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祖父名张品清，1916 年出生在苏北沭阳县沂桃乡，一个叫吴洼子的农村，1991年1月3日去世，享年75岁。时隔29年后的今天，我们回顾他的一生，反省那些年代对他的种种不公正，真的感到很无语，他那样一个老好人，谦卑、善良、老实、勤奋、胆小怕事、不善言语、乐于助人、敢于担当、任劳任怨是他的品质，但是，奔波辛劳、受尽委屈、忍辱负重、挨批斗、挨揍等词汇伴随他的一生。有人一定要把一个老实巴交、工作勤奋、与世无争的底层草民，欺辱到欲哭无泪的地步。
  外祖父兄弟4人，他是老四，全家男丁较多，这正是农业社会的主要产业——耕种所严重依赖的，由于辛勤劳作，农业技术得法，家庭日益有些积蓄，农村里就是这样的，再穷的农民只要有点钱就要买地，逻辑很简单，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农民得以活命、家族得以兴旺全赖田地多、收成好，苏北那地方盐碱地居多，土地不肥沃、农作物收成不好，他的家族凭着男丁多，以及大家常年累月像牛一样的劳作，用积蓄买了一些薄地，建了一些房屋，家族生活物资相对那些没有壮劳力的家庭好了不少，正是这些家族物资为抗战期间新四军提供了大量的服务。但这也种下了祸根了，未来的中国将这个家族成份定为地主，是革命、专政的对象，他们在多次运动中受尽了折磨。

   抗战期间，新四军在苏北建立抗日根据地，外祖父兄弟4人被征走3人，他是老小，被他的父亲竭力阻拦，留在家里赡养老人、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原来兄弟4人干的农活，现在只有他1人承担。那时他的家庭就是共产党军队的娘家，全家3个男丁参加新四军，妇孺老人帮着新四军做军鞋、缝纫服装，提供食宿，通风报信，标准的红色家庭。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日本军队和伪军经常要下乡扫荡，当地人就临时逃避到别的村，等日本鬼子回到县城里去了，他们再回家，俗称跑反，新四军情报准确，每次日军扫荡前，他们自己回避日本军队，同时，提前通知这个红色家庭，于是全村都提前得知情报，开始跑反。我的外祖父是家里唯一青壮年男丁，跑反期间要负责全家人的安全，他每次都提着一杆猎枪，扛着各类生活用品，保护着全家人跑反，路途上有族中老年妇人胆小怕事，再三要求他把枪扔了，说那会惹祸的，可是，他倔强的用沉默拒绝，是啊，枪怎么可以扔呢 ？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除了日本鬼子是坏人，还有很多本地的坏人，手持一杆枪可以震慑很多坏人，保护家庭妇孺是他的责任。 
   到了1949年建国，他的家族被征走3个兄弟中，大哥随解放大军南下，后来转业到江南工作，当了小干部，二哥在新四军首领谭震林军中担任要职，但不知咋地，患伤寒而死，三哥在本县担任地下党，当时尚不能暴露身份，后任本县小职。就是这样一个为新中国贡献了所有人员和物资的红色家庭，因为曾经家族田地多，不过是数倍于其他家庭而已，建国后被确定成分为地主，就成了革命的对象，受尽凌辱。
   建国前后，农村土地改革开始了，简言之，土改就是政府领导贫下中农清算地主，对地主的定义是罪大恶极、压迫贫下中农、占有大量土地的农户；对贫下中农的定义是受剥削压迫、苦大仇深、没有田地或极少的农户，如今翻身得解放了，贫下中农要报仇雪恨。第一步，分光地主、富农的田地、房产，原来外祖父家族买的地，建的房，都无偿分给了各色贫下中农，甚至邻村有个地主被抓走枪毙了，他的漂亮老婆被分给了一个脑子不好的光棍汉做老婆，原来的地主、富农现在成了彻底的穷光蛋，面临生存绝境，我的外祖父全家没有任何生产、生活资料了，他只身一人成天打鱼摸虾，去镇上换点粮食，仅以此养活全家老小十几口人。此时，进入第二步，各色贫下中农手中有大量田地，但他们好逸恶劳，不事耕作，依然没有饭吃，大量田地荒芜，到了吃饭时间，就来到外祖父家里，刚煮熟的饭盛上了桌，他们不客气，直接开吃，他们没鞋子，就到你家床下找，直接穿走，你家的任何物品只要他们看中了，直接拿走，你敢怒不敢言。哪有地方说理，原来的地主已经成了穷光蛋了，原来的贫下中农已经成了新型地主了，但他们依然没饭吃，还要压榨戴着地主帽子的穷人，你只能忍着，因为土改给了贫下中农当家做主，对地主实行专政的权力，他们理直气壮的这样做。外祖父家虽是地主成分，但有家庭成员参加革命军队，平时对乡里友爱有加，所以被欺辱相对温和一些。第三阶段，斗地主，场面血腥，不可思议。外祖父的大嫂子，被弄去批斗，要她交出金银财宝，哪里有呢？于是刑讯逼供，她的十个手指就被钉子钉满了，疼痛难忍，鲜血直流。第四阶段，杀地主。更加血腥，不说吧。

  外祖父全家人没饭吃，活不下去了，外祖父联系南方的大哥，当时，大哥已经在安徽省芜湖市邮电局当了个小干部，大哥知道全家面临绝境，寄来一些路费，全家放弃了所有的房屋，离开苏北沭阳县，逃难去南方，来到隶属于芜湖市的当涂县邮电局，我的外祖父当了一名邮件投递员，每月工资24元，可以勉强养活全家人了。试想一下，这个家庭有多危险，如果没有这条逃往南方的活路，全家只有等死这一条路了，事实上就是如此，很多侥幸活下来的地主富农因长期饥寒交迫而早夭病逝了。
  
  且停顿一下，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些荒唐的逻辑，一是土改可以凭空没收农民的财产田地房屋，须知那些所谓地主的财产不是偷来的，他们原先也是贫苦的农民，这些财产是他们或他们的祖辈努力耕作换来的，谁要拿走，请给付相应代价，这个逻辑自古就成立吧，当时的土改就无视这个逻辑，强行没收，分给贫下中农；二是你让原来的贫下中农变成了新型地主，这些人新的身份就是地主了，他们的名下拥有大量田地房产，他们就不必成为革命的对象了吗？他们的财产就不必再次分给新的贫下中农吗？你能容忍新型地主存在，那当初又何必分田分地？跟原来的地主过不去？没人思考这个问题，后来这个荒唐得以解决，并不是有人对荒唐有所反思，而是盲目学习苏联，收缴所有土地，取消土地私有，实行人民公社土地公有制度，此时所有农民都成了穷光蛋无产者，新型地主们也大呼上当；三是让有技能并愿意耕作的所谓地主失去耕作资格，让无技能并好吃懒做的人独占耕作资格，这是怎样的荒唐？国家之中的每个人每天都是要吃饭的，国家这样做，会产生大量田地荒芜，粮食供应一定短缺，他们是刻意要饿死所有人吗？似乎也没人思考这个问题，后来的1960年的大饥荒证明了这个荒唐，并不是他们刻意这样做，而是他们无知，盲目跟随苏联的做法产生的后果，可惜了大量饿死的中国无辜农民，饿死了都不知道自己是因啥而死；四是可以无视他人的生存权，随意剥夺地主的生命，剥夺地主的一切生活资料，人家处于绝境中，自已打鱼摸虾弄一点活命的口粮，随时被新地主夺走，你吃了，他们就要饿肚子了这些新型地主们在随后的1960年大饥荒中同样忍饥挨饿，很多人饿死。早着呐，中国人民的苦难远没有结束。

  1950年代，是我外祖父的幸福年代，这期间，他们全家已经离开故乡，逃难到南方，他负责送邮件从当涂县城到最南端的黄池镇， 早出晚归，每天要扛着沉重的邮件袋，走80里路，非常辛苦，那时期道路很差，完全靠步行，冬天下大雪，路上的坑都被大雪覆盖，行走缓慢，随时可能一头栽到雪坑里，如果是大坑，爬出来就很困难了，爬不出来，就有生命危险，他独自行走在乡间小路，完全孤立无援，只有奋力前行，走到下一个乡邮点，才可见到人。经常夜间才回家，投递员是邮电局最底层的工作。1957年马鞍山建市，他调往马鞍山市，依然做着繁重的投递员工作，由于任劳任怨、工作出色、没有差错，多年被评为市级劳模，先进事迹和照片被刊登在《马鞍山报》上。这个年代，尽管他日夜辛劳，还时常涉险，但却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因为此时人们都诚实善良，他的辛勤劳动，得到大家的承认，没人欺负他，都尊重他，遇到评先进等荣誉，大家一致推荐他，他也得到固定的工资收入，虽然每月24元工资很低，但节俭一些，也能养活一大家人。
  好景不长，1960年代以后，就进入了各种运动的年代，大领导说了，每隔2、3年要搞一次运动，啥运动？运动叫什么名字无所谓，总之运动是一个接着一个，其核心就是整人，整谁？整地主、富农、反动派、坏分子、右派，简称地富反坏右。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中国人民的灾难来临了，文革期间，外祖父白天要做最繁重的投递工作，晚上要接受革命专政队的批斗，那些家伙把全市的投递工作都交给外祖父一个人去做，道理很简单，他是地主成分，是革命的对象，不欺负他欺负谁？贫下中农出身的工作人员都成了革命专政队成员，他们可以因此不用工作，专事整人，这些人白天休息，养足精神，晚上批斗地富反坏右，可怜外祖父白天兢兢业业的工作，不敢出任何差错，晚上不让回家休息，有时还不让吃饭，直接拉去批斗，批斗大会后，还要关小黑屋子自我反省，在小黑屋子里，还要接受他们的殴打，他们打累了，自己去休息，放外祖父回家吃饭睡觉，第二天继续繁重的投递工作，晚上再继续挨批挨打，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度日如年，我的外祖父说：“他们让我交代问题，我有什么问题？我什么坏事都没做，哪有问题可交代？如果可以的话，我把心掏出来给他们看，让他们看看是红色的，还是黑色的”。这是以一个农民的善良和真诚，与那些名为官方专政队实为土匪流氓对话，完全是鸡同鸭讲。 可怜我的外祖父，又一次陷入绝境。无法想象那个时代带给他怎样的身心创伤，以至他一生都是在“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中度过的。
  此时，我的外祖母王爱英，连在城市做家庭妇女都做不成了，被强令回乡，因为城市居民有商品粮供应，农村没有，国家通过强制力压榨农村来实现对城市居民的口粮供应，你一个罪大恶极的地主婆，绝不可以享受国家的商品粮供应优待，强令下放回原籍参加农业生产，那时我刚3岁，无人看护，被外祖母带到沭阳县生活了3年，那里条件很糟糕，房屋是土墙草顶，早已年久失修，多处不能遮风避雨，出门就是烂泥地，我经常陷入烂泥地，拔不出脚，被其他小朋友救助，才能脱险，如果要去镇上或县城，必须坐船过一条河，吃的是以山芋为主的杂粮，还不能保证足量吃饱，这样的条件被划定为地主家庭，实在冤枉。后来局势缓和一些，才回到城里。外祖父没有儿子，希望他的长外孙——就是我，跟随他姓张，我父亲当初同意了，于是，我自出生到小学毕业名字一直叫张鸿君，这是他老人家亲自给起的名字，可以看出他对我寄予了多么大的期望，文革后期，我的父亲受到革命专政队挑唆，坚决把我的姓名改了，原因很简单，我姓张，就继承了地主的家庭成份，前景可怕，我跟父亲姓，就继承了中农的家庭成分，不是革命的对象，自此，我就永远不叫张鸿君了，我的外祖父没有儿子，只有我母亲唯一一个子女，按照传统思想，没有儿子的血脉传宗接代，就是断子绝孙，于是他让他的一个外孙姓他的姓，算是有男丁传宗接代了，聊以自慰，现在这个自欺欺人的自慰都被剥夺了，可以想见，他的内心是多么的失落，可是在那个年代，他是那么的卑微，不敢有任何不满的表示。

  改革开放前，我的外祖父随着年纪增大，早已退出投递员工作，给年轻人当了几年顾问，在做了几年门卫后，1979年正式退休，此时的工资是每月48元。他整整工作了29年，工作了一辈子，工资从24元涨到了48元，受尽苦难仅仅换来这么点钱，2年后的1981年我中专毕业17岁参加工作，月工资42.5元，又一次无语，那些年中国人民忍辱负重，承受多次苦难，还要努力工作，并忍受长期低工资，仅凭这点钱养活了一家人那么多年，是怎么活过来的？没过几年，他就患了胃癌，他非常怕死，知道诊断后，抓着我的手痛哭流涕，迟迟不松手，此后全家动用了很多方法，西医、中医、偏方等都用上了，难以挽回，他去逝时，身体瘦的只剩下一副骨架。

   时隔外祖父去世29年后的今天，我们回顾他的一生，深感做一个中国大陆人不易，每一个中国人要承受无数荒诞离奇的苦难，在不同的阶段受尽委屈，还不一定能活着看到明天的太阳。
  我的外祖父一家1950年离开故土，逃往南方，他们知道这是一条很难走的路，但他们也知道这是一条避免被黑暗吞噬的路，是一条走向光明的路，再难也要走下去。这样勇敢的举动，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本文鞭策所有人，在即将被黑暗吞噬之前，一定要勇敢地逃离黑暗、奔向光明，再苦再难也要前行，绝不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