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杜威实验论理学在华泛滥

20世纪初，在严复、章士钊为代表的有识之士的大力倡导、身体力行之下，逻辑学又一次被输入。就在学校将逻辑学设为课程的大好形势下，美国人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创立的实验论理学传入了中国。

1919年4月30日至1921年7月29日，杜威访问中国，做了包括实验论理学在内的讲演。1920年刘伯明译杜威著《实验论理学》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由于杜威的学生胡适等人大力宣扬实验论理学的同时，大肆攻击、诋毁传统逻辑，使尚未站稳脚跟的传统逻辑遭到了一场劫难，经受了一次战斗的洗礼。按照邀请者们的计划，杜威到中国的第一年，即1919年5月至1920年6月，主要以南京和北京为中心，在北大、教育部和南京高师做了数个系列讲座，包括在北京的“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16讲）”、“教育哲学”（16讲）、“伦理讲演（15讲）”、“思想之派别（8讲）”、“现代的三个哲学家（3讲）”和在南京高师的“教育哲学（10讲）”、“哲学史（10讲）”、“试验论理学（10讲）”。在江苏和浙江省的多个市、县乃至镇做了大量的巡回讲演。1920年夏天在江南一带的讲演行程安排得如此紧凑，以至于杜威有时一天之内需要辗转于三个城市。在北京，一场公开讲演的听众至少在三百人之上；而在南方，一场公开讲演的听众动辄上千人，甚至超过三千人。杜威曾描述一次讲演的盛况说：“星期天下午，我向南京所有的学生讲演，理论上是所有学生，事实上有1500人，讲我有名的关于新人生观的演说。”在很大程度上，听众群体的庞大决定了这些讲演的风格虽不乏学术底色，但更是通俗教育的。

在杜威的演说中，科学具有四层涵义：其一，指十九世纪以来的现代自然科学，其突出特征是注重实验。这层涵义也符合当时国人对科学的一般理解。其二，将自然科学的思想方法提炼出来，归纳为试验论理学；其具体步骤是困难、臆想、比较、决断和实行。这种“论理的思想，就是逻辑的思想，就是科学的思想”。相关讲演包括《试验论理学》（Experimental Logic，10讲）、《思维术》和《思想的派别》（8讲）。其三，将这种科学的思想、试验的方法进一步应用到社会政治上去，产生一种实验主义的社会政治哲学，便成了应用科学。其四，将这种科学的思想、试验的方法更广泛地应用到一切人生问题及“一切非科学的”方面，由此，将最终产生一种科学哲学。

杜威创立的所谓实验论理学即人们常称之为思维五步的东西，虽然称为论理学或逻辑，但其本质上并不是逻辑，而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思想方法。其突出特点是：首先，实验逻辑注重并强调研究思维的内容。杜威认为：实验逻辑是人们获得正确知识、避免谬误的原则和工具，时刻不离开对思想内容的研究。其次，实验逻辑又称思维五步，注重思想的历程和阶段的研究。杜威认为：人的思想发于“疑难”，由于“疑难”而心神不定，这是第一步；如此，便会提出问题，是为第二步；第三步针对问题提出设想即假说；第四步进行推理，将假说中的含义展现，得出一个可以进行检验的判断；最后为第五步，对推出的判断进行检验。故实验逻辑又称“探究逻辑”。

教学过程分为以下五个阶段：第1阶段：教师给儿童准备一个真实的经验的情境；第2阶段：在这个情境中产生真实的问题作为思维的刺激物；第3阶段：从资料的占有和必须的观察中产生对解决疑难问题的思考和假设；第4阶段：儿童自己负责一步一步地展开他所设想的解决疑难问题的方法；第5阶段：儿童通过实践检验他的观念是否有效。当然，这五个阶段的顺序并不是固定化的。

有人批评杜威的实验主义就是辩证法。杜威答道：“没有人可以著关于哲学的书而不用辩证法的。”与实验逻辑的基本特点相比较，主张实验逻辑的人自然就找到了传统逻辑的种种所谓“缺点”。罪名之一是：传统逻辑只管形式，不管内容。胡适说：“两千年来西洋的‘法式的论理学’，单教人牢记A、E、I、O等等法式和求同求异等等细则，都不是训练思想力的正当方法。思想的真正训练，是要使人有真切的经验来作假设的来源；使人有批评判断种种假设的能力；使人能造出方法来证明假设的是非真假。”

胡适的上述思想并非他的创造，不过是重复了他的老师杜威的观点：“法式论理学派，仅仅研究形式，偏于思想之规范的法则，不问后来的结论对不对。……他虽能证明已有的事实，而对于未有的事实，还没有能够发现。”这些议论恰从反面证明了传统逻辑的特点之一：只关心从形式上保证思维的正确。因为它是保证人们正确思维的必要条件，而思维内容正确与否是各门具体学科的任务，传统逻辑不管，也不可能管，只能是为了研究形式而联系内容而已。基于以上的认识，当时一些深受实验逻辑影响的人士，在他们的著作中大肆攻击、否定传统逻辑，形成了一股浪潮。他们的一个观点是传统逻辑已经过时了。有人说：“坊间的论理学教科书，完全是偏于形式方面的，已经不适用了。”又有人无视形式逻辑在中国蓬勃传播的现状，却说：“近代研究论理（逻辑）者，往往注重形式而忘却思考的真相。浮而不实，我国论理学（逻辑学）之不克深造，殆由于此。”竟把中国逻辑学研究进展缓慢、发展滞后的原因全部记在刚进入中国的形式逻辑的身上。

于是乎不少人纷纷用实验逻辑改造传统的形式逻辑，以创造一门既管内容又管形式的新学科。有人以“实验论理学所分析的思想历程的步骤为骨干，大体精神是采自实验主义，但对于各步骤的指导，有一部分仍借助于形式论理。”如此“把两种论理学打成一片，呵成一气，自成一个完备的系统”。此外，朱兆萃的《论理学ABC》（上海世界书局，1928年版）、尹荣绪的《实用论理学》（北平建设图书馆，1933年版）等均声称要“将实验论理，夹入论理学的系统中，冶为一炉”，并将论理学定义为“探讨思维历程并研究思维法则之学”。

极少数人对以上的作法尤嫌不够。他们认为只有实验逻辑才是唯一适用的逻辑。例如：江恒源所著《论理学大意》（1921年）虽名为论理学，但其内容则完全摒弃传统逻辑内容，宣传的完全是实验论理学那一套。因为作者认为实验论理学重内容、重实验、重应用而不重形式，是一种颇为适用的逻辑。不言而喻，在他的看来，用实验论理学代替传统逻辑是顺理成章的事。

主张实验逻辑的人对传统逻辑的批评、修正乃至取代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是基于对形式逻辑基本性质的误解之上的。逻辑要管内容的要求直接违背了逻辑学科的根本性质，必然导致逻辑学科工具性及独立学科地位的丧失。这不是创立新学科，而是在提供新工具口号的掩盖下，取消形式逻辑的科学地位。这在当时就遭到了一些有识之士的坚决反对。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人生实践之学以及思想心理学都不能视为论理学。”“论理学的范围只限于知识的形式，至于指导人生实用，世界上还有其他的科学。”更有人指出实验逻辑“实为一种方法论或思维术，不能视为逻辑”，“逻辑必为形式的，非形式的不当视为逻辑。”

胡适是逻辑的敌人！胡适自己数学不行，崇拜杜威反对罗素的数理逻辑，这是胡适拥抱苏俄辩证法的基础！胡适的言论都打上了杜威的烙印，连孩子都叫胡思杜。胡适的“适”就源于“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实验逻辑在中国造成了思想混乱，在实践中也对逻辑产生危害。詹剑峰透露，1930年代他在大学讲授形式逻辑课时，教务长在请示过校长胡适后要求他要剔除这门课，而代之以实验逻辑。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主张实验逻辑的人的书往往冠以论理学（逻辑学）的名字，但旧瓶装的却是实验逻辑的“新酒”，这些人中应当说不乏“真诚的发展”逻辑的热情之士，但唯其如此，对形式逻辑的传播、发展伤害更大，虽然实验逻辑的主张早已销声匿迹，但其影响深远。这个教训是深刻的。

二，胡适反对现代逻辑学家罗素

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1970）：英国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历史学家，195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主要作品有《西方哲学史》、《哲学问题》、《心的分析》、《物的分析》等。

1920年5月罗素访问俄国，与L等人长谈，亲自了解俄国情况。罗素认为，俄国理论有两大谬误：一个是人性上的，一个是理论上的。 人性上的谬误，是幻想通过宣扬仇恨，以斗争的形式促成美好结果，以天下大乱带来天下大治——却不去想，那些养成仇恨习惯的人，一旦得逞，就会马不停蹄寻找新的仇恨目标。理论上的谬误，则在于他们坚信，经济力量是唯一起支配作用的权力形式，如果国家成为唯一的资本家，就能马上消除剥削和压迫。但他们却没有意识到，这种做法只是造出了更加恐怖的结果。后来罗素写了“布尔什维克的理论与实践”，对在俄国发生的一些事情进行了否定的判断。 罗素《论布尔什维克的理论与实践》甫一出版，徐志摩就找来读了，他针对俄国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俄国人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实与那天堂间隔着一座血海，人类得渡过这血海，才能登岸，于是，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胡适提倡“科学方法”。不过，这方法与严格意义上的自然科学方法大不相同。爱因斯坦说，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的：一是形式逻辑体系，二是通过系统的实验归纳出因果关系（《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574页，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而胡适的科学方法的基础不是形式逻辑，而是杜威的辩证法。于是胡适把顾炎武、阎若璩的方法与伽利略、牛顿的方法混为一谈，把墨子、朱熹都当成了“科学家”。其次，胡适以“整理国故”来落实他的“科学方法”，其结果是，“小心求证”所要求的“证据”也只能是历史资料，而历史文献资料存在“避讳”的情况，并未反映历史的真相。正因为胡适对逻辑不精通，胡适不遗余力地为苏联鼓掌，他认为苏联人是理想主义的政治家，正在做一个空前伟大的政治实验。为此，徐志摩曾专门与胡适展开讨论，胡适后来的转变和认识应该也与徐志摩的影响有关。在与梁漱溟等人的东西方文化论战中，胡适认为东西文化的差异只是环境、时间、时代的差异。胡适一方面认为思想是决定社会不同的力量，同时又宣扬思想被环境、时代决定的；他陷入了自相矛盾中，说明他形式逻辑未掌握好；他甚至被冯友兰驳得哑口无言。

1920年6月30日，罗素访问苏俄结束后返回英国，在他的巴特西公寓，从一大堆信件中发现了一封来自中国讲座协会（主要发起人是梁启超和蔡元培）的讲学邀请信，希望他到北京大学担任访问讲师，为期一年。1920年10月12日，罗素应尚志学会、北京大学、新学会、中国公学等机构邀请，偕他的情人勃拉克（Dora Black）乘“波多”号轮船抵达上海，开始了为期十个月的中国之行。

据赵元任晚年回忆，胡适曾经试图阻止他去应聘罗素的翻译。胡适在日记中说：“罗素的演讲，我因病中不曾去听，后来我病愈时，他又病了，故至今不曾听过。今日最后的一次，乃竟无缘，可惜。”与其说是无缘，不如说是他有意为之。胡适当时主要接待他的美国导师杜威访华，当得知梁启超等人邀请罗素来华时，他心存芥蒂，因为这会极大影响杜威的关注度。此外，胡适对罗素现代逻辑分析方法持批判态度，这个逻辑分析方法无法像科学方法那样应用到人生问题上。罗素在长沙演讲，赵元任用湖南方言进行翻译，并且给英式幽默中的双关语也找到中文的对应词。他在长沙连续作了四次关于“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的演讲，批评了苏俄。力挺俄国的鲁迅先生率先发难，写文章讽刺罗素。李大钊、陈独秀、李达、陈望道、邵力子、蔡和森等人火力全开，讥评四起。1920年10月31日，长沙《大公报》刊登了一篇《和罗素先生的谈话》。罗素认为，古今中外的人们总在幻想“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毕其功于一役的社会革命”，这样的想法很不错，但只能是痴人说梦。因为事实恰恰证明，给人类带来了最多、最大灾难的，正是那些高尚的野蛮和狂热的信仰。他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文人，比如：他们“绝对有礼貌，喜欢阿谀奉承，但你仍会觉得他们很神秘，说话很含蓄。他们相互之间的对话经常让我们不知所云。” 

1921年春，罗素在保定演讲，礼堂没有生火，罗素坚持要脱掉外套演说，引发高烧，最后竟至病危，不得已请杜威为他拟好了遗嘱。日本报纸未经核实还发布了罗素的死讯。罗素后来说，中国人打算把他葬在西子湖畔，并且修一座祠堂来纪念。幸运的是，洛克菲勒集团提供了血浆，帮罗素闯过了这一关。1921年7月10日罗素离开了中国。回到英国后，出版了《中国问题》一书，他在书里指出：由于中国文化缺失科学这一面，让东西方人的知识观念显现出巨大差异。罗素说：我渴望任何一个国家、种族或主义，都屈服于每一个生命个体的自由、价值与尊严之下。但是那些卑微的生命和人性，却总让我满含绝望的泪水。

三，胡适好糊涂

清末，法国使臣罗杰斯对满清皇帝说：“你们的太监制度将健康人变成残疾，很不人道。”没等皇帝回话，贴身太监姚勋抢嘴道：“这是陛下的恩赐，奴才们心甘情愿。怎可诋毁我大清国律，干涉我大清内政？”多么死心塌地的奴才！做了奴隶而不知道自己是奴隶，还以为自由是病。胡适是以病为自由的人，1949他说：谏官御史与史官制度“非常尊重批评自由与思想自由”；“老子与孔子是自由主义者”，都是胡说八道！“崔杼弑其君”并不是言论自由，而是史官维护帮主的帮派思维；孔子“三畏”“四非”完全是扼杀自由的紧箍咒；孔子杀少正卯，何自由之有？

老子区区五千言中，光是“杀”字就有好几个！《老子》73章云：“勇于敢者则杀，勇于不敢者则活。”这是宾语前置句型，即：杀勇于敢者，活勇于不敢者。谁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圣王！谁是圣王管辖对象，臣民。可见，被杀的人就是臣民。因此，老子要求政府培养臣民贪生怕死的精神。在老子眼里，老百姓都是坏蛋。政府要“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这里“智者”就是能言善辩、聚众闹事的领袖，所以老子说“辩者不善”，“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可见，老子要杀掉“为奇”的“智者”，其残暴举世罕见。老子为什么要杀智者？奴隶主认为：“聪明人是做不好奴隶的，必须杀掉以绝后患。”他在道德经第65章要求帝王们“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因为“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老子要把全国人弄成无知无欲、虚心实腹的初婴，然后把智者“执而杀之”，剩下的人都是一些傻逼，圣人就无为无不为了。这样，华人就被练成了愚民，从而把奴隶主的军师孔子、老子吹成圣人，把阴阳五行吹捧成科学！林语堂说，中国有一类人，身处社会最底层，时时刻刻在受着侵害，却有着统治阶级的思想，处处为统治阶级辩护，在动物界很难能找出这么弱智的东西。前些时，电视剧《康熙大帝》、《雍正王朝》、《宰相刘罗锅》、《戏说乾隆》《康熙微服私访》等曾风靡全国，得到了观众极大的认同。当下人在主子面前自称奴才的时候，没有人觉得别扭，反倒仰慕称孤道寡者权倾天下、生杀予夺的风采。这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受虐狂综合症。

胡适还吹捧庄子孟子，在论阴阳五行对于医学成立的作用时说，医学“初起时，自然是狠浅陋的迷信。到了后来，虽然经验技术进步了，这些阴阳五行的观念已渐渐的成了医学上一些不可少的符号。有了这些符号，这种学问便更容易领会记忆。……有了这些观念，方才有假设的学理，方才有系统的理论。……若没有阴阳五行的学说，中国也许只有许多零碎的、完全经验的方技，但必不能有个系总的医学。”这里，胡适强调了虽然阴阳五行说是一种迷信——可以认为是当时的一种大胆的假设，但是它在当时自有其重要作用，不容轻易抹杀。

峨眉雪说：“吹捧胡适，说明你吹捧一个反逻辑的人”这句话是不是有明显的逻辑问题呢？我认为是有的。认可胡适在很多方面的观点是对，因而生出亲近和感佩之情，我觉得无可厚非、也大可不必指责。做出一个“吹捧胡适就是吹捧一个反逻辑的人”这样的结论也很不对的。如果我说，我佩服独秀对斯大林的结论，那你就说我吹捧独秀就是吹捧一个嫖娼的人。那岂不是很闹笑话。

自无用说：我们不能打着宣扬逻辑思维的旗号反逻辑。

其实，峨眉雪是类比不当，嫖娼与逻辑两码事，岂能相提并论？吹胡适“一语破天机”，就是大道至简！那发言者就是道粉，道粉就是逻辑盲。唯辩被介绍到中国来，陈独秀是第一人。吹捧独秀就是吹捧辩证法反逻辑。1927年辩证法风行国内，介绍的书籍有李达译的《现代世界观》，柯柏年译的《辩证法的逻辑》等，各杂志、副刊也有许多关于辩证法的文章，尤以《读书杂志》和《世界思潮》为最。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方法——实验论理学进行批判与驳斥。例如：李季在《辩证法还是实验主义》一书“序”中写道：“实验主义固然是一种方法，但同时也是一种哲学。如果客气一点说，我们可和塔尔海玛一样，称之为一种商业哲学，如果不客气的话，简直可称为一种‘市侩哲学’。……不独因它是美国资产阶级企业精神——即唯利是视，即效用或效果为真理唯一的标准——的充分表现，取得这个尊称，毫无愧色，而它对于一切问题的态度无不显出这种面目。”彭述之在《评胡适之的实验主义与改良主义》一文批评道：“实验主义就其全部精神看来，正是美国资产阶级精神的反映，此种精神的主要点就是专重‘实际的效果’，即‘实际的利益’……换言之，实验主义就是美国资产阶级‘拜金主义’的抽象化。”唯辩粉嫌实验主义有过多的科学实证成分，辩证的成分不隆，所以批评之。

世界上有两种政治教育体制：一种是建立在不变的人性的信念基础之上，认为人是观念与信仰的动物，另一种是建立在可以改变因而也应该改变人性的信念基础之上。基督教与保守主义认同前一种体制，杜威与马义认同后一种体制。杜威的思想渊源于黑格尔辩证法、达尔文进化论思想和皮尔斯的实用主义。杜威在美国当时著名的黑格尔哲学研究专家托里.哈里斯和乔治.莫里斯等人的影响下接触了黑格尔哲学。杜威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统一体”思想发展为绝对的“经验统一体”，辩证法成了杜威教育哲学整体论思维方式的重要思想来源。受黑格尔、达尔文和马影响，杜威认为：人是进化的动物，没有不变的人性，相信人性是可以通过教育来改造的，这违背了“同一律”。胡适笃信进化论“适”者生存。实用主义主张：凡是实用的，就是好的；凡是不适用的，就是坏的，一切以对自己是否实用，作为价值判断的根本准绳，应该多谈问题，少谈主义。因此，实用主义拒绝基于宗教的绝对真理，这样也就拒绝了绝对正义、绝对道德即道德底线。按照这个看法，《独立宣言》所引用的不证自明的真理来作为美国的立国之基就完全是无稽之谈。杜威思想的流行必然从源头上动摇美国立国之基，毁掉美国教育，其破坏力危害性越来越大。杜威拒绝宗教与传统价值，鼓励实验主义等所谓的科学方法，到中国后来演变成“用美育代替宗教”、“用实践检验真理”、“猫鼠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