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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敏：以博爱思维取代敌对思维

靠树外敌来统一思想并维护自己的江山，是专制者驾驭愚民的法宝。120年前，慈禧依靠义和团向西方世界宣战，导致8国联军占领北京。今天，某鞋人又靠树外敌来统一思想，几乎是如出一辙。判断一个观点正确与否，不看观点本身，而看你的立场：“因为你是中国人，所以你说中国的缺点就是汉奸；你说美国好就是洋奴。”这种汉奸、洋奴论，就是只认敌我圈子、只讲帮派立场，不讲正义逻辑的丛林思维，停留在原始的丛林思维阶段，是极端野蛮、荒谬的。

“敌人”这个概念主要适用于战争状态。处于战争状态的双方，势不两立，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因而相互为敌。而在和平时期，有法律约束人们的行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危害社会或他人的罪犯，可以依法惩处，没有必要高呼“外敌来了”。今天，人民的敌人不是“外敌”，而是违法乱纪的权贵。他们是罪犯，不是敌人。对于公民来说，任何个人都不是我们的私敌，即使是那些滥用权力、罗织罪状、残酷迫害无辜公民的专制制度维护者。

一，《老子》的无敌即轻敌，为有敌论。中国自古就盛行仇敌思维，缺乏博爱思维。《道德经》第69章说：“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若，哀兵胜矣。”在这里，无敌：无视敌人，即轻敌。祸莫大于无敌，是说最大的灾祸就是无视敌人，认为老子天下第一，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以至于骄傲自满，给你的对手和敌人以可乘之机，直到灭亡。

二，孟子的“无敌”论是有敌论，“无敌”即战胜敌手。“仁者无敌”的意思是：施行仁政的君王，必然赢得民众的拥戴；上下一心，众志成城，是能战胜天下的任何敌手的。出自《孟子》的《梁惠王上》，孟子的仁政主张是：省刑罚，薄赋税，深耕细作，同时加强“孝、悌、忠、信”的教育。只要做到了这些，梁惠王就可以报仇雪恨，小国就可以打败大国，弱国就可以战胜强国。因为，仁者是战无不胜、无敌于天下的。

三，阶级斗争的有敌论。马列认为：它们领导的暴力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是一定能能够胜利的。为什么？因为：无产阶级是大多数而且代表了先进生产力，所以，有能力战胜资产阶级。为了达到夺权的目的，拼命鼓吹阶级仇恨与阶级斗争（儒家也鼓吹报家仇、雪国耻）。

这和孟子的仁者无敌论类似。仁者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且代表了当时先进生产力从而使人们生活幸福，他国的受苦受难的人民纷纷来投，秦楚等霸王国家必然灭亡。然而，历史却是秦国统一了中国，随后秦又灭了。西汉的人认为：秦亡是因为未实行仁政。唐朝的杜牧在《阿房宫赋》为此反复哀叹说：改朝换代的新王朝未吸取横征暴敛的教训，又落入了秦政的老路，复使后人更哀后人矣。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后的新政权也会步历史上改朝换代的老路吗？无产阶级革命造成了社会的重新洗牌，使原来的“无产阶级”变成“有产阶级”，成了统治者，而使原来的“有产阶级”变成“无产阶级”，成了被统治者；其政治结构并未变化甚至恶化。

把公民划分为“人民”和“敌人”，一切由党头说了算。一般的划分是，谁听共党的，哪怕你实际是剥削阶级出身，你也是人民；不听共党的，更不必说反共了，一定是“反动阶级”和“敌对势力”。1957年毛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提出了六条标准来作为人民和敌人的划分标准。看起来似乎有理；但是，这六条都没有明确的内涵，说是标准，实际上没有足以定性定量的指标。这就使得掌权者得以随心所欲地作出解释，把他们认为有可能对自己构成威胁的社会力量，加上“敌人”的名义，进行打击迫害。毛在讲话三个月后所发动的“反右派运动”，把55万知识分子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人民民主专政”是一个文理不通的生造词，是宣告破产的自白书。Dictatorship——专政、专制、暴政、独裁之谓也。人民民主专政包括“民主”与“专政”两个根本对立的词：实行民主，统治者就必须轮替；专政则是政权为一部分人所专有，不许轮替。两个完全矛盾的概念组合到一起，不是“有机结合”，而是你死我活。有民主就不能专政，有专政就不可能有民主。可见，所谓人民民主专政，只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在逻辑上根本不成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只有专政而无民主，是彻底反民主的。把一种只有民主两个字眼却根本反民主的制度定义为“民主的一种”，完全是自欺欺人。可见，把公民划分为人民和敌人，是统治者维护江山永固的分而治之的鬼蜮伎俩。“敌人”是专制思维的产物，是同自由民主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的。

四，文明社会必须以博爱思维取代敌对思维。

华人的龙图腾的崇拜，一半是动物性的暴力崇拜，一半是动物性的生殖崇拜。“龙”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形，并延伸出暴力之神化。“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很清楚地表述了中国民族精神中的野蛮残酷性。万物和百姓都被《老子》视为转瞬即逝的垃圾即“刍狗”，这垃圾似的“刍狗”还被愚民敝帚自珍，中医还把“狗屎”等粪便当灵丹妙药。国人把残酷性当成了实现自我的灵丹妙药，搞起了野蛮的报仇雪恨的竞赛。在国人的意识中，生命没有神圣性，人为刍狗，杀戮多少，饿死多少，常常熟视无睹。统治者对草民的压榨到极限；草民一旦造反，也是斩草除根、血流漂杵。

华人的思维模式是：“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一切都是有条件的，市侩得很！“仁爱子女”本是无条件的爱，并且由此慢慢生出博爱来。儒家却把“孝敬父母”作为仁的根本和先决条件，“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仁爱子女”变成了有条件的爱，是对人类无条件爱的本质的反动。墨家的所谓“兼爱”就是偏爱自己的意识形态，推行“杀盗非杀人”的报仇主义，没有基督教的爱你的敌人的思想。

中国是个血缘性的丛林社会，崇尚亲情，加之缺少宗教的抚慰和化解，人们容易仇恨他人，也更容易记仇。报恩与复仇是中国传统伦理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特别是在民间。2018年大年三十，张扣扣连杀三人为母报仇，被无数国人树立为英雄。“仇恨入心要发芽，这是人之常情。但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仇恨对仇恨，却不能被视为常理。这是整个人类的演化告诉我们的历史真谛。”1991年11月1日，一名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卢刚，开枪射杀了5人之后，当场饮弹自尽。这一事件震动中美两国。卢刚的遗书说，他死也要拉几个垫背的。美国被害人家属给中国凶手家人写信予以慰问，没有一丝一毫的仇恨！美国被害人的遗产捐赠给学校，设立了一个“安妮.柯莱瑞”命名的国际学生心理学研究奖学金，前后3名获奖者都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这就是美国社会中的博爱！

人类脱离动物界的标志是火和熟食，人类由野蛮人进化为文明人的标志超越了邦派思维进到了逻辑思维的正义价值观阶段。“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这是耶稣在被钉十字架后说的。耶稣表达了他伟大的博爱精神！这种精神后来发展成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就是用爱去感化世界，最终改变世界。

1992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危地马拉女政治家里戈贝尔塔.门楚（1959-）就是实践“博爱”理念的典范。在危地马拉这个西半球人权纪录最恶劣的国家，军政权残酷杀戮反抗民众。门楚一家几乎惨遭灭门：她的弟弟在经受16天酷刑之后，当着整个部族人的面被活活割皮、火烤；她的父亲逃入西班牙使馆，却被扔进的手榴弹炸死；她的母亲被绑架，在遭受几个星期连续不断的强奸和酷刑后，被扔在一座山边，尸体被野兽吞食。如果按照中国“杀人偿命”的古训，门楚要杀死多少凶手才能为亲人报仇？门楚在自传中写道：“杀害我母亲的人祝贺我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并称之为国家的荣誉。我意识到，说到底我们都是同属人类。我很平静地同他讲话，就像是同一个久已疏远的老熟人一样。”门楚并没有把军政权头目当作不共戴天的敌人，也不追求“血债血还”、“以命抵命”。

施明德曾经两次被国民党政府判处无期徒刑，先后坐牢25年，可谓苦大仇深，但他没有报仇雪恨。施明德指出：“一个受怨恨支配的人，不会有明天；一个让仇恨控制的社会，不会有硕景”。 “因为，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文明的进程。”也就是说：一个充满仇恨和敌意的民族，不可能真正文明起来。

一些人为了推翻专制暴政，当然要打倒民主的敌人——专制。在民主初期，民主是有敌人的，古雅典的民主就被民主的敌人们消灭了；法国大革命后就遭到欧洲专制势力的反扑；西班牙从其国会起，经过900多年才实现民主，可见，民主敌人之顽固。但是，随着民主思想广泛传播，民主的敌人大都转化成了民主之友；而且，在民主机制运行的时候，即使互有敌意的人也不能给对方以传统社会的“敌人”待遇。因为传统专制社会的“敌人”待遇就是：剥夺你的人权，不许乱说乱动，否则大刑伺候，诛灭你九族。民主社会是讲人权讲自由平等的，即使对有敌意的人也要平等相待，不能把对手当成以前的“敌人”。这就是基督教“爱你的敌人”的意思。因此，以博爱思维代替仇敌思维，才能纠正我们的思维偏差，才能使华人文明起来，才能开创华人的文明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