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借刀杀人是36计的惯技。1960年1月9日，德国报纸《Reichsruf》报道：奥地利总理Raabe，曾将一封卡尔.马克思的亲笔书信送给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不喜欢这封信，因为它证实，马克思曾是奥地利警方的一名领赏告密者，他在革命者队伍里当间谍。这封信是在俄罗斯秘密档案馆中被偶然发现的。它指证，马克思在他流亡伦敦期间告发他的同志们，因为这些人不服从他的领导。马克思每提供一条消息，就获得25元的奖赏。他的告密涉及流亡于伦敦、巴黎、瑞士的革命者。其中一个被告密的人叫Ruge，他自认为是马克思的密友，两人之间充满热忱的通信至今尚存。

1992年日共创始人野阪参三100岁了，却从解体后的苏联披露出一则半个世纪前的内幕，说他在莫斯科曾诬告山本悬藏等日共同志，导致多人在肃反中被冤杀，他借苏共之手剪除了竞争对手！

其实，左联5“烈士”也是被借刀杀害的。1931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团长米夫的主持下，在上海秘密举行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议选举王明、博古等人为中央委员时，会场上嘘声四起，秩序大乱。史文彬首先起立，代表出席的26人声明：选举不合手续，会议应立即停开。于是代表群起集体退席，走出会场。在这次会议上，王明、博古都被增补为中央委员，王明还成了政治局委员。这样，中共一分为二，周恩来、王明是一派，称为“四中派”，何孟雄、罗章龙为一派，称为“非委派”。罗章龙、史文彬等26人联名写信给米夫，再次表示四中全会非法，应宣布会议一切决议及选举结果无效。

米夫感到事情有点不好办，就邀请反对四中全会的人来开个会，以消除分歧。这会是在上海静安寺路地区一所花园洋房内开的，后来就被称为“花园会议”。1月10日晚，罗章龙、史文彬、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人分批来到这里住下。第二天开会了，但没结果，米夫等人怒气冲冲地离开了。1月13日，罗章龙组织并领导了13人开会，通过了罗起草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大纲》，并推举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何孟雄、王凤飞等组成临时中央干事会，还成立了“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简称“非委”。他们还成立了江苏“第二省委”、上海闸北和沪中“第二区委”、“第二工会党团”，还派人到顺直、香港、满洲等地成立“第二党的组织”。革命文艺界也发生了分裂。“非委”的文艺组织中国革命文艺联盟（简称“革文联”）是李求实组织起来的，其成员有柔石、胡也频、殷夫等人。

1931年1月17日，“非委”在上海远东旅馆举行扩大会议。罗章龙和史文彬两人临时有别的事没有到场。会议由何孟雄主持。他们不知道，会场已被巡捕和便衣警探包围了。当大家开完会正要撤退时，就全被捕了，当场抓了29人。当晚和第二天还在别的地方抓了李求实等12人。当年国民党军事统计调查局的“匪情档案”中仍然存有这份资料，告密人是当时中共的交通人王拙夫。这个王拙夫不是别人，正是周恩来当年在上海所指挥的红队队员，红队专门杀叛徒。

何孟雄反对六届四中全会，被认为是搞分裂，所以就被当作叛徒出卖了。何孟雄被捕后，1月下旬，周约见罗章龙说：“从何孟雄等这次被捕事件的例子说明，脱离了中央正确路线，结果不好。”1月27日，ZG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了《中G中Y政Z局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当时还把其他“非委”成员都开除了。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力，周行“借刀杀人”之计，既消除了党内反对派的实力，还宣传了国民党残害英勇的共C党员事迹，同时还恫吓了党内其他对手，一箭三雕啊！

由于GMD当局惧怕事情闹大，2月7日深夜至8日凌晨，将在东方饭店被捕的23人在龙华警备司令部秘密处死了。他们之中有ZG非常委员会领导人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人，还有文联的作家柔石、殷夫(白莽)、胡也频，还有“非委”的妇女部主任冯铿。这里的柔石、殷夫、胡也频、冯铿和李求实（即李伟森）等5位是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他们被称为“左联五烈士”。有必要指出：左联5“烈士”于1931年2月7日被处决，并非因为他们是诗人和作家——而是因为他们组织了颠覆活动而已。而鲁迅骂国民党就毫发无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