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敏：中国史上的四次灭佛运动

中国统治者认为：佛教增多一个僧徒，即朝廷损失一个丁男的赋役。佛教使中国人天竺化。寺院有其法律（僧律），有其武装（僧兵），不受国家律令的约束，一个寺院等于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佛国。佛国愈多，皇帝感到的威胁就愈大。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著名的三武一宗废佛事件，即北魏太武帝（446）北周武帝（574）、唐武宗（841-846年）、后周世宗（955）摧毁佛教的行为。

一，北魏太武帝暴力灭佛运动

南北朝时期，由于沙门历来可以免除租税、徭役，所以志在武统的魏太武帝就在太延四年（438）下诏，凡是50岁以下的沙门一律还俗服兵役。

魏太武帝始光初年，寇谦之献上道书，但当时朝野信奉者很少，崔浩于是上书劝谏太武帝信奉道教，并派人奉玉帛牲畜去祭嵩山。太武帝又在平城东南建立天师道场，自称太平真君，并亲受符箓，兴建静轮天宫，奉祀太平真君，改年号为太平真君，从此笃信道教。

太平真君五年（444年），皇帝下令：禁止私养沙门，并限期交出私匿的沙门，若有隐瞒，诛灭全门。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卢水的胡人盖吴在杏城（黄陵）起义，有众十余万人。第二年为公元446年，太武帝亲自率兵前去镇压，到达长安时，在一所寺院发现兵器，怀疑沙门与盖吴通谋，大为震怒，下令诛杀全寺僧众。崔浩趁机劝魏太武帝灭佛，于是太武帝命令：诛戮长安的沙门，焚毁天下一切经像；并下诏各州杀僧人，毁佛像，禁民信佛。“悉诛天下沙门，毁诸经像”，令“一境之内，无复沙门”。

魏太武帝最残暴，他采用“沙门无少长，悉坑之”；甚至连为僧尼提供避难之所的俗人也不放过。据《魏书•世祖纪》称：“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有私养沙门……在其家者，皆遣诣官曹，不得容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师巫、沙门身死，主人门诛。”

当时太子拓跋晃监国秉政，一向笃信佛法，再三上表，向太武帝劝阻，虽然都不被采纳，但也由于如此，废佛的诏书得以缓宣，而使远近的沙门闻讯逃匿获免，佛像、经论亦多得密藏；然而魏国境内的寺院塔庙却无一幸免于难，史称太武法难。废佛后不久，寇谦之病死，崔浩后来也因撰《魏史》，书中蔑视胡族而遭腰斩，其族人被诛者百余人。废佛后六年，魏太武帝驾崩，魏文成帝即位，下诏复兴佛教，佛教才又逐渐恢复发展。

二，北周武帝灭佛灭道，使300万僧尼还俗

北魏末年，社会动荡。公元515年爆发过冀州沙门法庆聚众造反之事，其众多达5万以上，法庆自称“大乘”，鼓吹“新佛出世”，所至即毁寺、杀僧、焚经、烧像，故此对当时的统治阶级形成了极大的威胁。北魏镇压了“大乘起义”后不久，在公元523年，又爆发了规模更大的“六镇起义”，接着各处纷纷出现反魏起事，群雄并出。当时北方地区的僧、道阶层过于庞大。以致全国的佛寺竟有3万之多，僧、尼数目则有200万之巨。

天和二年（567），有一个叫卫元嵩的人给周武帝宇文邕（543—578）上书，认为“唐、虞无佛图国安；齐、梁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也。但利民益国，则会佛心耳。夫佛心者，大慈为本，安乐含生，终不苦役黎民。”因此，他建议灭佛。公元573年，周武帝召集道士、僧侣、百官再次讨论佛、道、儒三教的问题。“帝升高坐，辨释三教先后，以儒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把佛教抑为最末，事实上已是灭佛的前奏。

建德三年（574）五月十五日，周武帝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一时间，北周境内“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宝刹伽兰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

建德六年（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后，继续推行灭佛政策，毁寺4万，强迫300万僧、尼还俗，相当于当时总人口的1/10的人重新成为国家编户，这对急需兵源和财力的朝廷来讲，非常重要。在佛道二教极度兴盛的南北朝时期，周武帝独树一帜，毁佛断道，但并不屠杀僧侣，显示了其统治的高度灵活性。

三，唐武宗会昌（841～846）法难

唐代开国时立下一个规定，进入佛门的人“可免死”，因此很多叛军被击溃后就往寺庙躲。唐玄宗曾下令僧尼还俗，一次还俗者就达1.2万余人。

晚唐的韩愈认为，佛教只是夷狄之法，非中国所固有，因而不合先王之道。又说，佛教的流行使“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对稳定有害而无益。他着重指出：“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臣君之义，父子之情”，故不宜敬奉。于是他断然提出：“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世之惑”（《谏迎佛骨表》，《韩昌黎全集》卷三九)。并表示，“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他在《原道》中提出“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口号，试图以行政手段彻底废除佛教。这一思想为此后唐武宗的灭佛提供了重要依据。

唐武宗即位后，赵归真因曾遭京师诸僧的诮谤，便利用武宗对道教的偏信，于宫中“每对，必排毁释氏”（《佛祖历代通载》)。他向武宗荐引了道士邓元起、刘玄靖等人，同谋毁佛，加强了唐武宗灭佛的决心。

会昌二年（842），武宗令僧尼中的犯罪者和违戒者还俗，并没收其全部财产，“充入两税徭役”（《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会昌三年（843）四月，朝廷“命杀天下摩尼师，剃发令著袈裟作沙门形而杀之”（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会昌四年（844）二月，武宗降旨“不许供养佛牙”，同时规定：代州五台山及泗州普光寺、终南山五台寺、凤翔府法门寺等有佛指骨之处，严禁供养和瞻仰，如有一人送一钱者，背杖二十；若是僧尼在这些地方受一钱施舍者，背杖二十。会昌四年七月，敕令毁拆天下凡房屋不满二百间，没有敕额的一切寺院、兰若、佛堂等，命其僧尼全部还俗。

会昌五年三月，敕令不许天下寺院建置庄园，又令勘检所有寺院及其所属僧尼、奴婢、财产之数，为彻底灭佛作好准备。同年四月，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全面毁佛运动。僧尼不论有牒或无牒，皆令还俗，就连天竺和日本来的求法僧人也被强迫还俗。一切寺庙全部摧毁；所有废寺的铜像、钟磬悉交盐铁使销熔铸钱，铁交本州铸为农具。

武宗这次大规模的灭佛，天下一共拆除寺庙4600余所，拆招提、兰若4万余所，僧尼26万余人还俗成为国家的两税户，没收寺院所拥有的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没收奴婢为两税户15万人。

在“废佛”的过程中，对其它外来的四教：祅教、摩尼教、景教和回教，也都采取了相应的废除手段。凡国中所有的大秦寺（景教），摩尼寺，一并撤毁；斥逐回纥教徒，多半道死；京城女摩尼七十人，无从栖身，统统自尽；景僧，祅僧二千余人，并放还俗。与此同时，佛教经典的散失也是非常严重的，尤其是天台宗和华严宗的著作，有些中土已经失传，只能从新罗、日本转抄过来。

武宗灭佛的原因可能有多种。主要原因是当时佛教的势力非常强大，不纳税，对国家财务是一个重大损失。同时僧人过多亦会影响生产活动，影响国家稳定。另一可能是唐武宗本人更加信奉道教，专吃少男少女的心肝以求长生不老，因此打击佛教。

四，第四次法难发生于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

周世宗即位后，继承后周建立者郭威的改革政策，在劫后余灰、民生凋弊的情况下，欲一统天下，就急需要钱。后周显德二年（公元955年）五月，柴荣诏告天下：禁止私自出家；订立严苛的出家条件，并规定必须在国家公认的戒坛受戒，否则无效；不许创建寺院或兰若，违反的僧尼，课以严刑；未受敕额的寺院，一律废毁；从而正式拉开“灭佛”序幕。同年九月，柴荣又下诏“颁铜禁”。民间的佛像、铜器，限五十日内交由官司铸钱，如果私藏五斤以上的，一律处死。史书记载，“是时中国乏钱，乃诏悉毁天下铜佛像以铸钱”。周世宗说：“吾闻佛说以身为妄，而以利人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于世，犹欲割截，况此铜像，岂有所惜哉。”既然佛可以舍身救人急难，为什么不舍铜像救天下呢？

当时，洛阳官员具报，称该地寺院有一“大悲佛”，极为灵验，百姓供奉膜拜，至今络绎不绝。民间传说，此佛极灵，谁敢毁此铜佛，必有报应、会遭天谴。因此，有臣属建议，可否网开一面。柴荣坚决不从，并扔下一句话：“天子一言九鼎，岂可因一佛像而废之，朕必亲往探之。”第二天，柴荣亲往该寺，督促毁佛。然而，天子亲临，兵丁仍不敢下手，纷纷丢斧锤于地。于是，柴荣“亲试之”，持斧破佛面胸，“观者为之栗栗”。完事之后，柴荣还对百姓进行“现身说法”，都说“大悲佛”灵验，我现在不是毫发未损、安然无恙吗？

据史载：“是岁，所存寺院凡二千六百九十四所，废寺院凡三万三百三十六所，僧尼系籍者六万一千二百人”。当时，中原大地佛教寺院被大量撒裁关闭，只剩下十三分之一了，而寺中所存铜铸佛像，则无幸免者矣。五代后周王朝之前的铜制佛像，也几乎绝迹了，这是殊为可惜的。

令人惊异的是，拥有数万寺庙、数百万僧尼的佛教面临如此的灭顶之灾，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反抗，竟让皇帝的一纸诏令得以顺利执行。它反映了中国人的宗教态度，说明了皇权的强大专横和佛教在政治上的软弱无力。

当然，佛教也不是完全和平的宗教。佛教在印度伴随阿育王的屠刀传播，蒙古人到处掠夺也信佛。比如元朝的江南佛教总督杨琏真伽居然将大宋皇帝陵墓全部挖开，挖取陪葬的金银珠宝；并且至少有50万户农民（约250万人）被他编为寺院的农奴。喇嘛所过之处，随从如云，强住汉人住宅，把男子逐走，留下妇女陪宿。喇嘛很少买东西，都行夺取。一个柴贩曾向大都（北京）留守长官李壁伸诉，李壁正在处理时，众喇嘛已手执木棍，呼啸而至，把李壁摔倒痛殴。李壁向大汗控告，大汗立即下令赦免喇嘛。喇嘛曾跟一位王妃争路，竟把王妃拖下车辆，拳脚交集，大汗的反应仍是下令赦免喇嘛。宗教裁判所一共烧了几百万人，十字军打了200年不过死了几百万人。但佛教徒隋朝、元朝、清朝对百姓的屠杀何止那个数字。特别是蒙古人使南宋损失数千万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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