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敏：特色逻辑即逻辑谬误

一，世上有两种逻辑吗？

有人说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是逻辑，另外一种是中国逻辑。说这话的人肯定不懂逻辑。因为他不知道这句话中的“逻辑”是属概念，“中国逻辑”是种概念，它们是从属关系，不能并列。

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是外国逻辑，另外一种是中国逻辑。

这种说法的意思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思维方法都一样，只有中国人的思维方法和大家不一样，是人类思维方式的另类，是特色逻辑，这是真的吗？

逻辑是思维方法的通则，是有规则的思维方法，简称逻辑或逻辑思维。逻辑思维就是经过判断和推理得出结论的思维方式，而判断和推理是离不开由概念组成的命题（陈述句），因此有人把逻辑的定义简化为：通过概念进行判断和推理。这种举世公认的逻辑就是我们平时所学的普通逻辑或形式逻辑。

逻辑这个词来自英文logic，中国人知道逻辑这个概念才一百来年。虽然古代中国人没有逻辑这个概念，但是他们也会判断和推理。例如《两小儿辩日》记载了两千多年前，两个小孩运用推理和孔子讨论太阳的远近。当然，古中国人逻辑水平很低。最著名的例子是孟子批判杨朱和墨子时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的意思是：杨朱主张为自己，就是不要国君；墨翟提倡爱众人，就是不要父亲；不爱国君不爱父亲，那他们就都是禽兽。依此类推，胡适大声疾呼“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孙中山常题“博爱”赠人，按照儒家理论，胡适孙中山岂不都是“禽兽”了？

孟子显然是条件关系弄错了：“兼爱”与“无父”之间不能划等号，“兼爱”与“有父”是相容的。现在我们学习了西方人总结出的有条件联系的因果关系（假言判断和假言推理），三段论等方法；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思维方法和老外是一样的，只不过逻辑思维还不普及罢了。

二，中国逻辑最易犯的逻辑错误

由于逻辑未普及，中国人很容易犯逻辑错误，譬如：东拉西扯，诉诸情绪。总体说来，中国的特色逻辑就是逻辑错误，其显著的特征有：

1. 模糊思维导致偷换概念偷换论题。

由于中文语词模糊，特别容易引起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可以算是有中国特色的逻辑。一个历史悠久的例子：白马非马。翻译成英文，A white horse is not a horse，逻辑不通。不要说翻译成英文，就是翻译成白话文，也逻辑不通：白颜色的马不是马。公孙龙的脑子出毛病了，不停地偷换概念。其他的如墨子的“杀盗非杀人”也是偷换概念的产物。

中国最早的数学书《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大约成书于西汉时期，是“数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 产物，全是为了实用，它写到：“数之法出于圆方，圆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既无“圆”的定义，又无“方”的定义，甚至没有“矩”的定义，谁能理解？这是因为：华夏数学没有逻辑学指导，没有“概念”的逻辑思维，所以，中国数学就毫无科学性可言。中国的实用数学的计算工具是“算筹”，主要是一些小竹棍。由于特别崇尚“位置”的贵贱（贵贱位矣），算筹自然要体现出“……万位、千位、百位、十位、个位”等等尊卑贵贱秩序，算筹最终变成了僵死的算盘。

2. 巫术幻想思维把类比当作推理。

中国人爱用类比，先秦诸子的议论文中，大量的使用类比推理的手法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中国人之所以使用类比，是因为他们逻辑思维能力差，不善于说理。西方人用得少，是因为西方的逻辑学产生的早，他们很早就意识到了类比推理结论的或然性（不确定性），所以，他们在一些讨论中就会有意地去避免类比。

中国初民的思维是原始人的巫术思维。巫术思维的特点就是抓住事物相似进行类比，把毫不相干的事物通过“天人感应”或者“天人合一”的手段硬扯到一起。譬如：“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天圆地方，故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365日，人有365块骨头”……这些话听起来好像挺有理，实际上这句话的前提推不出后面的结论。

《论语》里的有子认为：“孝敬父母、尊重兄长的人，很少会冒犯尊长；而不会冒犯尊长的人，绝不会去造反。”显然，这是乱用比喻的推理：父兄并不等于尊长，尊长并不等于统治者。结论，孝悌的人，与忠于统治者毫无相干，甚至越是孝悌的人，越容易造反。事实上，华夏帝国的夺权者几乎都是自称孝悌的人如王莽。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说，《礼记》中《大学》提出的“修齐治平”这种推理是错的。这个推论居然从“个人”层层放大到“天下”，连续不断的飞跃，使人有从人变仙升天的飘飘之感。修身了就能齐家？齐家了就能治国？治国了就能平天下？显然是没有分清必要条件、充分条件和充要条件等假言判断问题。

3.立场思维导致拜权威

中国文化是强调“孝亲”的立场文化，看任何事情都是从自我（家）利益的立场看问题。由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莫衷一是，人们只能以权威的话来支持自己的论点，这样，中国人喜欢用名人的话作为自己推理的前提，这叫做“以人为据”的逻辑错误。其实，就是现代名人说的话，也不一定可以作为论证的前提，可是文革时中国人开口闭口都是伟大XXX教导我们说，这是一种拜圣思维，与逻辑思维风马牛不相及。

中国人习惯于拜圣思维，是因为：中国人心中没有是非，只有对错。何谓“对错”？对者，队也，站队。和我站在一起就“对”了，如果“错位”了就是“错”了。因此，国人在公共讨论的时候，首先要分“对错”。一句话，站在什么立场，为谁说话？分清敌我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不跟圣王一拨的，肯定是坏蛋。这就走向了二元对立思维。

二元对立思维要求射人先射马，杀敌要诛心。不管对方说得是不是事实，关键是，你这样说，是什么动机，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你批评一位名人，其粉丝立即上前围攻，质问你什么动机，是不是嫉妒？是不是借机炒作？进而上升为人格问题、立场问题。你道德败坏，所以不诚实，说话不可信。这便是抹黑对手，把对手打成品行低劣者。消灭提出问题的人，好像也就“消灭”了问题。然而，真正的逻辑应该是，事实就是事实，不在乎谁说出来。不能因人废言，也不能因言废人。人与事，应该分开考量。不论事实论立场，结果只能是各执己见，双方之间的裂缝越来越深，达成共识的可能性越来越微弱。

逻辑上有种谬误叫“诉诸人身”，指的是攻击（或歌颂）提出论题的人。通过诋毁（或拔高）对方的人品，达到否定（或肯定）对方主张的目的。人身攻击者的目的，是激发情感，引发听众心理联想，诉诸非理性因素，达成否定对方论题的目的。用篮球运动中的“打人犯规”来比喻，正常的讨论就好比是“打球”；但有人不是“打球”，而是打带球的人，便是犯规了。因为，即使是人格有问题者，他或她说的话，未必全错。不能搞“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反对”。

二元对立思维根本错误就混淆了反对关系与矛盾关系。反对关系和矛盾关系都属于不相容关系或叫全异关系，但是二者是有区别的。矛盾关系是指对立的两种情况，没有第三种情况存在，非此即彼，非彼即此。比如“爱”和“不爱”，二者必居其一。反对关系是指在对立的两种情况之外，还存在其他情况，非此不一定彼，非彼不一定此。比如“爱”和“损害他人”。不“爱”，不一定就是“损害他人”，还有中间状态如“两不相干”啊。

由此可见，对矛盾关系的事物搞二分法是有道理的，对反对关系的事物搞二分就是错的，因此不应一概采用两分法。例如：您怎么把你老婆一分为二？茶杯分为哪两个对立面？地球呢？太阳呢？万有引力的对立面是什么？拜圣思维的后果是：没有逻辑。凡是搞圣王崇拜的民族都不可能有逻辑。

有逻辑意味着推崇人的理性分析能力，必然是崇拜真理反对个人崇拜！所以，“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样的话，只有理性发育成熟希腊人亚里士多德才能说出来，因为他们能够把“师”和“真理”区分开来，而汉人不能。​汉人拜圣思维的结果是：没有言论自由，只有“惟上是从”。用孔子的话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假如有争 议，由谁定是非呢？由圣人和皇帝的话来决定，圣人的话是最后的标准。

中国人的二元化思维，总是喜欢在不知不觉中造神，将好人神圣化，如孔子、孟子、唐太宗、诸葛亮等，似乎他们是完人；将坏的妖魔化，如一些奸臣、暴君等，似乎他们一无是处。这种思维是片面的，没有认清人性的复杂性与多面性。中国人在不知不觉中展开权威崇拜，在不知不觉中蔑视他人。或者把别人无限放大，把自己无限缩小，或者把自己无限放大，把别人无限缩小。面对上级、领导，心甘情愿做奴才，在做奴才中能够体味出无穷的快乐。面对下级或不如自己的人，又往往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吆五喝六。这种发自骨子里面的主奴劣根性，其实就是其二元对立的辩证法思维决定的。

一个处于幼稚型思维的人群，不可能拥有平等的人格和互相尊重的逻辑自信，更无从产生正义的科学——法治科学。公元一世纪，汉章帝召集儒门的代表人物在白虎观开会，由班固执笔写出一部《白虎通议》，章帝批准后颁行天下。以儒学为指导，为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制定详细的规矩或规范。突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三纲六纪（六亲），服从尊长。以后历代的法典，唐、宋、明、清的律例都继承了《白虎通议》，将三纲六纪作为贯穿始终的东西。一般的老百姓犯了罪，按照身份的高低、亲疏关系给你定罪。违背逻辑的同一律，是逻辑谬误。

请扫描二维码予以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