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吴国桢的故事看汉文化的惰性

作者：关敏

吴国桢(1903-1984)，湖北建始人。1921年留学美国，1926年获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在美期间，他与国民政府驻英大使郭泰祺之弟郭泰桢交谊笃厚，又与宋子文及宋美龄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为日后归国从政伏下契机。1927年归国后不久，吴国桢就在国民党元老张群的举荐下进入政坛，成为蒋介石的私人秘书，深受蒋介石赏识。秘书只做了三天，蒋介石就对吴委以重任，任命29岁的吴国桢为汉口市长。抗日期间，吴国桢又先后担任重镇武汉和陪都重庆的市长。内战爆发前，吴国桢临危受命，成为备受瞩目的上海市长。蒋介石对吴国桢的器重，一方面由于吴国桢与美国政界的联系，于国民政府获得美援十分有益，另一方面也由于吴国桢为官期间显示出来的为人和才能。

1948年8月，为了整肃经济，蒋介石派蒋经国以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员的身份赴上海稳定物价。蒋经国一到上海就专打“老虎”，一下子就抓捕了64只扰市场的“老虎”，这里面包括“面纱大王”荣鸿元，“证券太保”经纪人杜维屏，华侨大商王春哲等等。

蒋经国在“打虎”时要抓谁就抓谁，抓完了再去找证据，要杀谁也是他说了算，完全无视上海市政府的存在。吴国桢认为蒋经国的做法无法无天，他亲赴南京面谏蒋介石直陈利弊，却未被采纳。两个月后，蒋经国在上海失败而归，于是把这笔帐算在了吴国桢头上，认为失败是吴国桢不合作的结果。

蒋下野后，吴国桢随蒋四处行动，作为他的幕僚，出谋划策，并在1949年8月1日成立的中国国民党总裁办公室内任职。国民党逃台后，1949年12月15日，蒋介石任命吴国桢取代陈诚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行政院政务委员，以利用吴国桢“民主先生”的形象，“全力争取美援”。

1950年1月杜鲁门政府宣布不以武力援蒋保台。尽管如此，国会1950年2月1日通过特别法案，向台湾提供1.08亿美元经济援助。1950年11月23日，朝战爆发后首批五千多吨、价值1434.45万美元军援物资抵达台湾。同时，根据麦克阿瑟的建议，美国政府决定向台湾提供两套先进雷达，并在1951年3月1日前又提供了7套。1951年美国援助台湾达9200万美元！从1950至1957年美国对台军事援助总计14.7亿美元，而经济援助为6.83亿美元。1951年到1965年，美对台湾的经济援助接近15亿；军事援助45亿美元！

吴国桢担任台湾省主席期间，致力于推动台湾人地方自治、农业改革，允许某些地方官员职位由普选产生，并试图减少滥用警权。1950台湾实行县市长的多黨竞选，主要是为了获得美国好感，以便得到美元。1950年8月7日，吴国桢的头像刊载在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

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改为全力支持蒋介石，吴国桢的地位也因此下降，与蒋经国及彭孟缉的特务系统也不断地发生冲突。

一次，台湾《自立晚报》的一位编辑转抄了一首诗，其中有“阳明山六三衰翁”等字句，小蒋的政治部认为辱骂国家元首，将该编辑扣押。吴国桢认为这是一种特务手段，通知“政治部”立即放人。

1950年，台湾火柴公司总经理王哲甫因被指控与共产党有过交往而遭台湾省保安司令部逮捕。吴国桢认为证据不足，以保安司令部司令的身份要求释放王哲甫，结果台湾保安副司令彭孟缉执行蒋经国命令，坚不放人。蒋介石的贴身秘书周宏涛造访吴，要他按蒋介石的意思办事！吴告诉周：“上级的命令，无违抗的余地，但王案是牵涉到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政府既然标榜民主法治，焉能言行不一？”周打圆场：“假使省政府怕背黑锅，可由国防部军法处处理。”但吴依然坚持己见，并写信给蒋介石，由周代转。吴要求“禁止随意抓人，逮捕后14天，一定要释放或起诉。所有刑事案件，除了那些涉及共产党和间谍活动案，都应交民事法庭审判，而不是交军法审判；即使是军法审判的案件，也应该允许被告有辩护律师。”当天夜晚，周再访吴，周说：“蒋先生看你的面子，由死刑改判为七年徒刑了”。

此后不久，基隆市有两个议员突然失踪，吴国桢经过查询才知道：两位议员被特务囚禁在某旅馆内。于是，吴下令立即开释并召见那两位议员。两议员怕报复不肯说出真相。经开导，他们说出了真相：他们未遵党部指示，投国民党提名的议长一票，遂遭惩罚。吴国桢要求彭孟缉开除绑架两位议员的特务，彭拿出蒋经国的手令予以抵制。

1951年春，台湾进行第一次民选县、市长。吴国桢强调要民主选举。就在选举前夕，蒋经国令特务以检查户口为名，一夜抓了398人，而最后查明仅19人有轻微违警记录，其余均系无辜。吴国桢再次出面干预，将人全部释放。吴国桢所为使其与蒋经国的矛盾急剧上升。

更令蒋经国不能容忍的是，吴国桢直接向蒋介石进言：“总统要培植经国兄，就不该派他主管特务，因为这种工作，越权干政，并且妨害人民生活与言论自由，易成为人们仇恨的焦点，是爱之适足以害之也。”很显然，吴高估了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当他发现“蒋先生爱权之心胜于爱国，爱子之心胜于爱民时，已噬脐莫及”。

此外，吴国桢与蒋经国的矛盾还表现在政府经费上。对于蒋经国所主持的“政治部”“救国团”等预算外的额外要求，吴国桢往往不客气地拒绝。吴自己也很清楚，他与蒋经国的关系已经坏到无法弥补，吴曾对《自由中国》杂志社长雷震说：“我只是采用消极行动，不发给经费，所以蒋经国恨死我了”。

其实岂止蒋经国，蒋介石也早就对吴国桢的不停进言反感异常，只是由于台湾初建，需要吴国桢联系美援。随着美国援助的稳定，吴国桢对蒋介石的重要作用已然不大。所以当吴国桢与蒋经国水火不容之时，蒋介石甚至产生过除掉吴国桢的念头。

1952年，蒋介石为过65岁生日，邀请吴国桢夫妇到台北郊外草山吃晚饭，并留宿。第二天，吴氏夫妇下山时却找不到来时开车的司机，只好由蒋介石又派了一名司机。开车不久，吴国桢夫人就感到腹部不适，停车去找方便之处。待夫妇二人方便后回到停车处，发现司机脸色刷白。原来汽车的四个轮子中有三个的固定螺栓都已被人拧掉，要不是吴夫人腹泻，一旦汽车开始快速下山，车轮必然飞脱，吴氏夫妇必死于“车祸”。

死里逃生的吴终于醒悟：如今美援稳定，自己拉关系的使命已结束，蒋要“卸磨杀驴”，1953年4月吴以“健康欠佳”为由辞去台湾省政府主席职务，远赴美国。但老父幼子却被留作人质，不准同行。

1953年11月，“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突然被蒋介石免职，罪名是“蒙混舞弊，不尽职守”，同时蒋指责王世杰曾私下批准吴国桢套汇12万美元。这就是说在美国的吴国桢属于携款私逃。吴为自己辟谣的信件及其台湾亲属上访、投诉记者都被台湾当局一律封杀。

1954年2月7日，吴国桢接受美国一家电视台的专访，批评国民党专政，称如不从速实行民主，台湾难以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并表示他出走美国完全是因为与蒋氏父子政见不合，不为所容。此言一出，即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一周以后，吴再接受美国一家通讯社记者采访，指责蒋介石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独断专行；国民党钳制言论，大搞特务政治，并要求彻底清查国民党的经费来源；并说蒋经国是台湾政治进步的一大障碍。

蒋介石闻言恼羞成怒，除组织岛内舆论进行围剿外，并于3月17日以总统名义发布命令，指吴国桢“背叛国家，污蔑政府，分化国军，挑拨政府与人民及侨胞与祖国的关系，居心叵测”，网罗了13条罪状，宣布解除吴国桢所有职务，开除党籍；对于有关“违法渎职”罪行，将彻底查办。

胡适在离台返美前对此案评论说“前台湾省主席吴国桢批评政府或许对于国家还有点好处……”此后，蒋介石向美国提出要将吴国桢引渡回台，遭到美国拒绝。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罗伯逊通过美国驻台“大使”劝告蒋介石不要再对吴国桢施以攻击，否则将对台湾当局不利。蒋介石只好下令禁止台湾报刊继续刊登攻击吴国桢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