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敏/袁尊孔意在称帝

人命共同体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者的意图是什么？其内涵的秘密是什么？答案在本文后。

欧阳修说：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同样的，袁世凯尊孔之意不在儒，在乎称帝垄断政权也。儒教的核心就是等级制。1902年袁世凯向清廷报告：“大学堂聘用各教习，皆平素主张民权自由之人，若以此化导学生，则将来之祸，必更甚于戊戌！”在袁世凯眼里，走向文明的戊戌变法是祸害，而慈禧新政引起的民权自由即人权学说更是罪大恶极。就是这样一个反人权的等级制怪兽被奴民们所讴歌。梁启超说，正是那些“开口孔子，闭口礼教”能左右社会的位高权重者，才真正是“败坏风俗之源泉”。

袁大头就是个善于投机的小人。两度落第，只好跟父亲熟人去朝鲜帮办军务，敢下狠手暗杀，出了小名，关键是抱上了李鸿章的粗腿，到甲午前，混到了朝鲜事务总代理（驻朝鲜大使）。1894年朝鲜局势失控，他即开溜回国。回国闲赋，又上书一篇，大谈改革和新军，最后让自家厨师为慈禧服务而凤心大悦，慈禧就派他到天津小站练兵。他拿国家的钱，练出一帮私兵，军队只忠于自己。戊戌变法的关键时刻，袁大头出卖光绪，紧跟慈禧。武昌首义后，冯国章带领北洋军火烧汉口，烧死了3万余人。1913年镇压国民党起义，张勋在南京烧杀抢，多少无辜被杀，这就是袁世凯的流氓兵。袁世凯凭军力当上临时大总统后，就想称帝千秋万代垄断政权！其称帝之心表现在文武两个方面。

一，武的方面的表现就是强军扩军以便黄袍加身

从1912年3月起，他调强迫革命党人控制的南方6省（江苏、湖南、广东、江西、安徽、福建）裁兵，一年间6省裁减了27个师，36万人；湖北裁减了7个师，7万人。革命党的军队只剩下区区2万人。而北洋兵一个不裁，反而增加。北洋军队在全国军队总数的比重由原来的1/10上升到了1/5。此外，倪嗣冲、张勋、张作霖等招兵买马，袁不闻不问。革命党人不服，袁的对策是血腥镇压，1912年8月、1913年3月分别制造制造了轰动全国的张振武案和宋教仁案。1913年7-9月通过战争消灭了国民党反对派，随后自然是称帝了。于是，袁世凯派军人特务秘密监视报馆言论、监视反对派的动静。

二，文的方面的表现就是尊孔复辟帝制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信仰之自由”，由蔡元培任教育总长的教育部决定小学废除读经，因为蔡元培认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由于废止了孔子与儒学千百年来的独尊地位，引起了包括康有为在内主张尊孔者的强烈反对。

1912年9月20日袁世凯颁布《整饬伦常令》，下令“尊崇伦常”，提倡建立全国性的孔教会，鼓吹忠顺的公民必须信奉忠孝之道。他指责民国元年从小学课本里去掉孔夫子，是离经叛道、数典忘祖；责备学生不受驾驭，指责自由派的妇女平等观是反家庭、反社会秩序。

1912年秋，陈焕章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孔教总会”，康有为任会长，陈焕章任总干事，在各地设分会，创办《孔教会杂志》，他制定了详细的“教规”，主张以孔子纪年，还设计了黑、白、红三色“教旗”，象征三统三世之意，并在白色中画一木铎。孔教会还“特立教会籍”，规定：“凡入会者，皆为入教。当注名于教会之籍，注籍之费，务取其轻，以普及为主，拟无论男女在16岁以下者，收银五分，16岁以上，收银一角。”

康有为鼓吹半部《论语》治天下，决心把孔教会普及于全国，推广于全球。1912年12月12日，孔教会会长康有为上书袁世凯，竟然说：“中国人不拜天，又不拜孔子，留此膝何为？”又在《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中说：“中国人不敬天亦不敬教主，不知其留此膝以傲慢何为也？”康有为认为：君主作为各族共主，可以维系多族群的帝国，而儒教作为国家宗教或者公民宗教，正好可以“形成一个代表国家凝聚和民族认同的符号”。

“孔教会”的活动立即得到了袁世凯的支助，袁世凯还发表了一系列要求尊孔的文章、公告、公文。满遗们曾一度在社会上掀起一股复古的妖风。他们为了使“人道”不致“澌灭”，曾经于“癸丑、甲寅（1913、1914年）两次会于曲阜”，隆重举行祭祀孔子的典礼。1913年春，扬州“尊孔崇道会”在孔庙举行祭祀，到会的人“大半苍苍白发，豚尾犹存，其行礼时均三跪九叩首”。可见“孔教会”之类的组织，正是复辟分子藏污纳垢之所。一时间，全国上下尊孔复古，一派乌烟瘴气。

1913年6月22日，袁世凯正式发布“尊孔祀孔令”，通令恢复学校祀孔。袁世凯把孔子捧为“圣哲”、“至圣”，视孔教为“日月之无伤，江河之不废”，把民主看作孔子大同思想的实践，孔孟之道乃“国家强弱，存亡所系”，并要求国民“根据古义，将祀孔典礼，折衷至当，以表尊崇，而垂久远”。

1913年8月，孔教会代表陈焕章、严复、夏曾佑、梁启超上书参、众两院，提交《请定孔教为国教》请愿书，认为“一切典章制度、政治法律，皆以孔子之经义为根据，一切义理、学术、礼俗习惯，皆以孔子之教为依归。此孔子为国教教主之由来也。”袁非常明白“礼治”有利于独裁专断，而“法治”则是独裁的障碍，所以1913年9月28日袁世凯亲至孔庙，行三跪九叩大礼，上演祀孔丑剧。他弄了一个“筹安会”，找了一批社会贤达捧场，鼓吹“中国国情特殊论”，以此为复辟帝制作舆论准备。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在正式就任大总统的宣言中明确提出：治国要以“德治”——“道德为体而法律为用”，以礼义为主法律为辅。国会秉承他的意旨，相继通过“祭天”、“祀孔”两个议案，还恢复了跪拜礼节。袁明确提出以孔教纲常礼义代替西洋“自由、平等”之说，“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径，政体虽更，民彝无改”，并称“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八德”是“人群秩序之常，非帝王专制之规也”。

袁控制的进步党议员坚决主张孔教应定为“国教”，作为“立国之根本”和“宪法”的主要原则之一。由于国民党议员的强烈反对，最后双方相互让步，1913年10月通过的《天坛宪法草案》第19条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但国会中，反对袁世凯、主张法治的国民党员占多数，支持袁世凯、主张礼治的进步党占少数，更达不到通过所需2/3多数，所以，袁想集大权于一身的条文和尊孔入宪并不顺利。

社会舆论的反对之声更加强烈。复旦大学创办人马相伯说：凡婚配者都要到孔庙举行婚礼，由孔教会主持婚礼仪式并收取费用，规定每起收四元钱，而纳妾者初次征200元，以后再纳则加倍征收。这些收入的一半归政府，一半归孔教会。以全国4亿人计，每年婚配者约3千万，仅此项收入即达1.2亿元；而纳妾者每年不止2、3万户，收入也很可观。所以，马相伯的结论是：“好贪心，好贪心！原来请定国教，止为金钱计耳！” 

面对强烈反对，孔教会宣告：宪法起草委员会否决孔教是“天祸中国”，结果是“家无以为家，国无以为国，人无以为人，将相率而入于禽兽”。袁世凯更是亲自出马，通电各省都督及民政长，指摘宪草不良。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黎元洪也发“请颁定孔教为国教电”。正、副总统号召了，各省领导自然“群起响应”，纷纷致电参、众两院，责骂反对派议员，要求尽快通过有利于袁集大权的条款和定孔教为国教的申请。江苏都督冯国璋在电文中说：“值此国基未固，邪说朋兴，惟有尊崇我固有之孔教，或尚可为千钧一发之维。若听其谬种流传，旧防悉溃，恐斯民之陷溺日甚，不相率为禽兽者几希。”并提出由大总统袁世凯在上、各地军政首脑在下，联合向国会施压，通过有关条文。“辫帅”张勋最为积极，不仅立即通电支持，还就任孔教会曲阜总会事务所名誉所长。

但国民党议员不为所动，所以，这部宪法草案仍然于袁不利，1913年11月初，袁世凯干脆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的资格，这样一来，宪法起草委员会已不足法定人数，遂于1913年11月10日自行解散，其所定宪法草案也随之流产。1913年11月26日，袁世凯再向全国发出尊孔告令。12月23日袁世凯至天坛祭天，为称帝从思想上到舆论上做准备。由于尊孔拥袁有功，陈焕章终于得到回报，被袁世凯聘为总统府顾问。

1914年袁世凯针对文化界的贬儒批孔，强调“中国数千年立国之本在道德，政体虽取革新，礼俗当要保守”。他命令小学必须开设儒学经典课程，而且坚持要把全部《孟子》编入初级小学的课程中。1914年2月，袁又下令恢复帝制时代的祭孔和祭天大典，他称赞孔子之道是“亘古常新，与天无极，……国纪民安，赖以不坠”。5月教育总长汤化龙《上大总统言教育书》主张立孔教为国教。9月25日，袁世凯正式颁发了《祭孔令》，规定：于孔子诞辰之日，中央和各地方必须举行（前清的）祭孔典礼。9月28日，袁世凯在一大群全副武装的侍从护卫下，亲率文武百官于早晨6点半抵达曲阜孔庙，由侍从官朱启钤、周自齐及侍从武官荫昌引导行礼，俎豆馨香，三跪九拜。与此同时，各省将军、巡按使也都在省会文庙祭孔，这是民国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祭孔。随后，袁世凯令财政部拨款修缮北京孔庙，并自捐银5000元相助。

1914年12月，北京天坛演出了一场“祭天”的闹剧。据记载，祀天之时，袁世凯头戴爵弁，身着12云团的大礼服，下着印有千山纹的紫缎裙，陪祭人员礼服的云团各有等差，下面一色紫缎裙。袁三拜九叩，与封建帝王无二，只不过在所用的祀天祝版上改过去皇帝用的“子臣”二字为“代表中华民国国民袁世凯”，其它一切如仪。

1915年江苏青浦所举行的“祝圣礼”规模更大，仅礼成后参与和诗者即达“千数百人”之多。这说明他们的复古活动有社会基础，而且影响颇大。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与康有为恢复大清理念不合，故康、陈不表支持，但仍有地方如直隶、河南、山东等省的孔教会给袁上“劝进书”，支持其自当皇帝。

三，袁世凯死后，孔教会继续复辟帝制

1916年6月袁世凯称帝失败，在万众唾骂声中死去，继任总统黎元洪宣布将“召集国会，速定宪法”，于同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国会决定继续几年前流产的制宪工作。陈焕章又以“孔教会”总干事的名义，上书参、众两院，再次提出宪法应“明定孔教为国教”。陈的请愿书刚公布，张勋、曹锟、张作霖等一干武夫就公开发表“争孔教为国教电”，蛮横地要求国会废除2/3议员赞成才能通过原则，要求直接定孔教为国教。并威胁反对派议员说：“竟欲将多数人民信仰之孔教，使绝迹于宪法，是诚何心？即使将来宪法告成，亦不为人民所公认。倘因之更发生种种问题，危及国家，为祸愈烈，安见宗教之战，不于我国见之！彼时虽欲重治反对者流以误国之罪，亦以晚矣。”

1916年8月，李大钊写了《孔子与宪法》，他说：孔子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今以专制护符之孔子，入于自由政权之宪法，则其宪法将为萌芽专制之宪法，非为孕育自由之宪法也……此专制复活之先声也。”“所谓纲常，所谓名教，所谓道德，所谓礼义，那一样不是损卑下以奉尊长？”儒家赋予君主以天然的政治领袖和道德领袖的双重权威人格，否定了民众作为独立政治主体存在的意义，在理论上堵塞了民主的产生。李大钊说：宪法是“现代国民自由之政权，专制不能容于自由，即孔子不当存于宪法”。自由的敌人“惟皇帝与圣人而已”，“自我之解放，乃在破坏孔子之束制”。

1917年3月，陈焕章等又发动山东、浙江等16省的尊孔会社在上海的代表组织“各省公民尊孔会”，再次强烈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列入宪法”，但“宪法审议会”仍然否决了孔教为国教的提案。6月初，张勋率“辫子军”进京，7月1日溥仪复辟，康有为亲自修改的复辟的“上谕”声称：“自今以往，以纲常名教为精神之宪法，以礼义廉耻收溃决之人心。”复辟失败后，陈焕章又转而投靠段祺瑞，充当段氏控制的“安福国会”议员。1918年10月徐世昌就任大总统，陈焕章又投徐，被聘为总统顾问，被授予文虎勋章。陈焕章因投靠再次出任总统的黎元洪在1923年元月获大绶宝光嘉禾勋章，同年10月又投靠用武力赶走黎元洪、以贿选当上总统的曹锟，又被曹聘为总统府顾问。

从袁世凯夺得大权的1912年起，短短的十几年中各路军阀互相厮杀争战，你方唱罢我登场，掌权者象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但无论谁掌权，陈焕章却都能得到赏识，并非这些军阀宽宏大量，不计前嫌，不管他曾为自己不共戴天的仇敌服务，而是他们都明白孔教有利于自己的统治，需要“孔教”来为自己的专制独裁服务。陈焕章也明白，自己在乱世中谋权谋利的不败法宝就是“孔教”，谁掌大权，“孔教”就为谁服务，“孔教”成为权力的婢女甚至帮凶；再不济，也能成为分杯冷羹的“帮闲”。

著名汉学家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观察到，“儒学准确无误地和当时所有复辟帝制运动建立了联系”。

12寒秋梦中国，13年11.26，国主到曲阜讲话，14年5.4，与汤一介“促膝谈心”，同年秋在国际儒联讲话。17年秋梦“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体的首长自然是国主了，但不能再称国主，必须改称为“人主”或“天主”（天子），才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得益彰啊。

1956年元旦，M说：“要把地球管起来！”1958年6月和8月，M向诸侯们表示，要“把地球管起来”。1958年6月28日M在军机座谈会上说：“现在太平洋不太平，只有我们占领了太平洋才会太平。”讲到这里，林彪插话说，“X年后，我们必须建设强大军舰，准备在日本、菲律宾和旧金山登陆。”M接着说，“我们建成这样的军舰要多久？1962年我们炼出××吨钢铁时，有XX万台工作母机，生产能力就大了”。1958年8月4日，M在河北徐水县说：“将来我们要搞地球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1958年8月19日，M对一些诸侯说，“目前太平洋实际上是不‘太平’的，将来归我们管了才算是“太平”洋……将来我们要成立地球管理委员会，为全球制定统一计划。”此后的《人民日报》多次鼓噪要“统一全世界”，要“成立地球管理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为达此目的，《人民日报》宣传：“大跃进是为了中国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赶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世界上最先进、最富强的国家之一。”可见：大跃进是为了成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来领导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