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西方源于辩证法

本来，西方社会是人类文明的火车头，马克思却说西方资本主义充满罪恶，列宁更说发达的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马上就要灭亡了，取而代之将是苏式共产主义。受苏联影响，西方文明就被许多中国人当成了打倒对象而讨伐。可见，反西方源于马克思主义、源于唯物辩证法世界观。

1.辩证法的矛盾二元说不可能有正义和文明。

辩证法的一分为二，就是对任何事情都要看正反两面，就是既看到好的一面又看到坏的一面，即对任何事情既肯定又否定！这完全是机械主义，因为有的可分为正反两面，有的就不能分！“1”的正反面在哪里？而且，对任何事情既肯定又否定，就是无事生非！譬如：狗要求进食，主人对狗的进食既肯定又否定，那就是坦塔罗斯折磨！当地狱的坦塔罗斯接近娇艳欲滴的水果，正准备张口吞食的时候，这些果树又迅速远离了他！当他张嘴喝水的时候，地狱里的水都离开了他！这就是宙斯神对坦塔罗斯的辩证法折磨，既肯定又否定，永远诱惑你而又不让你得到！这辩证法的酷刑可以说最残酷的折磨，3000年后在苏联变成了“古拉格”折磨。

历史上的圣贤论、征服者论、统治者意志论，其背后都潜含着对社会基本模式的认识，即社会是由两方组成的。当两方组成一个社会的时候，永远是强者给弱者立法，不可能存在正义的规则。因为在强者和弱者之间，规则就是我将你打倒，让你服从于我。只有由三个方面组成的多元社会中，才有中立、正义的可能。从逻辑上看，一个公正且有权威的第三方的协调和仲裁更有助于宪政的建立。在古希腊罗马，国家最高权力没有最终集中到某个人手里，而是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处于平衡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势力之间达成契约就有了可能。公元前594年的雅典，平民准备以暴力推翻贵族政权，内战一触即发。在危急关头，梭伦因其中立的立场和正义的品性被选为拥有改革现存制度的执政官，受命调停矛盾。梭伦让公民大会成了最高权力机关，开创了民主制的先河。

可见：中立是社会正义的关键。中立就是不能只站在穷人的立场，因为正义的社会是由三方组成的，正义标准只能由超越的第三方来确立。真正的思想家应该站在超越的第三方的中立立场上，为真理和正义而奋斗，而不应该为某一部分人服务。因为：社会的邪恶者是压制民众的权力阶层、土匪流氓。

正义论说到底就是适度论、中立论。强盗理论就是阶级论、极端论：什么阶级斗争你死我活，什么为集体利益牺牲个人，这都够极端的了！有了阶级性标准，自然就不能有正义的、中立的标准。毛泽东说： “历来讲分析，综合，讲得不清楚。分析比较清楚；综合，没有讲过几句话。我曾找艾思奇谈话，他说现在只讲概念上的综合、分析，不讲客观实际的综合分析。”毛以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为例，说分析就是说双方各有多少力量，多少军队，多少地方，各有什么强处和弱点。那么，怎样综合呢？“就是这么综合的：他的军队来，我们吃掉，一块一块地吃。不是两方面和平共处地综合。”“所有的枪炮都综合到我们这里来，兵士也都综合了。”毛把这种现象提升为一个普遍原则。他继续说： “壹个吃壹个，大鱼吃小鱼，就是综合。”“壹个消灭壹个，发生、发展、消灭，任何东西都是如此。不是让人家消灭就是自己灭亡。”毛贩卖就是弱肉强食的动物哲学。

《共产党宣言》鼓吹两个决裂：“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就是消灭私有制，实行最彻底的国有制。“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就是同旧宗教、旧道德、旧法律、旧哲学以及旧风俗、旧习惯决裂。苏东国家，对以往文化和文化人的轻视和摧残，都是共同的；实际上是摧毁了正义的逻辑规则、道德规则和法律规则，其结果必然是黑白颠倒、是非颠倒、人妖混淆，人吃人的假大空。人们都说德国纳粹的和日本法西斯野蛮残忍，但被马的阶级斗争论煽动起来的人所犯的罪行远远超过了纳粹和日本法西斯。例如柬埔寨前红色高棉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屠杀了占当时总人口600多万中的200万人。例如前苏联为了解决城市中大量乞讨流浪儿童问题，1930年5月斯大林批准了关于解决城市乞讨儿童的35条，使这些儿童达到12岁即被枪决；1937年至1941年间有1100万人被杀害，之后又有数百万人死于集中营，其中数千人死于可怕的医学实验。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达到1500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约达7000万人。而奉行马教的国家在和平时期导致平民死亡的人数至少超过一个亿，超过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

张鸣说，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认为西方才是“文明世界”，中国则处在野蛮丛林。那时，“文明”成了最流行的热门话语，什么都叫“文明”：西方发明的话剧叫“文明戏”，西方使用的手杖叫“文明棍”。在这种大环境大气候之下，西方看重的公民自由当然也是“文明”的，当局不敢轻易践踏。事实上，这种崇拜西方文明的观念被破除，是共党从苏联引入“帝国主义与民族解放理论”，煽动仇外宣传的结果。民国初期的武夫们都有着深重的自卑情结，非常尊重文人学者，倒有点像赵匡胤一样。因此，无论读书人闹得何等不像话，例如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完全是大规模群体犯罪，北洋军阀也没敢依法严惩。只是后期闹到连铁路交通都有断绝的危险，军阀们才给逼得出手镇压。即使是国府时代，尊重读书人的传统仍然保留着。直到中共进城，知识分子才成了不齿于人类的“臭老九”，而“大老粗”则成了无上光荣的美称。为什么 知识分子成了贱民？因为他们认为西方代表了文明。所以，要通过各种手段打击消灭民国的知识分子或者有独立性的“新中国”的知识分子。

2.辩证法在黑白分明的问题上提倡“全面地、发展地”看问题其实就是在偷换概念、转移视线，达到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结果。

古代哲学家认为：事物终归有一个不变的本质。但现代辩证法连这一点也要否定，恩格斯彻底否定万物演化有一个最终的永恒的本质，他试图用“变的本质”来阐释事物的演化，这是根本性的错误。辩证法信徒说世上没有绝对事物，一切都是相对的。既然没有绝对的是非善恶黑白，那就一切无所谓了，都没有本质区别了，一些罪恶就显得“存在即合理”。

“存在即合理”混淆了实然判断和应然判断的逻辑区分，存在（实然）与合理（应然）混为一谈，是完全不懂逻辑。“合理”所说的理性也存在三个层次，个体的和血亲关系的家庭理性，社会集团的和市场交易的社会理性，民主共和国的公共理性。几千年的重农抑商的华人社会，其理性一直停留在家庭阶段，还未进入商业社会的市场理性阶段，更无公共理性。因此，华人所理解的“合理”就是合乎家庭的孝道之理，就是“我花开后百花杀”的弱肉强食之理。

辩证法最操蛋的地方：对于同一事物，它可以同时支持或反对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没有对错，也得不出任何结果，只看最后谁的“话语权”更大。“辩证法”就是“我说有理就有理”，就是“总是有理，永远有理”，就是“狗皮袜子没反正”，翻过来调过去都正确。这样就可以“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放之四海而皆准”。恩格斯说“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类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这样，“恶”被摘帽平反，不断坐大，竟然大摇大摆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于是，魔鬼穿上“皇帝新衣”出笼了。现代诸多暴君都认为天在假他们的“私”以“行其大公”，杀人如麻、冤狱遍地只是为了促进历史的发展，牺牲几亿人是为了赤化，牺牲当下是为了将来幸福，做坏事就理直气壮了。

熟知苏共党史的人都知道，凡是在大量使用“辩证法”的时候就是没法自圆其说、又需要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理由的时候。有了“辩证法”这个诡辩工具，一切反人类的罪行，就都理直气壮了。辩证法就是道理可以两面讲，坏事可以变好事，这样做坏事就没有什么顾忌，并且把感情宣泄和仇恨神圣化和正义化了：罪恶可以转化为善良、丧事可以当喜事来办，黑暗可以转化为光明。苏共害死的数千万人就伟光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