地位之崇高，美国人把他们看作是宪法所赋予的广泛个人自由的监护者和解决全国性重大争论的仲裁人。

法国作家托克维尔在美国实地考察后惊讶地发现：“实力这么强的司法权，从未在别的任何国家中出现过”，“九名联邦法官掌控着联邦的安稳、昌盛与存续，宪法离开了他们，就什么也不是了。”托克维尔认为，只有确保司法权的足够强大，才能确保宪法的最高权威和尊严，才能确保执法的公平公正，也才能确保民众对法律臣服，从而构建真正的法治国家。

笔者认为，最好的法律都得由人来执行，而人在追求物质享受的同时，会追求精神的满足，他的行为除了受地位、利益支配外，还会受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所左右。

美国的司法史就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比如在1865-1937年美国政府处理经济关系敏感期，联邦最高法院主要为保守派控制，他们利用司法审查权，在维护宪法保障公民权利的名义下，保护私有财产权，维护自由竞争原则，制止和削弱政府对经济的干预。1896年的普莱西诉弗格森案，联邦最高法院肯定了南部种族隔离政策的合宪性，建立了“隔离但平等”的种族关系法律范式。随后在卡明斯诉里士满学区委员会案的判决中，拒绝干涉公开歧视黑人的公共教育政策，还容许许多州剥夺黑人的选举权。

再比如种族歧视意识深入到了许多美国法官的骨子里，并不自觉地在他们的判决行为中表现出来，所以美国黑人在司法案件中遭遇不公平对待屡见不鲜：2017年9月16日，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白人警察枪杀黑人获判无罪引发民众抗议；2020年9月23日，抗议者聚集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巴克莱中心，抗议肯塔基大陪审团决定不以杀害布伦娜·泰勒起诉任何警察；2020年9月23日，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因泰勒案仅一名警员被诉引发大规模抗议，两名警察遭枪击……

现任总统特朗普，更是尝到了联邦最高法院保守派占多数的甜头。2019年2月15日，为筹措美墨边境隔离墙建设资金，特朗普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绕过国会，动用80亿美元资金用于修建边境墙，其中挪用军事建设经费36亿美元。众议长佩洛西当即发表声明，谴责特朗普的这一决定严重违反美国宪法，随后特朗普遭到16州联合起诉。特朗普自己也承认，宣布该决定可能很快会遭到法律反对，“我预计自己会被起诉”，但他胸有成竹地说，最高法院会对此作出裁决。

果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总统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合法，而全世界都知道特朗普在违法，这就是美国的所谓法治！

“三权分立”大厦必将倾覆

除非民主党获胜

笔者原本只想就事论事，批评特朗普及其共和党人仓促填补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空缺的自私自利，揭露共和党与民主党在最高法院中的“党争”真面目。但是，在分析研究中，笔者进一步发现，两党在最高法院的势力博弈，特别是事实上出现保守派与自由派势力对比悬殊，不仅严重影响到司法公正本身，而且已经严重威胁到以“三权分立”为主要架构的美国政体的根基。

笔者理解，“三权分立”是一个完整的权力制衡系统，它以“人性本恶”理论为基础，通过科学的机构设计和制度安排，使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权力体系各归其位，互相牵制，互相监督，从而从根本上铲除权力腐败的土壤。

然而，在实际运行中已经远离其初心，三权分立已经沦为一个事实上的“党争”大舞台，在多党制环境下，各党派互相争权夺利，甚至“大打出手”，互相监督演变成了互掐，互相制约演变成了互相拆台，形成严重内耗，导致政府决策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政效率低下，给国家长远建设和人民福祉造成不利影响。

当前，共和党控制了“三权”中的“二权”（行政权、司法权），而且在剩余一权的立法权中，共和党占据参议院多数，亦即立法权控制了一半。如果把“三权”切分成6块，共和党大致占据了5块，“三权分立”的平衡被彻底打破。

特朗普通过在最高法院增强保守派势力，已经事实上控制了最高法院，司法权可能沦为行政权独裁的工具。

时至今日，美国两党对最高法院的势力争夺，已经严重超出“党争”利益，甚至成为事关美国现行政治体制生死存亡和未来国运的关键事件。对此，民主党人肯定不会坐视不理。

民主党正在采取一系列对策进行抗争。他们说了，要推动哥伦比亚特区（D.C.）和波多黎各升格成州，这对于民主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根据人口统计，D.C.的人口中有46%是非裔，波多黎各超过70%的人口是西裔，而这两个族裔都是民主党的铁票仓。由于每个州在国会有两名参议员，这将意味着几乎一定能在国会增加4名民主党参议员。

民主党人还主张为最高法院“扩容”，即将目前的9个大法官增加到11个甚至更多。这将直接改变最高法院的力量对比，不过也被认为是“核选项”，包括拜登在内，主流的民主党人都尚未对这一想法表示过肯定或认同。

近日，民主党又提出一个法案，要求将法官的最长任期定为18年，而不是目前宪法中规定的终身任命。该法案草案还规定，将在总统任期的第一年和第三年提名候选人，然后由参议院批准。也就是说，每位总统每届任期任命大法官最多2人。

就目前的局势而言，唯有民主党胜选，即拜登当选美国总统，才能拯救“三权分立”大厦于倾覆，因为那样，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权力才能保持相对平衡。

笔者前面说了，不幸的是，美国人民摊上了一位这样近似于流氓无赖的现任特朗普总统。9月23日特朗普公开拒绝承诺，如果他在11月大选中失败，将实现权力的和平过渡，他称，需要“看看会发生什么”。

美国未来国运或充满变数！但无论怎么变，唯一不变的是全面打压中国和平崛起的“美国国策”不会改变，中国除了斗争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