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敏：五省联军司令孙传芳被仇杀

1935年11月13日下午，昔日威慑五省的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在天津日租界观音祠被施剑翘枪杀。

施剑翘说她完全是为父报仇。在十年前的1925年的11月3日，有一位堪为军人模范的老将军施从滨在蚌埠车站被孙传芳杀害，那位老将军就是我的先父。先父秉性清廉，为官数十载，所余者房屋数椽，薄田数亩而已。十四年孙传芳以五省之众，自称联帅，南拒革命之师，北窥齐鲁之境，穷兵黩武，祸国殃民。先父为捍卫地方，奉政府命率师战于徐州之野，将士用命，屡战皆捷。卒以孤军深入，众寡悬殊，后援不继，遂至兵败被俘，于民国十四年11月3日上午四时，被孙杀害在蚌埠车站之侧，时年五十九岁。夫两国相持，不斩来使，国际战争不加害被俘长官，况国内之同胞乎？而孙传芳鬼蜮其心，豺狼成性，冒天下之大不韪，启内战之端源，粉身碎骨，死有余辜（其实，1925年是苏联教唆并武器支持孙传芳冯玉祥打击奉军的）。若孙之伤天害理，反自称“联帅”，与大匪首有何异乎！唯我先父，为国为民，奔走数十载，身逢乱世，卒以热血头颅，牺牲疆场，以政府之命官，为捍卫地方而被杀于乱臣之手，宁不冤乎？宁不痛乎？先父之冤，举国尽悉，中外人士，俱起公愤……

佛堂血案，震动了津门。当晚六时左右，《新天津报》抢先发出《号外》，“孙传芳被刺死，施小姐报父仇”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城。弱女子手刃大军阀的惊人之举，不日便成为轰动全国、震惊中外的新闻。各报记者蜂拥而至，争相采访当事人和有关人士。各地大小报纸也连篇累牍地转载有关消息。正当民众对这起令人瞩目的案件拍手称快时，天津市地方法院已接到孙传芳家属的起诉书，开始立案审理。

孙传芳被刺一案，经天津地方法院检查处多次开庭侦查，认为应按杀人罪提起公诉。该院刑庭订于1935年11月25日上午首次开庭，公开审理此案。有二百余人进法庭旁听，法庭内鸦雀无声。剑翘神态自若，侃侃而谈，言至动情之处，声泪俱下，谈到复仇笃志，又慷慨激昂。旁听群众无不为之落泪，为之倾倒。12月16日，天津地方法院宣判：判决施剑翘杀人，处有期徒刑拾年。地方法院判决后，剑翘提出上诉。河北省高等法院于12月28日开庭审讯，但复审时，重要证人均借故不能出庭作证。剑翘对此极为不满，谓“凡有力的证人俱离津不知下落，孙家有钱有势，其情可疑”。1936年2月11日河北省高等法院正式宣判：“原判决撤销，施剑翘杀人，处有期徒刑七年。勃朗宁手枪一支，子弹三粒没收。”随即告知被告：“你父施从滨非死于法，你杀孙传芳乃为父报仇，是情可悯恕的，故减至最低之刑。但原判认为你是自首，是错误的。”高等法院认定刺孙复仇“情可悯恕”，施剑翘对此感到一些宽慰，但因自首一节被推翻，仍然表示不服，乃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与此同时，孙之长子孙家震对复勘减刑更为不满，加聘律师撰状，要求检查官提出上诉。该案于1936年2月双方先后提出上诉，直到同年8月1日，南京最高法院才作出判决。8月25日送达当事人：驳回上诉。至此，施剑翘被判处七年徒刑已成定局。剑翘表示：“为父仇，死且不惧，刑期之长短，更为身外之事矣！”9月9日被移解第三监狱服刑。

正当刺孙案在报纸上渐趋沉寂时，《申报》突于10月15日发表了国民政府特赦施剑翘的消息：南京10月14日中央社电：国府十四日令：据司法院呈称：“施剑翘以其父施从滨曩年为孙传芳所惨害，痛切父仇，乘机行刺，并即时坦然自首，听候惩处。论其杀人行为，固属触犯《刑法》，而以一女子发于孝思，奋身不顾，其志可哀，其情尤可原。现据各学校各民众团体纷请特赦，所有该施剑翘原处徒刑，拟请依法免其执行”等情。兹依《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宣告将原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之施剑翘，特予赦兔，以示矜恤。此令。

这一特赦令的突发，的确是件奇迹，施以一个弱女，身陷囹圄而能如此神通广大，是有其原因的。自从刺孙案发生，社会上对施女的行动始终是拥护的，天津市地方法院、河北省高级法院在量刑时，都不能忽视社会舆论的压力。能使剑翘根本得以解脱牢狱之苦的，实赖国民政府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冯玉祥将军。人们都知施剑翘是施从滨之女，却没有注意她还是施从云的侄女这层关系。时任副委员长的冯玉祥与剑翘的四叔施从云是1911年滦州起义时的伙伴。“从云为国殉难，其遗族应当予以特别优待。”冯玉祥正是以此为由，联络李烈钧、张继筹几位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名呈请政府明令特赦。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对下野军阀本来就不放心，深恐伺机再起，如今有人代除身边遗患，焉能有不准之理。再加上安徽同乡会及其他团体也联合保请，遂使特赦很快得以实现。