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敏：弄虚作假而灾难频仍

一，国人对待腐败的几种心态

美国出了个受贿2.5万美元的市长，美国舆论一片哗然，震惊于其数额巨大，中国媒体禁评或一笔带过，民众却一片惊愕：堂堂市长就弄这么点钱，还不如我们的村官呢，丢死人了！这里面折射出来的截然不同的两国国民心态，无疑是腐败程度高低的晴雨表，也是腐败源源不断产生蔓延的催化剂。中国老百姓对待腐败常见以下几种心态。

 

1．老祖宗传下来的，没什么大不了

 

中国历史上的很多朝代，其官场腐败是常态和公开化的，比今日尤甚。既然古已有之，老祖宗都是这样过来的，想必没什么大不了。正是这句“没什么大不了”，说明中国民间缺乏起码的社会正义感。中国人对权力和金钱的态度，是有机会就捞一把并垄断起来，并无公平竞争童叟无欺的理念，虽然国人口头上也喊这些口号，但他们并不实践之。譬如：给奶粉掺杂使假，在肉包子里放死猪肉馅……这样奸诈百姓，怎么可能去自发地监督权力、举报违法违纪、抵制官员腐败呢？这些奸诈之民巴不得官员腐败，他好钻制度的空子发财。那个巴结刘志军的文盲丁书苗就是一个例子。而赖昌星小学都未毕业，他的红楼拉拢多少干部为他提供方便。正是“没什么大不了”，政府根除腐败的决心和斗志才难以坚定，以致于现在的反腐态势是“一案归一案，与制度无关”。

老祖宗传下来的，未必都是合理的，腐败误国的道理古今皆然。古代但凡国力强盛、人民富足的王朝，无不对腐败官吏严加惩治，无不绞尽脑汁限制地方官员权力和预防腐败。腐败之误国，主要倒不在于贪吏蚕食国库民财，而在于损害公平正义，使老百姓为邪气所侵，正气荡然无存，不再相信人间正道，以苟且之事为荣。这样一个民心恶化、以丑为美的社会，其统治必然不会健康长久。

 

2．权力崇拜是滋生腐败的肥沃土壤

 

权力崇拜是专制社会的恶劣遗留，但是今天的媒体仍在不遗余力地宣扬和强化权力崇拜，使得权力崇拜拥有广泛的愚民基础。无论是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还是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体，新闻永远把领导人放在首位，无论他们参与的是举世关切的国际大事，还是无关宏旨的例行工作会议。他们的讲话总是重要的、具有指导意义的，总是需要广大群众深入学习、贯彻执行的，总是把理论上升到新高度、把实践推向更深入的。媒体编织的巨大网络，深入到基层每个角落，潜移默化地灌输、加强、维系着权力崇拜的舆论基础。

 

权力崇拜的恶果是国民从小在心中埋下权力万能的种子，久而久之便逐渐认同以权谋私的正当性。国人信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所以在其“得道”以后，必然寻求对自身私欲的满足。官员周围的小人们总是千方百计满足官员们贪得无厌的需求。可以毫不讳言地说，权力崇拜为官场腐败源源不断地输送能量，是滋生腐败的肥沃土壤。

 

3．中国是人情社会，清官难做

 

部分国人常拿中国是人情社会来为官场腐败开脱，哪个人不为自己亲戚朋友谋点私利？人们对腐败分子的羡慕远远超过了愤怒，腐败而未受到惩处，被看作有能耐的表现。诚实成了愚蠢，正义感被当作动机不纯，出淤泥而不染被抨击为不食人间烟火，廉洁被视作对官场潜规则和腐败行径的威胁。这就是中国腐败的主因之一。他们寻思的是：反正这汪污水也就这样了，熙熙攘攘皆为利来利往，天下乌鸦一般黑呀！上面的吃肉喝汤咱没办法，但是咱还有可能分一杯羹哩。有这种心态的人何其之多，这种人一旦为官，岂能廉洁自律？他们看似在社会底层，但心态却在丛林；他们遵循的是官场的弱肉强食，寻求的是向官场延伸利益靠拢；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也是贪腐肆虐的帮凶。

 

有人说清官难做并非难在中国是人情社会上，而是难在腐败成窝上——谁都甭想独善其身，否则必得落个不讲情义、不近人情的骂名。如果法制观念深入人心，制度性防治腐败措施到位，那结果就是清官好做，贪官难做了。国人以人情消解腐败，在给贪官减压的同时，也成为腐败之风日盛的助力，甚至有些人以此作为非法牟取私利的托词。

 

4．意淫一下就好，管不了那么多

 

腐败毕竟不是好事，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心安理得、心平气和也是很难的。别急，喝碗心灵鸡汤去火！我们有清官戏嘛！影视剧里的贪官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等着瞧吧！于是我们在一场场虚构的影视剧中集体意淫，在获得间歇性的满足之后，心理上就觉得舒坦多了。平时，我们要为基本生计奔波操劳，闲暇的时候，还会因家庭琐事而伤神，实在没时间没精力去关注贪腐这闲事。再说，咱现在也还不至于吃不饱饭，虽然买不起房，但还没有露宿街头，就这样吧，不然还能怎样？中国人最善于自我宽慰，最善于践行阿Q的乐观主义精神。

二，弄虚作假导致贪腐横行灾难频仍

在陕西临潼：村民病饿死8年后村长长期冒领死者粮食直补款。这就是官僚欺诈弱民。新世纪以来，中国大学论文抄袭成风，校长申报院士的论文都是抄袭的；连医学论文都可以买卖，而且生意兴隆；2016年科学家韩春雨刚在英国发表1篇假文章，就利用它谋取了2个多亿民脂民膏。面对诸多科学家质疑，河北科大百般包庇。根本原因是儒家的父子相隐的骗子文化所致。

儒家之所以成为皇帝的帮凶，是因为它奴才似的狡“智”为皇帝所喜，可以用谎言来使老百姓愚昧化和工具化。“信”被儒家牺牲。子曰：“君子贞而不谅”（君子坚守正道而不拘泥于信用）（《论语.卫灵公》）。孔子在《论语•子路》曾指出：“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即：说出的事一定可信，说了就一定守信用，一定办到，这是个浅薄固执的小人呀。孟子说过：为了“义”可以不必说出真话。“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哦！原来孔孟的诚信是针对百姓、小人说的，君子、大人是没必要遵守的，谁遵守，谁就成了“硁硁”的小人了，就不是君子了。这种针对百姓、小人的诚信，是奴才的诚信。的确，如果百姓、小人们不诚信，不老实，统治起来不就太困难了吗？

儒教的祖师爷孔丘就是一个说谎话、假话、篡改历史的大师。周朝流传下来的《诗》本有三千多篇，到了孔丘手中，他将其中绝大部分不符合自己观点的诗都给删了，仅仅保留了一个零头——305首符合其教义的诗作为儒教的教材，成为儒教的“五经”之一。孔子鼓吹“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可他自己就不兑现。他没做过史官，居然就敢编辑史书《春秋》。在《春秋》所记载的240年中，孔子的“祖国”鲁国，有四个国君被杀，一个被打跑，还有一个客死外邦。如此重大的事件，《春秋》是一个字不提。这就是“为尊者讳”。连编纂史书这么严肃的事情，都可以说谎了，那么天下还有什么不可以说谎的呢？孔子编《春秋》的原则就是避讳，即“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避讳就是为别人隐瞒丑事，为别人说谎。避讳是为了维护君主的统治。由于儒家倡导避讳，中国文化成了彻头彻尾的撒谎文化，且令国人神经兮兮，荒诞离奇。

到了宋朝，连“丘”字也要避讳。写起来或缺一笔成“斤”，或写作“某”，或用朱笔画圈。读起来或读为“区”或读作“休”，不一而足。丘姓也被迫写作“邱”。大观四年，改瑕丘县为瑕县，龚丘县为龚县。不单为圣人讳，还得为所谓尊者贤者讳。杨万里任监司，出巡外地，州府的歌妓为他唱“贺新郎”词。其中有“万里云帆何日到”，杨万里听后不悦，说：“万里昨日到”。太守大惧，赶紧下令将歌妓收监。田登做太守，元宵节不许百姓说灯，下令把点灯三日说成放火三天，开创了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千古奇迹。

一位中国老师给美国小学生讲阿凡提的故事：阿凡提从地主家借了口大锅，完事还了一大一小两口锅，说小锅是大锅生的孩子，地主当然笑纳。过了几天，又管地主借锅，这次没还，说是锅死了。听了故事，美国小学生并未称赞阿凡提的智慧，而是质疑：他用小锅骗了地主的大锅！他为什么不靠劳动创造价值去赚钱买锅呢？这就说明的是两个国家的孩子看待问题的不同，明明是欺骗，一方认为是智慧，另一方则认为是不齿。目前，中国许多金融借贷诈骗就是这样发生的。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经说过，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要探究清楚这一原因，除了他已经说过中国专制皇权文化所衍生出来的专制制度的荒唐之外，还有思维方式上的原因。

一种文化的核心部位其实就是两个方面，一是价值观（信仰及其立场），二是思维方式（方法）。价值观与思维方式决定了文化中的其他部分，包括制度的建立。不同文化观念的人，即使所建立的建筑也会体现其文化的精神。比如，中国的建筑特点就是要求左右对称，屋檐常常是勾心斗角。会场的设置也常常是围绕着一个核心，栉比鳞差、层层环绕。不管这个核心叫什么，总之必须有一个这样的角色。

要是让中国人在圆桌上开会，中国人就不知道怎么做了，因为，那样会群龙无首，乱成一团。中国人开会的目的不是为了讨论事项，而是宣布事项的结果。真正的讨论与博弈，早已在密室完成了。古代皇帝的朝会就是这样的。真正的讨论与博弈早已经在以皇帝为核心的三五个重臣之间完成了，其他的文武百官只不过是例行公事地到朝廷里站站，听听结果而已。其实这一切都是因为中国人只有服从权力的习惯，而没有服从真理的习惯。要中国人探求真理，还不如去死了好。像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里面需要讲什么道理吗？有据理力争的空间吗？完全没有的。一个人权势特别显赫的时候，即使皇帝面对这种权势的威压也要服从“指鹿为马”的气焰。一切都由权力安排好了，大家根本不用再费心操神，各安其命，各就其位就是了，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思不出其位”，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屁股决定了脑袋。

说到底，西方人追求的是真理，探求的是真相，他们在探求真理，追求真相的问题上，可谓是殚精竭虑，耗费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智慧。最早是由亚里斯多德著有《工具论》，后来又有培根的《新工具》，为了探求真理，他们把思想的工具一再改进，因为唯有思维方法的改进，他们的认识才能够更进一步。因此，他们的智慧其实就是围绕着求真而来的。谁能够探求到更多的真相、真理，谁就是真正的哲人智者，谁能够利用真相、真理为人类服务，谁就是真正的智慧之人。因此，他们把苏格拉 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牛顿、爱因斯坦、爱迪生这些人推上了大智大慧之人的宝座，成为后人崇敬与学习的榜样。

然而，中国人的智慧就是用来欺诈的。孔子是中国最早公开宣扬欺诈有理的人。在《论语•子路第十三》中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父亲偷了人家的羊，儿子作了告发，从法治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正直的行为；但在孔子看来这却是一种丧德败行。孔子主张父亲应替儿子隐瞒罪行，儿子也应替父亲隐瞒罪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父慈子孝的道理。孟子还把帮助犯了杀人罪的父亲潜逃，称为大孝，号召人们学习。

其实现代法治精神里，遇到亲情关系的案件，既不能够采信子告亲的证据，鼓励告亲，也不像孔子那样“子为父隐，父为子隐”式的“亲亲相隐”，而是要贯彻一条原则就是避嫌。一切不是靠告发，而是要靠证据来定罪。但是，靠证据而不是靠口供，就必须学会寻找证据，这个过程就要学会逻辑推理，学会用实验与测量以及医学解剖的知识与技能来寻找犯罪证据。可惜，中国文化在逻辑推理、实验、测量与其他科学知识方面几乎完全被忽略，因此遇到类似子告亲的案件，只好作出两种极端的选择，要么完全鼓励亲人之间互相告发，要么就完全采用包庇隐瞒真相的办法。说到底还是因为中国文化在追求真相与真理问题上的能力太弱了，而这种能力的欠缺又与中国圣人的教导密切相关。

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是企图用蒙昧的方法，防止人们利用智慧与朴素的逻辑以及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去追求事物的原理与真相。孔子只讲礼即等级秩序，从来未曾探求过什么真理真相，相反，他还利用职权以五条莫须有的言论思想罪杀害了少正卯，为杀害中国那些敢于较真，敢于追求真理的人提供了绝妙的借口，开了十分恶劣的先例。

孔子的礼与仁，其实杜绝了中国人在信仰与求真上的一切可能性；及至儒家所谓的智，其实就是诈骗术。谁拥有高明的诈骗术，就是拥有大智慧。华人千百年来的智慧偶像级人物——诸葛亮其实是欺诈手法高超的人。奇怪的是这个人字“孔明”，本来与孔子家族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因为“孔明”似乎也与孔家攀上了亲缘关系。在关于诸葛亮的高超智慧的故事中，几乎都是欺诈成功的故事。比如“空城计”、“草船借箭”、“八卦阵”、“七擒七纵”、“欲擒故纵”等等，都是用来迷惑他人、制造虚假的本领的高超骗术。鲁迅论及《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的智慧，说“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在这种偶像中，许多人无意之间都成为骗术高超的骗子，令人防不胜防。然而，这种近乎妖的智慧人物，虽然活着的时候号称智慧顶级人物，但结果却是诸葛亮死后“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国家没有可当大任之人，加之后主昏庸、黄皓弄权，使蜀国迅速衰败。说明这种诈骗术也只是一项小术，而非真正的大智慧。真正的大智慧是追求真理，求得真知与真相的能力，可是，诸葛亮从来没有提供过这种智慧。像无数的政府部门都在造假数据，但华夏的空气污染、水源污染、食品安全、病毒传染及社会腐败问题却越来越严重。

如果以成败论英雄，如果以成王败寇作为核心价值标准，如果整个民族千百年来，都是在崇拜权力与暴力，如果大家相信为了结果的成功，可以不择手段……那么，谁又会在乎死多少人，又有谁会在乎有多少孩子在饥寒交迫中死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